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载:3年内推进医改预投入8500亿元 医改要咬定公益不放松 - 陈匡时的博客 - 国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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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1月22日00:00
本报北京１月２１日电
会议指出，根据国务院部署，去年９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起各方面积极反响。有关部门认真吸纳各方面的建议，对《意见》作了修改完善，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明确了今后３年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到２０１１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会议决定，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１年，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３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９０％以上。２０１０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１２０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制定并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今年开始试点，２０１１年逐步推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初步测算，为保障上述五项改革，３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８５００亿元。
会议指出，推进五项改革，旨在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为全面实现《意见》确定的目标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会议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一些重大改革要先行试点，稳步推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会议指出，为加强对旅行社的管理，保障旅游者和旅行社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有必要对现行《旅行社管理条例》进行全面修订。《旅行社条例（草案）》统一了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准入条件和程序，严格了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条件，完善了质量保证金制度，放宽了外商投资旅行社的限制，并对旅行社的经营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会议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责任编辑：刘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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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要咬定公益不放松
2009年01月15日16:30
任何改革，都会有分歧，医改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不同观点的争论。医疗卫生是公益事业还是产业？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在哪里？能否厘清这些问题，关系医改成败，关系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关系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保障。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政府不能缺位
医疗卫生既是公共产品，也是商业产品，具有公益和产业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增加了医疗卫生定位的复杂性。
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走了不少弯路。教训之一就是，公益性让位于产业性，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最突出的表现是，公共财政中的卫生投入比例逐年缩减。多年来，我国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占GDP不到1%，公共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世界各国中处在最低水平行列。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11289亿元，其中政府支出占20.3%，社会支出占34.5%，居民个人支出占45.2%。居民看病主要靠自费，负担很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总的自费医疗支出超过了非生存必需支出（即家庭总支出减去食品支出）的30%，就意味着发生了“灾难性医疗支出”。照此估算，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有病不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公立医院实行鼓励创收、以药养医的政策，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倾向。很多医院戴着“公立”的帽子，干着逐利的事情，大处方、滥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愈演愈烈。一些群众感叹：“医生不是为你看病，而是做生意”、“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为什么公立医院的趋利冲动如此强烈？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投入不足。目前，公立医院的补偿主要有三大来源：政府补贴、服务收费、药品批零差价。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比例大幅下降。20世纪80年代，公立医院总收入中，来自财政拨款占30%左右，而现在则降到7%左右。其次，医疗服务收费偏低。过低的医疗服务收费，既不能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也不能补偿服务过程中消耗的成本支出。近几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费每年亏损约300亿元，不得不靠多卖药来维持生存。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这意味着，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政府理应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如果公民的健康需求表现为“缺乏支付能力而又必须满足的需求”，政府有义务基于人道主义精神，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解决，这就是公益性的主要体现。
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不能排斥市场机制
医改应坚持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群众之所以对医疗卫生行业不满意，根源在于我们把经济领域的规则搬到了社会领域，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搬到了卫生体制改革，导致了“过度市场化”。因此，新医改必须坚持政府主导。
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不是因为“过度市场化”，而是因为没有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既有政府缺位的问题，也有政府越位的问题；既有市场化过度的问题，也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既有迷信和崇拜市场机制的问题，也有违背和扭曲市场机制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我国公立医院拥有全国90%以上的医疗资源，形成了高度垄断的局面。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门槛苛刻，障碍重重。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习惯于用所有制划分医疗机构性质，社会资本只能申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能申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时，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医保定点等方面，私立医院无法享受公立医院所享受的待遇。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又如，作为公立医院，本应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但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导向下，很多医院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把创收作为考核指标，让医生多收多得。于是，医生往往诱导医疗消费，让患者无限增加医疗支出。这就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律。
