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如水

《商道如水》
------------
推荐语
------------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推荐语：
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快乐或者幸福才是最终目标，财富只不过是得到快乐的渠道之一。何况有时候财富不但没有使人快乐，反而使人陷入了痛苦……商业是创造财富的活动。为什么从商要讲道德？恐怕答案就在此。用水来比喻从商的道德，是作者们的创举，很有趣味，也发人深省。读者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快乐。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推荐语：
这本书的角度使它比目前惯常的管理思维更深入了一层。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
推荐语：
做好一个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方方面面都能协调到位才能实现长久发展。而不能像瞎子摸象，只是摸到鼻子或耳朵都可以大谈一番体会，但离了解全貌其实还相差甚远。《商道如水》谈的是“道”，是从尽量远一点的地方来看“象”的全貌，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
万科集团总经理郁亮
推荐语：
淘尽黄沙始见金，商场正如一条不息的川流。江面的波澜与涟漪，或许更能吸引眼球，但真正负重致远，却还在深层厚处。《商道如水》以古老智慧解读现代商业，别出心裁也别具匠心；既有引人入胜的生动镜头，也有条分缕析的深入思考。无论江中操舟人，还是岸上观潮者，读来皆当颇有收获。
------------
序
------------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这本书，是一位资深记者和一位职业策划专家合作写成的一本讨论为人之道和从商之道的书。他们归纳出一句话：商道如水。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在书中，他们用“水之道”阐释了东方的管理智慧。
商人的目的在赚钱。经济学里也说，企业必须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社会才能够最佳地利用资源。因此大家都认为商业社会是一个见利忘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尽管可以很富足，却没有什么意思，生活在里面很乏趣，这样活一辈子等于白活。可是相反的哲学却是没有出路的。先人后己、大公无私都有逻辑上的错误，两个遵从这种哲学的人不可能和谐相处。一个先人后己，另一个反过来，先己后人，倒是可以匹配的。
两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能不能和谐相处？
能。
这正是市场经济能够得到发展的原因。只要他们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特别是在关心自己利益的同时又满足了对方的利益，这个社会就很和谐了。市场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奥秘也就在此。
一切市场交易都应该是平等自愿的。平等自愿说明双方都能够从交易中得利，至少不会受损。双方得利证明一定有新的财富被生产出来，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将受损。交换生产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二十多年，我国人民生产的财富增长了10倍的原因。
自利既然如此美妙，为什么还要讲道德？道德是反自利的。前面已经说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社会应该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之上。那为什么还要讲道德呢？我想这里有三重原因：一、市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穷人非常困难。二、自利而不侵犯他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利益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所以自利要有克制。三、有许多交换并没有明显的个人参与，而是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某个集体，没有人能够代表集体表达交换使一些人受损的状况。比如人们购买公共服务就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讲求道德还有更为根本的原因。因为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快乐或者幸福才是最终目标，财富只不过是得到快乐的渠道之一。何况有时候财富不但没有使人快乐，反而使人陷入了痛苦。许多追求财富、把自己交托给钱、做了钱的奴隶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钱是有了，但是快乐没找到。
商业是创造财富的活动。为什么从商要讲道德？恐怕答案就在此。用水来比喻从商的道德，是作者们的创举，很有趣味，也发人深省。读者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快乐。
2006年5月1日
------------
引子
------------
静水照大千
水，让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和孔子悟出了道。
水，无色无形，至简于极致。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需要，我们甚至会意识不到水的存在。圣哲的点拨，让我们蓦然发现：水，原来有如此真味。
水之道，乃做人之道。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学佛。他跋山涉水，拜访鸟窠禅师，向高僧讨教如何学佛。鸟窠禅师说了8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白居易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走了这么远，高僧只告诉自己如此平朴无华的道理，先是一愣，然后就哈哈大笑。
白居易说了句：“3岁小儿都知道。”
禅师回了句：“80老翁做不得。”
其实，大德高僧把很多人感觉神秘深奥的佛法，用最直白的话说了出来：如果一个人念念只为别人不为自己，念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就成圣成贤了，他当然也就是佛菩萨。
大道至简，素朴而深刻。
商道呢？
谈到商道，谈到企业，谈到管理，不少朋友言必称西洋。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漠视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智慧，但有识之士也发现，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没法照搬到以东方文明为背景的中国来。模仿，形似容易，却不能神似。我们可以随顺西方的枝叶成长，却无法生出西方的树根。
不仅如此，我们有意无意间还在挣脱或者撕裂着自己的树根。
就在我们自断树根的时候，西方的管理学者却越来越有心从东方传统文化的巨树中吸收养分。有海外学者甚至称，“西方因开悟而走近东方”。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而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近来说的一句话。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真正的核心能力来自其核心价值观，来自其对核心价值观的恪守。
而思想，应该说是智慧的思想，现在却成为稀缺资源。这发生在老子和孔子的故乡——中国。我们不得不找寻。
静水照大千。
古人说“以史为镜”，我们“以水为镜”又何妨？
水这面镜子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
以水为镜，我们照到了古代圣哲的智慧。尽管经过了数百上千年的时间跨度，人际互动的经验和道理，未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以水为镜，我们可以观照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和做事行商的准则，随时提醒我们“知道”，督促我们努力去“做得”。
化繁成简，举重若轻，是东方人的智慧。管理学的核心道理本身，其实未必纷杂玄妙。当看到或听到柳传志、张瑞敏、宁高宁、王石及牛根生这些商业领袖们的行为和言论，我们可能会感慨：嘿！不新鲜，原来我也是知道的。
关键是，我们“做得”了吗？
先要“知道”，然后“做得”。为人如此，行商亦是。
商道如水。
淞泉
2006年5月
------------
普惠万物之德
------------
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是说，水善于滋润万物，施恩惠于万物，却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而是安身于大家都不喜欢去的低洼之所，水的这种品格，才是最接近于道的。
孔子说：水“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是说，水遍布天下，恩惠万物，却没有私心，好像有高尚的道德；所到之处，滋润万物生长，好像有慈悲的仁爱。
地球上的科学家在对外太空的探索中，一直抱有一种热切的愿望，希望能在宇宙中找到我们人类的知音——其他星球上的生物或高级生物。但让人失望的是，迄今为止，在人类能力所及的星球上，尚未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判断的理由，就是那些星球上没有水的存在。
水，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存活的基础。水在对万物施加恩惠的时候，有因好恶或高下的差别而有选择吗？没有。普惠万物是水性的根本。高林低树、巨木微草，水都是一视同仁。当你口渴了，不论你是黄种人、白种人或黑种人，水都是你解渴的源泉。水的上善本色、普惠之德，世间无出其右。
------------
企业忠良（1）
------------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如是说。
水所以能够长流于天下，在于其广施仁德于万物，雨水及河汛随季节而至，孜孜不倦地忠实于自己滋润万物的职责。依托持续的良善之举，方能与世间万物共生共荣。“大胜”于水而言，的确是实至名归。
由水及人，情理相通。我们发现，在商界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或一时的成功，或获取些许利润，也许有足够的智谋就可以。但是，欲获“大胜”和“长胜”，智谋是独力难撑的。真正持久的成功如同参天巨树，需要深植于泥土的根茎。商业的根茎就是德行。
“我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李嘉诚的话道出了做一个成功商人的秘诀。
“我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华人首富李嘉诚的这句话，平朴，却很有味道。凡事都有个先后顺序。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做好一个商人。把人做好是根本,商业成功是枝末，是结果。
李嘉诚的话，透出了他的人生智慧，以及对企业、成功和为人的感悟。媒体的记者访问李嘉诚，都会问及如何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李嘉诚上述回答也基本上是标准答案。他说，尽管公司的管理流程是按照西方的，但是中国人的企业自然有中国人的精神：诚敬、懂得感恩、重视信用、富有人情味等等。中国文化的润泽、企业德行的修养是李嘉诚事业发展不竭的源泉。
李嘉诚因经营企业的卓越能力，被人称为“李超人”。他如何将商场的心得经验传授给两个儿子，很受人们关注。李嘉诚坦承，在教导子女时，百分之九十九应该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即使现下他们长大了，也应该是三分之二教他们如何做人，三分之一教如何做生意，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做人是根本，德行是根本。好好做人是第一要务，李嘉诚有此认知，且长期恪守不渝。李嘉诚铸造了企业坚厚的根基，他更把自己的认知传给了后代。
故去的两院院士、北大方正董事局前主席王选教授的观点与李嘉诚不谋而合。他认为，做一个好人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他曾回忆起1947年他10岁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要在班上评选一个品德好而且受同学欢迎的学生，那次王选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一定要先做一个好人。”
王选说，“什么叫好人？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根据现实情况，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
两位长者的说法，让我们想到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字：“仁”。“仁”字，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是一个“二”字。哪两个人呢？就是想到自己，想到别人。好好做人，至少要做一个好人，考虑自己与考虑别人一样多。按照中国人的德行修养标准，通常会有这样的说法，道德最完备的人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比君子的德行再低一点的人就是好人。好人，应该是成功人士包括商界人士的道德底线。
联想的柳传志重视做人的理念在商界广为人知。
柳传志说了句名言：“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就是说，只做事，只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这样的公司长不大，只能是个小公司；而注重做人的根本，有一以贯之理念的公司，必定可以成为大公司。
实际上，柳传志和联想的理念与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清白做人、公私分明的人生境界是一脉相传的。
九十年代初期，柳谷书创建的香港中国专利公司已具备相当规模，资产已达数亿元。但柳谷书还是经常步行上班，并和柳传志的母亲住在华润大厦C座一个一房一厅的斗室里。一次柳传志去看他们，看着慈祥的父母在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厅里，忙着在地板上为自己铺褥子、垫枕头，不由得热泪盈眶。他的父亲不是一般的董事长，而是从点滴做起开创基业的公司创始人，却依然这么省俭。
柳传志认为，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永远是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回忆起父亲在“文革”期间，自己刚刚被解放，就去看望和帮助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老朋友们，结下了许多生死之交。让柳传志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院子里的老邻居赵大妈是一个孤寡老人，家里长年帮助她。在父亲被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只发50块钱生活费的情况下，还要每月依旧给她10元钱。柳传志年轻时遭遇坎坷或面临考验时，父母对他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让柳传志刻骨铭心的话，指导着他未来数十年的人生道路。
柳传志在给父亲的悼词中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这是一个企业家对父亲的评价，也是一个企业家的自我评价，同时也是对柳传志能够聚拢精英、做大联想企业的精辟注解。
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做人是第一要务，在东方的企业里得到验证，在西方的企业里同样如此。
被誉为“智慧女人”的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叶莺，把做人看作她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她说，从小我父亲就教我，与别人一起做事之前，一定要做人。人做正了，做直了，做事就差不到哪里去。
叶莺每次做事前，绝不只从单方面思考，不只考虑到自己利益。她会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想问题。她说，由于环境、文化、价值观、地域的不同，可能我做不到100％，但至少能做到50％，这总比做10％好，更比0％要好。
叶莺在加盟柯达的第3天，就以大中华区副总裁身份从香港飞到汕头，加入柯达同中国感光材料企业的谈判中。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了3年，由于各方利益分歧过大，并且缺乏必要的沟通，谈判常常陷入僵局。作为柯达谈判小组的3个核心人物之一，外交官出身的叶莺不仅善于沟通，而且依靠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在谈判双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并最终达成著名的“98协议”——柯达与中国7家感光企业中的6家进行合资(乐凯除外)，共投资12亿美元。中方承诺，在协议签订的3年内，不批准其他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感光材料行业。柯达顺利进入了政策保护色彩浓厚的中国感光业。
考虑别人多一些，就是在做一个好人。推己及人、体谅别人、理解别人，容易获得对方的体谅和理解，就容易产生信任，达成共识。所以即使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中，做人经常会成为制胜的决定性因素。
宁高宁拆解企业的“企”字，向华润人传递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企业“人”在上。
有的企业领导者会想，作为组织的掌舵人，我知道德很重要，自己也会恪守做人的准则，但我用人时会更重视他们的才华，因为商场之上千变万化，所以做事的才干、智谋和机变才是最重要的。
这其实又涉及到“本”和“末”的关系。
------------
企业忠良（2）
------------
清朝康熙皇帝曾明确提出：“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不仅这位明君有此智慧，早其六百余年的宋代贤臣司马光亦有雅言。司马光认为“德”与“才”之间是本与末、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他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他还具体分析了不同人的德才素质：“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古代圣贤的话确实让我们清醒而惕厉。为什么他们一直告诫人们要“远小人”？因为小人有才而无德，破坏力和杀伤力都不可想像。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一位小人所致。当时被派驻新加坡分行作期货交易员的里森年仅28岁。他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内，以特殊账户，掩盖自己错误的交易，造成的损失达14亿美元。真相大白后，有232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轰然倒下。
历经商海沧桑的李嘉诚对“才有余而德不足”可能造成的灾难有清醒认识。他说，正正当当做一个商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竞争越来越大。如果个人没有原则，从一个不正当的途径去发展，只是玩弄权谋，有的时候，你可以侥幸赚一笔大钱，但是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同时后患无穷。国内的机会非常多，循正途才是最重要的。他说，在香港也有走偏路的商人，他们成功很快，但掉下去也很快。
善于总结学习前人经验的牛根生非常注重德行操守。从蒙牛乳业的用人原则，我们可以感受到企业的“德风”：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香港华润集团副总经理乔世波向我讲起这样一件小事。1999年，他当时担任华润的助理总经理，同时兼任华润在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一次，他在香港华润大厦的电梯里，遇见时任华润集团总经理的宁高宁，电梯里就他们两个人。宁高宁就问乔世波：“老乔，你说为什么许多世界大企业的CEO，不是学经济或管理的，而是学文学、历史或哲学的？”因为乔世波是学中文专业出身，所以宁高宁会这样问。乔世波回答：“因为文学、历史和哲学都是研究人的，而在企业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宁高宁表示赞同。
宁高宁在管理中，一向把人作为首要因素。他曾经拆解企业的“企”字，向华润人传递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企业“人”在上。
2005年春天，宁高宁从华润集团总经理调任中粮集团董事长不久，就经过缜密的研究思考，将《今日中粮报》这份已出版了12年的内部刊物废止了，重新推出的集团内刊就叫《企业忠良》。
这位商界领袖因为有西方管理学学历背景，又有运营大型企业的成功履历，被称为具有国际化管理经验的中国企业领导者。他连续两年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2004年度是以香港华润总裁的身份，2005年度是以中粮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宁高宁认为，公司员工最需强调的是“忠良”精神。他准备利用内部杂志这个平台，向每位员工灌输作为职业人的“忠心与良心”，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只有精神素养提升了，管理水准才能真正提升，国际化的企业管理方式才能真正导入。
我们把时光倒推100年，甚至更长。我们来到中国古代店铺商号里，会有店员（或称“店小二”）笑脸迎接。如果有买卖需要定夺时，你一定会和一个角色打交道——“掌柜的”。为什么叫“掌柜的”？因为店铺存放货物和钱财的柜门钥匙就掌握在他的手里。用现代的眼光看，“掌柜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叫总经理也好，叫CEO也行。他们执掌钱柜，有能力，会管理，更关键的是他们具有现在许多职业经理人缺乏的品质：“忠良”，忠诚于“东家”（股东），兢兢业业于“东家”交付的工作，有良善的道德修养。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五伦关系中的“君臣有义”。
中国文化最重视“德”。“德”和“道”相契合，与伦常大道相顺应——这就是道德。熟悉中国文化的朋友都知道伦常大道就是指五伦关系。
过去，“掌柜的”与东家是“君臣”关系，“君臣有义”。东家是君，是领导者，是店铺商号的所有者；“掌柜的”是臣，是接受委托、有权有责的管理者，他要忠诚于“东家”，要恪尽职守。另一方面，“掌柜的”代表商号店铺，在与客户打交道或者与同行交往时，就要恪守五伦关系中的“朋友有信”。朋友之间要诚信无欺，以礼相待。如果有“掌柜的”对东家有不忠诚或者忤逆的行为，他就会为整个业界所不齿。同理，如果“掌柜的”或者是他所代表的商号，在商业行为中有悖“朋友有信”的原则，他个人以及商号的牌子就砸了。
孝是德之本。孝亲使人形成感恩与诚敬的人生态度。人生态度决定执业态度，执业态度决定职业生涯。
为什么大家对“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恪守得那么好？
答案也简单。《孝经》说：“孝，德之本也。”孝，是五伦关系的原点。
人来到这个世界，父母的恩德最大，知父母恩、感父母恩和报父母恩是自自然然的孝亲过程，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也是古人所说“亲亲为大”的道理。《弟子规》是一本童蒙养正的经典，教我们做人“入则孝”。一个真正懂得孝亲的人，都会有一颗感恩心，诚敬心，也会形成重恩义、重情义、重道义，而非惟利害、惟得失的价值观。对父母孝敬，对兄弟亲爱，对他人才会自然生出敬爱之心，“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才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这也是古人所说“忠臣出孝子之门”的道理所在。
上面说的，用孟子的话讲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一个人对人的感恩心从感父母的恩德生起；对他人的仁爱心也是从爱敬父母开始。之后，这般情怀延伸，对他人、对事业、对团队、对民族、对国家存爱敬，存诚敬，是水到渠成。
还有，真正的孝亲，要养父母之身，要养父母之心，还要养父母之志。养父母身，就是奉养父母，照料父母的生活；养父母心，就是要时刻关照、体恤父母的心；养父母志，更是立身行道，为父母增光。人在力行孝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美好品德，除了感恩、诚敬之外，还有仁爱心、责任感、洞察力等等。
现在对企业来说，客户是“衣食父母”的说法很普遍。其实这包含了对客户的感恩心，渗透着孝亲精神。只是平时这样的口号更多停留在纸上、墙上、嘴上。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工作中体会并落实这句口号，他的职业态度就称得上真正的敬业了。
吉林亚泰集团一位年轻员工，原来在公司从事采购工作。后来公司成立吉林大药房，他被调去做送药员。开始，他感到有些落差：以前是别人看他的脸色，而现在自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在后来的送药工作中，他看到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在接到他送去的药品时，很感激，很欢喜，他开始体会到了工作的意义。因为这位年轻人对父母很孝顺，他蓦然觉得，这些老人就像自己的父亲母亲。“满足衣食父母的需要，为顾客提供亲情服务”这句话，不再是口号，而是他在自己工作中的实践和体会了。
------------
企业忠良（3）
------------
这位年轻人把顾客当成自己的亲人，每一次服务，都努力尽一份儿女的责任。每次听到顾客的赞扬，感受顾客的快乐，他都能升华出对工作的那份敬意，增加一份对工作意义的体味。
他后来感叹道：我不是一名送药员工，而是父母的儿子。
“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对待别人的父兄，就像对待自己的父兄一样好。这是《弟子规》的教诲，这位年轻人没有学过《弟子规》，但是由孝亲而生出的爱敬之心，用在了顾客身上，也和经典的教诲相契合。有了这样职业态度的年轻人，他的职业生涯就会有踏实的未来。后来他被单位送去进修学习，之后被安排做管理工作。
