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的央行掌舵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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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的央行掌舵人
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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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可以说亲身参与制订了中国银行业十年改革历程的每一个关键决策。但奇妙的是，他从未担任过基层领导。
中国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2000年就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周小川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周小川的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以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
在2001年《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 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证券市场也是争议最多的市场化试验场之一。有人认为，由于周小川的理念与中国现有的法制体系不完全配套，导致了其某些构 想和措施显得过于理想，以至于对市场产生较大的震荡。比如：B股市场的突然开放，国有股减持的反复，券商佣金下调等等。批评家们的言论并没有阻止周小川和 他的同事们革新的步伐。周小川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却又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是：“市场决定的事交由市场决定。”虽然中国的股市付出了下跌40%的代价，然而也 及时避免了更多的“不可避免”的损失。
“转轨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在证监会主政的时候，周小川因推行“国有股减持”而犯了众怒，只好呈请国务院暂停以致最终停止“国有股减持”。尽管大家都晓得这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集体决策”，但是“流言蜚语”还是扣在了这位“敬爱的周主席”头上。
2002年11月，周小川推出了他在证监会主席任上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引入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市场对此反应冷淡。不久后周离任的消息传来，市场却以上涨表示“欢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周小川最大的贡献是为证券市场建立了规则”。
同年12月28日，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新一届政府总理尚未正式出炉，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迫问题。
重回央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周小川肩上的担子更重。首先，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次，央行货币政 策操作本身的难度加大。再次，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不必说资本市场影响货币政策的财富效应等机制，单说股票一级市场的申购就会对货币需 求产生影响。最后，中国已入世一年，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而世界经济则不是当年的亚洲范围的金融危 机，而是世界经济的全面不景气。相应地，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新的考验，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然而，周小川处变不惊。2002年货币政策的应用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效地支持了国内经济增长。
作为经济专家型人才，周小川既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又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再加上丰富的任职经历，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小川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四、“挤泡沫”：风雨洗礼，勇敢前行
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年均增长近113%，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贷款年均增长超过25%，这种速度世界 少有。2003年，房地产业继续延续这种势头，1～4月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17.6%。这让刚任央行行 长的周小川嗅到了经济过热的味道，很是不安。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工具作用，改善因金融资源误配而造成的银行系统大量不良资产，尽量避免房地产业高贷款给银 行系统带来的风险，就成了周小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03年6月13日，央行下达了被称为“121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房地产贷款门槛，为炮轰房地 产业泡沫进行预热。很快，在房地产界引起轩然大波，为十几年来所罕见。周小川对于这样的反响可能不会估计到。为此，周小川被媒体称之为“向房地产开炮的第 一人”。
2004年，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的“投资过热”。4月11日，周小川领导的央行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原来的7%调高到7.5%。对此，周小 川强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主要是针对信贷增长过快采取一些适当的调控措施，希望货币供应量、以及贷款的速度能够适当放慢一些。10月29日，在世界各国的 外汇市场，美元对各种主要货币全面反弹，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货币如日元、加元、新西兰元等对美元纷纷下跌。受此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欧洲现货、期货、黄金 价格也随之下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加息。这是中国九年来第一次加息，而当时刚刚上任两年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是这场加息大戏 的执行者。对这次加息，周小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利率调整是为了控制投资过热，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
上调存款准备金和加息组合拳连续出击防止经济过热，周小川领导下的央行采用金融、经济手段积极参与宏观调控，改变了我国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 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这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摩根斯丹利经济学家罗奇认为：“通过金融和货币等手段，来对经济进行调控，这将非常有助于中国经 济的软着陆。”
周小川深知房地产业对银行业的良性发展作用非同一般。如何进一步在不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稳固地推进对于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控制？ 2005年3月，央行宣布提高房贷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这两招对炒房者所产生的作用，已不再像首次加息那样仅停留在心理预期上了，而更多地开始从实质上 压缩炒房者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抑制市场中过度炒房的行为。虽然未来发展“一切不可预知”，但相信热衷于“挤泡沫”的周小川仍然会乐此不疲。
在主政证监会期间，周小川以“大刀阔斧”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颇受媒体认可。而在央行行长位置上，周小川则给人以“谨言慎行”的感觉。 尽管媒体总是希望在有周小川出现的场合捕捉其有关货币政策，尤其是至今仍属“高度敏感”的汇率机制走向的只言片语，但每每失望而归。有趣的是，周小川在公 众场合对敏感话题的刻意回避，使得“物业税”与“金融服务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样与其职责不相干的题目，都曾经成为其演讲的题目。
一次，周小川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上的演讲，出乎听众包括诸多财经记者的意料。他演讲的题目是“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 面对听众好奇的眼神，周小川娓娓道来：从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些新提法，谈到增值税的转型，谈到个人所得税，再谈到在适当时机选择试点实行物业税的趋势；又从 财产税的角度，对比“一次性批租”和“定期评估”两种城市土地管理方式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异同。最后这位央行行长说，“无论城市设施和房地产都有价格 风险，中央的各项政策也强调银行要避免陷入某种泡沫里边，以免未来产生更大的风险。”至此，听众才豁然，原来周小川想通过“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 理”的论述，分析商业银行土地抵押贷款的风险传导机制。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讲话绕弯子只是一种表述方式，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永远是周小川关心的话题。鉴于货币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作用之大、之深、之远，在讲话内容和方式上必然思之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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