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谁妨碍了我们对乞丐施以温情？(南方都市报 2007-2-18)

谁妨碍了我们对乞丐施以温情？
2007-02-18 11:02:4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个论
文/吴重庆
是谁，妨碍了我们对乞丐施以温情？“市民”在媒体上说:“现在假乞丐太多，怕被骗，怕同情心被利用”；市政当局则不断呼吁市民联合抵制假乞丐，“减少市民的随意施舍，挤压乞讨行为的利益空间，让他们讨不到钱”。更有言之凿凿者，所谓“如果是假乞丐，其行为属于欺诈，积累到一定数量可以治罪判刑”。上海市民政局可谓急“市民”之所急，率先发行《识别假冒者》，该“指南”上赫然写着:“在城市流浪者大军中，有一些职业乞丐专门在猎取市民对他们的同情”，并且配了图——一对老夫妇将钱递给一位咧着嘴笑的乞丐，图片的文字说明更是铿锵有力:“识破他们的诡计，他们终将无计可施！”
可是，正如我们不会有“假的粗劣产品”的说法一样，“假乞丐”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粗劣产品本就是不合生产标准的，它没有仿冒名牌，何假之有？而乞丐，原本就不需要具备任何的准入技术或标准，其仅需具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素质:牺牲自己的尊严换取他人的施舍。如果说有“假乞丐”，只能说他“虚假地牺牲自己的尊严”。但这种说法不仅不便测量，而且也无从成立，因为“尊严”的获得是社会、他人的赋予，只要乞丐遭到了路人的白眼、轻视，他就是确确实实地失去了社会尊严。所以，有“假公安”、“假医生”、“假学者”，但若说到“假乞丐”(那些被犯罪分子操纵甚至致残的街头乞讨儿童另当别论)，不知其“假”从何而来？
在哈佛大学的哈佛广场附近，每逢车流遇红灯，总有一个六十岁上下的男子胸挂书有“越战老兵”的纸牌，昂首挺胸，以均匀的步伐从车旁走过，愿者给一两美元，不愿者拉倒。看他一脸的傲气，简直不屑于牺牲自己的尊严。但是，不会有人认为他是“假乞丐”。
在日本东京的武藏门地铁站内，三三两两或卧或坐着一些乞讨的男子。我问陪同的阿古教授:“日本政府没有把他们纳入社会福利的保障对象吗？”阿古解释说:“有的，不过他们喜欢自由流浪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乞讨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有权选择。现在有些白领因受不了工作压力，也加入了流浪汉的队伍。”看着匆匆赶路的人不时丢下些钱币，我想：他们没有被当成“假乞丐”。
在我国，民间一直流传有观音菩萨化身乞丐的故事。这故事不知传了多少年，但人们不会把观音菩萨视为“假乞丐”，而是说成“观音菩萨在考验世人的善心”。
所以，当媒体和市民对市政当局“抵制假乞丐”的呼吁作百般应和的时候，我只能不情愿地相信如此冷酷的事实:是现时世人的善心经不起考验，而不是“假乞丐”骗走了我们的同情！
人虽然天生地具有善意与同情心，但善意与同情心不过是潜在的种子，它需要培育，也需要激发。即便是崇奉性善的儒者，也十分强调对良知的引发。一个无以引发良知的社会，肯定是病态的。而乞丐，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若有任何正面作用的话，就是起到引信的作用:在熙攘的路途，随时随地引发并考验人的善意与同情。这样，良知也就进入“良性循环”的再生产过程。而现在，良知的生产似是不幸地踏上了“恶性循环”:因为世人的良知受到蒙蔽扭曲，乞丐再无法如从前一般轻易得到路人的同情施舍，只好在牺牲自我尊严的同时再假以种种辅助手段，如声称失窃、患病、含冤、蒙难等等，而他们因此又被时人斥为“假乞丐”，遭到时人更决绝的蔑视并拂袖而去。更骇人听闻的是，有人在动用“国家机器”，压制“良知”的再生产。
天有病，人知否？面对这样的社会病态与良知困境，与其众口一词斥责“假乞丐”，不如躬身自省:对乞丐(哪怕“假乞丐”)的施舍，究竟是对贫弱者的扶助还是对自我良知的超渡？
致力于训练更多眼科医生而让盲人复明的国际NGO“奥比斯”(Orbis)别出心裁做了一幅广告：画面的上方是一个左眼失明的女孩，旁边写着“不要捐助她”；画面的下方是一位满脸微笑的健康男子(未来的眼科医生)，旁边写着“请捐助他”。这本是一幅公益广告，但“奥比斯”依然免不了遭受舆论批评：当我面对一位盲女时，为什么“不要捐助她”？你为什么要以效益原则约束我，剥夺我随时随地施舍他人、展现良知的机会与权利？
是的，任何人(包括权威的市政当局)都不应以任何借口(如整洁市容，如谨防受“假乞丐”的骗)劝阻或妨碍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展现本已岌岌可危的良知，因为说到底，施舍乞丐并非社会性的“扶贫工程”，而是个体化的良知实践，它不需要长远的效率考量，而只需要当下的自我确证。
“与穷人一起面对贫穷和苦难，让所有人都得到尊重和关怀”，这是香港乐施会的立会宗旨。我想，这“所有人”，当包括那些愿意把善心与良知付诸穷人的人。
作者系知名学者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02180145.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