这位年轻人职业履历的改变是结果，由孝亲而生发的诚敬态度是原因。有因才有果。
敬业始于孝亲。无论我们从事哪个行业，都要服务别人。如果我们能够把服务对象当作自己的父母亲人，以做孝亲的心来为顾客服务，工作会做不好吗？
对父母感恩戴德，对父母恭敬有礼，使人形成感恩与诚敬的人生态度。人生态度决定执业态度，执业态度决定职业生涯。
宁高宁有一次在华润集团的会议上，与经理们交流自己看《宗教史》的一点体会。他说企业文化和宗教有基本的共同点：首先就是感恩（gratitude），要感谢老板、客户、股东。所以宁高宁曾对华润人说：“如果你说经理人的职业像其他职业一样，首先要求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我们就可以谈心了。”
宁高宁抓住了做人与做事的根本。对人来说，感恩是自然的，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同学，感恩朋友，感恩领导，感恩同事，感恩顾客，感恩每一个有缘的人。从企业层面来说，感恩股东，感恩客户，感恩合作者，感恩社区，感恩社会，感恩国家，感恩大自然也应该是组织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牛根生事业的成功，给我们诠释了孝亲是德行的原点，德行是事业的根本。
从小由养父养母带大的牛根生有一个人生态度，对他事业的发展非常关键，就是“财散人聚”，而这正是养母在他小的时候教给他的。作为一个懂得孝敬的人，牛根生对长辈宝贵的人生教诲恪守不渝。当然，能够做到散财也需要有一颗感恩心。感恩为自己付出辛劳的每一位同事、朋友、伙伴，以及方方面面。他在创业前，曾是一家公司的中高层。有一年的年底，那家公司分配给他一笔奖金，他全分给了下属。还有一年，公司给他拨款一百多万元，让他买高级轿车。结果，他买了5辆面包车，因为他下属的几个部门都需要交通工具。
后来，牛根生创业的时候需要资金，他并没有四处求，而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们听说老牛要创业，搞老本行，认为跟老牛干肯定没有错，于是大家就把钱凑来了。
蒙牛企业成立也只有六七年的时间，但企业领导人懂得感恩、关注别人的付出，因此企业发展的人事环境即人缘比较好，助力比较多。企业成功在香港上市迄今，已经成为行业的龙头。
我的几位同事去过蒙牛，公司标语不少，给人印象最深的标语是：太阳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
懂得尊重别人，懂得感恩，懂得付出，这种人生态度形成了，执业态度确定了，事业经营自然会有不凡表现。牛根生曾说过，公司的命运和一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是三民：亿万人民——消费者；千万股民——投资者、股东；百万农民——奶源提供者。只有消费者、股东、员工、银行、合作伙伴、社会均衡收益才是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受益，只有与大多数人命运关联的事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事业。
2005年1月，牛根生宣布将其个人所得股息的51％捐给“老牛基金会”，49％留作个人支配。在他“百年”之后，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这部分股份的表决权授予其后任的集团董事长，家人不能继承其股权，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牛根生懂得散财，更敢于散财。散财又是为了感恩，为了回报。感恩与回报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数年前老牛说过 “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此言不虚。
近来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实际上，细节反映态度，诚敬与否的态度决定了成败。
敬业并不是宏大的理念，而是具体细微、由点滴细节积累起来的一种工作态度和行为。许多为人师者或领导人，经常是通过细节来判断员工的责任意识与忠良精神的。
一位有心的父亲想勘验一下自己的三个女儿谁的责任心更强些。他坐在客厅，把家里的笤帚放倒在客厅门口，然后，他先叫大女儿，大女儿答应着走过来，看到地上的笤帚，似乎有些犹豫，但还是跨越而过，来到父亲身边。父亲摇摇头，又叫二女儿。二女儿过来时被笤帚绊了一下，也照样跨过去。叫到三女儿，她看到倒了的笤帚，犹豫了一下，也没有管。三个女儿问父亲到底有什么事，父亲叹了口气，说：我想让你们看看妈妈是怎么做的。于是他喊在厨房里的妻子过来。妻子一边答应着走过来，一边顺手弯腰扶起笤帚。父亲对女儿们说：看看你们的妈妈，她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当一个人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时候，家里哪件事情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还需不需要有人提示、监督呢？这就是责任心、责任感，也就是诚敬态度的具体体现。
责任意识与敬业精神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也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发展趋势。李嘉诚说过，用人最主要是看其责任心和忠诚可靠程度，对于这样的员工，企业将会给其最大的发展机会。
------------
企业忠良（4）
------------
责任的承担，并不是一定要负很大的责任或非要成为总裁才叫承担。一个在公司做职员的朋友跟我聊起责任感这个话题，他并不是很在意：那是我们老板的事，他们才是“掌柜的”，我就是一个“店小二”，没必要自己瞎操心。
企业里的一个普通员工，似乎与“掌柜的”无关。但仔细思量，当上级将一项工作交给你，就这项工作而言，你要承担，要负责任，其实当下你就是“掌柜的”了。上级信任你，工作的成功与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你不就是“掌柜的”吗？敬业，承担责任，“掌”具体工作的“柜”，更“掌”自己事业的“柜”。你没做好“掌柜的”，不仅会被没收“柜门”的钥匙，连你事业继续发展的机会都被永远锁在“柜子”里面。
深圳的一位学者一次到某个商场买东西时，顺便拜访了一下在商场工作的两位朋友。两年前，这两位朋友同时进入这家大商场做销售员。而今，一位是商场的业务主管，另一位还是销售员。叙谈后，学者要走，商场的两个朋友就一起送她到电梯口。这时，做业务主管的朋友发现墙上贴着的商场通知单没有粘牢，快要掉了。做销售员的朋友说，掉就掉吧，也不关你的事。但是那位做主管的朋友还是把通知单先揭了下来，说，一会儿，我再粘好。
这位学者后来告诉我，通过这件小事，她明白了，为什么一位朋友升为业务主管，另一位朋友还是销售员。那位业务主管朋友的一个动作，反映出他对商场的责任心、责任意识和敬业态度。做这件事，可能就是举手之劳，但首先，这位业务主管朋友想到的是这对公司有利，我应该做，而不是归不归我管、关不关我的事。
由此想起，近来人们常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实际上，细节反映态度，诚敬与否的态度决定成败。
评价一个成功人士，我们经常会听到“太幸运”、“命太好”这样的说法。这种评价往往只关注别人成功的偶然因素，没有看到这些成功者做事待人的态度。我曾不经意间看到自己单位领导的一个细节动作。他经过会客室时，发现里面没有人，但灯亮着，就推门进去，把灯关掉。作为一个国有局级企业单位的领导，单位节省的电费也到不了自己的口袋里，但他举手投足，自自然然，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个开关动作透出了他长期养成的责任心和诚敬的做事态度。一个有责任心和诚敬态度的人，他的人生和事业发展的成绩是可以预期的。面对“偶然”的机会，他才会“必然”地把握机遇，将自己的潜质发挥出来。一个看似细小的关灯情景，却诠释了这位管理者成功的人生脉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话，我们都晓得，但事情做起来就不那么明白了。联想集团现在的老总杨元庆，在联想的第一个职位就是销售代表，也就是普通的销售员，蹬着自行车四处“扫街”推销联想产品。神州数码的总裁郭为曾经给年轻的大学生讲到，进入联想后，自己的工作是从如何给公司领导拎箱子、开车门做起。他们二人如果没有明白事理，或者仅仅明白，而不能承受，恐怕很多人现在并不会知道他们两人的大名。杨元庆和郭为并没有小视当时眼前的工作，平凡工作同样需要责任心，同样培养责任心。以诚敬的态度，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取得了成绩，就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能承担更大的责任。
负好小责，才堪担当大任。杨元庆和郭为二人正是从平凡的角色开始，不断成长，分别成为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的掌门人。
诚敬的态度以及责任心对个人和组织都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如何秉持这种态度呢？
我所在的单位，在上海有分支机构，每天北京总部都要和上海联系。每次打上海的电话，我们都要在号码前加拨“021”区号。有一天下午，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我要与上海同事联系。拨通号码后，电话对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没等我张口，她就问，你是不是要找上海？我这里是北京的家庭电话。
我后来才知道，单位许多同事都曾把打给上海同事的电话，打到这位女士家中。因为号码完全一样，只是区号有差别，错误基本都发生在工作最忙碌的时段。
拨错的电话，让我想起了一位智者的告诫——人，事情可以忙，心不能忙。忙的那一刻，没有了专注，没有了诚敬，也就忘记了应该随时观照自己内心的意识。
实际上，很多麻烦，乃至事故，都是因为我们心不在焉，没有处于诚敬状态而产生的。荀子有句名言，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常常引用：“凡百事之成，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待人处事，成功因为诚敬，不顺则因为骄慢。
敬心要时时刻刻秉持，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真理的奉行，不能有片刻的疏忽。疏忽了，放松了，没的说，纰漏也就如影随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各种败局、障碍，或是同事、上司、客户对我们的不快、烦恼乃至愤怒，往往因为我们片刻的心不在“道”。
一天早上，闹钟叫醒了世界最著名的推销员乔·吉拉德。他翻身下床，洗漱完毕，穿上衬衣、系好领带，又将外套穿上，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与客户打电话。打完电话，他又脱掉衣服，重新回到床上休息。吉拉德的妻子目睹这一切，感到很奇怪：打一个电话为什么还要穿得那么正式？吉拉德告诉他妻子，穿得正式，自己对客户容易升起礼敬的态度。
这位推销员事业的成功令人赞叹，而上面的小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他成功的原因：心时刻保持诚敬，心时时都在“道”中。
------------
木桶的桶底是什么？
------------
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忠良与否，关乎企业兴衰与否，关乎企业持久与否。
上面我们谈到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当时巴林银行老板彼得‧诺里斯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教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想当然认为所有的员工都是正直、诚实的，这就是人类本性的可悲之处。
导致巴林银行倒闭的当事人里森为什么要做假账欺骗？在他东窗事发前，老板很赏识他，因为一度他能赚很多钱，他很风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希望主管发现他犯的过失，他就文过饰非，结果亏空越积越大。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不是什么“人类本性的可悲之处”，而是企业价值导向的可悲之处。如果巴林银行能够秉持“企业忠良”的理念，能够对德与才有正确的认知，企业员工能够敬人敬事，巴林银行倒闭案会发生吗？
无独有偶。2001年底，曾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企业中高居第7位的安然集团宣布破产，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破产案。安然集团年营业收入高达一千多亿美元，却在短时间内轰然崩解，原因在于安然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勾结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报表上灌水作假、隐藏债务，借以哄抬股价、牟取暴利。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全球第5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89年历史，因为每周费用100万美元的诱惑，协助安然做假账，同样毁于一旦。安然事件发生后，很多美国公司要求员工签署伦理道德条款。
一个人毁掉一个100年甚至几百年的企业，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新闻了，因为有那么多名动天下的国际企业，在一夜之间就毫无预警地倒闭。想想看，不管是大企业的老板还是它的员工、客户，谁会不紧张？
近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兴起了一门课程，叫做“全面伦理道德管理”（Total Ethical Management，简称TEM），其热门程度已经超越了过去备受重视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TQM）课程，说明西方商界对伦理道德的忧虑和关注程度。调查显示，愈来愈多的美国商学院学生，开始认真思考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商学院也开始增加企业伦理、非赢利组织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课程。著名的美国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最近发现，很多刚进来的MBA新生很期待修习企业伦理相关课程，而在过去，这些课程相当冷门。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企业在用人上更注重道德的考量。比如，IBM的人力资源部现在有这样的用人原则：绝不任用“带兵集体跳槽”的主管，也绝不任用带着前一家公司商业资源前来投靠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有道德瑕疵”。
“企业忠良”不仅仅是东方的提法，而且是企业、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世界性课题。
西方的管理文化在有意无意地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靠拢。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在传统上是以显性的物理世界为解读对象，强调外在的秩序和规范，延伸到管理上，常常把人也做了物化，希望用程序和制度就可以完全归化，如上个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线”管理方式就被西方管理学者奉为楷模。但是，人毕竟不能等同于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只要拧在生产线上的某一个环节，它就会安分守己、尽职尽责。人就不同了，他有思想、有欲望，随时面对各种诱惑。他可以恪尽职守，也可以摇摆不定，甚至自行脱离“流水线”。当巴林银行把里森“拧”在它的“流水线”中新加坡分行的环节上时，里森这颗“螺丝钉”脱落了，巴林银行的整个“流水线”瞬间全盘崩溃。而东方文化的传统是以人为解读对象，强调内在的伦理和道德，如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第一步，也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忠良，靠修身。修身就是“全面伦理道德管理”的基础。
管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认为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
很多管理学的学者都在研究解决如何把企业最短的那块木板变长。例如，企业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比较突出，是长木板；而企业的营销能力相对较差，造成产品积压，那么营销能力就成为短木板。这时，管理专家就要考虑如何解决营销问题。或者，企业销售不错，但扩大生产所需资金成为企业发展的软肋，成为短木板，那么企业上上下下都会着手解决资金问题……
殊不知，德行不是木桶桶壁上的木板，而是木桶的桶底——桶底漏了，什么也盛不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学》中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有了好的德行，才能把优秀的人才聚拢到一起；有了优秀的人才，才能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古代是农业经济，土地是种植业的基础，我们这里把“土”理解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了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创造财富；有了财富的应用，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德行才是根基，如同木桶的桶底，如果不忠不良，最根本的桶底没有了，再满的水也会漏得个干干净净。
------------
水生财（1）
------------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并使之生长，却不与万物争高下和利益，总是安然处在众人都厌恶而不愿意去的低洼之地，这种品格，实际上是最接近于“道”的。
水滋润万物，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而并不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的确到了“上善”的境界，堪称我们做人或行商的楷模。但问题是，企业毕竟是以赢利为核心目标的，不是慈善机构，如果只是付出，只是给予，估计没几天就关门了，因为手里的几个钱都“施舍”掉啦。
这真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继续在水中找一找答案吧。
水善利万物的结果是什么呢？每个人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森林茂盛，郁郁葱葱；芳草萋萋连绵，达于天际……这是水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客观结果。那么，水又为自己带来了什么呢？如果只是一味地付出，会不会带来干涸枯竭的后果呢？答案是否定的。水恩惠万物，虽然主观上不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但客观上，水的善行，却使自己获得了莫大的利益。我们想一想，水的仁德，造就了万物共生的优越自然环境，江河所经之处，森林、草地形成的良好植被，使雨水能够及时补充汇聚到河流中去，弥补了因空气蒸发和土壤渗透而流失的水分，才使得江河可以长流于天下。假设水只是关注自己，不愿去恩泽众生，那么可以想见的结果将是，土壤逐渐沙化、寸草不生，水自身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恶劣，雨水被干渴的泥土迅速吸收，无法向河流中输送点滴，江河中的水分被蒸发和渗透得渐行渐少，直至干涸枯竭。地理常识告诉我们，地球上位于沙漠和戈壁上的若干“内陆河”，就是这样黯然消失在沙漠深处的。
商道如水。市场就像河流途经的广袤土地，森林和草地如同目标消费群体，一棵棵树木和青草就是个体消费者。商家为消费者创造利益和价值，消费者自然会通过认同和购买，汇集钱财反哺商家，如同草木植被使点滴雨水反哺河流一般；反之，如果商家无视那些森林和草地而只知道攫取掠夺，那么，无论最初势头如何汹涌澎湃，最终会像“内陆河”一样消失于无形，实在是可以预期的事实。
所以，水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先帮助别人、给予别人，其结果却是“既以为人，己俞有，既以予人矣，己俞多”。给予，实际上会带来最丰厚的“获得”。
科特勒说：“注重社会利益是企业家走向成功的敲门砖。”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之久的辉煌。徽商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儒道经营，按照儒家道德规范行事。他们的行商方式可以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这12字来概括，不以“功利为急”为经商之旨。如明朝休宁商人刘淮，在嘉兴、湖州购买、囤积了大批粮食。有一年当地遇上灾荒，有人为刘淮庆幸，劝他乘机狠狠赚上一笔。但刘淮却说：应该让老百姓度过灾年，重新复苏，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减价出售，同时还命人煮粥免费提供给灾民。你想，等灾荒过后，刘淮的生意会做不好吗？
刘淮的思维方式，源于“以义为利”的儒家思想，用现在的眼光看，很有些“社会营销”的味道。
1971年，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和杰拉尔德·泽尔曼反思传统的企业营销活动，意识到企业营销也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于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营销概念——“社会营销”。
科特勒认为：“企业在从事营销活动时要关注其营销活动的社会影响，要在满足顾客需要的同时，关注营销活动的社会效益。”因此，社会营销（也称道德营销或生态营销）的要求就是，企业在营销之时，不仅要考虑消费者需要和公司目标，更要考虑消费者和社会的长期利益，企业的广告、价格策略、分销活动都要兼顾消费者、社会与公司利益。从消费者方面来说，他们有时是无知的，企业营销不应该利用消费者的弱点，比如诱导消费者抽某个品牌的香烟或者看某部刺激的电影，因为这可能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从社会角度来说，企业的营销活动在鼓励人们大量消费时，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损耗和枯竭，所以企业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生产化妆品或洗涤用品的企业，为了减少生产过程对江河生物和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应该购置先进设备降低排放物的化学成分含量。经营快餐的企业应当考虑快餐产品对人体健康的不利方面。娱乐业的公司则应当提供内容健康的精神产品等等。在一个市场里，产品越是丰富，竞争者越是众多，人们就越是关注产品涉及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从而倾向于选择自己认为“好”的企业的产品，所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已经不能保证成功，而需要以社会营销观作为指导并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善化自己的名声，提升品牌知名度，进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增加企业的销售额。而对社会的不负责行为，则完全有可能引起社会的批评。
所以，科特勒说：“注重社会利益是企业家走向成功的敲门砖。”
宁高宁追问：企业都喜欢讲战略，战略也很容易变成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目标，可战略的逻辑起点在哪里？
有人会想，所谓“社会营销”或“道德营销”，只能算做企业战略下面的一枚棋子、一个步骤，而战略就不同了，它的目标应该是如何获取最高利润，你总不能把战略的起点也搞成社会的或道德的吧？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精英，宁高宁对企业战略有自己的清醒认识。他说，企业都喜欢讲战略，战略也很容易变成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目标，可战略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是资金、技术还是人才？这些都很重要，但不能成为战略分析的出发点，因为战略不是一厢情愿的理想，战略是连接你所有和他人所求的桥梁。战略的出发点应该是你的客户，有了客户，才有市场，才有产品定位，才有对竞争环境的认识，才有自身的资源分配，才有执行中的流程和效率。出发点对了，没有资源可以创造资源；出发点错了，有再多的资源也可以浪费掉。有意思的是，自身占有资源较少的企业往往凭直觉认识到这一点，而较大的企业因为充满了自信或自大，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的出发点。这其实与我们常听到的做人的其他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企业战略的出发点在客户身上，它的逻辑起点必然包涵社会和道德的因素。起点准了，方向才会正确，才可能做到基业长青。
那么，那些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是如此确定企业战略的吗？我们不妨看一看。
------------
水生财（2）
------------
提起中药，首先映入大多数人脑海中的，便是“同仁堂”三个字。自1669年（清康熙八年）创立以来，三百多年间，同仁堂从宁波到北京、从走街串巷卖药到1723年开始贡奉八代皇帝用药，从小小的“乐家老铺”到赫赫有名的“同仁堂”，经历过数不尽、道不完的风风雨雨。2004年时，同仁堂的资产总额达63亿元，销售额逾50亿元，实现利润3.4亿元。目前，同仁堂销售终端网络遍及海内外，拥有分店、连锁店、店中店四百多家，在1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合资公司及门店17家。
