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从“地方性”走向“世界一流”的发展历程（1876—1950年）

美国大学从“地方性”走向“世界一流”的发展历程（1876—1950年）
——从物理学科发展的视角
周志发  孔令帅
[摘要] 学科是大学办学思想、制度最直接的承担者，大学之间的竞争实质是学科之间的竞争。本文主要从美国大学物理学科发展的瓶颈、学科机遇、制度创新、学科资源、学科新型组织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大学物理学科从一个地方性的、处于世界科学边缘的学科，逐渐发展成世界一流学科的历史轨迹。该研究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物理学科；学科资源；大物理学
引言
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是通过基本的组织单位“学科”，与科学的发展相联系。学科承担着大学基本的职能：教学、科研和服务。因此，学科是大学办学思想、制度最直接的承担者，大学发展的核心是学科发展。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187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学是其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首次从制度层面确立学科的研究职能，物理学科是其中之一。尽管霍普金斯大学对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影响颇深，但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二十年间，美国大学物理学家很少有能力参与学科前沿的开拓。1898－1907年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认为，美国的物理学处于世界的边缘，因此，他为自己能回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而感到兴奋。[1]然而，经过20世纪前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一战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大学物理学科在制度、资金、课程和人员等诸多方面顺应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发展，赶在1933年欧洲智力移民到来之前，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大学物理学科如何从一个地方性的、处于世界科学边缘的学科，逐渐发展成世界一流的学科？时间跨度是在1876年至1950年。以下主要从美国大学物理学科发展的瓶颈、学科机遇、制度创新、学科资源、学科新型组织等五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美国大学物理学科发展的瓶颈（1876—1913年）：边缘时期
19世纪后半叶，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和榜样作用，以及哈佛大学为首的选修制的推行，促进了耶鲁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著名的传统学院和州立大学改造成为现代大学。然而，以物理、化学等为核心的物质科学学科的研究职能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得到普遍的认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大学各个物质科学学科基本上承担传播知识的任务，而不是强调它的进步。就教育系统内部而言，大学物理学科除了严重缺乏一流的师资之外，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阻碍其研究职能的发挥：，大多数学生进入大学之前没受过良好的物理教育；第二，负责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教师大多是业余的，且教师团体很不稳定；第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混乱。从一开始，美国高等院校与中等教育之间并不衔接，它们设置的课程并不要求学生入学之前有所准备。直到1891年，美国教育学会任命了一个“十人委员会”，才开始研究中学与大学的衔接问题；[2]第四，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学生和教师可获得的奖学金数量非常之少。大部分年轻一代难以负担本科阶段的教育，更不用说留学欧洲攻读研究生。总的说来，在该阶段，出于对科学的热爱，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年轻人非常之少；第五，美国大学物理学科的纯研究主要侧重实验物理学，对理论方面的纯研究不够重视。截止1910年，美国大学仅有一个数学物理教授的职位，而同一时期西欧就有50多名数学物理教授，其中德国占16名。翻开物理学史，可以看到，除了世纪之交的吉布斯以外，美国直到20年代前期，还没有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3]在20世纪20年代理论物理学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美国物理学科仍旧以实验物理学著称于世。
而且，美国传统实用主义哲学对物理学科发展影响颇深。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认为，霍普金斯大学聘请了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和数学家，意味着“美国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根据。”事实上，这种把认识论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水土不服。美国大学与德国大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纯研究在德国不需要通过政治论为其辩护，但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要求认识论必须与政治论结合起来，否则学科发展无法找到持久的赞助人。世纪下半叶，凭借少数几位慈善家将私人财富用于筹建大学，美国高等教育迎来新一轮繁荣时期。但20世纪前十五年，慈善基金会从一般性地资助大学过渡到资助特定的研究所，并坚持“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的原则，导致大学各个科学学科很难获得资助。并且，研究型大学在促进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无法满足基金会“促进人类福利的目的”的宗旨，[4]于是物质科学学科尤其是物理学科在纯研究方面逐渐失去动力。同样的，对学术物理学家并不信任的工业部门，也很少资助大学的纯研究工作。
二、物理学科发展的机遇（1914—1918年）
一战前夕，美国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逐渐认识到原子物理是现代物理学重要领域之时，却苦于学科缺少资助人，他们主要通过阅读期刊论文跟踪学术前沿。而且，以量子论和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处于创始阶段，自身无法从政治论角度论证其合法性，因此学科发展缺乏赞助人和民众的欣赏是十分自然的。结果是，一方面，民众不认为孩子上大学是人生发展道路上非常有意义的经历，这直接导致物质科学学科难以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另一方面，量子理论作为新兴的物理学科，根本无法得到工业界和慈善基金会的广泛资助。而美国众多私立大学将科学作为私人的事业，不受联邦政府的管辖，因此也不会得到政府的资助。
