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燕归来

百家争鸣：两千年等一回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高度集权的超稳定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逐渐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终结了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时代。两千年来虽历经周期性的王朝更迭，但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屹立不倒。直到19世纪中叶，“老大帝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遇上了对手，在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猛烈冲撞之下，一交手就输得很丢脸面。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多元竞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才再度定于一尊。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

　　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主义林立：问题仍待解决

　　君宪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立宪与共和”，“改良与革命”，这两组问题互为表里，前者是体制，后者是手段。立宪派认为只要有宪政，君主制就成了无害的摆设，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成本较低；革命派则竖起民族主义的高标，要求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以为革命才是惟一出路。从宣传效果来看，“排满革命”的口号确实便于煽情，民族主义抢足了风头，而清廷的“预备立宪”缺乏诚意和动力，在革命与改良的赛跑中，最终革命跑到了前头。

　　民初的中国成了各种外来思潮的实验场，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纷至沓来，并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变种，如三民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到“五四”前后，中国已是一个主义林立的时代。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主义之争”令人眼花缭乱；直到胡适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仰望星空的眼神才稍稍落地。“问题”和“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日后走向的两块路标。

　　“五四”后思想界的分化，使一部分人走向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于学术文化，但其中并无明确的界限；而党派政治的会党化，又使大部分的思想界领袖们处于游离状态：除李大钊为主义牺牲，陈独秀由政治回归学术，蔡元培和胡适两头兼顾，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留下了不同的思想轨迹。而彻底投身政治的，往往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大知识分子”。

　　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未走出“问题与主义”的悖论：外来的主义不断产生中国式的“山寨版”，内生的问题却依旧层出不穷。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新老问题仍在拷问着各种主义。流派传承：在互动中前行

　　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清末宪政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其后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则承受梁启超影响甚巨。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思想薪火，后来由张君劢、张东荪等传承。张君劢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成为宪政运动主要推手，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其所参与营造的“第三势力”，在国共内战中分化瓦解。但这一派的传人在40年代末发生分流，以雷震、殷海光为代表的一支移师台湾，张东荪、罗隆基等另一批人则滞留大陆，最终都在政治高压下风流云散。直到80年代以后，在大陆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才逐渐被思想界所关注。

　　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号召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至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同为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产物，两种主义旗下的两大政党，曾是“以俄为师”建党的孪生兄弟，历史上曾有数度合作与纷争。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毛泽东也曾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过程，就不能不研究这两种主义的互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与上述“西化”进程相对照的，是“中国本位文化”的坚守。从康有为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到章太炎的提倡读经，政治上对立的立宪派（或曰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文化旨趣方面似乎殊途同归；但前者以保留君主制度为前提，后者则有种族革命的背景，对儒教各取所需；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同时，又将争论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反传统成为一种时尚。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以后，似乎给两派观点指出了各自的发展空间——提倡新文化与整理国故并行不悖，文化的探索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从“整理国故”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到“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的兴起，中国的本土价值观被重新诠释并赋予新的使命。1949年以后，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大陆遭到严重破坏，血脉孤悬于台湾及海外，并在“新儒学”的旗帜下重振旗鼓。近年，随着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传统文化卷土重来，并试图填补信仰危机形成的思想真空。“国学热”风靡大陆，但学理上的探索似已被功利性的追求替代。从1935年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皆可窥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

　　百年来各种思潮、流派之间的传承、互动、借鉴和渗透，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唐德刚认为“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苏东剧变后，在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中国特色”的背景下，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血脉的中国“新左派”兴起及其与自由主义的交锋，可视为上述互动的延续；近年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也皆有学说、流派的传承可供追溯；甚至连近年引发激烈争论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也可在1946年张君劢等组织的民主社会党政纲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