在这块辉煌不衰、如日中天的金字招牌背后，愈久弥坚的乃是它“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理念，是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堂训，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信条。远者不提，单就在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面前，在承担社会责任和遭受巨大风险的境地中，同仁堂就把中国的优良传统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了社会。2003年4月7日，各大报纸刊登了预防“非典”的处方。自4月8日开始，同仁堂各药店职工连续加班16天，参茸公司调剂组的职工更是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煎药室人停机器不停，24小时轮流值班。虽然药物的需求量极大，市场原料的购进价格每日翻番增长，但同仁堂始终坚持“以义为上”、“绝不涨价”、“绝不使用不达标原料”的原则，以高质药品竭尽全力保证了市场供应。到2003年5月21日，同仁堂共为社会提供饮片“非典”方198.726万副，销售瓶装代煎液100.26万瓶，解决了近100万人次的用药需求。抱着“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精神向病魔宣战，病魔焉有不怯之理？
这种“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理念，正是同仁堂企业战略的基础与核心，只不过三百多年前不用“战略”这个词。这个战略出发点，成就了同仁堂数百年的基业，也使这个企业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得以健康发展：在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潜力50强的评比当中，同仁堂成为仅有的连续7届入选的两家企业之一。
所以，基于社会和道德的企业战略，才会具备长久的生命力。牛根生说，只有消费者、股东、员工、银行、合作伙伴、社会均衡受益才是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受益，只有与大多数人命运关联的事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事业。事实上，那些商界的领袖企业，无不与大多数人的命运相关联。
每一个声誉卓著、业绩不凡的大公司的愿景、理念和文化中蕴含的思想，都绝不是对金钱、财富和利润的追逐，而是义和善、爱与美。
无论是在已然过去的二十世纪，还是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我们都无法绕开比尔·盖茨这个名字。他带领微软编写着一款款软件，革新着一版版操作系统。我们的工作因为他的努力而提高了效率，我们的生活因为他而更加丰富多彩。你现在之所以能够读到这段关于微软的文字，正是有赖于微软开发出的办公软件。比尔·盖茨之所以能够富可敌国，也正是因为他的事业真正为你、为我、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益处。
曾任微软副总裁的李开复是这样评价比尔·盖茨的：“我对比尔特别敬仰，不是因为他的技术，不是因为他的财富，也不是他的战略商业头脑，而是他这么成功还能够做到如此谦虚，有这样的胸怀，对世界上用户的福利抱着这么大的一股期望，我觉得看到一个很伟大的人，这是我比较感动的地方。”当比尔·盖茨回忆最令自己激动的一刻的时候，他说：“我最激动的一刻，是有一年到印度去做慈善捐赠的时候，在印度乡下看到了一些医生，他们看到我，就非常兴奋地来感谢我。感谢我的理由是因为有了微软的技术，他们能够做远程治疗，能够救治很多本来救不活的病人。”目前，微软每个财务年度都会拿出五十多亿美元从事研究开发，目的就是为了持续地发展和改进软件技术，让软件更加易用、更加省钱、更加富有乐趣。
微软对大多数人生活的关注在比尔·盖茨身上显现得最为明显。1995年，盖茨撰写了《未来之路》一书，连续7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1999年的《未来时速》一书，则在超过60个国家以25种语言出版。盖茨把两本书的全部收入都捐献给了非赢利组织，以支持利用科技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慈善事业对于盖茨来说非常重要。他和妻子梅琳达已经捐赠了二百四十多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支持在全球的医疗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慈善事业，希望随着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关键领域的科技进步能使全人类受益。其中已有25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用在了全球健康事业，十四多亿美元用在了改善人们的学习条件，包括为盖茨图书馆购置计算机设备、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低收入社区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互联网培训和互联网访问服务。此外还有2.6亿美元用在了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社区项目建设上。
在强敌环绕的PC销售领域，戴尔公司却始终能卓然称雄。自1984年成立伊始，无论市场蓬勃还是低迷，甚至当一度曾为全球PC行业龙头的康柏迫于无奈委身他嫁的时候，戴尔依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在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戴尔往往说是因为采用了“直销模式”。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就曾表示，戴尔成为市场领导者的主要原因就是选择了“直销模式”，因为运用这种模式可以“倾听客户最直接的需求，并将业界标准的计算机产品与全方位的服务，直接提供给客户，并创造最佳的购买经验”。虽然戴尔的全新业务模式还包含其他支持，但定制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直销模式”无疑是它业务模式的核心。
尽管戴尔的主观意图是通过直销的方式把电脑出售给消费者，从而节省库存成本和代理商的利润，并把这些实惠反馈给消费者，但是在客观上，却表现出了施德予人、施惠予人的潜在道德模式，这自然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也使戴尔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供应商之一。
几乎在每一个声誉卓著、业绩不凡的大公司中，真正对业务经营起到支撑和指导作用的，都是公司的愿景、理念和公司的文化，而其中蕴含的思想，都绝不是对金钱、财富和利润的追逐，而是义和善、爱与美。
当我们登陆互联网搜索自己意欲查找的信息时，总会有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好去处，那就是当年两个只有32岁的年轻人创建的Google。当我们习惯了Google友好的界面，也许经常会问：如果没有了Google，世界将会变得怎样？是的，Google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虽然Google的历史不长，却肩负起了“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Google创始人之一的塞吉·布林说：“10年前斯坦福大学最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在得到信息方面，还不如今天坐在孟加拉国一家网吧的人。”在公司于2004年首次登陆华尔街的时候，在那份不同寻常的招股声明书中，便清晰阐释了“让世界更美好”乃是公司的使命；坚持“不要变得邪恶”的企业伦理道德，乃是Google的10大信条之一。
德鲁克说：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
------------
水生财（3）
------------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占据全球药品食物链顶端的美国默克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就为默克公司勾勒出一幅协调了利润赚取与道德追求的素描。他说，默克的第一目的是用医学上的创新造福人类，赚取丰厚的利润只是圆满完成使命的附带结果。
1943年，默克公司投入巨资研发链霉素并获得成功，这是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在当时，拥有了这种药的生产专利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二战后，日本遭受肺结核侵袭，疾病蔓延十分严重。于是默克主动放弃了该药的专利权，并把链霉素引进到日本，还传授给他们相关的生产技术。这一做法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也引起了公司内部员工的不满。乔治·默克二世是这样解释如何调和理想与实际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本公司同仁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简要地说就是我们要牢记药品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绝对不会没有利润。我们记得越清楚，利润就会越大。”
默克公司在这次专利授权中虽然没有赚到1分钱，但是，得到的回馈却远远超出经济上的回报。数年后，当默克公司的新任总裁魏吉罗第一次到日本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因为默克公司的恩情，日本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后来，默克公司成为日本最大的外资制药公司，日本政府对默克公司的各种优惠政策也是其他外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魏吉罗说，一点也不意外，一个企业的价值是具有长期影响的，它也许和利润无关，但它却可以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
万科董事长王石也持有同样的观念。他说，万科要有创造城市文化的责任感，对后代负责，但绝不等于说“赚钱是次要的”，而是阐明万科企业文化的一个简单的逻辑：赚钱是结果，不是目的。赚钱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然回报，绝不牟取暴利，合法地赚取高于平均利润的回报却是公司竞争力使然。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第一次捐款是在老家福建省高山县。刚做玻璃那一年，社会上传说曹德旺赚了钱。曹德旺小学时最尊敬的一个老师找到他：德旺啊，你读小学一年级的课桌椅我们现在还在用，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他说可以考虑。老师说：我在每个桌椅上都写着曹德旺捐。曹连忙说：你要这样我就不干了，你必须保密。老师问为什么？曹回答说，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正好做包装箱，就叫木箱厂帮忙做。
曹德旺说自己相信有善心一定会成功。从创业时一路走来，他捐款资助贫困生，依法纳税，不做腐败的事情，追求阳光下的利润，现在提出追求成为“亚太地区最佳雇主”。
如果不图回报，不是追求小我的名誉，而是希望全社会都能理解“回馈社会”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就真的能体现出企业家的非凡气度来，量大福大，要不成功都难。
这种“结果”与“目的”的关系，在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的眼里，一直是再清晰不过的命题。1954年，在他出版的第一本管理学著作《管理实践》中，开篇就这样问到：“企业是什么？”当然，没有人去问、去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企业就是一部赚钱的机器，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50年后，当德鲁克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依然认为“企业界到现在还没有理解它”。他说，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赚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
牛根生说：“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
法国学者菲利普希洛克说得好，“未来属于首先懂得这一新观念的企业家：‘今天，我们出售的不仅仅是产品，而是伴随着产品的服务的总和’。”
1993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全球售后服务年会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举行，我因为当时所在的公司是一汽-大众的整体广告代理商，所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对德国大众主管售后服务的全球副总裁的演讲印象颇深。他用投影仪演示了汽车生产商的售后服务对企业实现销售利润的重要意义。他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起点是一辆汽车销售行为的实现，随后线条的滑动，意味着客户对产品的使用过程中生产商提供的或好或坏的售后服务。如果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客户会对生产商和产品产生足够的信任和信心，从而促使他在后续的购买行为中继续青睐这个生产商的产品，这个滑动的线条会很圆润地回到圆圈的起点，形成一个很圆满的闭环圆；如果售后服务不好，客户不满意，对生产商和产品就会失去信心，结果促使他在后续的购买行为中选择放弃原来选择的品牌，转而去选择其他品牌。这时，糟糕的售后服务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离心力，使这个滑动的线条改变方向飞往他处，使圆圈无法再行圆满。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圆圈”实际上是对“商德”的很好注解。如果企业在从始至终的商业行为中，不断地为客户着想，积极地为客户付出，客户在获得实惠和方便的同时，就容易对企业产生购买忠诚度，企业后续的利润自然可以预期。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层面解读了《礼记》中所说的“德者，得也”的理念。以“德”面对市场和消费者，不论是否抱有功利目的，从长期发展而言，必然会带来良好的功利回报。有“德”者，自然有“得”。
《商道》的主人公林尚沃被称为“天下第一商”，他的成功宝典是：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的确，你的生意成为人心所向，你实现商业利润还有什么障碍呢？
所以牛根生这样说：“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水利万物，故能长流；企业利万众，方能久立。
中国风水理论讲“水生财”，重视的是形式上相生相克的互动因素。如果我们能够用水来观照自己的内心和商业行为，效法水的德行，那么，“水生财”就会成为商业场中可持续的“风水”了。
------------
谦卑胜刚强（1）
------------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我们奋勇争先、力争上游的时候，水却义无返顾地向下流淌，不与万物争高下。在这个永远不会平等的世界上，水总是居于最低下之处，谦卑本色，让人叹服。
无疑，谦卑是水的又一个优秀品德。所以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利生万物却从不与万物相争，恩泽于万物却不求报答，而甘愿屈尊于万物之下，这的确是最接近于“道”的品质。
可是，疑问这时也就产生了。因为，就个体的品行而言，水的谦卑之德的确是我们做人的楷模，但在商海中，谦卑往往意味着柔弱和低下，这种态度是不是无法成为进取的动力？以此来获取利益会不会勉为其难呢？
但是老子并不这样看。他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河溪百川最终归属的王者之地，是因为其善于处身在河溪百川的下游，所以最终成为百川之王……因其不与别人争，天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他争。
老子进一步阐述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说的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却能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中穿行驰骋，用无形的力量穿透没有缝隙的有形之物。这时，我们还能说，谦卑是柔弱的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谦卑胜刚强，才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处世生存的辩证法则。
中国的《易经》64卦中，都有吉有凶，惟独谦卦是个例外。谦卦——六爻皆吉。
深圳的一家证券公司，一度事业如日中天。不觉间，公司的老总就骄矜起来。一次，另外一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带着部属去拜访他，向他取经。客人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没有客气地让座，甚至没有站起来，而是坐在他的大班台后面，翘着二郎腿，轻松地抖动着，第一句话就是：某某啊，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一副高级领导人居高临下的模样。那个时候，股票市场牛气冲天，他也豪情万丈，吸纳了许多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无论从手里的资金量还是收益上看，他都堪称证券界的明星人物。但他的这个会客经历传出来后，一位资深券商只说了4个字：败相已露。
实际上，这个老总有国内同行少有的学历背景：计算机学士、会计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和哈佛大学MBA，可谓学贯中西。从我个人的接触看，这个老总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颇有研究的，尤其是对《周易》和老子的思想钻研较深，还定期到某大学讲授《周易》。我曾经对他很佩服。但后来，我从他身上理解了“知易行难”的说法，虽然他“知道”了，但是“做不得”。
他不只是对人傲慢，做事也缺乏谦卑心，总是恃强求胜，在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操作手法十分凶悍。他虽然钻研老子思想，却忽略了老子说的“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就是说，用兵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自恃强力去进攻别人，只做被迫自卫的那一方；不敢贸然攻击别人一点点，而是宁可先退一大步。他恰恰相反，不仅“得寸”，更要“进尺”。后来，他管理的这家公司因亏损巨大而破产，最终从证券业消失了。
后来，我和业内的朋友谈起他，大家无不感到惋惜。惋惜之余，我们也谈到一个让大家共同钦佩的人，就是用友软件的王文京。
用友软件是国内软件企业中的佼佼者，公司董事长王文京稳健而不张扬的个性也为人所称道。
在很多人眼里，王文京的个人发展经历是“知识创造财富”的生动阐释。十几年的时间，王文京从一介穷书生发展为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稳居中国财务及管理软件的领导地位。在2001年用友软件股票上市的时候，王文京的身价已是四十多亿元了。当时，他年仅36岁。
谈到王文京和用友软件的成功，很多人会说，王文京聪明。的确，王文京很聪明。他15岁就上大学，被誉为“神童”。1986年他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时，到上海参加一个电脑培训班，二十多天后，他回来竟然写出了可以运行的软件。但是，也有人将他的成功与品性的光辉联系在一起。
接触王文京后，我颇有几番感慨。
2001年的夏天，我陪同一位软件行业的朋友在中关村办事。事毕，他提议到用友软件公司去看一看。这位朋友和王文京是开会相识的，也算不上很熟。因为用友软件当时股价比较高，大家非常关注，朋友建议我不要暴露自己的媒体身份。到了用友大厦，给王文京打电话，王说自己正好有空，请我们上楼坐一坐。
这位企业老总斯斯文文的，非常平和。给我们让座，让水。热情，是比较诚挚的那种热情。
当接过王文京双手递来的名片时，我因不能回送名片，不免尴尬。朋友赶紧说，我们是一起的，他忘带名片了。王文京非常厚道地笑了笑说，没关系，有机会，再补上。
随即，应朋友要求，王文京谈了谈公司的情况，又不失时机地询问朋友对行业的见解。我注意到王的表情，带着笑意，非常认真、专注。我能够用上一个恰当的词：谦光可掬。
告别王文京后，那位朋友说，上市后，他身价变了，人一点没变。
我说，明白王文京为什么成功了：不仅是聪明，重要的是他的谦卑。
谦卑的王文京，能够听得到企业员工的建议，能够听得了客户和市场的批评，能够听得进专家的提醒或劝告。
自那时，王文京和用友一直平稳地发展着，一步一个方正的脚印，一如既往，一如来日。
用友的销售额、市场份额和业绩都在增长着，公司的销售额每年至少增长20％。公司的战略、管理架构和团队也都在不断地改善。公司提出了2010年建设“世界级软件企业”的发展目标，并认真执行着“赢利增长、客户满意、员工发展”的方针，行业内多数人都相信用友人能够做到。
------------
谦卑胜刚强（2）
------------
我们经常会看到，谦卑往往是许多成功人士身上如影随形的一种品质，谦卑也往往是这些成功人士社交圈子里固有的氛围。像宁高宁这样的商业领袖，有足够的资本让他骄傲，但你无法在他的身上找到一点儿傲慢的元素。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聚会。在聚会现场，无论从成就还是地位讲，他都应该是那个晚上的核心人物。但事实上，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倾听者，是一个兴致盎然的“观众”。当我同他谈起他的商业理念对自己产生很大影响时，他连连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他的笑容中甚至带着一丝羞涩。我和一个朋友要同他照相合影，他立刻站起来。我说：您坐着，我们站在您身后。他说：那怎么行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急忙离开座位，与我们平行地站在一起。这时，我几乎无法把眼前的这个谦和的宁高宁和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宁高宁统一起来。看似平淡的细节，却足以透射出他谦卑的品格。
我们还可以通过宁高宁的视角，看一看他钦佩的另外一位商业领袖的日常举止。
宁高宁说，有一次在电梯里遇到李嘉诚，还没等自己想出什么天才的话题与他交谈，他竟先说：“宁先生，你对最近的地产市道怎么看？”宁高宁不相信他对地产市场没有成熟的看法，也不觉得他的问话是完全出于客气，谦虚可能就是他的品格，可能是这种品格使他在金融危机之后买了香港公开招标中两幅最便宜的地。还有，李嘉诚的午餐（宴请商界朋友的商务午餐）在香港很有名气，可它并不奢华，是主人生活哲学的体现，就像他带在腕上多年的精工表，很实用，很舒坦。有一次水果上来是蜜瓜，他尝了一口就说：“对不起，今天的蜜瓜不够甜，可能买瓜的人没选好。”饭毕出门，他定要把客人送下楼，送上车，那种周到让你不能不认认真真地品味。
谦卑的人，必定是平和的，镇定的，必定是自知而知人的，心胸的容量也会是浩大的。我蓦然体会到，为什么中国的《易经》64卦中，都有吉有凶，惟独谦卦是个例外。谦卦——六爻皆吉。真正做到谦，做好谦，有百利而无一害。
张瑞敏说，做企业你永远处在弱势，如果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你就有目标可以永远前进。
水处卑下，善于迂回，知迂回则无损。有一句箴言说得好：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曾有管理学者对海尔的管理方式进行剖析，他们发现，海尔集团在自己的经营管理哲学中，就贯彻了这样一条重要原则：“处卑下”。
张瑞敏对《道德经》中有一点感触很深，就是“柔软胜刚强”。他说，在旧的版本里面对这句话的评价是消极的。它说明了一种转化的过程，弱可以转强，小可以转大，问题是你怎么来看待。做企业你永远处在弱势，如果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你就有目标可以永远前进。他说：“老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影响也很大，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谦卑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用张瑞敏尊崇的老子谈水的一句话，就是“夫惟不争，故无尤”。正因为与万物无争，所以就不会出现过失与偏差。
这的确是“上善”的结果。
------------
信水长流（1）
------------
老子说到水的一个特点是“言善信”，意思说水是言而有信之物，像河水的汛期一样应时而至，恪守信用。的确，河汛来有时，去有时，潮起有时，潮落有时，仿佛信守自己的准则和承诺。因为水的诚实守信，所以水也被古人称为“信水”。
比照我们人类自身，我们能被称为“信人”么？
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信”更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就是不可更改的“根本大法”。
中国人讲信，首先谈的是“诚信”和“忠信”。细细体味，我们能够体会到这其中的义理。诚，是对人、对事诚敬有加。言语的信，是诚敬态度的自然延伸。这就是孔子说的“言忠信，行笃敬”的道理。而忠信，将信和忠连在一起。忠，本义作“敬”解。“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说文》）尽职尽责是忠。忠，是内心想到、牵挂并承担着，因此，是“心”字底。忠，发音为“中”声。“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也被称为正直之德。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古人把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了。
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春秋时期，子贡向孔子请教管理国家政事的要诀。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说，要有三个条件：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军队和民众的信任。
子贡问，如果万不得已，在“食”、“兵”、“民信”这三项中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余下的两项不得已要去掉一个的话，去掉谁？孔子的回答让我们刻骨铭心：去掉粮食。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孔老夫子将信放在比命还重要的地位。
“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许多欧美人士都这么说。可以看出，在差异巨大的东西方文化中，对信的理念，却是惊人的一致。
2006年初，美国一所高中的一群学生，让全美聚焦了一个似乎是永恒的话题——诚信。
