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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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

2010年03月29日08:28南方新闻网杨胤我要评论(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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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多种内涵,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谁在讲真话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任志强”三个字演绎成为当下社会一台大戏的背后,当民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的时候,我们该思考自己的基本信仰是否在流失、自我的价值底线在哪里?

【内容导读】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钟南山:我不乱轰,我有的放矢

“听话”的张朝阳“火”了

任志强,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六六: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被时代”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

2010年03月29日08:28南方新闻网杨胤我要评论(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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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多种内涵,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两会”历程

第一张弃权票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民间记忆:1978-2008》)

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报道)

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始使用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据人民网报道)

“白话之风”

2009年两会,“白话之风”赢得各界积极评价,“白话运动”发端于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了“不折腾”三字。2009年3月的“两会”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讲大白话的政治新风,因为长期以来,官场上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成风,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

记者“胆”大了

2010年全国“两会”上,《光明日报》一位记者问了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问题,“选举法这次修改的一个重点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评论说这将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否意味着之前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

(整理 实习生 杨胤)

两会真话人物

张维庆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

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感叹“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说真话为什么难?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的问题——在某种语境下,说真话的风险大于收益,说“正确的废话”则可降低风险。这个语境需要改变。

朱振中 广州市政协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会议和死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与张维庆“所见略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协大会上痛斥官员不正之风,发言8分钟,响起9次掌声,最长一次掌声持续25秒。有委员将这次发言评价为今年来最敢讲真话的大会发言。

牟新生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以直言闻名,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他为何现今真话少、官话多,牟新生认为体制改革滞后是根本原因;另一个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厉害。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企业本来只生产一段产品,但是现在上下游都垄断了,大家反应强烈的国有企业人员收入那么高也跟这个有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期间说。李金华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时,以作风凌厉、发起审计风暴着称,如今退居二线,还不改当年风采,值得钦佩。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职时就勇于说真话,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说敢言。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化导致没有人真正钻研学问。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陈景润这样的学生早就被学校淘汰了,因为他不出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组的讨论会上说。朱清时的真话让人期待,因为朱有一个重要身份——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能不能运用他的权力将南科大建成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范本呢?也许就看他能获得多大的改革腾挪空间吧。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中青在线“两会直播间”,炮打学术腐败问题。不造假、不抄袭,这是做学问的底线,底线屡屡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浅。仅靠几个书生在两会期间出来呐喊几声,无异于隔靴搔痒。整个学术体制必须改造。

冯小刚 导演

由心而发,先谢爹妈,后谢国家,何错之有?她在冬奥会上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就是给咱国家争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谢、报答国家了。我希望官员莫名其妙做批评这种事,今后能少点。

3月10日,在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导演冯小刚打破多日来的低调形象,开腔力挺运动员周洋。周洋夺金后说了句大实话,却被颟顸的领导横加指责。冯导敢出来打抱不平,难能可贵,希望冯导拍电影时,也能直面现实,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

履行(委员)职责是一件很有责任的事,不是让你到这风光来了。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委员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归,何必呢,干点什么不好?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起当政协委员的感受,认为“今年感觉尤其好”。那些“没有实际意义,说的都是漂亮话,就是场面上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讲不太好意思说了。纵观小崔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批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批教育部门清退代课教师,果真有主持“实话实说”的风范。

人民大会堂第一声“我反对”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 对!”

黄顺兴,早年在日本学习农学。1985年,黄顺兴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全国人大会上表决三峡工程时,他按 规则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弃权票都创造了新纪录。1993年,他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并一度返回台湾。

两年后,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后,他的骨灰被儿子带回了台湾,遵其遗嘱,撒在大海里。(摄影 贺延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整理)

中国摄影家协会他的党组织是中国文联下面的一个党组织,我们毕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你是中国共产党,你就要对人民负责