医疗卫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积弊不少，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把本该承担的很多公共医疗卫生责任推给了市场，让市场的“手”指挥着医疗卫生的“腿”，公立医院变成了“商场”，医疗卫生行业价值扭曲。新医改之所以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就是为了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坚持政府主导，不是排斥市场机制，更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规律，而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由政府保障公平、市场确保效率，最终形成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以不断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坚持政府主导，不等于实行政府包办，由政府垄断，大包大揽。政府不仅不能为社会资本的进入设置障碍，相反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坚持政府主导，也不等于政府只管不办，完全按市场原则购买服务。行医不是交易，有的服务花钱能买来，有的服务花钱买不来。比如，当国家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地震等突发事件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公益性医疗卫生队伍，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当成为深化医改的目标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医学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千年，而有组织的医疗卫生制度才出现了100多年。
医疗卫生制度设计是社会政策的“珠穆朗玛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利弊。但是，不管什么模式，能否让国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重要标志。
中国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和区域差距大。因此，在医疗卫生制度设计上，我国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照搬外国的模式，而应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论断，不仅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经验，而且指明了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发展道路的方向。“人人享有”的本质含义是“公平享有”，任何公民，无论年龄、职业、地域、支付能力，都享有同等权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指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国家、社会、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投入低、效果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它既包括免疫接种、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也包括采用基本药物、使用适宜技术、按照诊疗规范提供的急慢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医疗服务。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直接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作为一个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大国，要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没有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支撑，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是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发展道路的基石。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福利制度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一旦建立就很难逆转。因此，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无论过于超前还是滞后，都将影响或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医改难就难在没有现成的模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知难而进，善于借鉴各国医改的经验教训，努力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制度。
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是一道世界难题。以医改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为13亿中国人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既是造福国民的宏大工程，也是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唐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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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突破口：如何界定政府责任？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了医疗卫生的重要性和政府的责任。这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视和决心，对于下一步的改革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一直是经济体制的简单附属物，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角色，从改革前的“包打天下”，到一度“大步撤退”，至今还在摸索之中。今日医改“重整旗鼓”，为重新设计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特点的体制提供了重大契机，反映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0年来关于医改的争论一直未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究竟如何界定政府的作用和责任？目前，有财经媒体报道称“医改方向之争已经结束，政府主导基本定型”。将此与曾经出现的“市场化医改失败了”的意见相联系，人们需要警觉的是如何避免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感觉，即全盘退回到改革前的旧体制。同时，许多人又主张，政府应当着重抓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而这里，需要防止的是避重就轻，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政府责任。如何界定政府职责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而应当成为下一步医改的突破口。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通常将政府责任与医疗卫生的公益性相联系，从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推导出政府责任，进而又将政府责任局限于具有公益性的医疗卫生部分。这样，对公益性的不同理解，就直接制约了政府责任的大小。当人们夸大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时候，政府的责任就被夸大了；反之，当人们缩小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时候，或者将政府责任等同于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时候，政府的责任就被缩小了。理解失之偏颇的话，就会造成政府该管不管、不该管乱管的问题。因此，全面理解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对于准确把握政府职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具有公益性的医疗卫生主要是指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卫生，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治疗、疾病预防、基础医学研究等，它是整个医疗卫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部分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其危害和收益不局限在个人，而是影响到集体、社区、国家、甚或整个世界。这部分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性质，还决定了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对其不感兴趣，即使感兴趣也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具有公益性的医疗卫生必须靠政府直接资金投入，甚至直接经办管理。
