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富翁生产国”的忧喜剧

2010-04-01 14: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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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万人财富“达标”，中国仍是全球第四大“富翁生产国”。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在西方愚人节的前一天，美国花旗私人银行给中国人送来了一份财富喜报。据法制晚报2010年3月31日报道，花旗私人银行日前公布的《2010财富报告》称，金融危机带来的净资产蒸发席卷了全球每个角落，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都遭遇了缩水，2009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普遍减少。报告将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士称为高净资产人士，结果显示，尽管人数缩水了近两成，美国的百万富翁人数仍然领先全球，日本、英国紧跟其后，中国则有34.3万名百万富翁，力压德国名列第四。

34万财富英雄为国争光，在财富奥运赛场上给中国摘得了全球第四大“富翁生产国”桂冠，看谁还敢说中国人穷？这要放在以往，13亿中国人民肯定会为之群情振奋。中国的市场经济学主流精英们定也会抢镜点评，并率啦啦队欢呼雀跃一番。但对于此项辉煌成果，精英们却表现出了特别的低调。难道这不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新的巨大成就吗？或许，市场经济专家精英们的确是有难言之隐。因为按照精英们一贯的说法，中国社会大众有仇富心态，有计划经济旧时代平均主义的旧思想。故而对此项成就太过张扬，难免会进一步刺激穷人们的“红眼病”和仇富情绪。若果真如此，那倒是应该感谢精英们体谅民情的善意才对。然而，即使依这份“国际社会”的评判报告来看，作为有13亿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才生产了34万富翁。多乎哉？不多也！而榜上有名的美、英、法、德、意、日六大老牌西方列强，其各国的全部人口加起来总共才有6亿多，但却生产了450万富翁。若再进一步按照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比，中国还是排在世界各国100名之后。因此，中国还依然是个穷国，远远算不上富裕起来了强大起来了。顶多，只不过是世界上最大的穷国罢了。所以，这顶世界“富翁生产大国”的帽子，与世界“GDP大国”和“出口大国”以及“世界工厂”的帽子一样，也的确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张扬的。

至于那六大西方列强的强盗式海外掠夺发家史及其富翁生产机制，以及近二三百年来由此所形成的世界财富分配格局与生成模式，在时空环境上也已经根本不存在复制重演的可能。所以对中国而言，只能探寻并另辟富强新航路。而就在此时，我们自己国产的先富模范群体出现了，这就是“国际社会”给我们报告的34万身价过百万美金的富翁方阵。尽管这个先进群体的人数极少，比例只占全国13亿人口的0.3%左右，但其财富比重和示范引领作用肯定是绝对的巨大。以本土学习取经的虚心精神，待富的99.7%的中国穷人们，自然要好奇地追问：这34万富翁到底是谁？他们究竟分布在哪些职业领域？他们的致富秘籍究竟是什么？对于穷粉丝们这样追星般的追问，负责给公众答疑解惑的学者精英们也断然不可以“仇富情结”躲闪回避了事。

西洋故事里的财富传奇和华尔街资本寡头导演的新财富神话，终究离中国普通大众太遥远。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才是最真实可信的。其致富门路和经验，也才最具学习模仿的可行性。鉴于中国每年的财富榜有了“杀猪榜”的恶名，普通百姓自然也不敢贸然相信和学习富翁们传经送宝的现身说法。那么，还是相信科学，相信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吧。可精英们却又总是这般神态，不客气地讲，甚至是给人有些仇贫媚富的感觉。或者是99.7%的中国人，的确“朽木不可雕”，总是让学者精英们失望吧。看来，作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大众，只有依靠自己去自学成才了。

当此之际，一个很巧合的新闻，对金融、财富、企业、学者、官员、演艺明星、官商勾结以及“灰色收入”等等公众关注的热门词汇提供了一番精彩的演绎。据北京晚报报道，4月1日是“愚人节”，也是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的生日，有人戏称其“愚人王益”。然后，今年的愚人节，注定与王益已经度过的53个生日截然不同，因为他已经从副部级官员沦为阶下囚。王益在北京市一中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1190多万元。令人震惊的是，王益涉嫌犯罪一案，有两个著名女明星牵涉其中。在法庭上，王益认罪态度非常好，他说：“这些事都属实，这是我利用直接权力以及权力以外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

但是，案发前，王益不但有证券会原副主席、国开行副行长的耀人光环，而且还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并协助创办了光华EMBA。在《光华校友通讯》上，有一篇“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文中称“对于王益老师的身份，我们真的很难表述。金融家？音乐家？历史学人？还是‘王益老师’这个光华人对他的称谓更为亲切。对于王益老师的气质，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有人称，王益其实欠缺经济学理论功底，但其地位帮助光华EMBA打响了头炮。上世纪90年代末，光华EMBA一万美元的学费一点也不便宜，但两个班中的金融班，40多人大都是王益组织进来的，这些人都是冲着王益的官员背景而来。在陶醉于自己“教授”身份之余，王益在前几年突然来了音乐灵感。2006年，王益完成《神州颂》的创作，并于12月9日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首演，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然而，事后曝出内幕，原来《神州颂》的观众，基本上是各证券公司等和王益有关的企业所组织的员工。而为《神州颂》演出做策划的，是一个叫魏锋的人，此人是已故“涌金系”掌门人魏东的哥哥。王益被捕后，《神州颂》再也没有演出过。当初王益把创作《神州颂》归结于6年北大教育给他的影响，归结于对祖国的、民族的爱。然而，站在被告席上的王益，究竟是文人，还是用权力谋取的“文人”名声？王益被捕前，外界就传言其与一些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有关。比如魏东自杀后，人人怀疑“涌金系”与王益之间的重大关联，涌金系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光华EMBA，博士生导师，敬爱的王益老师，历史学人，音乐家，金融家，副部级官员，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把这些词串起来，不正是一个中国最高学府的市场经济学“产学研”经典教学案例吗？学术媚权，官员媚钱，权力商品化，资本权力化，官学商玩“变脸”戏，演艺明星助兴，文化成面具，百姓蜗居沦落为“钱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假作真时真亦假，隔江犹唱后庭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难道这就是精英布道多年的市场经济？

