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里的革命——漫谈文化、投资理论及其他

 书斋里的革命——漫谈文化、投资理论及其他
【 原创:此在2010-03-16 19:55  只看楼主(-1)  淘股论坛 浏览/回复3521/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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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里的革命”一词是我借用历史学家朱学勤的，朱先生在其著作《书斋里的革命》中用这一词语来形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状态，“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他们只能退守书房（在被限定的范围内讨论有安全系数的问题），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世界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这种书斋里的革命只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变种，对现实不但没有解释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反而会形成遮蔽，从而让人们忽略了中国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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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联想到朱先生的这部书，是偶尔看到论坛上忽地冒出了不少讨论中国文化及当下社会问题的宏文，言之凿凿、挥斥方遒。在一股票论坛上能看到这样经世济民的情怀，实在算得上一个不错的现象，至少不同职业的文化人对于国家前途和文化命运的这份忧虑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份新生的希望。匆匆浏览一下，间或也能读到些真知灼见，但遗憾的是，从整体思路上都陷入了方向性的误区，甚至能否在文化的脂肪上搔到痒，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我没有在本贴中去试图全面回应这些林林总总说法的打算，这于我而言，未免有些力量用错了地方，而且以自己的学养远不足以系统论述那么多宏大的话题，我充其量不过是个文化的爱好者而已，但就这些话题会有些散漫的观点铺陈，也算引玉之砖吧。毕竟这是一个股票论坛，投资的话题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下所述均因篇幅所限而没有展开像样的分析与论证，从而颇显笼统，欠缺应有的针对性和深度，但也算有个基本的态度。我在本人的前一个帖子《摘掉多空的有色眼镜——兼谈投资的道器观》的跟帖中对于文化及当下社会问题与一些朋友有过零零散散的泛泛交流，其中有小部分观点可能会整理进本帖。
其一，中国文化是个多元的混合体，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体系都是这个混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把中国文化简单等同于儒家文化甚至被历代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家文化。即便是儒家文化，在每个历史时期，直至今日，都在一直不断地被重新诠释，我们应关注于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一次次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异彩纷呈，表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但相较于其他文明，还是有着鲜明的主流特征，比如就其不足之处而言，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缺失、更关心人伦而不是真理、不重逻辑法治、没有真正的宗教情怀等等，从这些自然就会衍生出技术发达而没有科学传统、人治一直大于法治、制度体系的建设一直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世故的民族性等等，我在这里不可能细说。但是我一再强调这些是主流特征，并不否定传统文化中还有着其他可能发展的因子，特别是在文化的源头处。比如我们可以去找到儒家文化中的民主精神的例子、名家的公孙龙子还专门探讨逻辑问题、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及历代某些制度性建设的尝试等。但可惜的是这些不同的文化因子并没有出现很好的发展而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主流。就中西文化主流特征之不同，我不妨借用通感的手法加以大略形容：中国文化似水，富流动性和时间特征，更具人伦和应变的智慧圆润之美；而西方文化类山，富规则性和空间特征，更具超世和思辨的理性清明之美。此种泛泛之论，其实很不严谨，破绽也多，不过为彰显两种文化之区别，而强为之词而已。
其二，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民主也是时代的大潮，不可阻挡。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自己进行人生规划和选择，而不再作为“愚氓”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和“士人”的教诲和引导，借用学者陈嘉映先生的一句话，“未来最好不要由我们决定”（陈嘉映《思远道》序言）。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无论这种价值观多么优越、多么高尚，都是不可取的。但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任何价值体系的排斥。在我们这个文化断层、价值体系崩塌的年代，如何重建是个极端重要的时代课题，而且我们还要在绝对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即便时代商业潮涌，也不妨碍我们对于至高境界的道德追求，中国倒急需一位孔子样的人物来接续和重振断层的中国文化，来唤起人们心中行将泯灭的神圣道德感。
其三，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紧迫之处在于制度性重构和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化路径，而绝非有些人幼稚的认为可以通过请回传统文化这驾尊神立即就能解决的，文化重建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正因为此，制度性重构才显得更为关键，这不仅仅是从时间角度来说更急迫，而且也是长效机制。中国再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人治了，明君和清官思维极其要不得，以德治国的提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种好的制度也是自由思想和文化重建的可靠保证。
西方的体制固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和困境，但凭心而论，西方体制特别是美国的体制仍是各种已存体制中最为可取、最富效率、对于个人尊严有着充分尊重、个人权利有着切实保障的体制。在我们还有大量话题小心翼翼不敢触碰的背景下，居然还有人能有勇气居高临下给人家的体制扣上诸如“虚伪性、欺骗性”一类我们喉舌现在都极少用的意识形态化的高帽，我只能用无趣来形容了。
其四，我一直以为对中国而言，危险的是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情绪，义和团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并非言必称中国文化天下第一才是爱国主义者，才是对于国学的热衷。其实这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中国的开放心态和融入世界的步伐，特别是妨碍我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切反思和客观审视。盲目乐观和讳疾忌医是我们当前的真实状态，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实实在在妨碍我们的文化进步、制度性改良和持续性发展。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民生事业也逐步在改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时下国民浮躁，人文素养匮乏，而政客们又专营一己之私，关乎国家长久的实质性革新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挠而步履唯艰，种种危机亦在暗流涌动，人们却浑然不觉，竟至盲目乐观到以为中国似乎竟成超级大国，其实距离何其远哉。