一战给予美国大学学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一次重要的机遇，即从政治论的角度论证认识论的合法性。在天文学家乔治·海尔(George Ellery Hale)、密立根(Robert Millikan)等科学家的努力争取下，美国大学学术物理学家积极参与一战的研究工作，并在潜艇、火炮定位等方面全面战胜了由爱迪生领导的海军顾问委员会(Naval Consulting Board)，为学科发展赢得广泛的资源。学术科学家与工业界、慈善基金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彼此分享合作研究的理念，为罗兰于1883年提出的加强纯科学研究赢得广泛的认可，[5]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1)基于学科认识论的发展观点通过物理学家参与战争得到“合法化”，即得到民众、工业界和联邦政府的认同，为量子论和相对论在美国大学的传播获得资助奠定基础；(2)学科研究职能优先于教学。各个基金会不再固守“教学与研究”相分离的理念，开始全面资助大学的基础研究，为学科研究职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条件；(3)纯研究的内涵进一步扩大，比如武器、航空机械等设计亦属于纯研究的范围；(4)海尔等物质科学家基于个人的学科文化，设计出美国科学发展的蓝图，核心内容是合作研究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为战后学科发展提供指南；(5)大学注册人数激增；(6)工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为年轻的物理学家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6]
此外，从文化视角来看，美国传统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大学以物理、化学为核心的物质科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哲学使得美国科学严重依赖于欧洲新的理论思想和训练；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其一，美国科学集中在应用方面导致实验科学的繁荣，并在量子理论发展过程之中始终保持传统的学科优势；其二，实用科学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的发展为滋养教育和基础研究提供动力。20世纪20年代美国慈善基金会为大学提供丰厚的科研经费和博士后奖学金，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而德国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足以伤害实用的发展，[7]这对德国经济的发展颇为不利。这一弱势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大学和研究所缺少先进的实验设备，很多物理学家的理论分析强烈依赖美国大学所提供的实验数据，或者直接到美国来做科学实验，验证其理论的有效性。
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创新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学生不愿选择物理学而选择工程学，除了受到传统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之外，还受到19世纪末从欧洲传来的物理学科“完成论”的影响，以致于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师生都认为物理学科是一门死学科，已经没有发展前景。[8]因此，许多未来的物理学家最初选择电气工程学，但随着他们的兴趣发生变化之后，他们进入了物理学领域。选修制为他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强调纯物理学研究的学科，确实很难吸引到优秀的学生。从物理学完成论的观点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倒是符合时代发展。但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来看，19世纪末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涌现，为20世纪物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大学发展独特的地方还在于它们采用了“系”结构，而不是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也就是说，在美国大学，这些数目不多的物理学家虽然信奉经典物理学，但并没有完全控制物理学科整个研究方向，所以美国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远比欧洲年轻的物理学家有更大的选择权。他们有条件通过阅读欧洲编辑的杂志，学习新的物理学，这在当时已较易获得。而且，每七年一次的学术休假年，对于美国大学物理学家了解学术前沿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大学除了“系”制优越于欧洲大学及研究所的讲座制之外，在量子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在制度上不断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士后奖学金、客座教授讲席和暑期研讨班。
制度创新一：。该奖学金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负责授予的，把钱投资给那些有前途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让他们自由选择在美国院校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9]考虑到美国幅员辽阔，大学分布甚广，单纯资助东部或西部地区的高等院校是不明智的，而资助个人有助于促进美国大学彼此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另一方面，美国不少院校已经启动卓越计划，博士后奖学金获得者的出现，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良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状况。在审核程序上，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理事，根据申请人研究计划的特点，以及他们所选择院校的声望，判别申请人是否有资格获得资助。而且，奖学金的授予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它强有力地引导美国年轻而优秀的物理学家应该从事何种特性的研究。[10]192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的国际教育理事会，其授予的奖学金允许获奖者留学欧洲，从而使得美国大学在争取博士后奖学金获得者方面，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了学科国际化竞争的意识。而且，获得奖学金的博士后可以利用这笔资金，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摆脱沉重的教学任务。1910年和1930年相比，美国大学教师总体研究时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博士后奖学金有助于整体美国物理学家增加更多的研究时间。
制度创新二：。为数众多的美国大学在无法获得长期聘任到理论物理学家的情况下，它们通过客座教授的方式，邀请欧洲著名的物理学家前来讲学，让众多美国师生能够尽快了解现代物理学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在暑期研讨班方面，密歇根大学的暑期研讨班最为成功，它为量子理论在美国大学的传播做出重要的贡献。通常，报告的时间压缩到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每一次由两位杰出的报告人出席。下午自由活动的节目非常丰富，可参与讨论、远足、野餐、游戏或游泳。[11]对于两位报告人来说，他们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用于创造性的思考。显然，最重要的并不是正式的报告，而是非正式的交流氛围。因此，这种安排曾经吸引了全美众多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者。可以说，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密歇根大学暑期研讨班第一次把学生与欧洲、本土优秀的物理学家之间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制度化。
