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底本《永樂大典》遭焚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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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 ( 2003-02-27 09:27:47 ) 稿件來源: 中華讀書報
萬卷典籍毀于一場劫火,一本日記叩問世紀謎團
編者按:“《永樂大典》22877卷、《目錄》60卷,自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陸續散佚,最後于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毀于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役,這個通行的說法延用至今,幾乎家喻戶曉。”近日,文獻學者杜澤遜根據研究,提出一家之言:“《四庫》底本、《永樂大典》的確毀于1900年庚子事變,地點也的確在翰林院,但翰林院被焚卻與八國聯軍沒有直接關係。”中華讀書報首刊此文,以饗讀者。
自從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512種書,這些書均見于《四庫全書總目》,而《四庫總目》是流傳極廣的治學入門之書,這才使《永樂大典》的影響達到普及的程度。《四庫全書》和《永樂大典》有著極為特殊的關係。兩部書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運當然緊緊捆在一起。
放火者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即對使館區的安全後方英國使館施火攻之術。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圍圈裏的使館人員。
從翰林院被縱火焚燒的6月23日,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當聯軍先頭部隊來到使館區解救被圍人員時,清兵與義和團已提前撤退。

現存國家圖書館的《四庫全書》 1900年8月4日,八國聯軍的司令們離津前的最後一張合影
文/杜澤遜
問題的提出
《永樂大典》22877卷、《目錄》60卷,自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陸續散佚,最後于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毀于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役,這個通行的說法延用至今,幾乎家喻戶曉。
清朝乾隆間大規模動用人力、財力纂修《四庫全書》79897卷(據文溯閣本),抄成七部,分藏皇宮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西湖聖因寺文瀾閣。其中文源閣書毀于鹹豐十年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文匯、文宗二閣書毀于太平天國之役。文瀾閣書亦遭太平軍破壞,後經丁申、丁丙兄弟等陸續補抄而獲全。文淵閣書被攜往臺灣,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文溯閣書現存甘肅省,文津閣書現存北京圖書館。而賴以纂修《四庫全書》的“《四庫》底本”,包括“存目”書6793種以及重本、禁毀書,合計一萬數千種,其保存情況、被毀情況,向來有兩種說法:一是全都毀于1900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之役,此說最通行,在學者中,尤其古籍研究界,大都知曉。二是《四庫全書》底本毀于八國聯軍,而“存目”書、重本等毀于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兩種說法也都與八國聯軍直接相關。
至于與八國聯軍直接挂上關係的地點,則是與使館區比鄰的翰林院。
筆者認為《四庫》底本、《永樂大典》的確毀于1900年庚子事變,地點也的確在翰林院,但翰林院被焚卻與八國聯軍沒有直接關係。
《四庫全書》與《永樂大典》的因緣
“盛世修書”好像是一種傳統,北宋太宗時期修成的《太平禦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四大書,明代永樂時修的《永樂大典》,清代乾隆時修的《四庫全書》,儼然成為一個時代“文治”之象徵。
