富士康事件将加速广东的经济转型

富士康事件将加速广东的经济转型

（2010-06-24）

经济纵横

　　富士康事件的出现，绝不是单纯的血汗工厂问题，即便给富士康戴上一顶“血汗工厂”的帽子，也无法代替和解决广东等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而起家的地区今天所面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头痛难题。不错，富士康事件很可能是引发从深圳到佛山、从南方到北方的外资企业加薪潮和罢工潮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线。不过，导火线毕竟不是炸药包，没有炸药包，光有导火线，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发生爆炸的。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基本上都会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无论是工业革命先驱的英国、生产力革命先驱的美国、二战前后的德国和日本、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等，都严格遵循这个规律，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二战之后三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个规律。

　　上个世纪50年代、60-80年代以及9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日本、西德等国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转移；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些发达国家自己则集中发展半导体、通讯、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电脑等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广东今天所面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的必然问题。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过程，今天，广东也到了经历和经受这个痛苦过程的时候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世界性的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加上新加坡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因素，许多跨国公司关闭或转移了本地的工厂，著名的裕廊工业园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空置的厂房。生产磁盘驱动器的巨型跨国公司希捷科技一下子就往中国搬迁了两间工厂，一间去到东莞，一间去到无锡，使得新加坡从原来占居世界磁盘驱动器总产量的73％跌到50％。笔者原来任职的新马地区最大的易拉罐制造企业也因为惧怕新加坡的高人力成本而迁去了马来西亚。

　　今年以来，一直听说珠三角存在着劳工荒的问题。为了探明究竟，笔者于4月中旬到东莞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在一家台资电子工厂的外面，代替往年那种求职者门庭若市热闹场面的是现在的门可罗雀，厂门口“大量招收普工”的大牌子底下一个排队的人也没有。一脸愁云的林姓台商告诉我，两年前他发愁，愁的是没有订单，需要大量解雇工人；今天他也发愁，愁的是有订单没有人手，至少需要1200个员工才能够应付生产任务的工厂，眼下只有600个人。　　我建议他到西部贫困地区去试一试，他说我想到的他们都想到了。一个月之前他们甚至跑到陕西的偏僻地区招工，但仍然是空手而归。为什么？他说，改革开放30年之后，许多内陆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同样低廉的工资，农民工在当地也可以找到工作，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到东莞来打工？我问他是否考虑过把工厂向西部转移，他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西部是否有足够的产业配套能力？是否有熟练的劳动力？产品从西部运往东部的运输成本如何克服？这许多的问题和困难都需要认真考虑。

　　我开玩笑说，天下没有招不到的工人。你出1000元一个月没有人来，你出2000元看看有没有人来？他说，来当然是有人来，不过这么高的成本，工厂肯定亏损，那等于是逼迫自己关门。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去年底，中国的外资企业达到67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9500多亿美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使中国戴上了“世界工厂”的桂冠。外商为什么到中国投资？研究和统计表明，74％左右属于劳动力寻找型，26％左右属于市场和资源寻找型。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外商到中国投资，看中的完全是当地的廉价劳动力。

　　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因为劳工成本不断上升的原因，一般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了20年后就要进行产业升级。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没有内陆省份提供廉价劳动力，10年之前可能就被逼迫要产业升级了。但是，因为从四川、湖南去的农民工源源不断，使广东的升级压力不是那么大，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就缓慢下来。

　　在收入和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工资低廉这种广东原来所依赖的比较优势正在越来越弱化和衰减，当工资低廉的新竞争者进场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对于广东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选择，而是一个不得不和迟早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早已经历了这个选择：或者是产业转移，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未开发地区转移；或者是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提升，引进高附加值的投资和产业。

　　由此可见，富士康事件其实是广东高速发展周期的结束和发展遇到了瓶颈所表现和激化出来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广东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的反映和警示。加薪也罢，组织工会也罢，都是权宜之计，都是治标不治本，充其量不过是掐掉了导火线，但炸药包还是在那里。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信号，是一记警钟。它提醒广东的干部和群众必须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现在就开始加速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突破瓶颈，求新求变，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