造假背后有名利、地位和美女

  真与假的距离往往就是一线之间。

  越来越多的摄影造假丑闻让公众原本就脆弱的信心雪上加霜:2006年,拼贴而成的获奖作品“改革第一爆”成了当年摄影造假的第一爆;2008年,周正龙言辞切切的说他亲眼目睹过华南虎;今年,中国摄影金像更活脱脱像在上演一出新闹剧。

  1月6日,许林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金像奖也有假吗?》的文章,提到有人向他举报,第八届金像奖获得者桑玉柱的10幅获奖作品中,有4幅涉嫌拿别人的照片冒名顶替。从肉眼看来,这4张长白山风光照在取景构图甚至云彩形状上都与他人已经发表的图片“如出一辙。” 此后,当事人关机回避,摄影协会媒体屏蔽调查过程,事实真相“迷雾重重”。

  其实,金像奖造假事件远不止“真与假”这么简单,它折射的是摄影界生态现状:盘子大、门槛低、游戏规则复杂不清。在评奖规则、公布流程,以及监督体制全都“暗房”操作的时候,艺术权威又怎么不会遭遇到了金钱、名利、人情的挑战?

  “中国摄影评奖是到了该走出暗房的时候了。”许林说。

事情缘起: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4幅作品被指造假(组图)

金像奖组委会取消桑玉柱摄影金像奖获奖资格

人物:许林  对话者:张琴  编辑:张琴【我有话说

天池素裹(桑玉柱获奖作品) 图片来源:千龙新闻网

冰天雪地(孟铁原作 吉林网友翻拍) 图片来源:千龙新闻网

从技术上讲,是剽窃无疑

深度对话:有人都说金像奖照片造假是由您一手来揭秘的,整个事情过程如何?

许林:我先纠正一下由我一手揭秘的这个事,不是这么回事。

我在我的博客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12月31日,非常有名望,非常资深的一个朋友来找我。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他来找我,说桑玉柱获得金像奖,这个金像奖掺假了。

我说怎么掺假了?他说掺假我并不惊讶,因为各界现在都有假。他就跟我说,桑玉柱有几幅参赛照片是别人的照片。哎哟,那怎么成,参加比赛得拿自己的摄影作品,拿别人的当然不行了。

贺延光说关于这个问题,郎琦老先生很气愤。郎琦就是原来吉林画报一个老摄影家。

郎琦说,金像奖公布以后,桑玉柱拿金像奖的作品到全国各地区巡展,大概是去年11月到了吉林,到展览会一看,吉林的摄影家都惊呆了,说这几幅作品不是桑玉柱拍的,是孟铁和温波拍的。

后来吉林省文联摄影家就联名给中国文联写了一封信,揭发了这个事情,结果却不了了之。后来郎琦老先生又自己署名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写信,也没有什么影响。

去年11月份,吉林开始揭露这个事情,吉林省摄影界有人写帖子发在网站上,发了几次,都被强行删除了。

后郎琦老先生通过贺延光找到《北京晚报》,这已经是11月20日号了,《北京晚报》倒是倒挺感兴趣,但是过了一个多礼拜了,稿子还是没有发出来。

一直到12月31号,贺延光找到我,说你看能不能写一个博客。

他们考虑到我也退休了,做这个事情比较方便。我说可以啊,但是我没有看过照片,我得看过照片才能确定这这件事,我光听说也不行。后来我跟郎老(郎琦)说说,后来郎老也把电话给我了,我的电话他也给了郎老。那时候正好是31号。

贺延光就和我说,要不咱是不是先过了节?觉得过了节比较好,我们一块过了节再做的这个事。我们就让郎老好好过个年。

到了4号,我和郎老就通了电话,我先给他打。然后郎老一听说是我,马上激动地和我谈起来了,滔滔不绝,我们俩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

后来,他们将照片通过邮件传了过来。我看了以后,放大对比,四张照片确实是一模一样,只有一张是剪裁了,我个人判断,从技术上没有任何疑义(是剽窃)。

我就想怎么披露好呢?我不能太主观。想来想去,才想到以疑问的方式。我的标题就是“金像奖也有假吗?”,我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网友来帮我分析,然后请专家来看一看,包括摄影家协会。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需要调查一下。

雾罩天池(桑玉柱获奖作品)

天池奇观(孟铁原作 吉林网友翻拍)

得奖会让一个人地位飙升

深度对话:得到金像奖,获奖者能得到哪些方面好处和利益?有没有奖金?