不過乾隆修《四庫全書》卻直接導源于《永樂大典》。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大興人朱筠上奏,建議訪求遺書。當時建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集佚書。盡管在這之前,乾隆帝也下詔購訪遺書,但總有些例行公事的意思,各地總督、巡撫也不大認真對待,應付一下而已。這次朱筠上奏,則直接導致開館校書的結果。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帝即在朱筠奏折上批示:“原議大臣議奏。”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大學士劉統勳等將商議結果上奏,其中需要馬上辦理的實事是:清理《永樂大典》,並從中輯集佚書。由于翻檢工程浩大,當天乾隆帝即下詔:“著即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二月十一日又下詔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會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分晰校核”。二月二十一日劉統勳上奏,要求把翰林院“迤西房屋一區”作辦事處,從翰林中“酌選三十員,專司查辦”。當天乾隆批示:“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從這些史實,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後來大規模纂修的《四庫全書》,最初是從輯集《永樂大典》中的佚書開始的。
四庫館目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385種,收入《四庫全書》,另有127種入《存目》,合計512種。其中的名著如《舊五代史》、《元和姓纂》、《直齋書錄解題》、《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宋景文集》等,早已是傳統學界的常用書了。還有些書用《永樂大典》本校勘,取得顯著成就,《水經注》即是典型例子。戴震在四庫館,發現《永樂大典》卷11127至卷11141“水”字頭下幾乎保存了一部完整的《水經注》,用來校通行的朱謀本,“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月乙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同時,經文、注文各本多混,戴氏據《大典》本理出頭緒。酈道元《水經注序》一篇,各本均佚,也賴《大典》保存。經過這樣的校勘之後,戴氏認為《水經注》“神明煥然,頓復舊觀”。
由于《永樂大典》中的許多書已輯出來單獨收入《四庫全書》或入《四庫存目》,所以《永樂大典》本身就不宜再整部收入《四庫全書》,而僅僅入于《存目》。不過,《提要》稱“菁華已採,糟粕可捐”,則是欺世之語。嘉慶中修《全唐文》,仍然從中輯得大量唐文,參加《全唐文》纂修的學者徐松,借便輯出大部頭的《宋會要》500卷、《宋中興禮書》300卷《中興禮書續編》80卷等,為搜輯歷史文獻作出了傑出貢獻。直到今天,《大典》殘卷中的佚書仍有不少有待輯集,真可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
《永樂大典》在《四庫全書》完成後一直存放翰林院中,嘉慶以後時時被翰林攜出院外,光緒元年查點,已不足5000冊,光緒二十年翁同入院查點,僅存800冊了。
《四庫》底本的數量及保存
《四庫全書》的纂修是從《永樂大典》著手的,但其主體部分則來自全國各地獻來的圖書。當時乾隆命

《庚子使館被圍記》
【英】普南特·威爾著
冷汰、陳詒先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1月
各地督撫採購、借抄、勸私人藏書家進呈,同時清理武英殿庫房藏書,經各方努力,共收集到13176部書(據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劉墉奏折),這些書最初都交送到翰林院敬一亭,在每部首頁蓋上“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外封皮上另蓋木印,填寫進書人、日期、部數、冊數,以便發還。例如北京圖書館藏《太易鉤玄》封面有木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吳玉墀家藏《太易鉤元》壹部計書壹本。”共三行。各地交送時造有清單,這些清單後來匯集成了《四庫採進書目》,可以查閱。
各地獻書集中于翰林院四庫館,先由四庫館臣分頭審閱,寫出內容提要,分出“著錄”與“存目”兩大塊。“著錄”即抄入《四庫全書》,“存目”即僅存目錄,不收其書。由于翰林院容不下這麼大攤子,所以把抄錄、裝訂這些事放在武英殿辦理。至于特別罕見的重要書籍,又挑出138種用木活字排印為《武英殿聚珍版書》(內有4種刻板)。所以在辦理《四庫全書》時,凡是要抄錄的“著錄”書,均送武英殿,其余大宗的“存目”書、重本、禁書則仍存翰林院。
在《四庫全書》辦理過程中,乾隆帝曾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兩次下旨,要求把已辦完的部分書和四庫存目書發還各省藏書之家。但由于當時謄錄、校勘工程極大,加之書籍清理困難,大臣缺乏責任心等原因,除發還兩淮300種外,其余發還工作沒有實施。