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118 名二年级学生按照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27岁的任课女教师帕敦发觉，判定为剽窃，这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
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女教师愤而辞职。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
帕敦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纽约时报》在2月份报道时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老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而更让我们感觉到“诚信”二字那沉甸甸分量的是——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在2月上旬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有人对一位身着 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生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媒体的感慨代表了许多人的忧虑：今后这一社区的人出去会被人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遗憾的是，这样不诚实的标签就被贴到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这个中国留学生很聪明，他发现了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于是总是逃票，曾被抓过3次。毕业后，他到一些跨国企业求职，全部被拒绝。他最初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在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他问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其中的缘由，双方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拓展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不录取我？”
“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3次逃票记录。”
“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诚信，实际上是个人和企业的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许多有过在美国或欧洲生活经历的学者或学生都能体会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恪守“信”字，都有“信”是立足社会之根本的认知和行为。这样的讯息自然带到了国内，人们惊羡西方的信用环境。联想到国内某些商人的欺诈行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讲信用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离信用距离很远。
其实，自古以来，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视“信”，主张人无信不立。而且，东方的“信”，主要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西方主要通过制度惩戒来进行有所不同。
------------
信水长流（2）
------------
春秋时期，吴贤公子季扎出使鲁国，途经徐国（今安徽泗县一带），拜会了徐国国君。徐君喜爱季扎的宝剑，但嘴里不敢说。季扎从徐君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因为出使鲁国，需要配剑以示国家的威仪，季扎当时没有赠送给他，暗想，自己出使回来，一定将宝剑呈送徐君。出使回来，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他就解下所佩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为什么还要送出宝剑呢？季扎随后留下了千古名言：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就是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我的心愿呢？
近代的徽商和晋商，起家和持家也都是以信为本。
《安徽通志》有记载，清代道光时期，徽商唐祁的父亲曾经借了某人的钱，结果债主说借据丢了，唐祁于是将钱如数偿还。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相传以为笑谈。唐祁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确是真的。”
今天一些人想必对唐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唐祁来说，按照规矩还钱，天经地义，根本不该想着自己吃亏与否。那个时代，商业信誉一直被视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支赫赫有名、盛极一时的重要社会经济力量，那就是晋商。《易·系辞》记载道，晋商在尧舜禹时代开始出现，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五百年间，晋商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晋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支队伍曾在明清年间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10大商帮之首，因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在世界经济史学界，晋商也与意大利商人享有同等的显赫地位。纵观晋商辉煌，最主要的秘诀就是两个字：诚信。
正如梁启超的评论“晋商笃守信用”一般，晋商把商誉视为命根，把信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讲求诚信，自然也就人气和利润长流。作为晋商代表的祁县乔家，曾于包头复盛油坊装运胡麻油，返回山西销售。一次，经手的伙计为了谋图厚利，在胡麻油中掺假，乔家发现之后，立刻倒掉重装，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却招来了近客远商。乔家第一代商人乔贵发在乾隆年间，与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因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窘境。此时，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颇有好感，不忍眼睁睁逼他们破产，于是相约3年之后再收欠账。3年之后，乔贵发不但还清了欠款，生意亦重新复兴，广盛公也改名为复盛公，而这已经到了嘉庆年间。晋商祖辈的确出现过经商遇险破产的情况，但是，当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之时，他们对本来无需承担的陈年旧债，也主动代先人偿还。凡此种种诚信之举，于晋商之中屡见不鲜。
晋商的诚信，造就了整体的“信水长流”，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晋商与蒙古人之间就建立了诚信关系。对于绝大多数的蒙古人而言，他们只要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之后，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甚至，他们还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此外，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晋商与蒙民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须办到。曾经有人对山西旅蒙商人的成功作了总结，认为晋商“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对于金融这一行业而言，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便是“诚信”二字。当晋商涉足这一行业时，则充分显示出了“诚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得以风行天下，凭借的正是“诚信”。作为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持有这样的观点：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在清朝末年间的一天，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饭讨了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那张汇票已经历时三十多年，但是日升昌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之后把钱办成了汇票藏在身上，却不幸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三十多年后，老太太从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中无意摸到了这张汇票。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正是凭借“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之道，声名大振，称雄全国500年有余。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中华老字号同仁堂一直恪守诚信不欺的经营原则。几百年前，他们就有一句堂训：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中医将人体的病症归为“和合”的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药炮制与研磨都叫“修合”。同仁堂人说，尽管许多工作客户是看不到的，但他们的存心可与天鉴证。磊落与坦荡，可见一斑。
有学者研究当代东南亚华商企业的成功轨迹发现，重信誉是华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商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就可以成交，甚至可以不用订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信誉好，可以做生意，小本可以做大生意，甚至无本也可以做生意。重信誉，讲诚信，增加了华商的利润，提高了他们的资本效率，加速了他们资本积累的速度。
诚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成功与其视诚信为生命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道：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还是名声。李嘉诚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良好信誉，这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却具有无限价值的资产。商业的存在除了创造繁荣和就业机会，最大的作用是服务人类的需求。企业本身虽然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但“正直”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也可以视其为经营中的一项成本。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正直赚钱最好。
诱惑！商场中存在太多的诱惑，使得诚实守信这样“3岁小儿都知道”的道理，许多成年人都“做不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曾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需去猜测他人话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诚实守信的益处，口头上也都愿意做一个诚信的人。但，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难道诚信就那么难以坚守么？其实不然。
实际，坚守诚信是很容易的，只要遵循义理、按部就班地行事就可以了。浸洇商界近20年，我没有听到有人说让自己做到诚信是什么难事，但是，却经常听人抱怨某某人没有诚信。容易做到的事情却不去做，为什么？
诱惑！商场中存在太多的诱惑，使得诚实守信这样“3岁小儿都知道”的道理，许多成年人都“做不得”。暂时的成功，一时的赚取暴利，置换的代价就是放弃诚信。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置换，虽然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丧失的，却是长久的发展空间，甚至成为市场的禁入者。
2006年的央视“3·15”晚会，惊曝出国内闻名的“欧典”地板的品牌造假丑闻。所谓“创建于1903年”的“德国百年品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经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德国没有“欧典”这个品牌，而所谓德国总部也不存在。该品牌商标只是国内公司注册的，产品更是在国内生产的。
------------
信水长流（3）
------------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品牌造假者的心理线路：庞大的家装市场——地板的利润颇丰——洋品牌更受消费者青睐——所以洋品牌能卖出大价钱——伪造洋品牌并广为宣传推广——高价出售——赚取暴利。对他们而言，暴利就是抵不住的诱惑，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诚信完全可以踩在脚下。
但，纸里包不住火。真相大白以后，“欧典”品牌轰然坍塌，产品在各地下架，消费者蜂拥索赔，政府职能部门介入调查……可以预见的是，暴利将回吐，商家精心编织数年谎言的假名牌将逐渐消沉或淡出市场。当然，我们更希望“欧典”能吸取教训，以“信”立市，重塑自己的品牌。但可以想见，拣回丢失的“诚信”而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过，企业欺骗公众，而后是内部员工欺骗公司，最终企业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败落。由于诚信不足，全国每年都会为此付出上千亿元的代价。
同样面对暴利的诱惑，日本八佰伴的创始人是怎么做的呢？
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剧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创建八佰伴商业集团的和田加静。她回忆到八佰伴起家源自一场台风，其实，应该说，是源自“信”的力量，源自八佰伴在台风状态下，依然坚守诚信而赢得的人气。
1958年9月，一场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日本的一些地方。八佰伴前一天采购了一卡车蔬菜。第二天因为台风的原因，蔬菜奇缺，许多商店都把蔬菜高价出售，10日元一根的萝卜居然涨到150日元。当其他商店大涨价的时候，八佰伴的蔬菜还是按平时的价格出售。顾客们很感动，拉着和田家人的手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之道，八佰伴会发财的。”
从那以后，许多顾客都只在八佰伴的商店买东西。他们的信任给八佰伴带来了繁荣，也奠定了八佰伴日后长足发展的基础。
要做到真正的“信”，需要修养的功夫，能够克己。懂得利他就是利己，就是所谓有舍才有得。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曾国藩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就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恪守诚信，并不意味着吃亏，反而是在一点一点地增加信誉资产的含金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应该是商家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跟我讲过他的一次经历，一次从尴尬到圆满的经历。
山东几个大企业的老总到上海同他商谈投资事务，约定第二天9：30在他的公司总部会晤。他对这次会见极为重视。因为晚上有其他应酬，回家比较晚，他怕第二天起不来，就对了闹钟在早8点，还把手机定时叫早，做了双保险。可是，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已经过了9：30了——闹钟和手机的铃声他居然都没听见。
他赶紧爬起来，给秘书打电话。秘书说，客人已经等在会议室了，不过我跟客人说您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因为塞车，所以可能会晚到些。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多了。
进入会议室，他发现里面的气氛十分凝重，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毕竟，客人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个多小时的“冷遇”肯定无法忍受。
这时，他没有打招呼，而是站在客人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诚恳地说：“我不能向各位撒谎，我不是因为路上塞车迟到，是因为我没有听见闹钟叫早，起床晚了。迟到已经让我对不起大家，如果再编理由撒谎，我就是错上加错了。实在对不起大家！”说罢，他又向客人们深深鞠躬。
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客人们都很感动，因为他作为业内一个领袖级人物，能这样谦卑地面对大家，出乎大家的意料。这次会见成为双方合作的契机，客人代表的几家公司后来成为他公司的股东。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钢板的码放方式说明了什么？
如何真正地“信”，我们也需要体悟“信义”这个词的涵义。
孔子就谈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只有合乎道义本分的话，才可以认真去做。作出承诺前，必须考虑承诺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后果。作出承诺后，如果发现承诺的内容本身存在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避免犯更大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这才是真正的“信”。
《弟子规》讲到“谨信”，是指要谨而信。没有言行的严谨，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严谨的作风，容易造成轻诺寡信的局面。即使你不是有意欺骗，但言行不谨，信就得不到保障。
一个日资企业在上海一带寻找下游的合作伙伴。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在寻找钢板加工企业的过程中，考察了3家企业。这3家企业，都是用宝钢公司生产的钢板。第一家，材料码放整齐，钢板之间还用标准的木条间隔着；第二家，也是上下码放，但没有第一家码放得那么整齐；第三家，则是随便堆放在工厂院子里。第一家，钢板利用率是几乎100％。第二家利用率则是90％至95％，因为，上面的钢板时间长了则有些变形，利用率就降低了。第三家利用率只有70％左右。
日资企业出了一个报价，然后来选择诚信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他会选择哪一家企业呢？最终，他选择了钢板码放最整齐的那家企业。他的分析正是出于谨而信的考虑：只有工作中有严谨的行为习惯，合作中做出的承诺才能有履行的保证。
------------
循理而行之义
------------
孔子观水时，说到水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意思是说，水流向下，随圆就方，好像遵循准则和法度。
的确，水总是以谦卑的姿态向下流淌，随处遵循河道划定的准则而行，水涨水落依据自然季节的法度而为。这种品格，与圣人们倡导的“义”十分相合。
“义”的繁体字为“義”：下面是“我”，上面是“羊”。我谓己，羊在古代有善祥之意；于我所表现之善祥为义；事之宜曰义，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义，天理、正路、准则、法度是义。
------------
舍得之间（1）
------------
我们知道，大江大河在流行过程中，沿途不断有支流汇集而入，江河得之不拒并逐渐壮大，因为，江河是支流、小溪东流入海的良好载体。同时，江河也随时在沿途释放水分，灌溉田野，补充湖泊，用自己的付出营造出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得与舍之间，水才得以实现流畅通达。
水的这种特性，暗合孔子所说的“见得思义”之理。那么，对我们来说，“得”什么？无论财富、名位来归于我，叫“得”。而见“得”，应该想一想是否合乎义理、道义、人情、国法。合则受，不合不受。
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
在商场中，获取利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得”是商人必须获得的一个结果。但是，“得”是否合乎“义”却是最重要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不过，超出自己的承担能力，杀鸡取卵式的舍，也未必合乎“义”，得和舍之间还颇有意味。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规定，凡是有人赎回了在国外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最终要支付那笔赎金。孔子的学生子贡一直做生意，他解救了不少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要把他花费的赎金补给他。因为子贡很有钱，所以他没有要政府的钱。当时，不少人称赞子贡，说他仗义疏财。但是孔子却对子贡提出批评。夫子说，鲁国人本来就不是很富有，国家出台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人们不需要额外花费就可以解救鲁国人。子贡这么做，自己是做了好事，但负面影响却不得了。有一些人本来要解救人，但子贡救人都不要政府给钱，自己救人如果要政府的钱，那么跟子贡相比，境界要低很多。这样本来要救人的人，因为经济能力所迫，会因为子贡的行为而放弃救人。
孔子另一位学生子路，有一次将快要淹死的乡人从水中救起。那位老乡很是感激，就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欣然接受。当时，有不少人批评子路的道德境界不高。但是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子路救人，并接受人家的谢礼，这对鲁国人有很好的昭示作用。因为子路接受了一头牛，大家感到做好事会有好的回报，鲁国人会因此争相去做诸如救人等等的善事。
回到现代，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肯定不会的。但万科董事长王石恰恰选择了放弃，这对一般人来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王石应合肥市长的邀请，代表万科同合肥国土局签订了1000亩土地的购地合约，并约定一个月内支付总价的25％作为首期款。三个星期后，万科的首期款还没来得及支付，合肥就传来消息：另外一家企业也看中了万科签下的这1000亩地，合肥国土局有意牵线让万科出让500亩，每亩额外补偿给万科3万元。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王石的下属高兴地向他汇报这件事。但出乎意料，王石指示：对万科来讲，500亩、1000亩都很大，退回500亩地，并且不要补偿。下属认为是听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石是一个注重诚信和商业道德的领导人，可赚到这1500万元并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呀。王石向下属解释说，如果收了这个钱，公司就会出现新的神话：瞧，老板多有眼光，没动1分钱就赚了1500万元。这样会对公司员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员工们都会钻牛角尖去想办法倒腾土地赚大钱，谁还有心思去好好设计房子、建房子和精心维护房子？所以这钱万科不能要。
上面的三个事例，说明了得与舍的辩证关系。有时，“得”正合乎义理，“舍”看似高风亮节却不合义理；有时，“舍”正合乎义理，“得”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合义理。所以，看待“义”的问题，不在一招一式的直接效果，而在于其长久的影响。
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
在舍与得之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两者辩证关系中各自是否合乎义理的显性评价指标。因为，企业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汇聚之地，最有责任为社会贡献力量。
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后，纳税是企业以“舍”取义的最直接形式，体现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资源，税收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也为企业营造出更为良好的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
