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喉舌”与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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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传媒舆论是喉舌，但是谁的喉舌则大有文章。中国近代以来，传媒就有喉舌之称。1921年8月，胡政之办国闻通讯社，其《缘起》开篇为：“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1926年9月1日，新记公司《大公报》问世，其《本报启事》曰：“本报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谨愿一部分纸面公诸大众。”张季鸾执笔的《本报同人之志趣》还宣布了“四不”方针（后作为社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其后，中共的报刊，则变为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并举。如1939年延安《解放》周刊70期《〈解放〉二周年纪念》称：“本报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但在国统区，出于统战需要，则称人民喉舌。如1942年9月18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即称“充分具有中共党报的品质，人民大众喉舌的作用”。1947年1月11日，周恩来祝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的贺词称：“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更有了“导向”一说。后来，取得了全国政权，人民就由党“代表”了，党报名正言顺成为“党的喉舌”。直到1999年朱镕基给《焦点访谈》说了几句话，才使群众喉舌重见天日。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但是，由于当惯了党的喉舌，而有的人又视自己就等于党，舆论监督实施就比较难，动辄“封喉”。
当年，鲁迅在刘和珍遇难的两周后，就写出了对“最黑暗的一天”的讨伐檄文；而张志新1975年遇难，四年后才告知国民。如果不是政策的变化，张志新的故事恐怕就被永远封杀了。不仅是在左倾时代封张志新、遇罗克的喉，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照封不误。如1999年1月4日綦江彩虹桥垮塌后，綦江县委立即规定了“四不准”：不准参加围观；不准议论彩虹桥之事；不准误传彩虹桥坍塌原因，现在报纸误导；不准谈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幸亏只是小小的“县委”，封不了多数比它“高”的报刊之喉。
与中国类似，苏联在革命后也对舆论工具采取了相应手段。1918年5月10～13日，出版事务人民委员会关闭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数家报纸，官员说：“苏维埃将同这些报纸作斗争，直到把它们改造过来并开始提供善意的消息为止。”并预言道：“我们现在还容忍个别资产阶级报刊只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胜利，当将来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彻底胜利了！’的时候，那就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准存在了。”主办《新生活报》的高尔基在5月14日说：“他们这些富于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不会不知道，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某种特殊的说服力。”“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经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至公开地、放声讲话的做法都使他们害怕。”并天真地建议说：“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来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我们能在敌人得意地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弊失，那么无论道义上，还是策略上都要好得多。”“不应该忘记，敌人在谴责我们时常常是正确的，而真实情况又会加强对敌人的打击。比敌人更早地说出关于自己可悲而又难过的真相，就意味着对方的进攻将变得毫无力量。”但是，列宁终于不能再容忍高尔基，在1918年7月16日指示彼得格勒查封了《新生活报》。且由那些御用文人在《真理报》上宣布：“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的嗓子。”“高尔基已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是有差别的。舆论一旦和国家机器结合起来，那就不是监督，而是缉访。缉访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明代就有，东厂和西厂就是干这个的，负责把各种舆论向“最高权威”汇报，以免那些官僚们蒙蔽了“圣上”。当然，古代的缉访和今天还是有的区别，就是不对老百姓公布而已。由此想到CCTV的《焦点访谈》，尽管群众看着解气，但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它同党政上层的关系太过紧密，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裁判职能。特别是那种起着重大作用的“内参”，更是难免缉访之嫌，这样，“舆论”的性质就有了变化。传媒只能评论，一旦由传媒来裁判，无冕之王就会变成有冕之王，传媒就会变成强权。媒体也就与厂卫相距不远了。加强舆论监督是好事，而舆论变为缉访则就麻烦了。
传媒舆论是喉舌，但是谁的喉舌则大有文章。中国近代以来，传媒就有喉舌之称。1921年8月，胡政之办国闻通讯社，其《缘起》开篇为：“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1926年9月1日，新记公司《大公报》问世，其《本报启事》曰：“本报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谨愿一部分纸面公诸大众。”张季鸾执笔的《本报同人之志趣》还宣布了“四不”方针（后作为社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其后，中共的报刊，则变为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并举。如1939年延安《解放》周刊70期《〈解放〉二周年纪念》称：“本报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但在国统区，出于统战需要，则称人民喉舌。如1942年9月18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即称“充分具有中共党报的品质，人民大众喉舌的作用”。1947年1月11日，周恩来祝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的贺词称：“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更有了“导向”一说。后来，取得了全国政权，人民就由党“代表”了，党报名正言顺成为“党的喉舌”。直到1999年朱镕基给《焦点访谈》说了几句话，才使群众喉舌重见天日。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但是，由于当惯了党的喉舌，而有的人又视自己就等于党，舆论监督实施就比较难，动辄“封喉”。
当年，鲁迅在刘和珍遇难的两周后，就写出了对“最黑暗的一天”的讨伐檄文；而张志新1975年遇难，四年后才告知国民。如果不是政策的变化，张志新的故事恐怕就被永远封杀了。不仅是在左倾时代封张志新、遇罗克的喉，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照封不误。如1999年1月4日綦江彩虹桥垮塌后，綦江县委立即规定了“四不准”：不准参加围观；不准议论彩虹桥之事；不准误传彩虹桥坍塌原因，现在报纸误导；不准谈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幸亏只是小小的“县委”，封不了多数比它“高”的报刊之喉。
与中国类似，苏联在革命后也对舆论工具采取了相应手段。1918年5月10～13日，出版事务人民委员会关闭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数家报纸，官员说：“苏维埃将同这些报纸作斗争，直到把它们改造过来并开始提供善意的消息为止。”并预言道：“我们现在还容忍个别资产阶级报刊只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胜利，当将来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彻底胜利了！’的时候，那就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准存在了。”主办《新生活报》的高尔基在5月14日说：“他们这些富于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不会不知道，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某种特殊的说服力。”“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经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至公开地、放声讲话的做法都使他们害怕。”并天真地建议说：“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来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我们能在敌人得意地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弊失，那么无论道义上，还是策略上都要好得多。”“不应该忘记，敌人在谴责我们时常常是正确的，而真实情况又会加强对敌人的打击。比敌人更早地说出关于自己可悲而又难过的真相，就意味着对方的进攻将变得毫无力量。”但是，列宁终于不能再容忍高尔基，在1918年7月16日指示彼得格勒查封了《新生活报》。且由那些御用文人在《真理报》上宣布：“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的嗓子。”“高尔基已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是有差别的。舆论一旦和国家机器结合起来，那就不是监督，而是缉访。缉访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明代就有，东厂和西厂就是干这个的，负责把各种舆论向“最高权威”汇报，以免那些官僚们蒙蔽了“圣上”。当然，古代的缉访和今天还是有的区别，就是不对老百姓公布而已。由此想到CCTV的《焦点访谈》，尽管群众看着解气，但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它同党政上层的关系太过紧密，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裁判职能。特别是那种起着重大作用的“内参”，更是难免缉访之嫌，这样，“舆论”的性质就有了变化。传媒只能评论，一旦由传媒来裁判，无冕之王就会变成有冕之王，传媒就会变成强权。媒体也就与厂卫相距不远了。加强舆论监督是好事，而舆论变为缉访则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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