在《四庫全書》謄抄完成後,“著錄”各書原本(即《四庫全書》底本)被收拾整齊,存放在翰林院,等于一部《四庫全書》,供士子查閱。其余“存目”書、重本等9000余種曾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永王容報請乾隆批準,“交與武英殿另行貯藏”。但不知何故,乾隆以後的許多記載,證明“存目”之書及重本9000余種仍存翰林院。是當初交武英殿後又移回翰林院,還是根本沒按計劃交武英殿,不得而知。例如嘉慶二十年福申從翰林院借抄“存目”書《掌錄》等多種,他在跋中明確說:“《四庫書》藍本,貯署之東西庫。其未入《四庫》而僅存目者,分藏講讀、編檢二廳。”同治十年孫詒讓從翰林院借抄“存目”書《黃文簡公介庵集》,載于《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光緒十年王懿榮從翰林院借抄“存目”書《止止堂集》(戚繼光著)等等,都說明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殿內並無《四庫》採進圖書,所有《四庫》採進書都在翰林院。
不過,正如《永樂大典》在翰林院有所丟失一樣,《四庫》採進本也有丟失現象。光緒初,楊晨從翰林院瀛洲亭得到天一閣進呈的抄本《葉海峰文》,光緒十七年返回家鄉浙江黃岩時,就把該書帶回家了。光緒二十七年葉海峰(良佩)的後人從楊晨那裏借抄一部,刻印出來,楊晨在序言中記述了這件事,毫不隱諱,可見當時翰林院管理很不嚴格。
《四庫》底本和《永樂大典》同時被焚
《永樂大典》的名氣很大,但在修《四庫全書》之前,它的價值沒有被充分利用。據我所知,早在明嘉靖末年,張四維參與重抄《永樂大典》,就從中輯出《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龜鑒》兩部法律名著,前者于隆慶三年由盛時選刻印,現僅存一部藍印本,在上海圖書館。後者于隆慶五年由淮安知府陳文燭刊行。清康熙中開館修書,徐乾學等曾借用過《永樂大典》。乾隆元年全祖望住在北京李紱家中,通過李紱借閱《大典》,每人每天讀二十卷,請四個人抄寫其中的佚書,輯出王安石《周官新義》60卷、高氏《春秋義宗》150卷等多種重要典籍。但這些對《大典》的利用都是少量的,所以知之者甚少,《大典》的影響還遠遠沒有擴大到一般知識分子中。
自從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512種書,這些書均見于《四庫全書總目》,而《四庫總目》是流傳極廣的治學入門之書,這才使《永樂大典》的影響達到普及的程度。而《永樂大典》本身也作為一部書列入《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部分。所以《四庫全書》和《永樂大典》有著極為特殊的關係。兩部書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運當然緊緊捆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1900年“庚子事變”外在的表現是清軍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營救使館人員,迫使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等倉皇西逃(歷史上稱“庚子西狩”)。後經談判,簽訂了屈辱的《辛醜條約》,事情才算了結。
八國聯軍進京的時間是1900年8月14日(《辭海》“八國聯軍”條),在此之前,使館被圍攻50多天。當時在英國使館被圍在內並參加戰鬥的普南特·威爾記下了每一天的情況,比較詳細。這本書叫《庚子使館被圍記》(冷汰、陳詒先譯)。根據威爾的記錄,當時英國使館最為安全,“英國使館藏于中央,不露于外”,“英使館之南及西方之半為美、俄使館所遮蔽,其東則為法、德、奧、日本、肅王府所遮蔽。唯其余兩方無蔽,但西方為上駟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黃頂之房,若自此方來攻,極易以槍彈掃之,故難施攻。北方則為翰林院,乃不至于毀者,故亦無慮其自此來攻。”所以首先受到攻擊的不是英國使館,而是別國使館,“意大利使館方失火,其防線自然廢棄,予等之仇敵用火炬拋進,以致比利時、奧大利、荷蘭及意大利四使館均已被焚”。在這種情況下,各使館公使及衛隊集中到英國使館,統一行動。英國大使因此也有了資本,“英使以嚴冷之態鵠立于中,各公使環繞之,而現恐懼推崇之意,以誠懇之辭,將最高司令之權交與英使”。“彼等蓋以英使館為藏避其身之地”。這是1900年6月23日的情境。
就在這之前的6月20日,發生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槍殺事件:“至九點鐘,公使十一人又會議于領袖公使之署。……此時克林德男爵起立,言曾先同總理衙門有約,定期十一點鐘聚會,現雖有哀的美敦書(即‘最後通牒’)之至,雖有戰事,仍願踐約而不失信。眾皆勸其勿去,以相形之下自覺太怯也。但克君言已說過,不願中國政府譏其因恐懼而破約。……少頃即坐其綠紅呢官轎出來,通事西君亦坐轎同行,復有騎馬之:中國人隨之。蓋克君不願帶其衛隊也。德使坐于轎內,口含煙卷,容態蕭閒,如赴宴然。予當時同俄使館阿爾男爵散步于防禦線外,均懸想克君不知幾時可回。然僅過十五分鐘,忽見騎馬之二中國人,力鞭其馬狂馳而返,……言彼跟隨克君轎後,忽聞槍聲,克君遂死。”