具有公益性的医疗卫生，具有花钱少效益高的特点，具有良好的健康效益和社会效益。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现代医疗卫生发展的初期阶段，公共卫生和传染病的预防治疗，极大地减少了人口死亡，显著提高了人均寿命。然而，随着现代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疗卫生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卫生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在可治疗疾病范围的扩大和改善人们的生命质量上，以致出现了大量诸如人造器官、器官移植、基因治疗之类前所未有、收费颇巨的服务，而这些显然已不能算是公益性的了。因此，尽管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卫生意义重大，它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在发达国家只占卫生总费用的5%左右。
对医疗卫生公益性质的全面正确理解，有助于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夸大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将整个医疗卫生都当作社会公益事业来办，从而主张由政府来直接主办或包办整个医疗卫生。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改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寿命的增长，都使人们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日益增长，并且永无止境。因此，仅靠政府来直接主办或包办整个医疗卫生，将远远超出政府的财政能力，既影响了医疗服务的供给，也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并将限制和阻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难于满足人们的需要。
我们需要防止的另一种偏向，就是将政府责任仅仅局限于公益性医疗卫生的范畴之内，从而缩小了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职责主要包括，提供公益性医疗卫生、筹资责任、监管责任和救助责任。
首先，医疗卫生中公益性的部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必须由政府提供。
第二，医疗卫生具有高经济风险性和分布不均性，必须由政府通过直接筹资（即政府财政收入直接举办政府医疗保险）和间接筹资（即由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集资举办社会医疗保险）的方式，降低大病患者个人直接支付现金的比重，分散经济风险。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必由之路。
第三，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性，使医生在医疗服务、药品检查、住院治疗等一系列环节上享有重要的决策权或影响力。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使用各种手段来约束和制衡医患双方的关系。例如，政府必须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和质量信息；必须制定政策、法规、准则，对医疗卫生供给方的行为进行监管等。政府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公共产品，以保证医疗卫生市场的正常运行。
第四，医疗卫生与生命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健康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目的之一。医疗卫生对于保持和改善人们的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一个文明和人道的社会不能见死不救。因此，对于重大灾害和重大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的机制，在个人和社区无能为力时发挥作用。
实际上，医疗卫生不仅具有公益性质，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佛杰尔认为，正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电气化那样，医疗卫生将是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通过对高技术产品、技术人才和新技术的需求、创新和应用，医疗卫生将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在考虑和设计医疗卫生新体制时，既要着力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迫切的当前问题，也要有更为长远和宽阔的整体视野。需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长期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规划和设计政府的作用，建立一个既有短期可行性，又有长期可持续性，并且与我国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医疗卫生新体制。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社会政策和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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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7日07:44
特别策划：重制医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人民网时政频道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其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突出 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不公
看病难、看病贵是民众普遍反映的问题，人们肯定对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仍记忆犹新。根据媒体报道，新满期待。他们希望这个方案能够从体制上把当前医疗界的沉疴痼疾一扫而光。[详细]
新医改方案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政府投入切实用到老百姓身上 58.7％
保障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51.8％
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 45.2％
完善各项保障、保险制度 43.2％
增加政府投入 39.2％
提高社区医疗卫生水平 30.6％
以药养医 17.2％
发挥中医药作用 12.8％
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虽然过去20多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但是进一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势在必行。一方面，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医疗服务机构微观效率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价格攀升，“看病贵”问题突出，医疗资源分布、干预重点日趋不合理，总体来说，“公平性和卫生投入绩效全面下降”。
卫生部的一位官员B则从管理体制与市场监管角度谈起。他认为，目前中国管理医疗卫生的部门太多，除了卫生部以外，科技部、建设部、民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等十几个国家部委，都在管理医疗卫生中的一部分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难以确定总体发展的目标，全面推进卫生改革”。他认为，各部门职能分散，多头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可问责性差，反应性差，导致居民的普遍抱怨和不满，而卫生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详细]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
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详细]
百姓期待新医改 六中全会关注医疗卫生服务
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中央也是十分地重视。