当我们的许多企业每年为偷漏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意识已经融入每一个国民的意识里，成为企业和个人自觉的行为。当然，这种结果，与数百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管理约束分不开。但到了现代，纳税已成为西方企业和商人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商界的领袖人物。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竞选时，为了得到美国中产阶级及富豪群体的选票，在竞选演说中承诺，一旦他当选美国总统，将大幅下调遗产税。这对那些富人们来说，应该有足够的诱惑力，因为美国遗产税的税率很高，一个人死后留给后代的财产，很大一部分会被国家以征收遗产税的形式拿走，颇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出乎意料的是，布什当选以后，美国的四十多位大富翁（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及被我们冠以“金融大鳄”恶名的索罗斯）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竭力劝阻他实施降低遗产税的动议。理由很简单，如果降低了遗产税，国家就会减少税收，美国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自然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平衡。
按照我们的眼光，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表面看，他们的行为是其社会责任感使然。究其内涵，他们的责任意识，将会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平衡。他们自己收获的，也将是十分良好的生存环境。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觉纳税是发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常态了。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是谁？
连续多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在数十年商海沉浮中，始终坚持一条人生准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能够在世上帮助他人，对他人有贡献，是内心的财富。金钱的财富，可能变化很快，只有人家已经得益的真财富，才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
2005年初，当他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心中还有“第三个儿子”。众所周知，李嘉诚有两个儿子，长子李泽钜是长江集团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次子李泽楷是电讯盈科主席。那么他所说的“第三个儿子”是谁呢？就是他在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他对基金会如此倾注感情、悉心培养、不断投入，就是想让这个“儿子”不断成长壮大，造福他人。他说，我就算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诫所有人，李家的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
扶贫、医疗和教育，始终是李嘉诚最为关心的公益领域。他以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用长期的资助和资源投入改变现今社会对贫穷的冷漠感，唤起全社会的关心潮流。他认为就医能够令社会进步，医疗是一种关怀。他曾为跨代的贫穷现象感到难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教育方面着手，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要思考自己不同的助己助人的办法”。
------------
舍得之间（2）
------------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以来，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超过数十亿港元，并在全球搭建起了公益事业的平台。基金会推行了一系列的医疗扶贫计划，包括为残疾人装配义肢、扫盲复明行动和为兔唇孩子免费做手术，同时还在全国对贫苦无助的晚期癌症患者施行“宁养医疗服务计划”。2005年，他把投资多年的一千七百多万股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普通股份出售，将此笔约78亿港元（折合约10亿美元）的收益悉数拨给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及新成立的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
李嘉诚的事业有两个，一个是“赚钱”的生意，另一个就是“不断花钱”的公益事业。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产共计3.5亿美元，兴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比尔·盖茨到目前已经捐赠了240亿美元建立慈善基金，并公开承诺，在其百年之后，只给自己的孩子留很少的一些财产，余者悉数捐赠社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慈善总会70％的捐款来自海外，内地富豪的捐款不到15％。许多国家富人捐款占个人收入的30％，中国则占1％不到。
我的一位朋友是经济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部做经济预测专家。他曾同我讲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国内的一个商人去澳大利亚旅行时拜访了他。两个人喝茶时，谈起西方人的慈善行为，朋友向这个商人介绍说，大多数的富人已经把向社会捐赠这种慈善行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向抱有取之于社会并回馈社会的理念。这个商人听后，不屑一顾地说：别信那个，他们不过是为了逃税罢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也很悲哀。”朋友对我说。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指标在0－1之间波动。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绝对平均，系数为0；如果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里，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说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0.4－0.6之间，说明财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0.4作为“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到2003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近几年，拉美的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动乱和骚乱发生。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1988年，为0.23；1998年，为0.40；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0.465，依旧是上升的趋势，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值比较保守，实际可能会更高些。而在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是0.378，日本为0.249。
在社会总体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危机，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环境就会恶化。
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GDP是世界第一，类似于目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是，被奉为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却断言，当时的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会再有发展潜力。他判断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中国的市场是不开放的；第二，中国包括官僚和商人在内的富人享受着最大量的财富和种种权利，而中国的穷人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许多学者都把亚当·斯密说的第一点当作十八世纪以后中国走向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以印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往往忽略了他说的第二点。实际上，如果按基尼系数的标准来分析，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看，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早已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所以才会动乱不断，甚至出现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长期对峙争斗的局面。即使经济开放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会在战乱中消耗殆尽。可以说，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判断理由，对中国的衰落走向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穷人和富人乘坐同一艘船。穷人的座位下有一个洞，富人应该帮他们补上。不然，洞越破越大，船就会沉没，大家一损俱损，富人不可能独善其身。
------------
谁是“企业公民”？
------------
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及王石倡导的“企业公民”理念。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公民论坛上，万科被评选为“最佳企业公民”，也连续两年入选《21世纪经济报道》的“最佳企业公民”评选。在2006年，王石把万科的定位确定为“改革先锋、企业公民”。王石说：“注重企业公民责任才会双赢。”
美国波士顿商学院曾经给出过“企业公民”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在中国，2003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00位企业高级管理者中，有94.2％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责任对本公司具有重要意义。“苏丹红”、奶粉造假导致的“大头娃娃”、屡次发生的煤矿矿难等等事件，说明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依存于社会环境的。
在这种背景下，王石高举起了“企业公民”的大旗，为万科制订了目标，担当“改革先锋、企业公民”，要坚持做领跑者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有房地产开发商高调倡导房地产商就该为富人盖房子时，王石却认为，社会和谐是企业应有的责任，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分内的事，房地产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万科将责任感落实到了行动上，于2005年末启动了中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甚至王石本人还曾与建筑专家同去福建的大山里跑了一个星期，研究客家土楼的大围屋居住文化，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廉租房方案设计的适合要素。让王石兴奋的是，他们终于从客家土楼的建筑智慧中汲取到了充分的营养，并从公司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选定合适的地块，计划于2006年中期开始建设适合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
“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箴言。
当然，万科并不是慈善机构。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和商机是融合在一起的。王石并不讳言廉租房项目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他说，这样的建筑利用的都是城市边边角角的地块，投入不大，又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但是，要缓解由住房引发的社会矛盾，只有万科一家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所以王石希望这个项目能给政府部门和其他房地产企业带来启示。
万科公司是房地产企业，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就是它应该哈哈大笑或者偷着乐的好事情。2005年，房价上涨势头很猛，百姓怨声载道。政府也陆续采取一些措施对过热的房地产投资进行调控。当时，许多有头有脸的房地产大佬纷纷发言，实际上是试图利用自己的行业声望，影响人们对房价的判断。这些大佬几乎无一例外地断言：房价并不高，房地产并不热。
而万科的领军人物董事长王石和总经理郁亮则对房地产的偏热表示忧虑，他们不是想到一时，而是关注长久。因为如果行业出现泡沫，一时是可以挣到暴利，但是泡沫过后，行业自身发展会受到影响，更会带来经济的动荡。同时，他们也不仅仅考虑自身，更是心系整个行业及整个社会。
万科在警示行业偏热的同时，更坦诚地呼吁消费者理性消费。郁亮曾在《中国证券报》撰写文章。他说，一位年轻人，例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如果要买房，应该购买小一点的住房，或者是二手房。一来符合自己的现实需要，二来免得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否则，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二则使有意开发小户型住房的开发商看不到市场前景而放弃转向，使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培养行业的理性以及消费者的理性，实际上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承担，也必须承担的职责。
在空调大战甚嚣尘上的2001年，我曾采访海尔的张瑞敏。张瑞敏谈到行业的自律，也说到消费者应该在商家的广告轰炸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如，“终身免费维修”是一些家电企业，尤其是个别空调企业颇有“杀伤力”的广告辞。但是，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时，想到的肯定是这样的承诺如何适合自己，却忽略了，这家空调企业能够生存几年？几年就倒闭关门的企业所做出的终身免费维修承诺，又有多大意义呢？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我们在前面曾谈起过中国风水理论所讲的“水生财”。实际上，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义理上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清朝商人舒遵刚在阐述自己的行商经验时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啬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其所谓大道也。”意思是说，钱财，就像流动的泉水一样。那些靠机巧欺诈获取财富的做法，就好像自己堵塞了泉水的源头；而那些吝啬的做法和奢侈挥霍的做法一样，都会使流动的泉水枯竭。一般人只知道奢侈挥霍是错误，却不知道吝啬也是错误，是因为不了解源流之说的道理。圣人说，应该以义为前提去获取利益，见义不为则没有君子之勇。所以，把钱财用在合乎义理的事情上，不仅不会使水流枯竭，还会扩充源流使其壮大，这才是行商的大道。
利他就是利己，帮人就是帮自己，这就是舍与得之间的辩证法。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是佛教的法。佛法是心法，主张内心不为“得”而舍。舍的大小，不仅在于舍的物质利益的多与少，更在于心念上是否真的舍掉了。舍的当下，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这样的舍才是真舍，才是大舍，从结果上说，必有大得。
------------
波澜不兴（1）
------------
孔子说：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智者为什么独独钟情于水呢？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因为水能够明察外物及环境的事理和规律，而不强求外界改变来适应自己，左阻右行，右阻左行，通过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方向，最终形成自己通畅的河道，一路波澜不兴东流入海。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智者的境界，亦不过如此。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领导者的经典论述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意思是说，最高明的治理之道，是百姓感觉不到有国君的存在；其次，是百姓爱戴国君并且都称赞他；再其次，是百姓畏惧国君；而最糟糕的国君，则是百姓都在咒骂他……境界最高的国君，悠哉游哉地行事就能胜任了，不需要在治理上讲太多的话，自然社会安定富足。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无为而为。无为与有为，似乎矛盾，却合在了一起。对无为而为，一般容易有误解，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干，不作为。其实，无为而为，是以无为的心、无求的心做事，心神自然坦荡地做事，内心全无挂碍地做事。这样做事，当然会有为。所以说，无为而为是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只是，如果我们大家不努力，不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体会，不多加历练实践，那么很难接近这样的状态或境界。
这么说，可不是谈玄。其实，我们经常看电视转播乒乓球或羽毛球、网球比赛，一些名将经常失态，意外落败于水平并不比其高的选手。个中原因，往往是没有做到无为。他们太想赢了，或者太以为自己会赢了，往往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是什么，是想有为，或太想有为，结果是真正的没有什么作为。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
对企业而言，“无为而治”是一个成熟的管理境界。在“无为”的前期，“有为”是一个必须的行为过程，通过“有为”来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构，其后水流则循渠道而行，无使出其左右，则“无为”可待矣。因为，在这个时候，管理的内在运行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随时掌控着企业的运转和人员的行为模式，规范着企业运行的方向，顺畅就成为企业可以预期的良好外在表现。
我在与一位证券界的高管聊企业管理时，这位朋友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江淮汽车集团的董事长左延安是位管理行家。我问他何以得出这一结论？这位朋友只谈了一点。他说，有一天下午，自己和左延安在左的办公室谈天，前后有两个小时，左的手机是开着的，办公室的座机也通着，居然没有一个电话来打搅。
江淮集团不是一个小作坊，规模也不算小。作为国内汽车业8强之一，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集团的董事长日常工作能那么从容，叫人称奇。而董事长的从容，当然是管理架构搭建合理，高管各司其职、运作得力的结果。
左延安的“闲”，源于公司在管理基本功上的付出，就是“功夫在诗外”，以“有为”之能成“无为”之功。
江淮的企业战略和定位没有闪失，公司一直靠性价比取胜，实施“高一点低很多，低一点高很多”的战略。具体说，就是同类产品，国外的技术要比江淮高一点，但是江淮的车价却比他们低很多；而对比国内的产品，江淮汽车的价格只高一点，但性能却高很多。江淮的轻型卡车、MPV等车型就是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成功占领了市场。
左延安多年来一直带领江淮集团建立学习型组织。集团多年坚持实行全员参与的“40+4”培训制度，即每周40小时工作，外加每周六上午4小时的全体员工集中学习。“40+4”激发了上上下下的学习热情，提升了企业管理团队的素质。无论汽车行业如何潮涨潮落，公司销售额十几年一直保持增长。而同时，公司管理能力的提升一直同企业规模的增长相匹配。
左延安，怎一个“闲”字了得。
与左延安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的“闲”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王石偏爱极限运动，至今已征服世界7大洲的最高峰。最初，王石的这种行为曾引起股东和投资人的质疑，因为在登山期间，他无法控制和管理公司，并且，如他在探险中发生意外，公司是否会失控或产生混乱？这种行为被股东和投资人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行为，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企业对领导人是高度依赖的，当然许多企业领导人也得意于这种依赖。
实际上，王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领导者，他有自己独特的理念：“我的评判标准是，当我离开万科后，企业还能一如既往保持正常发展，这才是我的成功和本事。”他去探险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因为万科已经进入了“无为而治”的阶段，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架构和商业模式，脱离了对某一个优秀领导人的依赖。当然，王石也很坦率地承认，这种“无为”的心态来之不易，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退出说起来容易，其实在心理上要跨过好几关。它需要的不仅是创业者的胸怀，更考验一个人由内而外的多种能力。”王石说，“事实证明在我离开之后，万科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这说明万科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显示出在业内卓越的竞争力。”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做不做、谁去做都是你决定的，出了事情怎么能不负责任呢？我首先就要承担责任。
同样是“闲”，清华同方股份公司总裁陆致成则是用几幅字来撰写自己“闲”的心态。
清华同方经历了8年的成长，销售收入做到八九十亿元，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清华同方却一直认为，面向世界一流的总体发展目标，公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既有目标，自然要只争朝夕。但古人有一句话叫“急事宜缓办”。是不是整天想着远景目标，就要心急火燎呢？肯定不是，尤其作为公司的掌舵人，更不能心急，更需要从容淡定。
陆致成的办公室里有四幅字：“无为”、“振铎”、“高山海川”和“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他说，这四幅字实际上是从各个层面来诠释做领导者的心态。“无为”，这是中国文化很精髓的东西，实际上“无为”就是不断地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非常计较；“振铎”，原意是敲钟，可以延伸为做人、做企业始终要警钟长鸣，要有危机感。个人和企业都要警惕，都要有危机感，不要被困难所压倒，也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保持一种“无为”的心态；“高山海川”,就是作为领导者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心胸要宽一点，不要斤斤计较，事情就会做得大一些；“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是一种淡定的境界。作为领导者，压力很大。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用“无为”的心态，和“振铎”、“高山海川”的行为意境，就像晚上在杏花村里吟诗一样悠闲、平静，同时又保持思考的状态。又是悠闲，又是思考，这是要达到的高境界。
------------
波澜不兴（2）
------------
陆致成所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要驾驭清华同方这一跨行业的高科技舰队，一百余亿元的资产，光是核心业务就有计算机系统本部、应用信息系统本部、数字电视系统本部和能源环境本部4大业务平台。公司控股及参股的上规模企业多达数十家。作为总裁，陆致成呼吁同仁要培养自己，磨练自己。他认为，无论是做事情，还是做人，都要朝这个意境努力。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你会认为自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呢？
无为而治，不攀求，不刻意，“顺”的理念就显得很重要。在汉字的解析中，“顺”的汉字内涵很生动。小篆“顺”从“川”从“页”。页即面之意，川谓水流意。形容人面之文理如同水流般，温顺自然而丝毫不违逆。故其本义作“理”解。人面乃七情中最易表现之部位；而水流因其有脉络可循，故可井然循之而下。而人心是否温厚顺从，即可从颜面表情而窥见一斑，此乃“顺”之义。
企业的内部与外部，都存在着诸多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关系看似对立，实际上是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企业领导所要做的恰恰是：要善于引导对立面的转化。怎样引导呢？就是不违逆规律，循理而为，顺势而行。只有“顺”了，无为的境界才可能达到。