许林:这个奖太重了,号称是中国摄影界的奥斯卡。具体的奖金我不知道,眼下他得到了什么好处我都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得到金像奖,首先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发的奖状,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有了荣誉,这就有了名。

据网友披露,省里也会重奖,因为中国摄影家协会评选是作为个人成就的最高奖,是国家级奖,所以地方很重视。

奖金各地是不一样的,那看各地重视的程度。

深度对话:大概有多少万?
许林:我在职时,一个中国新闻奖,也是国家级的,那个奖励三万、五万,十万、八万都有。

深度对话:它和这个金像奖是一个级别的?

许林:对,一个级别的,国家级最高奖,也是最高奖,一个是新闻界的,一个摄影界的。

有人写帖子,说有的地区得了奖可能给几十万。这个还是次要的,临时性的,之后还有一系列收入,比如:用了以后的稿费,稿费是高稿酬;然后请他讲课,这里面有灰色收入;关键是他拿了奖以后,他的地位,是飙升的,不是一般提升的,地位飙升,名望飙升。

如果他是一个政府部门,他的职位,是要提职的,比如说你是副职可能就提到正职;比如说你是地区的,可能提到更大的区,可能提到省里的;比如说你是处局,可能一下提成副局。

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得奖之后那马上就不一样了,地位马上就发生了变化。

然后就是职称,如果这个地方可以允许评职称的话,比如原来是一个中级职称,八才上升,一下子,甚至当年就可以提为副高职称;副高一下就可以晋升为正高职称。

深度对话:背后有很多相关的东西?

许林:对,然后别人来求你,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名利驱动,有一个巨大的推动效果,这个驱动力太大了,诱惑力太大了。

所以,这个得了这个奖,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功利主义,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种功利主义,仿佛这个人就无所作为。但是我们反对处心积虑地专门为自己考虑,而不考虑他人的绝对的功利主义,我反对那种为追求功利而功利的功利主义,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追求功利。

正确的名望应该是“君子取之有道”,有一定的秩序,是有一定的道理,得来有道,取之有道,而不是无道,我们反对无道,反对没有道德地去追求功名。

我们反对绝对的为私人为弄的功利,特别是不择手段。

许林(李科供图)

造假背后有名利、地位和美女

深度对话:这种造假的现象是屡禁不绝的。为什么一直会这样? 比如之前华赛、何赛的造假事件,摄影界造假现象非常频繁,为什么会这样频繁的出现??

许林:这个事情我觉得要从几方面来分析。一个是从传播领域来看,不管是新闻传播还是电影传播,传播的规律是,只要有传播,就会有真的东西大量的传播作品,同时伴随着就会会有假的,真和假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能企望一次打假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这不可能。

接下来就是为什么不断地会有假。就是刚才我说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名利、地位、美女、金钱,这个巨大的名利驱动力推动着它必然走这样的路。

第三点就是,造假的成本太低了,尤其是摄影。造假成本太低了,很容易造的。可是我们打架的成本很高。在巨大的利益推动下,在名利场的这种作用下,必然会有一波的人变换另一种手法来搞假,这是一个规律。

国最疯狂的摄影造假是在大跃进时期

深度对话:国外的摄影评奖,您所知道的,它会像中国大面积的造假吗?

