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想史学的定位与价值

经验思维、理想化思维和思辨思维合称抽象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合称人类思维。形象思维来自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在现实中表现为文化艺术。在形象思维中，现实客体的全部属性都完整地体现在概念之中。经验思维在现实中表现为生活经验，经验概念是对认知客体多数属性的抽象概括。经验思维大内涵、小外延的特点，导致在经验主义研究中，不简化则无法数学化，一旦简化则必然失真。是故经验主义数学化，无异拆东补西、饮鸩止渴。理想化思维在现实中表现为科学。理想化概念内涵极小（初始值恒为1）而外延极大，因而精确、普适、客观、必然。思辨思维在现实中表现为哲学。思辨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现实中不存在抽象的物质，有的只是物质的具体形态。总之,形象思维不是抽象思维，经验思维是描述式的抽象思维，理想化思维是量度式的抽象思维，思辨思维是概括式的抽象思维。（见附录4）

　　现实当中人的思维，即是以上几种思维体系的混合体，只是比例有所不同。抽象是思维脱离现实的过程，技术是思维回归现实的过程。形象思维抽象度为零，故形象技术并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科学”实际上是技术。比如中医和西医，两者都不是科学。西医是科学技术，并以化学技术为主；中医则是哲学技术与经验技术的混合。地理学和法学同样如此。

　　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形象思维、经验思维和思辨思维就已产生。当以自然界为认知客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形成了自然文化，表现为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教化作用和自然关怀的，反映自然美的美术、音乐、文学和摄影等等艺术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界的描述和总结形成了自然经验；对自然界的思辨认识形成了自然哲学。当以人类历史为认知客体时，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形成了历史文化，表现为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教化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反映人性美的美术、音乐、文学和文献纪录片等等艺术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历史的描述和总结形成了历史经验；对历史的思辨认识形成了历史哲学。

　　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的深化，表现为理想化思维的产生。理想化思维对内涵数要求极严，因此产生较晚。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具体表现为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孤立的社会现象，如同孤立的自然现象一样，不具备科学研究价值。只有连贯的社会现象即人的历史，如同连贯的自然现象即物的历史一样，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史官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家，历史人物是社会科学的实验材料，历史文献是社会科学的实验记录。因此，社会科学就是历史学[1]。

　　然而时至今日，历史学依旧不过是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经验科学而已[2]。历史学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是因艺术性而变质的科学性；历史学的不同于音乐美术的艺术性，是因科学性而扭曲的艺术性。形象思维与理想化思维的矛盾，即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斗争，致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极不稳定。历史学既游离于科学与艺术之外，亦游移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每当历史学尝试进行科学化，就会导致其艺术性的淡失；一旦历史学尝试进行艺术化，就会导致其科学性的减弱。客观主义史学“反映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深入人心，‘客观性’成了人们衡量某种知识或某门学科的价值准则，这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也是人文精神的悲哀”[3]便是一例。

　　在史学理论研究中，“除了高层次的抽象的哲学研究以及低层次的只针对某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之外，还应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同史学研究的实践紧密相连，对历史学的发展影响也大。它既不像历史哲学那样过分抽象，又不像具体历史问题理论那样过分狭窄，而是一历史整体或者历史学研究的整体作为对象，结合史学研究的实践，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这种研究自然仍需哲学原则作为指导，而且往往需要用哲学语言来加以阐述，但它已不是空泛的。它的指导意义带有普遍性，但又因为与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因而又是具体的。”[4]引文中所描述的所谓“中间层次”，正是介于历史经验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历史领域缺失已久的理想史学。

　　理想史学的诞生，意味着历史科学、历史经验和历史文化的分立[5]，意味着历史科学与历史文化的互不干扰和相得益彰。这就既不会因追求历史文化的美而抛弃历史科学的真，也不会在追求历史科学的真的同时放弃历史文化的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的发展，应当是历史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协调发展。真正的历史科学应当是人文精神的胜利，而决非人文精神的悲哀。

　　理想化思维的建立要以准确把握学科特点为前提，因此认知对象的复杂程度决定着理想化的实现次序。从物理、化学、生物的自然运动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运动，随着认知对象复杂程度的提高，其对应学科完成理想化的难度亦逐级升高。17世纪，物理学实现理想化；18世纪，化学实现理想化；19世纪，生物学实现理想化。人类目前的任务，在于实现历史学的理想化，理想史学的学科定位即在于此。

