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兵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 缅甸仰光、曼德勒、密支那报道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

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本刊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他在国殇墓园里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正在老家重庆的一间学堂里读书，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韩天海说。他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彪炳，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犁出当年死去士兵的遗骨。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被俘经历。因为年龄太小，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在心里面他已死去许多次。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个哨兵，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难以回乡。

若干年后，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告诉他，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2005年，韩天海专程前往国殇墓园，找到了那块苔藓斑驳的墓碑。

88岁的韩天海已经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具体名称，只记得自己出生在重庆，后来家里搬到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个织袜子的店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韩天才，一个叫韩天元。

同样来自四川和韩天海同龄的刘朝回清楚地记得，自己家在四川省岳池县广新场九区义民乡(音)，“我有一个哥哥叫刘朝明，一个弟弟叫刘朝辉。”

和刘朝回同来参军的还有5个老乡，他们出发前，全县的学生都来欢送，“用竹竿挑着长串的红炮仗，放个不停。”那种“啪、啪”作响的声音一直没有停下来，“我们守阵地，日本人往上冲，我们要不停地放枪，枪一不响，日本人就冲上来用刺刀刺我们，他们的刺刀比我们的要好，好多战士被他们刺死了。”

让刘朝回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5位老乡，在开往云南战场的路上就因病死去。

刘朝回住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戌，据他讲，腊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位远征军老兵，但现在除了他之外，仅剩下一位90多岁的河南籍老兵。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英雄。”提起当年参军时的情景，刘朝回说。但这一切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幻，在流落缅甸的日子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刘朝回甚至不敢讲明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