2005年，一位正在北京外交学院进修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谈了他在中国的一个经历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一天，他的办公室飞进来一只鸽子。美国人受到的教育是“要求人们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于是他去追逐鸽子，又发动大家一起行动，希望把鸽子逐出窗外。但他的中国同事都不动，还劝他别着急，说鸽子自己会飞出去的。他本着负责的态度，打电话给大楼管理员，完了再来寻找鸽子，却发现鸽子已经飞走了，因为有中国同事在窗外放了些面包屑，把鸽子吸引了出去。
这位学者发现了东西方哲学的差异：积极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有时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问题要多过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明白了中国人的无为而为并不消极，或者表面上消极，而实际上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面对“CEO究竟管什么”这个问题，韦尔奇说，人的选择，人的评价，文化的传递，大宗并购。其他具体的运转我都不管。
的确，“不管”带来的，是企业运转的稳健和秩序，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翻动，不然，这条小鱼就会禁不住折腾破碎掉，一道好菜也就泡汤了。
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理念，以此阐述他追求稳健的治国方略，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至今仍为美国的管理界所津津乐道。老子的思想对里根有明显的影响。早在1976年，里根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就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无为”的施政心态彰显无疑。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里根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个政府，不是我们这个政府拥有一个国家。除了人民所授的权力之外，政府什么权力也没有。”里根受命于危难之际，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低迷，人民对国家的前途普遍感到迷惘。而演员出身的里根，并没有商业活动经历及与之相应的经验，更没有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但里根在任期间，却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的颓势，降低了通货膨胀，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里根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那么，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你会认为自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呢？
------------
囚徒困境（1）
------------
我们在前面谈到，水利生万物，滋润森林草木，森林绿地也输送点滴雨水反哺河水，双方形成一种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格局，从功利角度而言，产生了“双赢”的“合作均衡”。
观照水造就的这种“合作均衡”，会令我们汗颜，因为我们热衷于“博弈论”，常常陷入“非合作均衡”的处境。
经济学家在谈到“博弈论”时，常会列举“囚徒困境”的例子：两个人合伙作案被抓。检察官对分别关押的两个囚徒交待的政策是——如果都不招供，会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招供者会被判10年徒刑，不招者会被判20年徒刑；俩人都招供，都会被判10年徒刑。这时，两个囚徒都面临这样的抉择：都不招——无罪释放；对方招时，我招——都判10年；对方不招时，我招——我判10年，对方判20年；对方招时，我不招——我判20年，对方判10年。从共同的立场上看，只要两人都互相信任，共同坚持“盗亦有道”的互利原则，无罪释放将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两人都在想，如果我坚守原则不招而对方却破坏原则而招供，我不是亏大了吗？所以最后，两人都做出同样的抉择——招。
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
这种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及由此产生的都被判处10年徒刑的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并不顾及其他对手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表面上看，这种策略组合是由当事双方各自认为的最佳策略构成。实际上，双方都选择拒绝招供才是真正的最佳策略，因为这样才会使两个人都无罪释放，双方都获得最大利益。但是，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因为，这种改变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万一对方没有改变策略呢？
这的确是一种两难选择。当个体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时，结果却是整体的非理性。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每个人都以利己的目的为出发点，结果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纳什均衡”，对双方都不利。两个人在坦白交代或拒绝招供的选择上，都是首先想到自己，这样，10年的刑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两个人都首先替对方着想，就会选择拒绝招供，双方都会被无罪释放。
“囚徒困境”的内涵在于，对大家最合理和有利的做法是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但是，在商业交往中，如果一家企业不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与它合作的企业依然遵守规则的话，自然就会蒙受损失。权衡利害，后者最后也会选择违反规则。这样，双方都选择了非理性的完全竞争模式，这种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成为“纳什均衡”，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如何呢？当然是你耍了我，我也得骗你，我不好，你也别想好。结果大家的交易成本大幅提高，形成“双输”的结果。
我们经常见到的恶性价格竞争，便是“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均衡”的现实写照。恶性价格竞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低价倾销，即少数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长期独占市场，阶段性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第二种是低价混战，即有些中小企业，虽然不一定具有规模经济或技术上的优势，但却具有成本与经营上的优势，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以迎合低消费的需求，或利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不易鉴别的特点，以次充好，进行低价销售，其他同类企业为了生存也只好加入价格大战，使价格一降再降，陷入怪圈。
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水平，无论是对提供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还是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件好事。但是，在“囚徒困境”中，一旦某方选择了“非合作”而恶性降价，其他方再以同等程度甚至更为凌厉的降价攻势加以应对，各方均陷入持续的“非合作”僵局，恶性价格战不断升级，那么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且不说会危害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扰乱市场的正常价格秩序，单是对卷入价格战的企业而言，获利能力下降，疲于采取降价策略，必会造成整个行业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的“贫血”。
“温州企业生态模式”是什么样的？
行业自律或者同盟可以产生脱离“囚徒困境”的“合作均衡”的情况，不仅仅局限在某一行业、某一国内市场上。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出口部门的发展，而会对出口企业给予补贴，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出口退税和以优惠利率提供贷款。一旦外国采取了这种做法，那么本国也就得采取相应的举措。倘若不加以自律，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各个国家的出口企业既有国家财力上的支持，就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从而会扰乱全球的市场秩序和资源配置。为了求得合作，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法律中对出口税收补贴加以规定，并有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则对各国的出口补贴贷款规定了最低利率限制。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限制原油产量，从而部分保证石油价格的稳定，也就是实现各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均衡”。
“囚徒困境”并不难解，只要所有的参与者把眼光放得长远些，积极参与行业自律，那么“共赢”局面是可以出现的。而且，对于主动倡导行业规则制定的参与者来说，还会得到额外的益处和主动权。
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与温州中小企业如水一般共生共荣的“合作均衡”是分不开的，经济学者将温州企业的合作共赢状态称为“温州企业生态模式”。譬如，温州一些生产打火机的厂家打败了美国和欧洲打火机制造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是500家企业联合起来做打火机，每个企业都不大，我做个弹簧，你做个外壳，我们加起来做成一个打火机。之所以能够击败全世界的打火机制造商，是因为他们联起手来做。他们共同遵守约定的商业规则，互相之间是买卖关系，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
这些温州企业之所以能够聚合集体的力量，享受到合意的商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益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处在“合作”的“均衡解”上。
如果温州企业陷入“囚徒困境”会怎么样？
假设做弹簧的企业或者做外壳的企业，看到联手制造出的打火机已然创造了丰厚利润，进而打破合作局面，提高自己所生产部件的价格，那么联合制造出的打火机必然会价格上升，从而断送掉竞争优势。或者，假设某一企业规模已经足够大了，认为完全由自己生产打火机配件进行组装的利润空间更大，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到打火机的质量，另一方面必然会触发整个联合企业链的争夺，打火机的价格会不断下降，最后大家都没有利润，进而可能会断送掉大家辛辛苦苦争得的优势地位。所以，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保持“合作均衡”的状态，遵守合作规则，能够为大家带来更为长久的利益。
你把粉笔道儿擦掉不就行了吗？
------------
囚徒困境（2）
------------
对于企业内部管理而言，“囚徒困境”也是随时存在的，因为对管理准则的奉行与否，往往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次，我和两个房地产公司的客户去澳大利亚墨尔本，与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商谈项目设计的事情。这家事务所在墨尔本市中心，澳方咨询合作伙伴开车接我们去那里。到达后停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穿制服的管理员拿着一支粉笔，在一些车的右后轮胎的上方划上一道横线。我问合作伙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他解释说，墨尔本市中心的停车位非常紧张，所以每辆车在一个位置上只可以停留40分钟。停车管理员巡视整个街区，在每一辆新近停留的车上做标记，如果过了40分钟，某一辆车的轮胎上画的线还在上方的位置，那他就要抄牌了。
我们在这家事务所谈了半个小时后，我的这个合作伙伴跟大家说：抱歉，我要下楼一下。十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轻松地说：没什么事，只是挪了一下车，在街上兜了一圈回来，又可以有40分钟的停车时间了。我笑了起来：为什么要兜一圈车？你把粉笔道儿擦掉不就行了吗？他愣了一下，很严肃地说：你怎么会这样想？那不是撒谎吗？稍后，他可能看出了我的尴尬，缓和了口气说：规则是要大家一起遵守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澳大利亚才会很有秩序。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还会不禁脸红。我当时的想法可能代表了许多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常说老外很傻，但事实上，他们“傻”的有道理。如果大家都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也就落入了“囚徒困境”，可能会贪得一时的方便，但长久下去，则会造成社会整体的无秩序，最后，每个人都会身受其害。
东北曾经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冰箱厂叫“吉诺尔”。九十年代末，因为经营陷入困境而考虑股权转让。当时有一家国内很知名企业的领导人也率队洽谈。当时双方吃了一餐饭，超过了1万元。当服务人员问需不需要开发票时，对方企业领导人手一挥，潇洒地说：不用！当时，“吉诺尔”人很受震撼。事后，“吉诺尔”的老总跟我聊起此事，依然感慨不已，说，人家的气魄真是太大啦。
需不需要开这张发票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和解读。不开发票，可能会显得有气魄。但是，这个细节却反映了那家著名企业财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了粗暴的践踏。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从那时起，我便一直注意追踪那家气魄很大的企业的状况。很遗憾，这家公司的绩效一直下滑，而且下滑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同行业的平均水准。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严格地说，应该是细节反映态度——对规则遵守与否的态度，而态度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
塞纳河从中间流过（1）
------------
“左岸”近几年在中国似乎成为一个比较时髦的词，被冠名于服装、饰品、影楼、咖啡馆、网上论坛，甚至房地产的楼盘，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南面的一座楼宇，就叫做“左岸工社”，汇集了酒店、书店、咖啡馆、酒吧、茶馆等，成为中关村一带知识人群流连出入之所。
实际上，“左岸”这个称谓，来源于法国巴黎。法国人习惯以塞纳河为界，把两边河岸分为“左岸”和“右岸”。左右两岸虽然只是隔了一条塞纳河，但人文风尚却是泾渭分明。巴黎人说，在左岸散步，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不是教授就是大学生；而在右岸，走路时小心不要踩别人的脚，因为那十有八九是一双蹬着高级皮鞋的银行家的脚。左岸汇集了大学、研究机构、数不清的画廊和咖啡馆、放映老电影的小电影院，而右岸则是各大银行、金融集团、保险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左岸是激情和感性，右岸是严谨和理性；左岸敏感而简单，右岸则优雅而富有；左岸悠哉游哉，右岸却崇尚效率……上升到政治理念和态度上，两岸的分野更加极端，那就是——左岸偏“左”，右岸偏“右”，几乎水火不容。
但是，平静雍容的塞纳河，水流博大安详，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只是默默从中间流过。而左岸和右岸，不论如何偏执，都时刻依附于塞纳河，不离不弃。
张朝阳说，这个世界实际是个很中庸的地方。
老子有言：“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老子是说，天之道，不就像张弓射箭一样吗？箭头高了，就压低一些；箭头低了，就抬高一些；弓弦拉得过满，就放松一点；弓弦拉得不够满，就加些力气再拉满些。天之道，就是减少有余的部分，用来补充不足的部分。
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即“正道”公允，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时中”，通俗地说，就是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符合“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奉中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
中庸思想的形成，与水的自然形态给孔子的直接启发有一定关系。因为，“中”者，乃水流之中线也。
譬如在生活中，我们对人要有礼，不能无礼。但太过也不行，过犹不及。太多礼，未必诚。且礼下于人，似有所求，会让人紧张。
工作和生活中，话当讲要讲，但话太多，喋喋不休，又会自取其辱。恰到好处，就是中道。
管理的道理也是这样。比如，企业的管理链条，要多长？要多短？太长，企业的金字塔塔尖离塔的底部太远，企业的信息传递和决策的效果及效率肯定会受到影响；太短，过于扁平的企业管理结构，中层机构积极性倒是提高了，但中层部门过多，不利于企业资源的整合以及协同效用的发挥等。
无论是在通信行业内，还是在中兴通信公司员工心目中，如果只能用同一个词汇来概括中兴通信和其创始人侯为贵，“中庸”一词应该是最合适的。
有学者说，在中国，能存活20年的企业不多，20年中能数次成功转型的更少，数次转型又能每每把准脉搏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中兴通信是这少之又少的一部分企业中的佼佼者。这里面，中兴通信“中庸”的企业文化功不可没。
在任何行业中，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都是随时存在的，考验着企业领导者的洞察力和应对能力，这一点在通信产品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个市场中，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中庸”的准则，让中兴通信从不轻易做出行动，而是用较低的成本对所有计划上市的产品先做尝试，一旦市场效果好，就立刻根据情况做出分析判断，以决定是否加大投入。一旦决定投入，则行动坚决而果断。所以，“中庸之道”使中兴通信能够更好地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本世纪初，政府主管部门对要不要开通CDMA和小灵通，以及在确定开通的情况下采取何种制式一直犹豫不决、反复权衡，使市场的变数陡然增加。在多数业内企业把握不定的情况下，中兴通信几乎成为国内厂商中在这两个领域惟一的赢家。2001年5月，中兴通信在联通121亿元的一期CDMA采购中得到了7.5％的份额，也是本次招标中惟一以全套自主知识产权参与竞标的国内厂商；在2002年底的第二期招标中，其份额上升至15％，直至后来的份额超过20％。在当初最不被同业看好的小灵通市场，中兴通信却一直占据着40％以上的市场份额。2003年，小灵通系统和终端项目为中兴通信贡献了超过80亿元的销售额。
“中庸”是搜狐一位副总裁对张朝阳的评价：“他赌性不强，不喜欢走极端，管理上很讲究拿捏分寸，兼容并包。”但张朝阳在清华读书和在美国求学期间，曾是一个很叛逆、很偏激的人。随着成功创业和迅速发展，他慢慢地选择了中庸、平和，并将这种性格贯彻在自己的管理之中。譬如，谈到工作时，他这样认为：工作不一定就非要不停地加班，休闲也不一定非要完全抛开工作。我们要赢得的不是一城一池，而是整个“战争”的胜利，必须懂得迂回前进。谈到互联网公司的成就和面临的巨大压力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要避免过度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这些都不符合真实的情况，这个世界实际是个很中庸的地方，什么东西不要听风就是雨。
“在平和务实、平和主动中追求卓越！”这是张朝阳给搜狐员工立下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张朝阳“太极式”管理艺术的精要所在。
左延安称自己不赶时髦，更不会做秀，而是走中间道路，避免极左和极右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学习型组织概念的创始人，曾访问过江淮汽车集团，并将其作为研究案例。这位专家谈到江淮汽车给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愿意深化中国文化中的优势。
彼得·圣吉博士提出的5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坚持不懈地实现心中的梦想；改善心智模式——新眼睛看世界；建立共同愿景——打造生命共同体；团队学习——激发群体智慧；系统思考——见树又见林的艺术。有不少学者称，彼得·圣吉的理论内涵，颇具东方哲学观。实际上，当代的西方管理学学者，很多都是向东方文化找寻智慧。新加坡著名学者陈瑞献将这一现象称为“西方因开悟走近东方”。而我们作为东方人在谈到中国文化的优势时，就不能不谈到“中道”二字。
2005年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或许是个让人不愿回首的年头。整个汽车业的整车销售收入同比降幅达三成左右。国内14家重点汽车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0％。而有一家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54％，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利润同比增长27.63％，更是14家重点企业中惟一利润正增长的企业。就是这家企业，十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在起起落落的中国汽车业实属奇迹。
这家企业就是安徽的江淮汽车集团。人们在总结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及整个江淮汽车的思维模式及行事风格时称，江淮人善于在各种矛盾中寻求一种平衡。
------------
塞纳河从中间流过（2）
------------
这个平衡，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
左延安欣赏日本丰田公司奉行的中庸之道。而这个发源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也被左延安充分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中庸之道就是平衡。左延安称自己不赶时髦，更不会做秀，而是走中间道路，避免极左和极右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
比如说，制度管理很重要，但是会给人以压力，一旦压力撤除，极易复原。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更强调人本管理？江淮一直强调人本管理，但是他们也认为，人的觉悟是有限的，需要逐步提升。因此公司要在制度管理和人本管理上寻找一种平衡。
再比如，刚性与塑性的平衡。强制员工的行为被称为“刚性变形”，但是一旦不用刚性的外力，员工的行为就可能会反弹。用不断的教育和培训，将企业倡导的行为准则内化成为一种习惯，就是所谓“塑性变形”，它不会出现反弹。这两者间也要有个平衡。
通过精神和物质手段奖励的正激励与对不良行为进行批评与惩罚的负激励的平衡，还有适度的竞争与合作的平衡等，江淮的管理就在这些平衡点中探寻着自己的管理之道。
除了具体的管理之外，我们探询江淮近年的发展，不难发现：不论是战略、产品，还是销售，无不渗透着这种平衡之道。因为平衡之道，中道，已经成为左延安和江淮的思维。
《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出了中庸之道的实质。中庸之道根本上就是管理者对“度”的把握，这里包括大与小、多与少、长与短、进与退、快与慢、刚与柔、宽与严等等。“过”与“不及”都是弊端，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执中”，从而在阴阳两端之中得到整体的和谐。有了企业的整体和谐状态，企业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潜力，才会如江河一般，博大安详而流行不息。
------------
浩大无尽之道
------------
老子说水“居善地，心善渊”。就是说，水总是随遇而安，居于不争之地；容纳人所不能容纳的东西而博大深沉。
孔子说水“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就是说，水在浅处流行不止，在深处则不可测度，好像具备高深的智慧。
我们喜欢用“像一面镜子”来形容平静的水面。“静水照大千”，水静，大千世界的景象都映在水面上。但如果水有微澜，甚至有波涛乃至大浪的时候，就什么都照不见了。那么审视一下我们自己，为什么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心平如镜呢？
一位哲人谈到，东方修行人的所谓“修行”，实际上就是改变自己错误的想法、说法和做法。修行的方法很多，但本质就是“戒”、“定”、“慧”。戒，是追求内心把欲望放下；之后，内心面对任何的境界、任何的诱惑都能够洞若观火，保持平静；定而生慧，心清净之后，智慧就会生起。
------------
高与低（1）
------------
大水出自深山，自高而下，方能洞察未来的方向，最后在低处成就大江大河之势。