　　* * *

　　分配力是人类改造社会的能力，是人类对社会的控制和调节能力。分配力决定分配关系，因而决定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产品的分配、社会生产的管理、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机制的运行等等。卡尔·马克思“阶级和阶级剥削被彻底消灭，国家完全消亡”、“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彻底消灭了三大差别和旧的社会分工”、“全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6]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7]的理想主义国家，所描绘的都是分配力高度发达时的社会图景。

　　较之古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条件虽已大为改善，人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益。卢梭据此认为“只有抛掉文明，才能实现平等”[8]，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奥特迦·迦赛特、萨特诸人和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派亦因此极力否定科学理性、批判技术文明。然而生产力只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对于社会问题，必须且只能通过提高分配力来解决。如同一个人想要前进，他已经迈出了左腿，如果还想继续前进，就应该跟上右腿，而非收回左腿。上述诸贤却错误的认为既然不能只依靠左腿前进，那就不该前进。

　　毋庸置疑，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大量的优质产品，还有正确地分配和使用各种社会资源。一个没有较高分配力的社会，再发达的生产力也只会成为破坏自然和进行战争的得力武器。低分配力本身还会造成两极分化和剥削压迫，造成社会失去平等和公平，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总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生产力与分配力的同步发展。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9]的著名论断，体现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我们在20世纪对社会的整顿、对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控制真有进步吗，真的没有显明的倒退吗？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不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的进步了吗？” [10]“千百年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改造人们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控制……的进步是缓慢的，它的成果还远不尽如人意。”[11]那么，如何提高人类社会的分配力呢？

　　“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的认识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弯路和错路。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正是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以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12]

　　技术革命要以科学革命为先导，这既可以在事实中找到佐证，亦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证明。认识能力是改造能力的基础和依据，因此认识能力决定改造能力。自然科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而生产力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因而自然科学决定生产力。同理，社会科学决定分配力，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就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分配力。

　　然而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所谓的社会科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一种经验科学而已。“结果的壮观……不亚于17世纪的物理学的成果之运用于18世纪的机械技术那样”的“人性的科学”“大体上并没有实现。”[13]“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找到一个能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好的理论框架……时至今日，关于人类行为本身的许多理论，仍然停留在对经验的描述上，并不具有数理科学那种普遍的有效性，因而不能满足人们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需要。” [14]那么，怎样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呢？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对达姆斯特和赫旁萨所编《科学技术编年表》上记载的1501—1950年间重大科学成果作统计学研究，他把凡是重大科学成果数超过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总数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他发现“科学活动中心”发生过四次大的转移。[15]

　　“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过程，是理想化模式在人类认识领域逐步深入的过程，是近代科学在理想化模式引领之下逐一诞生的过程，是理想化模式取代经验主义模式、收获三个胜利果实（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1540—1610年，当意大利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科学革命的先驱”和“近代科学之父” [16]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年）为代表的理想科学[17]（近代科学）诞生。1660—1730年，当英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18]英国人牛顿（1642—1727年）为代表的理想物理学[19]（经典物理学）诞生。1770—1810年，当法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近代化学之父……化学里的牛顿” [20]和“化学现代化的完成者”[21]法国人拉瓦锡（1743—1794年）为代表的理想化学[22]（近代化学）诞生。1830—1920年，当德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遗传学的创立者”[23]和“植物学上的拉瓦锡”[24]德国人[25]孟德尔（1822—1884年）为代表的理想生物学[26]（遗传学）诞生。1920年以后，当美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27]美国人[28]爱因斯坦（1879—1955年）为代表的理想物理学[29]（现代物理学）诞生。（见附录5）如上所述，科学之本质在于理想化，精确化、数学化、实验化，仅是理想化之不同层次的外烁扩延。实现社会科学的理想化，就可以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生产总量和分配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总量，分配力决定分配关系；自然科学决定生产力，社会科学决定分配力；理想化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构成自然科学，理想化的历史学构成社会科学；理想史学的社会价值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