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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
方广锠
一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这个选题是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江溶、刘方等先生提出的。经该社上报后，被列为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规划“中国文化大观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具体操作则由我与袁坚同志主持，并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组织了三十余位学者集体撰著而成。最近，江溶先生打来电话，通过说《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将于2000年上半年内出版。并提出：虽在1994年撰著完成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定位与坐标》，作为跋文，但距今已经六年。值此世纪之交，希望我再写一篇跋文，对中国佛教的将来作一番展望。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曾经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热潮，本书实际也是这一热潮的产物。由于这一背景，当时策划与组织编撰这部著作，原意首先是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国佛教作一番较为详尽的介绍，使人们对佛教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其次则试图从文化层面对佛教作一番剖析，从而进一步搞清楚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分析它在中国文化这一大体系中的优势与弱势，以便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更正确地把握中国佛教的将来，把握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撰著完成后，一直压在出版社，未能出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热潮已成尾声，再加上诸如经济效益问题、配图问题、丛书中其他几本书的配套问题、乃至责任编辑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等等。但俗话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该书终于能够在2000年这一世纪之交、新千年到来之际出版，在中国佛教界刚刚庆祝完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正在对中国佛教的现状与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候出版，与我们当初策划撰著本书的宗旨恰好不谋而合，也是一种缘分。
与公历已经2000年一样，佛教传入中国，也已经大约两千年，这是一个巧合。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佛教在中国也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两年以前，1998年4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经过二十年来的恢复发展，佛教也同样面临并开始转型。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目前正处在关键时刻，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机。这一转机的成败、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佛教将来发展的轨道，这一影响起码持续数十年，甚至一百年。在这样重大的转机面前，我们每一个与佛教有关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迈开前进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把握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把握未来。”文章还提到：“我们在今年举行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主要不是因为有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为了纪念而纪念，甚至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纪念。而在于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佛教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时代需要我们总结历史，把握转型，把握将来。我希望我国佛教界与关心佛教的学术界能够以纪念2000年为契机，举办一些扎扎实实的活动，认认真真地回顾中国佛教的过去，研究中国佛教的现在，规划中国佛教的未来，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以完成时代的嘱托。”
站在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与佛教已有二十多年因缘的研究者，这里想谈谈我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走向这一问题的若干思考。
二
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无神论为理论基础，无神论与有神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神论乃至宗教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基础？这是我们讨论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应该看到，“神”的观念乃至有神论理论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人类初次挺起腰杆，蹒蹒跚跚地用两条后腿从动物界走过来的时候，还缺乏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人本身的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也就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与身边的动物乃至与周围的自然界的关系。他们只能以自我为模式，去认识周围的一切自然物与自然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各种自然物及各种不可理解的现象人格化的倾向。由此创造出灵魂，创造出许多魔怪精灵。一时花有花魁，兽有兽精，天上有雷公电母，水中有河伯水神，世界万物，莫不有灵。由于在人类的早期，初民很难将具体的自然物与所谓的精灵严格区分，在初民的心目中，外界的一切只是一种混沌的、当然的存在，无非是自我模式的一种外化。所以，在这个阶段，既无所谓什么有神论，也无所谓什么无神论，当然也没有什么宗教的观念。无论是对人类的上古文献印度吠陀诗集的研究，还是近现代人类学家对若干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民生活的实地考察，都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人类生产力及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逐步认识与探究自然运作的某些规律与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于是出现最初的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分离。这一分离深化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有神论与无神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争论，双方都在这一争论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并促使自己，也促使对方在理论上日趋严密。应该承认，从哲学上讲，无神论与有神论都是一种神灵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互相依存的对立面。就如阴与阳、上与下、明与暗、正与反一样，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相互对立，也必须看到它们的相对统一。因此，那种将无神论与有神论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无神论必然消灭有神论，君临天下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地讲，这两种观点将在相互斗争中在更高层次上同归于尽，从而为人类思维开创一个新的阶段。这实际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宗教是有神论的高级表现形式，它既保持着有神论的粗俗的信仰形态，也有着体现了人类思维精华的精致的哲学形态，不仅如此，它还包含了反映着人类追求和谐社会理想的伦理道德色彩与反映着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成分。虽然它只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但只要在人间还存在着它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源，它就不会消亡。
那么，到底是那些原因促使宗教产生并持续存在呢？归纳而言，可提出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历史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的时候（现在，人们正在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会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356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分析了宗教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亦即宗教实际是一个反映了异化社会现象的异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只有到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社会中的一切异化现象，才有可能使宗教消亡。既然如此，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宗教的消亡与有神论的消亡一样，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是在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起码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宗教与有神论肯定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二）认识论根源
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在一段时期之内，他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需要认识的事物却是无限的；事物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这更增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难度。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曾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因此，无论人类的思维能力如何发达，认识世界的手段如何先进，人类将始终处在“殆矣”的感叹中。既然客观上永远存在着人类还没有认识的领域，宗教与有神论也就始终有其存在的基础。
（三）伦理道德因素
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各色人等既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共同生存，则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一定要有一系列调节种种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的儒家最讲究这种规范，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诸如仁义礼智信。而各种宗教也基于本宗教的理论提出种种关于道德的规范，如佛教讲十善五戒等等。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中，社会的稳定主要靠法制维护，世俗道德以及宗教道德仅起辅助作用。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制不甚健全，社会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便依靠人们自发的道德自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宗教道德的精神需求就会加大，因为从道德自律的角度讲，宗教道德要比世俗道德更为有效。总之，无论哪一种社会，宗教道德对社会稳定的维系作用都是不可否认的。而正因为宗教具备宗教道德，正因为宗教道德对社会稳定有正面作用，所以社会需要宗教。
法音|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