此事在德國也引起軒然大波,據陳一《睇向齋秘錄》記載,當時中國駐德公使是呂海寰(後來升至外務部尚書)。克林德被殺消息傳到德國柏林,“全城人士大憤,集會演說,僉曰:‘華人戕我外交大臣,吾人亦何不可殺其使君?’”呂海寰因此“一夕數驚,臥榻屢遷,目不交睫,喃喃自語曰:‘吾命休矣!吾命休矣!’”不久德國外務大臣來訪,轉達德國皇帝之命:“克林德之死殊可惋惜,曷忍目睹貴使為彼第二!已嚴禁此種非法之集議矣。”緊張局面這才平息。
且說中國北京使館區這邊,眾公使以為最安全的“避身之地”英使館,于眾公使“把最高司令之權交與英使”的當天(即6月23日),作為英國使館北面屏障的翰林院就被放火焚燒了。據《庚子使館被圍記》6月24日所記:“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用其靈巧之手術,將火種拋入翰林院,只一點鐘,眾公使居住之英使館頓陷于危險之域。眾公使大驚。……予前已述過,英使館之東、南二面為別使館所掩護,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線之人失守而退,敵始能至耳。西邊因有上駟院之保護,亦不必十分設防,故敵人之能直接來攻者,唯餘二處:一為窄狹之北方,一為西南角,其間有中國矮小房子接于使館之墻,彼中國人奇異之攻擊,只能于此二處發展,初自西南角來攻,今則轉其鋒于北面,放火燒翰林院。”
威爾對翰林院當時這樣評價:“翰林院者,乃中國十八省之牛津、劍橋、海德堡、巴黎也,中國讀書人最崇敬者厥維翰林。”
由于翰林院為英使館北鄰,大火立即威脅英國使館。“未幾英國使館外面房子亦被焚,北風甚大,火舌將及于正室,無數男女老幼之人皆到井邊,以數百種不合用之器具汲水潑之”。“數公使夫人,竟取房內水缽,滿盛以水,跚跚而行。危險既臨,多時未見之面貌亦被煙薰出,予之首領亦在其內”。可見,當時英國使館人員驚慌救火之情形。
至于翰林院裏的圖書文獻,威爾的印象是這樣的:“院中排積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鈔本,凡數千萬卷,所有著作為累代之傳貽,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無盡,皆堆置刻字之木板。”
圖書文獻被焚情形則是:“數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響,似欲傾于相連之使館中,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拋棄”。“有綢而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
使館中那些參加救火的文化人見此局面,怎不動心?“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揀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出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為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黃金等價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
由于放火者大面積投火種,所以火越燒越大。“撲滅一處之火,又有一處發生,因中國放火人逃走之時,藉樹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拋棄澆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槍者”。
翰林院經此大火,圖書文獻可稱滅頂之災。放火者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即對使館區的安全後方英國使館施火攻之術。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圍圈裏的使館人員,他們不會在孤立無援、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雪上加霜,放火燒他們自己。
6月25日威爾又描述過翰林院的情形:“英館之北,今已有人駐守,置有沙袋等防禦之物,阻隔敵人。此處毀壞荒涼之狀,儼如墳院。”在這種慘局之中,我們的《永樂大典》,我們的《四庫》採進本,還有一眼望不到頭的一排排書版,等等,遭遇還用設想嗎?
從翰林院被縱火焚燒的6月23日,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當聯軍先頭部隊來到使館區解救被圍人員時,清兵與義和團已提前撤退,慈禧和光緒皇帝在5個小時以前已從北門倉皇出逃,使館周圍沒再發生戰鬥,因此,翰林院被焚,與八國聯軍沒有直接關係,《永樂大典》與《四庫》底本毀于1900年八國聯軍之說難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