其五，关于民族性话题。所谓良药苦口，难听的话人们往往不愿面对。毫无疑问本民族的文化是我的最爱，也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有资格对中国俯视，但不能因此就讳谈本民族的弱点和本族文化的局限。其实国人（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的民族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这自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相当的关联，但更多的是与历代统治者对于不同文化思想体系的取舍和意识形态化的歪曲有关。对此，9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相当广泛和具深度的反思与清算，其后对于国学、民族劣根性以及中国文化的方向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总结再也没有超越过彼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刻性上都远逊，但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由于毛泽东的出现而发生了一番堪称空前绝后的清算。一为社会主义化，一为文化大革命。后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权力斗争的背景，但却事实上也是毛对于国人民族性进行反思和试图对之改良的努力，当然他的方式是所谓革命性的。这种类似釜底抽薪似的摧毁无疑对于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都有着深刻影响，其中自然会有负面影响的部分。目下国人信仰的缺失、整体性的浮躁以及极端的功利化等等不能不说和那时的行动有着多多少少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毛是难辞其咎的。但无论对于毛本人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我都是反对那种极端化的要么歌功颂德要么妖魔化的看法。
摆脱危机的办法，长远而言还是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与再造，本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命根子，传统文化的被抛弃使国人都成了浮萍。而这是需要吸收西学之内在精华与精神的，但却不是目下东施效颦般的学来人家表象的东西，甚至是糟粕。
我想引用我以往跟帖中的一句话作为文化这个大话题的一个结语：“思考是理性的特质，而理性是人之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所在。所以理性精神是一切善思者的共同迷恋。而理性也有其狡黠，有其界限，所以常会有悖论，困惑是思考者的宿命，所以会有宗教，真正的信徒是令人尊敬的，因为有一种中国人所没有的精神。”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投资话题上来。
投资理论自然也是在书斋里提炼升华而成，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与投资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都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是理论便必然从实践活动而来，所谓“实践出真知”、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听来未免一哂。）即便如此，任何投资理论也仍然有其局限性和适用性，这样的话无异于一句废话，但这样的废话却不能不说，因为各种不同理论的拥趸不但广泛存在而且深信不疑，这种对于理论的偏执实在误人太深。请永远记住，就投资而言，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上，拘泥于任何理论都是要吃大亏的。一种理论，无论当初如何有效、如何神奇，一旦被受众广泛接受以后，其有效性都将大打折扣；一个百战百胜的操盘手试图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由于多次的胜利而强化了其对于该理论的执迷后，巨大的失败已在不远处静候他的到来；无论建立起怎样复杂和周全的模型，数理工程都应对不了人性的复杂多变和中国市场的潜规则泛滥。更不必说那些国外著名投资理论的中国粉丝们绝大部分其实还是一知半解的。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江恩，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真的就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吗？而且其成功就是建立于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那些价值投资理念之上吗？人们热衷于谈论中国的巴菲特，但究竟谁是呢？是会写书的但斌、会炒作的赵丹阳还是会吹牛的林园？其实无论巴菲特也好，还是江恩、索罗斯、欧奈尔等等等等也好，那些形成文字的东西已经是死的东西，不再是那么重要，善于读书和学习的人是要从这些静态的文字中去读出文字下面深藏的鲜活的智慧来，去与作者形成一种理性的互动，而不是单纯文本的接受者。而这是需要很高悟性的，会读书的人读的是活书，但我们却能看到太多为书所误的人了，所以有大智慧和大成功者永远是极少数。而这可说是“止于至善”了。我们并不是要抛弃理论，相反，我们需要理论，我们甚至还坚守某些理念，但我们又不固化我们的思维，不为妄念所执。这里才是微妙的感觉和艺术性所在了。“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语）。这时候中国一些源头性文化对于我们达此境界会更有帮助。而谈到这里就和我们前面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讨论相衔接了。其中的道理一般无二，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了。
朱先生要批判的那种书斋里的革命是我们要防止滑入的精神误区，但我却要力赞另一种“书斋里的革命”，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仰望蔚蓝星空、聆听道德律令的康德一生几乎足不出户，是完全意义上的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但他完成了何其伟大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呢？陈寅恪、赵元任乃至钱穆等等这样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师已如大山般巍然而立，令我们高山仰止。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偏激的感慨我们时代智性的匮乏了。
孔子自况为丧家犬，这其实又是何其高贵的一项精神桂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精神家园的丧失者，都“惶惶如丧家之犬”，而只有那些精神的贵族才能清醒意识到此种境遇。哲学使我们怀着永恒的乡愁去寻找我们失落的伊甸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光明是顾城的伊甸园；“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房子是海子的伊甸园；“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数是三毛的伊甸园；这些高贵的灵魂，都挣脱了他们的有形躯壳，用他们的文字照亮着他们回家的路。而我们这些生者，仍然在道德的肃穆、生活的荒诞、历史的或然和现实的暗流间惶惶然追问，在得与不得中困惑，在变动不居和坚守间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