此外，鉴于20年代早期美国量子理论物理学家数量有限，于是很多美国大学共享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解决教学负担过重的问题上，研究型大学采取了多种政策，其中之一是带薪体假制度，让教授能定期完全地投身研究工作。[12]
四、学科“隐性”资源
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大学，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出现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中心。这些中心往往由一两位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组成，而大学围绕他们组建研究小组，使之成为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那么，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吉布斯这位理论物理学巨擘，但耶鲁大学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而孕育出理论物理学中心呢？究其原因，既有耶鲁大学校长及行政人员对其不够重视，也有吉布斯本身个性的缘故。吉布斯拥有天才的思考力，但他从来都不邀请学生参与他的研究，因而没有学生了解他的思考过程。缺失了这笔财富，耶鲁大学即使拥有吉布斯这类物理学家，仍旧无法培养出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更无法形成理论物理学的中心。结果，他的学生最终都是实验物理学家。[13]而为美国大学培养理论物理学家作出重要贡献的密歇根大学暑期研讨班，为我们思考学科资源提供了经典案例。
通常，物理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是物理学家较为成熟的想法，而美国物理学家很少有机会了解到之前不成熟的思考。暑期研讨班就是提供这样的机会，从彼此并不成熟的思考中学习。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在富有创造性的人之间交流思想显得尤其重要的。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的思想不受传统的羁绊，有的想法处于半完成状态，尚未确定。当然这些想法通常是错误的或者是缺乏启发性的。但这些不成熟的思想，时不时引起大家对原子和分子的特征更深入地思考。甚至随后的几年，科学杂志上的许多文章的思想源于研讨会上的讨论。因此，这种聚会取得了国际性的影响，而不是地区性的。[14]从密歇根大学暑期研讨班的经历说明，大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于：教师在获得最后的成就之前，学生有幸参与教师的整个思维过程，甚至在探索过程之中彼此形成互动。学生错过了解教授提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之前的思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这方面的知识，学生只有与教授日常的交流之中才能获得。这说明，我们虽然可以从课程设置、期刊论文研究美国物理学科发展的进度，但课程和期刊无法说明学科发展的潜力。从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大学物理学家之所以能参与量子理论的发展，除了阅读杂志上最终写出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掌握文章尚未成型之前作者的思考，并参与其中的讨论。这是常规无法获得的“隐性”资源，而这种学术交流为美国大学物理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基础。
五、学科新型组织“大物理学”（1930—1950年）：世界一流时期
年代早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辐射实验室围绕核物理学科，创造了“大物理学”组织，并在二战时期在雷达和原子弹实验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它改变了传统物理学家的内涵，出现了精通工程学和物理学的新型物理学家，使得物理学发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传统寻找物理学规律到注重技术的发展。事实上，在整个西方物理学科发展史上，大物理学组织是一种以前从未被认识到的新型组织。在该组织内部，纯科学、技术和工程学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因此，物理学家被赋予与以往迥乎不同的内涵：他不仅参与学科组织方式的演变，研究学科理论和实验紧密联系的问题域，而且为工程师发明新仪器的过程中指点迷津。此外，物理学家除了需要筹措数额颇巨的科研经费之外，还得具备企业家的素质，即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合作研究，开发大学之外的技术资源，以及引领世界物理学科发展的方向，并承担巨大的科研风险。这类物理学家之中，最成功的要首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恩斯特·劳伦斯(Ernst O. Lawrence)，他与所培养的第一批物理学家成为物理学科新文化的领袖，迫使世界物理学科发展的主流按照他们的研究范式发展。[15]
那么，为什么会在美国大学出现与欧洲传统物理学迥异的学科文化呢？欧洲同类实验室不仅无法与之媲美，而且落后至少数十年之久，其原因何在？第一，这首先归因于美国传统文化和大学独特培养方式的完美结合。大物理学这种新型的学科组织，强调实验结果和实用的功效，在方法上讲究实际的和功利的，而不是像传统物理学家只关注物理学规律，更不像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讲究物理理论美学上的和谐。显然，这种方法扎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且与美国大学培养物理学哲学博士的方式密切相关：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美国大学不分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专业，因此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都有理论和技术的学科背景，这是欧洲物理学家所不具备的。
第二，交叉学科的繁荣是大物理学组织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而美国在大物理学组织诞生之前，在交叉学科发展方面已有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早在大物理学组织诞生之前，量子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数学、化学和物理之间交叉学科的发展。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维伯伦(Ostwald Veblen)将数学系和物理系搭在一块，试图创造出物理和数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但并未成功。最终普林斯顿的数学系走向了纯数学研究。[1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聘请的欧洲物理学家维格纳(E. Wigner)，由于他本人拥有良好的数学背景，将群论与量子论结合起来，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类似的，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化学家阿瑟·诺耶斯(Arthur A. Noyes)培养的学生鲍林(Linus Pauling)，正是在交叉学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将数学、化学和物理三者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共价键理论。上述实践表明，交叉学科发展的基础首先是个人具备交叉学科的背景；其次，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不同领域的知识在解决某些特定问题上变得相互联系起来时，富有成效的交叉学科研究才能得以发展。[17]在组织层面上让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师生一起交流，不是以学科发展的内在问题为导向，这种促进交叉学科的方式，最终容易走向形式。而劳伦斯辐射实验室是围绕研究核物理问题发展起来的，物理学和工程学交叉学科的诞生是回旋加速器发展内在的要求所决定的，并非是预设的，且符合美国大学独特的培养方式——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都有理论和技术的学科背景。