孙子兵法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察。”“备”什么？心平如镜的心态，如水一般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低首下心的顺应能力，这样，则对事物的明察可待矣。
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战略家要在索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做出某种权衡。就像一只在捉兔子的鹰，鹰必须飞得足够高，才能以广阔的视野发现猎物；同时它又必须飞得足够低，以便看清细节，瞄准目标进行攻击。不断地进行这种权衡正是战略家的任务，一种不可由他人代替的任务。”
足够高，还要足够低，是一种境界。不易做，但不得不做。因为，这种境界，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鸭蛋与IT的关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张瑞敏说，海尔总是试图看得远些、再远些，总是不断调整着策略为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准备，而许多企业失败的原因则在于他们试图一劳永逸，让表面的红火掩盖了急需解决的许多问题，所以当战略转折点出现时，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垮掉了。
2001年元旦过后，我在青岛采访海尔时曾与张瑞敏有过一次长谈。当时, 名牌家电企业接连预告亏损。作为家电龙头的青岛海尔董事长张瑞敏对此也毫不讳言,并提出企业要认真处理好“问题管理”与“危机管理”的关系,使大家对海尔有了更深的了解。
张瑞敏当时就谈到，现在出现的(亏损)情况,绝不是今天才存在的问题,在没有出现危机之前,就应该将其解决于萌芽之中,做好“问题管理”。否则,只能等到危机出现之后才进行应对,也就是被动的“危机管理”，出现决策失误的概率会极大。
张瑞敏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他曾拜访一位家电企业的领导人，正巧，那位领导人接了部属的一个电话，说是竞争对手降价了，请示他怎么做？这位领导人问对手降多少，下属说100元。结果，他想了也就是二三十秒，就命令说，他们降多少，我们也降多少。这时候，对这个领导人而言，他的心态已经无法做到水平如镜，而是波澜起伏了。所以，市场的客观情况反映到他的“心镜”上，已经变形，已经不是真相，想要决策正确，很难。
张瑞敏通过家电业的“价格战”和“出口创汇”对决策管理作了进一步诠释。他认为,企业进行价格战,尽管声称“让利不让市场”,但实际上因为库存压力,降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企业要研究用户为什么不买你的产品。海尔公司一直坚持不打价格战,而是通过科技手段开发更好的产品满足用户——海尔打的是“价值战”。
当时，一般企业出口的立足点是出口创汇,只要能卖出去就行,而不管自己的产品是怎么卖出去的,并且低价销售又常常被诉倾销。谈到这个问题时，张瑞敏指出,海尔公司的宗旨明确为“出口创牌”,满足境外当地用户的要求,实行本土化品牌,因此海尔赢得了用户,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他说，如果每天都能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最终肯定能预防危机。据了解,海尔除了技术和品牌等优势外,从1999年年中开始了流程再造,也就是建立从接订单的信息流到采购、制造、销售、资金的物流、商流。在这样的流程中,海尔是先有订单再有采购、制造,即使在仓库存放的产品也都有订单,这也解决了困扰家电类企业的两大难题:存货与应收账款。
又是五年多过去了，今天的家电市场因无序竞争更是寒气逼人。但是只有过剩的产品,没有过剩的市场。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是海尔追求的核心竞争力。尽管海尔也会面临各种挑战与压力，但张瑞敏领导的海尔在家电市场总能透出“独钓寒江雪”的自信与从容。
决策，需要高与低的洞察眼光。足够高，才能对市场有充分的认识和比较，为自己选择正确的位置，张瑞敏即是如此；足够低，才能通过细节见微知著，从独特的角度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时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施振荣。
台湾“IT教父”施振荣在童年的时候，经常帮他的妈妈在店里卖货。店里同时出售鸭蛋和文具。鸭蛋3元1斤，只能赚3角，大约只有10％的利润，并且容易变质，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就会坏掉，造成损失；文具的利润就比较高了，做10元的生意至少可以赚4元，利润超过40％，而且文具又不会变质，一时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损失。看起来，卖文具比卖鸭蛋好。但实际上，按施振荣讲述的经验来说，卖鸭蛋远比卖文具赚得多。
鸭蛋利润薄，但最多两天就周转一次；文具利润高，但有时一年半载都卖不掉，不但造成库存，还积压成本，即使最后卖掉，产生的利润已经早被利息吃光了。鸭蛋利薄，但是多销，所以利润远远大于周转慢的文具。施振荣后来将卖鸭蛋的经验运用到宏碁，建立了“薄利多销模式”，即产品售价定得比同行低，虽然利润低，但客户量增加，资金周转快，库存少，经营成本大为降低，结果，实际获利高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从生活细节中见微知著，感悟商道，正是施振荣的高明之处。其实，许多成功的商业领袖都是得益于出色的洞察力。戴尔在谈到成功经验时曾说过，戴尔公司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不只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宁高宁说：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了，主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悟，怎么去行了。
当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前，一个街边擦鞋童替洛克菲勒擦鞋时，给他说了一个炒卖股票的所谓秘密消息。当时，洛克菲勒敏锐地察觉到，当擦鞋童亦参与股票市场时，便可能是应该离场的时候。他随即将股票兑现，此举令他得以保存财富。
日本的本田宗一郎被现代工业界盛赞为“亨利·福特以来惟一的、最杰出、最成功的机械工程企业家”。他创立了本田公司。现在全世界大约每80辆轿车中，就有一辆是本田牌轿车。虽然在本田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风险和磨难，但是本田宗一郎的远见始终为公司的成功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在本田公司成立前的1934年，已经拥有修配厂的宗一郎突然向职工提出要求，放弃汽修业务，转行生产汽车零配件。宗一郎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发现汽修业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但零配件供应却日益紧缺。于是，目光敏锐的他大胆地提出了调整方向，这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真正令本田公司扬名天下的，是本田的摩托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军通信设备上的微型发动机都废弃了，堆在仓库里。宗一郎廉价买来了发动机，安装到了自行车上，因为当时交通混乱，人们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便捷交通工具，而又买不起汽车，所以这种机动车自然受到了大家的青睐。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本田宗一郎做出了自己生产发动机的决定。1948年9月，他正式组建了“本田技术研究工业总公司”并担任社长。随后，他“以速度寄托自己的理想”，试制出第一辆新车“理想号”，实现了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的一次质的飞跃，本田大发展的序幕由此揭开。但是，富有远见的本田宗一郎并未把眼光局限在摩托车上，而把汽车确定为最终目标。历经数载，1965年，本田赛车终于在欧洲赛程获得了冠军，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
高与低（2）
------------
在本田公司由摩托车转向汽车制造业的过程中，本田宗一郎曾依靠其过人的胆识和远见突然提出经营战略的转变。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本田摩托车正在美国畅销走红时，而他却突然提出“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公司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极力反对，因为东南亚的经济刚刚起步，对于生活水平较低的东南亚人民来说，摩托车还属于高档消费品，因而市场前景不容乐观。本田宗一郎则用一份详尽的调研报告支持了自己的倡议：“美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摩托市场的低潮即将来临。假如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便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腾飞，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乱不惊。”果然，在一年之后，美国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许多公司因为产品积压而全面崩溃，由于本田公司已经提前实施了“东南亚经营战略”，非但未遭受损失，摩托车在东南亚的销售额反而创下了最高记录。
1973年，本田宗一郎的另一项决定震惊了整个世界。刚刚66岁的他选择了退休，把位置留给了年轻人。而且，这个接班人跟本田宗一郎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专家。我们不知道倘若他把自己的事业和本田公司托付给亲属会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远见必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本田公司再续辉煌。
“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了，主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悟，怎么去行了。”宁高宁的这句话大有深意。
宁高宁说，今天的企业管理理论不断有新名词出来，我们在觉得眼花缭乱之余总觉得很新鲜，其实不过是换了个角度把同一件事再说一遍。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88年，法国有位矿业工程师法约尔就曾写了14条企业管理原则，包括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是时髦的提法，像创新意识、团队精神等。看来管理学这么多年在理念上进步很小，最多是尝试新的方法。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了，主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悟，怎么去行了。不过企业的事永远不会是容易的事，遇到波折是必然的，像通用电器，也曾在1898年和1901年两次被从道琼斯指数中除去，到1907年才重新返回至今。IBM在1939年被除去道琼斯成分股的资格，40年后才重新进入成分股。看来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朱鎔基只是说了两句话：“刮风了，刮风了。”
风险投资商软银公司老板孙正义的耐心和他的大胆一样出名。他的特点就是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价值的时候敢于投入，然后和创业者一起坚持到成功。1995年11月，孙正义所掌控的软银公司向雅虎投入了200万美元。1996年3月，软银公司又注资1亿美元，拥有了雅虎33％的股份。“我们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孙正义疯了。在1996年3月，在一个新兴公司投资100万美元都是具有相当风险性的。”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对这一点的感触是最深刻的，“我可不认为他是靠运气，他看到的是15年、20年后的事情。”即使这样，同样是一位充满远见的创业者，杨致远面对当时孙正义慷慨的投资仍然吃了一惊。十几年过去了，他当年在别人看来是疯狂的投资，已经成为所有人都认可的“天大的便宜事”。
当然，这“天大的便宜事”的由来，在于孙正义富于远见的洞察力和坐怀不乱的定力。
有了定力，才会有对未来明晰的把握。1964年，中国在西北地区试验了原子弹。试验一结束，张爱萍将军第一时间给周恩来总理打了电话。中国拥有原子弹，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讲非同寻常，也是举世震惊的大事。电话里，张将军沉浸在兴奋和喜悦当中。周总理当时平静地问了一句话：“你能肯定是蘑菇云吗？”这一问，把张将军问愣了，也问醒了。他连忙组织专家认真确认，确定无疑，才正式作出结论。
在大家都异常兴奋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或者在大家都感到绝望的时候，你是否依然保有希望的火种？
成功的企业界人士其实和政治家一样需要定力。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者之所以迷，因为有利害勾牵，看到的不是真相，而是幻象；而旁观者之所以清，在于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翻搅，心是清净的，理性的，看到的自然是事实真相。
1996年，当时中国农用车行业突然异军突起，在国有大厂汽车正规军不甚景气的情况下，农用车因为成本低、定位准的特点，在小城镇及富裕乡村赢得了市场。
但是，行业产品的景气度取决于供需关系，对于一个没有准入门槛的行业来说，只要处于开放的市场中，这个行业取得超额利润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蜂拥而入的资金很快会拉低行业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差距，甚至由于过度竞争，还会出现比社会平均利润率更低的情况。
当时，农用车如日中天。有关部门就组织相关厂家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展示产品。大家对包括福田、黑豹（山东）等农用车给予了较多的赞扬。这时，时任总理的朱鎔基同志对此很冷静，他只是说了两句话：“刮风了，刮风了。”
一个参加展示的企业老总是我的朋友。对此他并没有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以便未雨绸缪，及早抉择，而只是把朱总理的警示当笑谈讲给我听。
多年后，农用车的潮涨潮落印证了朱总理当时的正确判断。但是，这个事件不能不让我们多一点反思：为什么外行一眼就看出来的事情，行业精英却熟视无睹？
这实际上涉及到企业是否具备系统思考的能力。
------------
人与狼（1）
------------
《周易》说水“曲折萦回，养其势以合小为大，育也”。这里面，“养”的概念非常重要。想一想，我们看不到点滴之水和纤细之流的力量和气魄，但涓涓细流汇集整合为大江大河，水的宏大气势就让我们惊叹了。这个汇集整合的过程，就是“养势”的过程。气势“养”成了，水就不仅会长流不息，而且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功能优势。如孟子所言：“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水，看似平静，但如果击打水面，水花会高高溅起，越过我们的额头；如果水流激荡奔行，则可以穿山越岭。这是水天然就具备的功能吗？不是的，是因为水的气势养成了，才会有这样能力。人性和水是很相似的。
水的这种“养势”的过程，和企业文化的打造异曲同工。
宁高宁说：“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企业有一股劲，这股劲在大家的眼神里、笑容里、脚步上，我想这一定是企业的文化。”
企业文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管理者重视起来，“共同愿景”也成为很时髦的词汇。
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圣吉用“共同愿景”(shared vision) 来描述群体目标，指出“共同愿景”是群体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群体全面的活动中，从而改变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成为强大的驱动力。
宁高宁说得更为直接。他说，企业的真正生命力一定是来自它的团队，它的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使命和目标，这是企业的内在核心动力。
1983年，英国壳牌公司做过一项调查，即全球500强企业的生命周期有多长，并将结果保密了15年才对外公布。调查显示，这些非常成熟的公司平均寿命只有30到40岁，还不到常人寿命的一半。只有20家公司存活了200年以上，并依然充满活力。
管理学者们关注到这一现象，他们发现企业员工拥有“共同愿景”非常重要，这是企业长寿的关键之一。例如，壳牌、BP是两家能源公司，多年的主要业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企业并没有将自己定位成一家“从油井里打油的公司”，而把“新能源转换的领导者”作为对自己企业的角色定位。他们在此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虽然目前还没有挣钱，但他们考虑的是30年后公司的状况，而不是短期行为。
企业的价值体现为其存在对社会的意义。要衡量企业的价值，就要看员工是否会为自己在这里工作而自豪并充满激情。这代表了一种意义和价值。这种精神财富比任何技术、资金和资源都重要，也是企业长青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所谈的企业文化的内涵。只是，真正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寻觅追求的结果，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企业团队的上上下下，绝不是纸上、墙上或者嘴上的条文和口号。
柳传志经常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进入到联想，都要熔化在这个模子里。这一点我们叫入模子。你可以改造这个模子，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大家提了以后我们可以修改，但进来之后就要按这个做。”
这个“入模子”的过程，就是“养”的过程。
成功的企业文化就像“水”一样，无形、透明，润物无声。企业的员工通过这默默流动的“水”浸染磨砺，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商业行为方式，会使企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本书的诞生轰动了整个管理学界，它就是《基业长青》。而该书之所以轰动，乃是在于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在同样条件和同样水平下，经过几十年发展后，一些公司会得到长足发展而另一些却逐渐衰落？两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对比了财富500强中的成功者与失败者后发现，得到长足发展的公司都是“愿景型”公司。摩托罗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摩托罗拉公司是由保罗·高尔文缔造的，包括他在内的高尔文祖孙三代都是摩托罗拉的CEO，摩托罗拉的成功与辉煌，摩托罗拉的数次安然度过困境，其中都有着“高尔文精神”的影子。“高尔文精神”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追求长远利益”、“对未来的把握”和“不把利润放在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其中的“以人为本”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在摩托罗拉，遵守职业及商业道德是工作标准中最基本的一条，再好的领导，再好的员工，不遵守职业及商业道德就不合格。作为摩托罗拉的领导者，首要的责任并不在于去作决定或者指挥，而是要去创造和保持一种催化环境，要去为其他人提供可以学习的“遗产”，并通过制度系统鼓励对这种“遗产”的再创造。
据说，保罗·高尔文的办公室有一个显著特点，除了墙角放着一张办公桌以外，其余的地方沿墙摆了一大圈沙发。他认为，办公室代表了一种权威，如果坐在后面的人居于领导者的地位，就会对站在前面的人产生心理压力，而他宁愿属下把他看作是同事或者朋友，而不是老板，所以，当他与属下商讨业务时，属下们总是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气氛总是非常宽松。他曾多次语重心长地说：“要知道，摩托罗拉一无所有，它所拥有的就是人的力量。”
学者姜汝祥博士在他的《差距》一书中写道，如果你与摩托罗拉的员工交谈，会感觉到“处于困境中的摩托罗拉员工也许会依然相信10年后摩托罗拉的辉煌”。以人为本的持续增长动力，平淡无奇，却佑护着摩托罗拉长胜不衰。
企业文化如水一般的流动性，更是对那些多元化企业的运营具有十分有效的“归化”作用。对此，宁高宁有着深刻的认识。宁高宁执掌华润集团时，曾思考这样的问题：“华润的企业文化越来越成为向心力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强但流动性不强，企业要吐故纳新怎么办？”他认为，华润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而多元化最容易产生核心竞争力迷失的问题，最容易产生大而不强，越大越散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宁高宁用华润企业文化流动的活力来应对，用华润文化的一致性来引领产业的多样性，让华润所进入的每一个行业和企业都具有文化上的统一性。在华润文化的柔性“滋润”下，华润的优势管理模式才能在不同的行业与企业落地生根。
近年来，华润在国内的强势扩张比较顺畅，与宁高宁的文化流动理念有很大关系。而企业文化给华润带来的收获也让宁高宁颇感欣慰。
华神制药是华润收购的企业。收购几年后，宁高宁去了这家企业，发现企业的技术没有变，厂房没有变，但自从新的管理团队建立后，这家企业营业额大了，利润多了。“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企业有一股劲，这股劲在大家的眼神里、笑容里、脚步上，我想这一定是企业的文化。”宁高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企业文化是结果，不是手段，而且这个结果是精神的，它会反过来影响、甚至指挥人们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的结果表现，人们却不可以指挥它。” 他认为企业文化不是规范和准则，而是动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对所有事情的态度。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就有了企业进步的原动力。健康的企业恰恰自己会形成这么一种文化的规范，很有力，很严密，很自觉，很统一。不仅有愿望和决心，还有科学的态度，对环境的敏感，对创新的追求。当整个组织都有意识自觉地创新进步时，这个企业的文化可以算是学习创新的文化了，这样的文化才有威力。不断有新的产品，新的生意模式，新的思维的员工涌现，这也是许多好企业的共同特质。宁高宁也坦承，在去华神制药之前，“企业文化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一个很熟、很近但又很不具体的概念。”
------------
人与狼（2）
------------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特性和水的特性非常契合，看得见，摸不到，无形却很有力道，可以浸润到员工的精神中，然后投射到他们的行为中去。
教授最后说：我们既不该选择做“狼”，也不该选择做“羊”，我们应该选择做“人”。
企业文化的建设与水的“养势”是一个道理。但是，如果在“养”的过程中融入了“兴奋剂”元素，可能会带来短期利益，不过从长期看，“兴奋剂”文化却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健康躯体。我们不得不说，“狼性文化”就是这样的“兴奋剂”文化。
近年来，“狼性文化”在企业界盛行，有关对所谓“狼道”的解读书籍一度形成热销之势。的确，市场的丛林法则需要企业和员工具备顽强的拼搏精神，这无疑是“狼性”所具备的一个特点。殊不知，“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所谓“文化”的背后，狼性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你死我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的拼杀中，置对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强硬的刚性文化，员工与老板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将以“性恶论”为原则，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无信任感，必然产生巨大的内耗。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绝非商业大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是研究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专家，对盛行的“狼性文化”有专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很多作者并没有了解狼的生存法则。动物分为种内关系和种外关系。狼与狼之间就属于种内关系，在种内关系中，狼群会表现出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特征。但狼与其他物种尤其是在狼的生物链下的物种则是种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狼表现出的就是凶残特性。他指出，在种内与种外关系混淆的错误逻辑下，让人们学习狼的种外竞争关系，却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是属于种内的关系，显然是一种误导。“在现代生活中，人类的确需要具有勇敢的精神，但是在法治的社会里，和谐地解决问题更重要，强悍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应该和谐相处。”易华从专业到人文的解析入情入理。