许林:这个我不敢去说,但是国外的假是肯定有的,特别是摄影作品造假,绝对不是中国的发明,不是中国的专利。

二战期间,我们都记得美国有一片著名的照片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我是在1997年提出有假,为什么提出有假呢?有人质疑这是《时代杂志》让摄影师让一手安排的,部分护士穿的衣服、姿势,怎么摆,原来他们说是抓拍的,其实是摆拍……但是它这个事情确实是人为制造的,像美国这样摄影名作都有假。

这个时期我们中国也发生了一些造假的照片,比较假的是1956年发生过这种事情,解决造假。摆拍,然后故意制作的,中国最疯狂的造假就是在大跃进时期。

大跃进时摄影师把很多稻田你的稻堆在一块,说亩产10万斤、20万斤,让小孩站上去,跳着玩儿,坐上去,这不就假到家了嘛。

深度对话:像您刚刚说的这些都是造假。作为一个摄影家,他要去参加中国摄影奖这样一个奖项评选,那他的照片要有怎样的基本要求?

许林:你的参赛照片你得达到一种资质吧,起码在摄影技术上应该是过关的。能看得出来技巧和技术上是不错的,是无可挑剔的,至少应该达到这样的要求。

必须得是真实的照片,然后你的照片必须是你自己拍的。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摄影家协会发起的金像奖,它有两类,一类是技术奖,一类是纪事类,它叫记录类。记录类的是绝对不允许PS的,绝对不允许一点假的。

但是艺术类的是允许PS的,允许你把组成合成,弄一些暗房技术,运用电脑搞PS,可以,现在增加了一些商业的内容,也可能还有商业广告的,这些都允许,但是必须得是你自己拍的。

你不能说我的照片,送奖去了,结果实际上并不是我拍的,而是你拍的。我把你的照片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收买、比如说我剽窃,比如说我和你商量好了,咱们俩人共同的分利,这都属于一种假行为,不是你自己的,是需要自己的作品,桑玉柱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摄影家协会的调查没有全程公开

深度对话:他剽窃了。

许林:说剽窃这个定义,能不能定,我搞不清楚,但至少是他在送奖的过程中,在参评过程中是做了假。这个假是做假的,不是说他的照片是假的,照片是真的,但是不是他自己拍的。

至于怎么定性那是另外的事,有人说是剽窃,我觉得剽窃对于这种情形可能不太准。如果温波和孟铁一口咬定就是我们三个人共同拍的,那就是集体造假。

如果温波和孟铁站出来说我们俩个拍的,不是桑玉柱拍的,他们承认错误,说我们把底片卖给他或者是提供的底片不对,那就是剽窃。看事实的发展,看最后中国摄影家协会调查了以后,是怎么做这个结论,是怎么调查的。

中国摄影家协会愿不愿意把这个调查结果全盘托出地给大家一个交代,我所说的和盘而出包括他的调查过程,你能不能把它全透明的。

我认为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从国务院中央的要求我们工作要透明公开,所以我觉得像摄影家协会也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去干,不要老搞那种悄悄的。

深度对话:现在经过披露之后,中国摄影家协会在进行怎样的调查程序?

许林:这个我不得而知。这个你得去采访中国摄影家协会。
他那个调查过程,哪些人参加,谁领导,应该全程地公开,我要求全程公开,而不是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
所以你开会是怎么执行的,那是你的事,但是调查过程,都调查了谁,怎么调查,人家怎么谈的,你们怎么问的,你们通过哪些人,找了那些关系,这些过程一步一步应该是全程公开的。

深度对话:现在您知道这些吗?

许林:我不知道。我看到了北京青年报今天的报纸,他们找了吉林的几个摄影家。

金像奖风波引发媒体关注。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

摄影金像奖的选举完全是暗箱操作

深度对话:金像奖的评奖,它是国家奖项级别的。但是为什么你们打假方式却只能通过由下而上举报来监督?相关部门为什么不出台监督政策?

