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面对罢驶，政府该调查什么(南方都市报 2010-4-7)

秋风专栏:面对罢驶，政府该调查什么

    ■知道分子 之秋风专栏

    3月31日，云南怒江州上百辆挂靠经营的中巴的司机罢工，抗议该州交运集团公司收费过高，要求签订改制合同。双方紧张谈判没有进展，罢工车辆反而增加。怒江州政府成立了紧急协调小组。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于此次中巴司机罢运是否有人鼓动，怒江州政府正在进一步调查。旁观者有理由担心，政府如此态度，极不利于罢工司机复工。

    显然，在当代中国，不应当再讳言罢工现象了。按照以前的理论，公有制企业，不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具体实现形式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工人与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不应当存在罢工现象。尽管有这样的理论，现实中，这类企业内部，工人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也经常存在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已经相当尖锐地暴露出来。

    至于私人企业，即使按照正统政治经济理论，工人的利益与企业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的利益之间天然的是不同的，在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有道德上的权利组织起来，与企业所有者、经营者谈判，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怒江这些罢工的司机属于哪种情形，有点模糊不清。媒体报道称，这些中巴司机是挂靠经营者，那么他们就不是国有企业职工，但他们也不完全是私人企业雇员。不过，不管他们属于何种身份，与企业有何种关系，他们也都有权利向企业所有者、经营管理者主张、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不论法律是否规定，他们均可行使。

    当然，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判者角度看，司机们的主张可能是无理的。但世间任何人都不可宣称自己是这至高无上的裁判者。政府也不能，政府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现在中巴司机与怒江州交运集团公司发生利益冲突，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究竟谁的主张更在理，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借助法律、情理、政策，才可辨析清楚的问题。

    事实上，在这样的纠纷中，对双方及其第三者、包括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不是辨析谁有理、谁无理，而是如何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应当是双方达成某种合理的妥协，而判断这个妥协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是双方达成协议是否出于自愿。这对双方、对作为第三者的消费者，乃至对于政府来说，都是最为可取的。

    由此，政府的作用也就比较清楚的：政府应当为双方提供一个谈判的平台，让双方理性地进行谈判。而要让司机们能够理性地参与谈判，就必须允许司机们组织起来。首先，这上百司机可以在自己内部达成一致，从而提出一致而合理的诉求。如果司机们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他们的要求也会在“群众心理”效应下趋向于激进。如果允许他们组织起来，在内部进行充分的协商、决策，那他们就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比较温和的主张。

    其次，司机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理性地进行谈判。你无法想象上百个司机同时与公司进行谈判，可以谈判出什么结果来。一群人是无法进行理性谈判的，理性的谈判必须采取“代议制”。要想看到司机们与交运集团公司理性谈判的场景，就必须允许罢工的司机们组织起来，选举或者推举自己的代表，与公司代表进行谈判。

    为保证这一切的顺利进展，司机们应当免于恐惧，以便于他们可以推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被推举出来的代表也应当免于恐惧，以便于他们可以走上谈判桌，与交运集团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只有这样的谈判才是公平的，因交运集团公司本来就是一个组织，分散的司机直接与它谈判，本身就处于不利位置。

    照这样看来，怒江州政府扬言调查司机罢运是否有人鼓动，显然不利于罢运的司机们的有效组织，而这也就不利于司机们推举出自己的代表，因为这些代表很有可能被当成鼓动者。假如这些代表心怀恐惧，比如担心被秋后算账，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无法理性地与交运集团进行谈判。如此一来，双方很可能陷入僵局。而公众利益继续遭受损害，政府则不得不继续处于难堪境地。

    面对罢工，政府如果足够明智，就应当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充当这些谈判、协商的主持人，推动双方寻找共识，早日达成协议。政府如果拉偏仗，习惯性地站在企业一边，阻挠司机、劳工的组织化，纠纷或许在表面上可以迅速解决，但很可能聚集更大的积怨，不仅指向企业，也指向政府。政府为什么要抛弃自己本可享有的仲裁者的超然地位而陷自己于是非漩涡之中？　　　　　(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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