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抄书:伊凡·克里玛论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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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抄书:伊凡·克里玛论昆德拉
2010-05-28
罗斯:我发现,米兰·昆德拉令这里我与之谈过话的作者和记者们感到着迷。似乎对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存在着争议。有人跟我建议说,在他于流亡者期间写的两部书中,《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他“为”法国人写,“为”美国人写的,等等,这构成了某种文化不端行为或者背叛。在我看来,他似乎倒是这样一位作家:一旦发现自己生活在国外,就会很现实地决定,最好不要装着生活在国内,于是会为自己设计出一个不是与旧的复杂情形一直,而是与新的复杂情形相一致的文学策略。略去质量问题不谈,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写的书,如《玩笑》、《好笑的爱》,与在法国写的那些书之间显著的方法之不同并不代表偏离了正直和真实,更不用说对他经验的歪曲了,而是代表了他对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所作出的强烈的、具有创新性的反应。你能解释一下昆德拉向那些对他在逃亡中写的作品着迷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提出了什么问题吗?
克里玛:他们和昆德拉的关系确实复杂。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少数人对昆德拉作品有所评价,其原因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他的作品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人们指责他为外国人而创作而非为捷克斯洛伐克所创作,这只是对昆德拉众多指责当中的一个。也只是对他最重要,也最真实的非难之一——他与他的祖国已经失去了联系。我们确实可以暂不考虑质量问题,因为对他的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其作品的质量问题而产生的,而是另有原因。维护昆德拉的人——这里有他众多的维护者——解释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当中对他的敌意在我们对待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同胞态度上并不少见:嫉妒。但我不这样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及许多著名的同胞,甚至在作家当中就有(国内如哈维尔,国外如什克沃雷茨基),他们在这里的知识分子当中非常受欢迎和爱戴。
我刚才使用了憎恶这个词。憎恶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刺激的结果,很难找出哪些是决定性因素。在我看来,这样的憎恶部分是由于人们认为昆德拉用他那种简单而又惊人的方式展示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另外,他所展示的经历,他们会说,与事实相背,因为他自己就是共产党政权下被宠爱的、受奖赏的孩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
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是极度艰辛的,昆德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那种艰辛的生活要比他所展现的复杂得多。他的批评家会告诉你,昆德拉生动的描写是很有技能的外国记者在我们国家待上几天以后描写出来的那种东西。这样的描写西方读者能够接受,那是因为它证实了他的期待,强化了乖孩子喜欢重复听的关于善恶的虚构故事。但对于这些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来说,我们的现实不是虚构的故事。他们需要更综合的、更复杂的描写,像昆德拉这样高度的作家应该对我们的生活有更深入的洞见。昆德拉在创作中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抱负,而不仅仅是描写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但他的作品这些特征与我们所谈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群可能毫不相干。对他憎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一些捷克斯洛伐克读者的过分谨慎有关系。他们虽然在私人生活中不必那么极端拘谨,但它们对作家的道德要求却严格得多。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文学之外的原因,但却可能是指责他的核心原因。当昆德拉获得最高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 的文化正处于和极权体系作艰苦斗争之中。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协同作战。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辛: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职位,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舒适生活。例如,什克沃雷茨基和他的妻子实际上放弃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在国外代表被压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昆德拉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没有作出这种努力。当然,那是昆德拉的权利——为什么每一位作家都要成为一位斗士呢?当然还有理由说,他用写作本身已经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业作出了足够多的贡献。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相当坦诚地向你解释了昆德拉为什么在国内的接受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接受那么痛快。
有利于为他辩护的是,我认为,鉴于近半个世纪的苦难,这里有一种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呗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所缠绕,这也许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畸形心理,但在我看来,它导致了对昆德拉不公正的诋毁,因为毫无疑问的是,他是本世纪伟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之一。
——菲利普·罗斯《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