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官本位是中国难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2 17:42:04
放在中国“官本位”严重的现实背景中看待纪宝成校长的这一表态，或许公众并不能简单将此归结为这是在为本阶层利益代言。当下的中国，很多情况确实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且不说教育，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哪一项活动又跟行政级别没有挂钩呢？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举步难行，更遑论要办一流大学了。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纪宝成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不同级别的人接待，解决问题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
虽然现实中有诸多困难，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无疑是契合民意的，近期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对于解决高等院校“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官本位痼疾无疑是一条必行之路。无庸讳言，“官本位”已经成为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不仅冲击了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也激化了高校的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是危害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可是，客观剖析纪宝成校长“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的表态，他更多关注的是高校内部与社会大环境对接的问题，本质上这是政府对学校管理行政化倾向的问题。政府如果不能转变职能，不能改变目前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那么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势必难以解决。试想一下，如果政府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措施，科研、资源、经费都能合理配置给学校，那么高校就会减少“跑部进钱”现象；如果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对下面的学校颐指气使，那么学校就没必要想方设法凑近行政部门。从这样的现实层面考量，纪宝成校长“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担忧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忽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行政化管理，目前更多人关注的还是高校内部行政化管理的问题。高校内部行政化过浓的氛围影响学术自由、滋生学术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淡化高校行政化的呼声才越来越强烈。以此角度衡量，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否会贬低教育还值得特别商榷。
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纪宝成作为大学一校之长，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不该仅仅局限在学校内部，更要看到在社会大环境里学校发展的命运。可是，在“取消高校行政化”已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暂时“被贬低”的牺牲是不是也是一种必要的付出呢？所有改革总得有一个起点，所有改革总得有先行者吧？不能因为出版单位、报社、研究院等领域去除行政化的改革还没有启动，高校去除行政化就有理由踯躅不前。
确实如此，“去除行政化”不能单单问责大学，还要问中国，这样的逻辑没错。但是，在“官本位”一方面被诟病一方面又被紧随不舍的现实中，大学作为培养人的精神家园，去官本位化更要首当其冲。如果大学都没有勇气去除“官本位”的桎梏，毫无疑问，所有去行政级别化的改革恐怕只会在民众的呼喊声中打转转。所以，大学不妨清高一下，以自己的知识底气试着对抗一下“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社会地位”的庸俗现实。当然，前提首先是大学的校长有这份胸怀抱负与傲骨清风。 忽略学术：我们就断了精神的根 刊发时间：2010-04-22 15:24:53 中国青年报 [字体：大 中 小]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文化、学术是最容易受冲击、被轻视、被扭曲的。著名作家冯骥才曾悲愤而无奈地说：我们的文化都被钱收买了，我们反过来又拿文化卖钱，这是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过：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充斥着套话、白话，索然无味；香港、台湾
作家的语言蕴含丰富，值得玩味。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不舒服，但值得我们思考。轻视文化，一个民族就没了灵魂，忽略学术，我们就断了精神的根，也就不会有尊严和长久的发展；做学问的人不知道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发展史，更是很难做出博大精深的学问来的。
从清末到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经民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极不平凡的一百年。这期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全面接触的高潮，它标志着中国文化、中国的学术进入了现代形态。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给予中国学术以新的活力与极大的影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最能反映一个时代文化的便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而学术著作是思想与学术传承的主要形式，其中的优秀成果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自然积淀而成的。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科学的专业标准选取其中的精华，汇集出版，是对中国百年学术成果的展示与总结，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前人汇集编纂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保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护住了中华文化的根脉，遗泽万世，功德无量。今天，商务印书馆启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一出版工程，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梳理我国一百年来学术发展的轨迹，彰显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学术的标志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从而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读懂学术探索的艰辛，对前贤多一份敬重，对学术多一份敬畏，对文化多一份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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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确实开阔了教育领域人士的眼界，让教育界的老师们大长了见识。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引进的一个缺憾之处，这就是：在外国教育理论方面不是评介式地、而是不顾国情地强力引进。尤其近十年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一些大学里的教授们更是视西方的教育思想理论为改革我国基础教育弊端的“灵丹妙药”，拼命地引入，大肆地渲染。结果怎样呢？一线教师手捧皆为为外国教育家思想理论所充斥的各样学术“大本子”艰难地啃嚼着、理悟着，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中，甚至竟怀疑自己的实践探索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明眼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种脱离国情、不加批判地大量引进所造成的尴尬后果。引进外国的教育理论一定要与我国的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并且要努力寻求“结合点”。并且，还要看看这种结合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我们本土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窒息”。这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的教育必须要有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优势。这样，中国的教育才能立于国际教育的大舞台而显出自己的风采！其实，中国的教育理论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有优越于西方的教育理论之处。试问：伟大孔夫子的教育思想不是一直以来都得到了西方真正学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吗？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们的教育思想在西方的教育史专家的眼里不仅是真理的折射而且更是瑰宝！这还不足以引起那些只看重西方教育的优势而无视本国教育优势的“学者们”的反思吗？
我不知道国内的某些大学里学者们到底是怎样想的。对西方教育理论出现痴迷的结果，也许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所精研的专业使然。但是，因为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是西方的教育理论，那就可不顾及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实成就而不加批判地盲目引进吗？我以为，对研究者来说，在引进国外教育理论成果时应该以充分地研究本国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前提，或是在研究和引进外国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时候应该建立“中西比较和批判”的观点。一位研究外国教育理论的青年学人曾对笔者说：“我的目标是努力翻译出两部当代外国著名教育家的理论专著，这样两年后我就有资格晋级正教授了。”这位学人的话禁不住令我愕然：原来是这样的研究和引进的心态啊！
二是对国内原创的教育思想理论缺少评价和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界涌现了不少具有我们民族气派的教育理论，本土性的这些教育经验和理论令国人振奋。但对这些优秀的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一些研究者尤其是那些青睐西方的教育理论的学者们根本就不去观顾。在大量地翻译国外的教育理论的同时，请问：你们又将国内的这些体现民族气派的教育理论介绍了多少到国外了呢？中国的工业产品可以大量地出口，说明中国的工业产品被国外市场认同；但是，中国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产品呢？难道与外国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相比就是劣质与落后吗？
中国本土的教育家必须走出国门，必须与国外的本土教育家交流对话。要做到这一点，大学里的教授们就得低下头来看看在“黄土地”、“黑土地”上这些辛勤耕耘、具有原创气质的教育家们，感受他们的实践、领悟他们的思想。让李吉林，魏书生这样的实践层面的教育家的经验、理论真正地走出国门，让像冷冉先生这样的极富原创性的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真正地走出国门。最近笔者知晓，朱永新十卷本的《朱永新教育文集》韩文版捐赠仪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行。据说 2008年0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韩国语文学社签订协议，将《朱永新教育文集》的版权输出韩国，这是首位中国教育家的理论著作集中被输出海外，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久朱永新的著作也将有日文版和英文版问世。这真是一件可喜可庆的大好事！让中国本土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成果走出国门，这应该是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人的必要作为。
中国的教育要想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就不能只顾引进而不管出口；就不能只知道介绍而不加批判。中国的教育界缺少务实的学术批判精神，这种现状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