胡锦涛强调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3日下午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要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加快完善有利于人民群众及时就医、安全用药、合理负担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要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以农村和城市社区为重点，坚持中西医并重，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监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重点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事业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支持力度，整合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要加快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巩固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部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要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完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功能。要深化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医疗保障制度、医药市场监管机制、财政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降低药品虚高价格，保证群众基本用药。
胡锦涛强调，要积极推动医德医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恪守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维护医疗卫生行业的良好形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良好风气，努力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支持医疗卫生工作，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共同为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而努力奋斗。[详细]
在今年9月17日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详细]
发改委官员：医改方案政府承担基本医疗基调已定
“我们要探索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绝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在10月10日卫生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目前我国新的医疗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这样表示。[详细]
国家发改委官员也否定了医改方向为“英国模式”这一说法。但是他表示，协调小组达成医改方向的共识是：政府应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详细]
发改委向各界征求医改“良方” 第一解读：中国医改不会照搬别国模式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渐明晰 两种基本医疗覆盖城乡居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如同医疗卫生保障的两张网。这两张网的惠及对象，应该涵盖并支持中国百姓的最基本医疗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就近看得上病、花少量的钱看得起病。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前提下，让百姓在各种档次的医疗上有多种选择，应该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最根本的目标。[详细]
中国医改未来15年前瞻：实行政府市场共建改革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关于医疗卫生部分，这份决定详细描绘了未来中国医改的路线图：一、构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社区卫生服务；二、合理调整医疗资源均衡；三、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四、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五、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六、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详细]
公益医疗：强化政府责任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加强公益性质的公共卫生医疗成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最终确定了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基层医疗：医改根本框架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
“农村的卫生服务网络和社区卫生服务是医改中最根本的框架，如果连框架都没有，无法谈去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更别说看病贵的问题了。”卫生部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表示。
共建型改革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
在强调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思路同时，决定还要求，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收支管理，纠正片面创收倾向。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药品价格问题，决定要求治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群众基本用药。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有资质人员依法开业，方便群众就医。[详细]
医改应强化政府责任 新方案要体现公正
医改，不妨从拯救廉价药开始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尤其表现在弱势群体的穷人身上。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一病返贫现象，诠释了“生病与贫穷”的内在关系，解决好穷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理应成为医改的主要目标。[详细]
医疗体制改革重在强化政府责任
尽管社会上对医改有种种议论，在医改的总体方向上却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至少，政府要通过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切实履行为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责任，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至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与政府的投入保障责任其实并不矛盾，在坚决反对“医疗市场化”的专家设计的医疗服务体系中，也包括实行“完全市场化”的营利性私立医院，为社会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增值医疗服务。[详细]
医改新方案应“保护弱者、体现公正”
无论改革路径如何设计，既然每个人都无可避免生老病死，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么，政府不仅要将全民医疗保障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更要作为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并不断谋求社会公正，就必须树立“民众看病、政府埋单”的价值核心，为此不懈努力。[详细]
“把钱用到百姓身上”应是医改核心
医改新方案会是什么样子，是近来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此前，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说，在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显然，这样的医疗投入使得少数人占用了其他人的医疗资源。
现在我们讨论医改方案，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无论增加多少政府投入，都必须想办法保障政府要“把钱用到百姓身上”。也就是说，医疗改革必须首先破除官本位，而代之以民本位。[详细]
百姓说“现在去医院看病最好”的无奈 专题：城镇农村医疗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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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改革难题缩影：一位院长四年三次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2日10:43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实习记者 陈培婵