第三，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关系不同。美国科学家认为，在建造粒子加速器的过程中，物理学和工程学的联合是值得协作努力的。劳伦斯实验室因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工程学上，招致颇多的批评。相比较而言，欧洲的物理学家倾向于把工程学的任务与物理学研究分离开来，因为技术工作被他们视为“脏活”；另一方面，与欧洲物理学家一道工作的工程师，较美国大学参与大科学的工程师，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其结果是，在1930年至1960年间，欧洲研究中心或大学物理学实验室的工程师处于物理学发展的边缘状态，即他们与实验室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新的研究方向，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他们倾向于单纯的技术，拒绝令人厌烦无法想象的任务，不愿从事探寻新的方法和富有挑战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智力与职业分工深深地烙刻在组织结构之中，两者之间的鸿沟就会不断地被放大，持久而僵化。[18]
六、小结
1876年至1913年，美国大学物理学科在创造现代理论物理学知识方面，全面落后于欧洲。物理学科发展总体上处于世界的边缘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尤其是数学教学)、课程设置和学科信念等方面，全面落后于欧洲大学和研究所。直到一战前夕，美国大学才开始强烈关注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一战时期，以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为代表的学术科学家战胜了爱迪生手工作坊式(cut-and-try)的发明，赢得美国民众、基金会和工业家的广泛信任，促使大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的研究职能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美国大学除了“系”制优越于欧洲大学及研究所的讲座制之外，在量子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在制度上不断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士后奖学金、客座教授讲席和暑期研讨班，从而极大优化了学科“隐性”资源。到20年代末期，美国大学物理学科的师资力量、培养物理学哲学博士的能力、课程设置和教学均达到欧洲标准，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有能力与欧洲物理学家一起，推动物理学前沿的发展，至此学科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学科。而30年代在美国大学诞生的学科新型组织“大物理学”，是美国传统实用主义哲学文化和大学独特培养方式的完美结合。于是，美国大学物理学科从学科知识和文化的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从而在核物理学领域全面超越欧洲同行，为美国大学赢得国际声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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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From local to world’s top-class (1876-1950)——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ZHOU Zhi-fa, KONG Ling-shuai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isciplines are the immediate carrier of the ideas and systems for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essenc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universites is the competition of disciplines. This paper has investigat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hysic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evolved from a local and peripherized discipline to one of the world’s top-class disciplines. The paper has studies the bottleneck, opportunites, system innovation, discipline resources and the new organ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The study draws on experiences for China to create the world’s top-clas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Research universities; Discipline of physics; Academic resources; Big Physics
周志发（1972—），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孔令帅（1980—），男，浙江金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06级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科学可分为：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生命科学(Biology Scienc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物质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无生命物质”的结构、性质、变化及其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它包括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矿学、新材料工程和新能源工程等领域。
布鲁贝克认为，“在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引自：[美]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