许林:这个和大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们整个中国现在学术界,在文艺界、新闻界等,都有一种浮躁的情绪。包括专业人士,有一种浮躁人士,真正踏踏实实做事的认不是很多,搞学术、搞研究、搞摄影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太少。

还有就是中国现在各方面的诚信缺失得太厉害了。如果他各方面的东西都缺失,你要求摄影界这一界能够完全成型,那是不现实的,非常不现实。所以,由于诚信缺失了以后,就造成了很多的争论,比如说抽高级烟的网友揭露出来,在一个会看出来的,那个罗彩霞冒人家的身份证大学生,就因为她要找工作了,他要买房子找工作了才发现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就是因为有空可钻。

然后确实是我们的监督机制非常的不利。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互相制衡的监督机制。比如金像奖的评委们,他们之前没有公布谁来当评委,这些评委们你即使不公布也可以,有没有一个监督评为的机制呢?谁来监督你选的评委会是不是一个够资质的评委会?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

深度对话:金像奖就是我说了算,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许林:对,一元化领导,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一元化领导。中国摄影家协会选出的评委会就非常合适吗?缺乏对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监督。然后这些评委在评选过程,又不是公开的,全封闭的。

他们好像是没有干扰,没有送选之后,打电话啦,求情、或者托人关系啦,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完全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选,完全是一种封闭。

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网络时代,我们很多事情就应该公开透明的,你为什么不用网络直播呢?所以我呼吁今后的评选应该用网络直播,一方面评委们在屋子里选,可以。

你网络直播每一个过程都是透明的,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让网友参与进来,随时发生问题,网友提出来了,省得金像奖出了问题再来纠正了。

比如说这次桑玉柱的事,如果你用网络直播,吉林的摄影家,当时就看到了这十张照片,你这四张照片不是桑玉柱的,那马上就告诉你了。你中国摄影家协会金奖评选过程中不就马上把他摘出去了,取消他的资格,你这个金像奖提出来不会有问题了,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关起来做呢,关起来的做法就等于像过去在暗房里传照片,是暗箱操作。

我呼吁今后的评选要从暗房走向广场来,从暗房走到广场,把它亮出来,透明。让场内场外相结合,专家和非专家从广大的网友相结合,没有任何坏处,我呼吁这一条,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是从大家的眼睛,你评委阅历再好,你资历再深,你阅历再广,你不可能看到照片你所有的一切。

你不可能就哪张照片,哪张照片都是在什么地方,是谁、谁、谁拍的,是什么时间拍的。但是这么多人参与进来的话,可能那么多人会给你提供很多信息,会可以帮助你中国摄影家协会,帮助你金像奖及时地把那些不符合规定的,招摇撞骗的,冒名顶替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可以马上就拿出去。

你那个评选出来多久,光明磊落,大家又认可,你多具权威性啊! 因为现在进入网络时代了,还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我觉得太老土了。真的太老土了,一点跟不上时代。

深度对话:现在有没有可能改变评选机制?

许林:我觉得我们的评选应该以奥斯卡为基准,在评选前、评选中、评选后都不能公布,你在发奖当天才公布,这是可以操作的。发奖当天你可以做到吧,当天就公布,谁事先公布谁负责。

还可以对评委们们搞一些限制,除了资质的问题,在结构上,在成员的搭配上,是不是可以再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的基础上产生评委会呢?能不能做到呢?

我觉得人民摄影在2005年的时候就做得很好。它在2005搞的一个活动,它从2004年就开始征求意见,2005年的时候金镜头评选。这些侯选评委们都登报,让大家看谁行,谁不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深度对话: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会不了了之?像华赛造假它就不了了之。

许林:如果真的它不了了之怎么向公众交代,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了,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两家很重要的媒体都报道了,我看新华网也报道了。肯定上层已经知道了。

对上,对下都要有一个交代,不了了之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而且按说中国摄影家协会他的党组织是中国文联下面的一个党组织,我们毕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你是中国共产党,你就要对人民负责。

如果你和大家的看法有那么大的差距的话,怎么向网民,怎么向摄影家们,怎么向党交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正是考验中国摄影家的党组织是不是真正出于公心,是不是立党为公的时候,是不是执政为民,是不是真正为摄影家,为绝大多数摄影家说话,站在绝大多数摄影家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极少数像桑玉柱这样搞歪门邪道的立场,这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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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组委会秘书长高琴宣读调查结果。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