至此，我们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主流专家精英还能说什么呢？还能仰视吗？还敢再完全寄予信任吗？

更不用说精英们长期以来所布道的市场经济国际接轨外向型出口导向模式，多年积弊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官商勾结腐败及贫富两极分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造成的“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座座重压民生新大山。用人民日报评论员任仲平的话讲，这将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这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2010年3月01日，人民网发布了人民日报任仲平题为《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文章指出，“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久盼的梦想，那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为什么我们也在这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这个庞然大物趔趄了一下”。“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风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质变”，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重要转折。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60年过去了。从中国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离开“中国制造”就将失去舒适的生活，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 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历史也已经反复证明，自欧洲人500年前开辟全球航海贸易时代以来，不管是殖民掠夺也好还是“国际惯例”规则也好，不管是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也好还是法制完善的资本主义也好，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注定摆脱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对于世界性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危机，真正抗打击能力强的国家总还是老牌的西方列强阵营。真正抗打击能力强的人，总还是占人类社会极少数比例的富人，也就是世界市场丛林游戏最顶端的资本寡头和超级富豪。上世纪的两次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市场经济财富分配格局和富豪生成模式。包括本轮的经济危机，肇始于美国纽约金融海啸，始作俑者也是华尔街资本寡头集团。而最终趁火打劫收割世界财富，并进一步集中垄断世界财富者，必定还会是华尔街最顶端的金融寡头集团。即使是通过洗牌重组，改头换面，但这个资本世界市场经济的游戏照样还是换汤不换药。如果不相信，那就等着看历史再验证。

中国从1840年世界市场贸易纠纷引发的“鸦片战争”开始，到小农经济的封建帝制的终结、复辟和再终结，再到引入市场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直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其实已经经历了对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的反复探索实践和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对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认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中国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悲剧。所以，直到现在，谁要是用官僚资本主义来宣扬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戏法肯定还是会演砸的。

记得有这样的魔术场景，魔术师拿了一件服装出场，然后摇身一变服装就变了样子，再摇身一变服装又变了颜色。不停地摇不停地变，于是博得了台下观众的满堂喝彩。

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赵本山的一出小品戏剧，“别以为换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还有一出忽悠卖拐戏，也都很有趣。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就真的有“换马甲”且忽悠着“卖马甲”的剧情。

本来，惯用“GDP增长奇迹”给自己布道的市场经济模式贴金的主流精英们，眼见结构失衡的“风险之路”难以为继了，这时便急忙转身给这个外向型发展模式贴上“官僚资本主义”的标签。然后，也开始大批这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接着，又挑起“国进民退”争议，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并也跟着高调献计献策，为发展方式转变开药方。而这些药方的共同焦点，似乎也都对准了政府和体制的根本转变。用他们的话说，最后的目标就是法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

可能剧情节奏有些太快，大家还没有看明白。还是从头解说，人世间的任何事情，最初原本都有一个目的宗旨与方式手段的清晰逻辑。但随后常常会发生倒果为因，为方式而方式、为手段而手段的教条主义情形。为人民谋幸福还是为私人资本谋利益，人民当家作主还是资本当家作主，这应该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社会制度体制最根本的高下之分。其中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而当官僚资本主义的旧装已经被中国人民识破并抛弃了很久时，专家精英们便换了一件“市场经济”的时尚新装马甲登台布道。而当外向型的“风险之路”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和房地产泡沫危险来临时，精英们便迅速亮出“官僚资本主义”的标签并将这件市场经济旧马甲甩卖给别人。然后又换上“法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新马甲，并站在场外开始大声为民请命痛批“官僚资本主义”。你看，学者终究是学者，精英终究是精英。就在这马甲变换间，外向型发展方式所造成的所有经济失衡积弊，便全都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事，所有的责任就都与学者精英们无关。而精英们这时只负责“法制市场经济”布道，同时还在“为民请命”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然而，百姓终究是百姓，不懂不明白的还是要问。精英们这么在意“国进民退”，这么卖力地“为民请命”，这里面的“民”究竟指的是谁？占13亿中国人的比例又是多少？会不会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顶端的那部分人？不会也包括洋资本和买办资本家吧？上世纪的两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就不说了，而现在即使是“法制市场经济”最规范的楷模美国，真的就能阻止和避免华尔街资本寡头的金融欺诈丑闻和市场操纵吗？真的能够避免广大中小资本以及中产阶级被洗劫而破产失业吗？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源头难道还不是在美国的华尔街吗？

归根结底，若朝这个方向的发展方式转变，能够拯救和发展中国吗？能够为13亿中国人谋来幸福吗？中国的专家精英们，你们能够给百姓大众回答清楚吗？至于今天这份财富报告上的34万富翁都是谁，你们不便说，我们也就不为难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