·编者按·
离开医院，任何医疗体制改革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益性淡化，私益性强化。根本问题仍是体制问题。
改革旧有的医疗体制，必须破除垄断，培育公平竞争的医疗市场。而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选择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医院制度。
四年前，周宜强经历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天命之年的他令人费解地辞掉了三甲公立医院院长职务，变为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
2005年，他又从民营医院辞职，转而成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
而就在这数年间，公立医院如何改革？民营医院如何前进？成为至今未果的医改大讨论的重点。但共识是——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中最艰难的一环。
以宿迁医改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改革模式受到部分媒体质疑，而同时，制造“送子观音”神话的北京新兴医院等民营医院，亦陷入了信用危机。
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往何处去？
三甲医院：改革与改革后的困境
1992年，周宜强成为了一家省级三甲医院的管理者——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但这时医院和其他地方的中医医院一样，经常因为没有病源而“吃不饱”。
周和同事们一起进行了大胆改革，其中，降低药价是他们最先想到的吸引病源的办法。为了使药价具有竞争力，周“顶住压力，对医院药剂部门进行改革”。周让药剂师直接去药材批发市场进原料，回来自己炮制成药。这样质量好，价格又便宜。
周进行的第二招，就是用人机制改革。跟当时大多数医院改革者想到的办法一样，周在全院公开招聘科室主任和护士长，能者上任，并签订责任书。而受聘主任自己组阁科室内部人员，院里不再干涉。没有受聘者则待岗培训。
“阻力非常大。”周认为，在医院用人系统中的最大弊病是终身制，包括医务人员职称终身制，而他正是对此“开刀”。“只要是人才，我们可以低职高聘，如果没有医术能力，就会高职低聘。”
一系列措施后，医院赢得了信誉，有了病人。1999年，周宜强成为该医院“一把手”，到2003年时医院收入翻了两倍多，从两三千万到六千多万。
这段时间里，和周所在的医院一样，很多医院都进行了类似的内部管理机制调整。
其时中国医改亦拉开了序幕。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1998年底，《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总体方案出台。随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确定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即三改并举)，来构建医疗保障体系。
然而，此后医改陷入了僵局。
周宜强的医院改革也面临突破乏力的困境。
当了12年公立医院管理者后，周宜强发现有些问题是公立医院院长无能为力的。他最苦恼的是没法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没有人事权。如设备、房子、土地都是国家投资的，人员工资国家补贴占到70%左右。“这就是吃大锅饭，缺乏积极性。”
虽然周大胆进行了人事改革，但感到“压力很大”，“不能解聘不合格的人员”。其他公立医院在这方面亦是如此。
其次，难以突破现有的药品流通体制。“主管部门不允许了，必须通过集中采购。”周遗憾地称，他们直接去药材批发市场进药的行为被制止了。
而周注意到，公立医院买药或者医疗设备，比民营医院的进价基本上要高出三到四倍。周对药品集中采购的作用表示怀疑，“集中采购和招标下面有暗流涌动”。
这在他后来的经历中被证实了。在成为一名民营医院院长后，周观察到民营医院买台B超机花20万，同样的设备被公立医院买走时花了100万。
其他例如红包、回扣等，在现有体制下更是难以解决。
周得出结论，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改革。怎么改？在2003年，周似乎寻找到了答案，选择了惊险“一跳”。
民营医院：新机制与“没地位”
2003年，在亲友不解的目光下，周宜强脱掉了“公立”外衣，成为一家私营医院广东祈福医院的院长。
“要的是一个学习机会。”周这么解释 “为什么舍得公立身份”，他表示，在这家私营医院能学习到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可能是他人生中难得的机遇。
祈福医院号称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周宜强说，他的感觉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因为，这一年，广东祈福医院正在申请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标准认证，一套全新的医院管理模式在周面前展开。
JCI标准的理念是医疗服务“以病人为中心”，建立相应的政策、制度和流程以鼓励质量改进，规范医院管理，为患者提供周到、优质的服务。这种理念下的医院管理模式，显然已经和国内大多数医院管理方式不同。
历经2年、花费 1700万元认证费后，广东祈福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个通过该认证的医院。周幸庆自己亲自参与了这个过程，他感到“彻底刷新了管理理念”。
吸引周的另一个原因是，祈福医院有高端的医疗设备，可供作相应的医疗研究。
周还有了另外一些意外收获：尽管这家民营医院为周开出了不菲的薪酬，但没有配备如公立医院那样的福利——开车司机和秘书。为此，周自己学会了开车，并自己写文件。
2005年，周再次选择了离开。
选择有些无奈。对于一个肿瘤专家而言，最让周宜强难过的是，由于自己的“民营身份”，导致其学术地位、社会地位严重下降。
传统的卫生体系惯性，让周宜强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外人”。如政府科研立项、进入学术团体、评定学术成果、职称等，似乎都没有民营医院专家什么事。
最刺痛周的是，当他在公立医院当专家时，病人找他看病要排上半年队，但是来到民营医院后，“找的人就很少了”。“他一看你是民营医院就不一样了，信任度就不行了。”
而周的朋友，一位北京广安医院的专家也经历了同样遭遇。为此，周得出结论，再“厉害”的人，离开了公立医院这个平台，就没有影响力了。
影响力和公立医院的平台已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促使周离开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不能完全适应民营医院产权人的管理方式。
当时，周宜强还身兼数项社会职务，如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委员、中华中医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这种身份，使他免不了要出差参加各种会议和专家会诊(卫生体系内的惯例)。但这种工作状态并不被医院产权人所认同，周被要求，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参加会议和外地会诊”。
种种不适应，2005年，周宜强选择离开。
新视角：管办分离
尽管工资比在民营医院低的多，但周宜强在2005年，仍然选择回到了“体制内”。
2005年，周宜强当选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曾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管理者的经历，让他感到，对医院进行规划化、国际化管理仍是他的优势。这次，周成为了一名“职业医院管理者”。
在周的推动下，学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托管理其他医院的医院管理企业——北京强龙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周宜强出任集团董事长。 目前，北京强龙国际医院管理集团管理着多家医院如广州花都区仁爱医院、山东日照华方医院、山东潍坊东方肾病医院、河南郑州三康医院、郑州国医堂医院等。
同年，这一模式在东部地区也进行了相似的试验。
无锡的医改模式——以管办分离、政事分开为指导原则，无锡卫生局一分为二，成立了专门的医院管理中心，专门从事经营管理，而卫生局不再插手具体医院经营。
但目前要求委托管理的都是民营医院，没有公立医院。其实，“公立医院最容易托管，效果最明显。”周遗憾地说。
在周看来，公立医院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机制问题。如果把企业化、国际化、规范化管理注入进去，公立医院的运营机制会改变。而民营医院在社会上的认可度、政府的财税扶持力度、享受政府的一些学术待遇都不令人满意。“因此民营医院管理起来，促进其发展，难度比较大。”周称。
周还指出了一个问题：民营医院很难进入医保险定点名单，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原来民营医院的重要病源群体——农民，都转移到了城镇里的公立医院中。
“如果享有同样的待遇，民营医院愿意，也完全有能力担任公共卫生的职能。”周坚持认为。例如广州花都仁爱医院，就承担了公共预防免疫、计划生育的责任，并且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可。而同时，政府部门亦给予该医院相应的待遇，如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和新农合医保的定点医院中。
在相当多的地方，民营医院还没有享受到上述待遇。
但周坚信，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民营医院会愈来愈多。而公立医院改变运行和管理机制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