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MBA课堂上授课，讲到企业的管理与文化时，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选择做“狼”还是做“羊”呢？大部分学生选择做“狼”，其余学生选择做“羊”。教授最后说：我们既不该选择做“狼”，也不该选择做“羊”，我们应该选择做“人”。
那么，做“狼”还是做“人”，结果会有什么差异呢？
国内一家著名IT公司，一度大力倡导“狼性文化”，激励员工的拼搏精神，鼓励他们去市场上争夺大客户。结果，该公司在各地的代理商开始人心浮动，他们认为，如果这家公司“狼性”大发，被最先吃掉的倒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代理商。结果，因为代理商的恐惧，公司销售层面的惰性因素不断增加，公司只好派人四处去安抚这些代理商。
比较而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大概算是一个缺乏“狼性”的企业家。他习惯用人性的法则面对员工、市场、对手及合作伙伴，习惯以“仁”行事。他对“仁”的解释就是，不要太贪，慷慨一点，懂得让利。他认为，你让利给客户，客户肯定会对你忠诚；你让利给员工，就有忠诚的员工队伍；让利给政府，政府首先拿你当宝贝。很多人会满脸狐疑，让了之后怎么办？而事实上，让来让去，你为别人着想，别人也想着你，关心你的“利益”。
2002年4月，福耀玻璃收购吉林的双辽玻璃厂后，邻近双辽的内蒙古通辽市委书记和市长赶到北京火车站，追上即将踏上行程的福耀董事长曹德旺，要把两条生产线卖给他。曹德旺说了3亿元的价格。曹德旺带着一行人又到了通辽。只见玻璃厂满地碎玻璃，窗户玻璃坏了也不补，工人士气非常低落。所有去看的人都很失望，说不能买。第二天早上6点钟，通辽市长来找曹德旺，说你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曹德旺谈了三点：一、3亿元价格不变，在你危机的时候谈价格是不尊重你；二、希望政府帮助协调材料进站；三、收购玻璃厂是个大工程，希望政府帮助解决两三千工人遣散的工作。市长说，全部帮你解决。上午8点开会，他们就签了合同。
接手这个厂之后，福耀连续亏损了6个月。当地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说给你退回5000万元吧，只收2.5亿元。现在曹德旺和福耀公司跟通辽市政府的关系非常好，玻璃厂的经营也很顺利，一年上缴税收几千万元（原来亏损一亿多元）。
对此，曹德旺感慨道，做企业家首先要有勇气、气魄。如果当初他们退回去说不收购了，或在收购中耍些小聪明，跟人家讨价还价，通辽政府可以2.5亿元卖给你，但后续麻烦就多了。做生意并不像有人想的那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都想着乘人之危。一个人要是到处坑别人，他肯定会栽在别人手上。你帮人家，人家会到处说你好。
曹德旺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死我活绝不是正常的市场法则，与人为善才是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根本。毕竟，在中国做生意，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上，中国文化的背景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企业文化是凝聚员工的纽带，而中国文化的背景是使员工能够自觉奉行企业文化的精神基础，脱离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特征，会产生巨大的矛盾。
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卓别林主演的喜剧《摩登时代》，就能理解PeopleWare（人件）的概念了。
东西方的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的传统更关注外在的物理世界，当然也可以把人作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机械论的观念是西方传统管理理论的基础。员工成为企业运营程序的一个构成也就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事实。而东方的传统更关注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一点在我们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只是把员工看作企业运营程序的一个构成，在中国肯定会遇到问题，因为文化上有冲突。
一家著名跨国IT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后来它的问题出现了。出在哪里呢？出在企业文化上。这个企业在成功地塑造了直销模式的同时，却继承了上个世纪初冷酷无情的“流水线思想”，近乎把员工视为流水线上的PeopleWare，翻译成中文叫“人件”。员工就像螺母一样被强行“拧扣”在公司规定的螺钉上，任何人都需要用流程标准加以衡量，对个人的价值、才能与思想的尊重都无从谈起，人只是流水线的自然延伸。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卓别林主演的喜剧《摩登时代》，就能理解PeopleWare（人件）的概念了。结果怎么样呢？公司的员工称自己所在的公司“除了挣钱，这是一个不懂得关心人的企业”，是“思想真空地带”，企业文化是“荒漠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员工的快速流动就成为这个公司常态的不稳定因素。不可否认，这个公司在中国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但在中国，以这样的企业文化为背景，会形成企业持续发展的明显障碍。
许多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管理和用人制度上已经开始执行本土化策略，但企业文化的本土化尚未引起重视，结果只能造成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一些跨国公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做了积极的改善。比如惠普公司就做得很成功，它的企业文化对中国员工产生了很大的凝聚力。
2004年初，国内一家知名IT企业曾出现企业文化的“阵痛”。因“IT业的冬天”的严寒，这家公司不得以采取了果断的裁员措施，引起公司内部和业界的震动。由于措施的突然性及执行方式的偏颇，致使该公司以“亲情”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受到挑战。一个员工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著名的帖子，对该公司的文化进行尖锐的质疑，受到白领们的广泛关注，对公司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时，公司管理层基本采取“新闻静默”的策略，不对媒体公开表态。我曾经向公司高层提供了一个与此问题相对应的公关方案，试图以此来扭转该公司面对公众的不利局面，并针对公司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上面提到的那家跨国IT公司的企业文化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有利时机，在文化和形象上抢占先机。但公司高层没有接受我提供的方案。因为，公司管理层正在倡导“狼性文化”，我的方案显然不合时宜。
------------
“蓝海”的不争之功
------------
老子说到水的一个特点是“居善地”，就是说水总是居于不争之地。
的确，水是在万物都不愿意去的沟壑低谷甚至是缝隙洞穴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运转空间的。在这个空间中，“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它不与万物争夺其生存的方寸之地，所以普天之下就没有什么东西和它竞争了。也正是如此，水才可以流畅不止，游刃有余。
“蓝海”中没有红色的血。
2005年，一个崭新的词语诞生了，并立刻成为了当年管理界的关键词之一，这个词就是“蓝海战略”。来自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两位教授W·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ee Mauborgne）历时15年，通过对一百多年以来三十多个产业的150项战略行动的精心研究，用《蓝海战略》一书总结提出了颠覆性的管理思想。2005年2月，哈佛商学院出版了该书，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蓝海战略》就被译成了25种文字，并荣膺了各种畅销书称号。“蓝海战略”思想的提出，不仅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还引起了政界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蓝海战略”这个名词，为学术界、企业界和政界也带来了一片“蓝海”。
“蓝海”是针对“红海”提出的。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竞争日趋白热化，各种竞争手段层出不穷，削价“战争”屡见不鲜。众多企业都全神贯注于你死我活的“白刃战”，不敢稍有懈怠，因为整个竞争局势是那么刀刀见血，渲染出一片血腥的红海。若想在竞争中求得胜利，惟一的办法就是打败对手吗？其实不然。在“红海”中，一些成功的企业会打破并且开拓现有的产业边界，创造出尚未开发的市场空间，于是形成一片无人竞争的“蓝海”。
尽管“蓝海”一词听上去非常新鲜，但事实上这片海洋并不遥远，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想一想汽车、航空、石化、管理咨询等基本行业，在100年前人们一无所知；现在的许多超级企业，即便在30年前都还那么地不起眼；再比如手机、生物科技、邮件快递、家庭影院等等，几十年前同样是无从想像的。我们可以预见，再隔几十年，现今的企业和市场也将出现巨大的甚至是完全的改观。
在现实中，由于“蓝海”和“红海”向来都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企业在这两片海洋中都要取得成功，并且要熟习在这两片海洋徜徉的技巧。企业不会停止竞争，而竞争也不会突然停止，相反竞争会变得更为迫切，也会继续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通常已经知道如何在“红海”中竞争的企业来说，它们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令竞争变得无关紧要。若想在已然过度拥挤的市场脱颖而出实现出色的绩效，企业就应该摒弃只顾争夺市场占有率的心态，努力开拓“蓝海”。
因为，“蓝海”的最大功效，就在于它的“不争”！
杨元庆的“冻土层”在“蓝海”漫过来之前就化开了。
其实，成功有时就在观念的转换之间。跳出由于竞争而拼杀得血流成河的“红海”，寻找和挖掘潜在的市场空间，从“红色”潜入“蔚蓝”，安居不争之地，就可以创造无限商机。
2004年7月，我去联想集团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开始前，几个联想的年轻人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联想要学习毛主席，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城市的市场不好做了，我们就只好用‘农村保卫城市’啦。”口气很不以为然。我很好奇，就仔细询问缘由。原来，杨元庆提出了一个新的销售战略——乡镇电脑战略，即以2999元的低价电脑全面覆盖小城市及以下的乡镇市场。
我听后很是振奋，认为杨元庆不愧是销售专家出身，眼光一流。但联想的年轻人很疑惑，因为电脑市场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大品牌的产品都在大中城市竞争，乡镇市场的购买力太弱了，值得大动干戈吗？
我就向他们解释我的看法：“我们用量化指标来分析一下吧。中国大中城市人口大约是4亿，乡镇人口大约是9亿。大中城市的购买力很强，加上强大的集团购买力，我们假定总人口的购买率是20％，那么电脑的总需求量是8000万台。看起来真是块肥肉！但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在拼抢分食这块肥肉。假设联想分得其中的30％，会产生2400万台的总销量。再来看看乡镇市场，人口虽多，需求量却不大。我们假定总人口的购买率只有2％吧，那么电脑的需求量约为1800万台，的确比大中城市需求量小得多。但那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竞争的市场啊，以联想的品牌实力，抢占了这个市场的先机，会形成相对垄断的销售局面，并会成为这个市场上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庆的策略的确高明。”联想的年轻人听后都表示认同我的看法。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所谓的“蓝海战略”，因为那本书于2005年初才在海外出版，引进到中国来已是2005年下半年了。后来我了解到，杨元庆认为，中国13亿人口，PC年出货量仅一千多万台，是有2亿人口的美国的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市场存在低收入阶层的“冻土层”。成千上万的“冻土层”中的家庭、学校同样渴望拥有电脑。所以他希望借乡镇电脑普及计划砸开“冻土层”。
这个“冻土层”，实际就是一片“蓝海”。
------------
“造钟”还是“造时”？（1）
------------
老子说“上善若水”，而孔子则“见大水必观”。对常人来说，有德之人，可以从水中看见德；有智慧之人，可以从水中看见智；心胸宽广之人，可以从水中看见容；有勇之人，可以从水中看见勇……为什么大家会折服于水？因为水有自己的“品牌优势”。这种优势，源自于水的长久流动机制——流水不腐。水的流动循环周而复始，无论如何变化，永不消失自我。水在流动过程中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活力之源，才能“无尽”。
商道如水。我们观察那些持久的成功企业会发现，优势品牌的打造，高效机制的建设，开放的流动状态是这些企业共有的特点。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价值链上的价值流动传递中保持企业的活力，并使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
技术制胜还是模式制胜？
有一个历史上治理制度建设的著名例子，说明不同的机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当年，英国政府决定把犯罪的英国人发配到澳洲，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政府开始是以上船人数支付费用。船主为了牟取暴利，钻制度的空子，尽可能多装人。但因为条件恶劣，死的人很多。于是，政府采取新措施，每个船上都派一名官员监督，再派医生，并对犯人的生活标准做了规定。但死亡率没有降下来，官员和医生却不明不白地死去。因为船主贿赂官员，如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投入大海。政府支付了监督费用，却照样死人。后来，政府开展教育工作，劝导船主要珍惜生命，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后来，政府改变了计算的模式，在澳洲计算人数，无论你在英国装多少人，只以安全抵达澳洲的人数为准付费。这样，船主主动请医生，在船上准备医药，改善生活，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活着。
“造钟，而不是造时。”《基业长青》作者之一詹姆斯·柯林斯指出，“伟大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造一个时钟，而不只是找对时机，用一种高瞻远瞩的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并非致力于高瞻远瞩领袖的人格特质，而是致力于构建高瞻远瞩公司的组织特质，他们最大的创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詹姆斯·柯林斯所说的“造钟”，就是建立卓越适宜的商业运行机制或者称为商业模式，从而使市场的时机和机会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之“钟”上运行和报时。
戴尔公司的直销模式，可以说是“造钟”的典范。
与传统销售方式相比，戴尔直销模式有着不可复制的优势。传统计算机销售的方式是从生产商到经销商，销货周期约为45天，而戴尔的直销模式销货期仅有7天。这种模式成功地降低了戴尔电脑的销售成本、存货成本、存货跌价损失、仓储成本以及流动资金成本。综合成本的降低，使戴尔具备15％的成本优势。而这些优势，却是其他IT企业无法复制的，因为戴尔从电话接单开始到产品售出到消费者手中，表面看直接、简单，而事实上，这个直接简单的过程中有着一千多个细节。这些细节的有机整合，就构成了戴尔独一无二的竞争力，使戴尔形成了与竞争对手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
戴尔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并不是直销，而是建立在直销模式上的低成本配件供应与装配运作体系。在接受消费者的个性订单后，快速而低成本的配件供应与装配系统，使得消费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低价享受戴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个性化产品。IBM和康柏都试图模仿戴尔的直销模式，但都没有成功，原因就是成本太高或效率太低。戴尔的成功清楚地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成功与持续不是一回事；第二，持续的成功来自于公司的制度、程序与文化。
戴尔并没有满足于产品直销所带来的辉煌成就，又开创了“服务直销模式”，即戴尔的售后服务可以像产品一样为客户单独专门定制。这种新模式为戴尔创造了崭新的利润空间。2006年2月戴尔公司发布的最近一期季度业绩报告显示，由于企业产品和服务部门业绩的提升，戴尔的该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2％，达到10.1亿美元，营业额也突破历史记录达到162亿美元，每股收益高达43美分，再次刷新公司营收记录。戴尔相关负责人称，服务的直销模式为戴尔的收益贡献巨大。
到了2050年，一个现在16岁的“玉米”已经60岁了，她在市场上，仍然可以买到“超级女声”手链，而手链上的一颗水晶珠里面，会有一幅精致的李宇春的缩微照片。
2005年，大型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红遍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蓝皮书》）认为，“超级女声”为上下游产业带来数十亿元的经济贡献，它的商业模式为中国内地的电视娱乐业树立了一个新标杆。的确，国内的许多行业的产品推广都在搭“超级女声”的顺风车，如蒙牛、斯沃琪手表、神舟电脑、夏新手机、可口可乐、TCL电脑，等等，商家的灵敏嗅觉，让他们意识到“超级女声”是一次极佳的促销行为。
但是，“超级女声”的品牌运营商——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负责商务的副总经理刘琛良的观点，或许阐释了该公司管理层的清醒认识。
因为职业关系，我对“超级女声”非常欣赏，并同上面提到的那些商家一样，把它看作是一次优秀的促销行为。刘琛良听了我的看法，说：“你们只是把‘超级女声’看作一次好的营销行为，从你们的角度看，这没错儿。但我们并不单纯这样看，因为再好的营销行为，都是短寿的，只能挣‘快钱’，今天吃得很饱，明天吃什么呢？所以我们更多地是把“超级女声”看作一种商业模式，通过品牌授权，与每个行业最优秀的生产商和渠道商合作，打造完善的产业链条，如文具链条、饰品链条、服装链条……我们从获得的利润中，分割出大量资金反哺给这个品牌，给品牌以充足的营养，赋予其长久的生命力，再用品牌旺盛的活力和成长性带动这些产业链条，形成良性的循环。这是公司董事长王鹏始终如一的经营理念，也是我们的管理团队共同坚守的理念。王鹏曾说过，‘超级女声’是天娱传媒旗下最具影响力的一张品牌，‘至于是不是含金量最高的，还得看我们的品牌开发和维护能力’。”
“你们试图打造一间百年老店喽？”我问。
“这是我们的愿景。”刘琛良说。“我们经常这样想，到了2050年，一个现在16岁的‘玉米’（‘超女’冠军李宇春FANS的称谓）已经60岁了，她会怀旧，会回忆年轻的时光。那时，她在市场上，仍然可以买到‘超级女声’手链，而手链上的一颗水晶珠里面，会有一幅精致的李宇春的缩微照片。这个‘玉米’看见她的偶像的照片，会产生温馨的回忆，回忆起她年轻时难忘的情感和经历。”
“我们毕竟刚刚起步，还没有获得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但我想，只要理念是对的，我们就会脚踏实地去做。”刘琛良这样说。
从“造时”（创造营销行为）到“造钟”（打造商业模式），天娱传媒实现了观念的彻底变革。“超级女声”商业模式能否成功，我们会拭目以待，毕竟，他们的理念具有探索性。
抓住市场机会捞一票就走的企业比比皆是，但都是短命的。只有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使商业模式成为未来市场行为中常态的分母，让不同的市场机会成为可嵌入的分母之上的分子，一个企业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也才有基业长青的可能。
曾经造访过海尔的王石感慨地说：有很多让人感到活力的新兴企业，其中大部分是靠市场维系的。但是，海尔的活力，来自于它自有的生命力。
------------
“造钟”还是“造时”？（2）
------------
所以有人说：你观察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看他在玩哪一种游戏——价格还是品牌，就知道他处于一种什么档次、到了什么境界了。
你想要企业长到多大？
“造钟”还是“造时”？这实际关乎企业的生命力。
有一组数字颇为触目惊心。据统计，世界最长寿的公司已达七百多岁高龄，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是40岁至42岁，1000强的平均寿命是30岁。欧美企业平均生存年限是12.5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是30年。在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和2002年连续进行的5次全国私营企业大规模抽样调查表明，1993 年以前，私营企业平均存活期只有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此外，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为7至8岁，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岁，由于中国90％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据此推算，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约为3.5岁。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日本，而大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也只达到美国中小型企业的平均水平。每年，中国都有数百万家的企业倒闭，而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大概为数十万家，倒闭数大约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企业的“短命”实在有点“幼年夭折”的味道。
我们在感到痛惜的同时，也看到了“短命”企业的一个通病，而且正是这一疾患充当了无情的杀手，那就是只注重“造时”，却忘记了“造钟”的根本。为了分享某一产业的利润，不顾一切加入一窝蜂的潮流，却不考虑品牌的培养。为了多占市场份额，不顾质量下降、杀价带给品牌的伤害。人才培养和文化锻造在急功近利面前，似乎显得无甚回报。企业的短暂一现，只能报出一段时期哪种产品更好，哪个行业更妙，而只有那些把品牌视为生命，细致呵护并不断为品牌赋予新意义的企业，才能在始终变化的市场上从容行走，并且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变化多么剧烈，他们抵抗“疾病”侵袭的能力总是更高一筹。
医治企业的“短命病”，只有“造钟”才是治本良方，“钟”造得有多好，企业的生命时针就能走多远。
------------
河溪兼纳之容
------------
老子说到水的一个特点是“正善治”，是说，水乐于依据“平”与“正”的原则清净行事。
孔子说水“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他是说，水遭遇误解或排斥却从不为自己申辩，好像有豁达包容的博大胸怀；即使有浑浊之物流入，涤荡沉淀后仍以清澈洁净现身，好像拥有教化外物和改善环境的能力；装入容器中一定会保持水平，好像具备公平正直的气度。
大江大河之所以能够形成浩大无尽之势，在于其对沿途的河水、溪流兼收并蓄的容纳之功。不论河溪宏大或细弱、清澈或浑浊，大江大河都无偏爱挑剔之心，悉数接纳。
水的胸怀博大宽厚，世间无与争高下。
------------
有容乃大——“净”与“平”的理念（1）
------------
我曾经游览过刘家峡水库，记得当时自己被深深地撼动了。黄河的水是世界上最黄、最浊的。到了刘家峡水库，你会发现，黄黄浊浊的水经过一段距离的沉淀，居然变得不可思议的清澈。
那时，站在刘家峡水库边上，我对孔子关于水的总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孔子是说，即使有浑浊之物流入水中，水通过涤荡沉淀后，仍以清澈洁净现身，好像拥有教化外物和改善环境的能力；把水装入容器中，水一定会保持水平，好像具备公平正直的气度。
水的“净”与“平”的处事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企业管理者用人、员工之间相处及与外界交往的最佳参照方式。因为，有容乃大，实在是我们安身立命无往不胜的利器。
厉以宁的“说文解字”，相当形象和精辟。
《后汉书》中有对东汉刘宽的记载，他是一位以宽厚著称的仁者。年轻时，有一次他赶着牛回家，一位乡亲说，自己家的牛丢了，并把刘宽的牛认成自己的牛。刘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就让乡人把牛领走了。后来那位乡人的牛找到了，他就来到刘宽家还牛谢罪。刘宽只是说：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
被人误解而不争辩，让清者自清，平者自平，刘宽的容人气度之大让人感叹。他的行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宽容，往往能够为事情的解决带来最佳结果。
用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老子有言：“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善于用人并甘心居于人下，就具备了不争之德，这是用人的最有效方式。
2004年6月，韦尔奇来华与中国企业家对话，时任香港华润集团总经理的宁高宁问韦尔奇：“是人重要还是事重要？”韦尔奇说：“人重要。”韦尔奇一向重视人，总是把事放在人的背后。他认为管理是很简单的，就是将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地方。
与彼得·德鲁克比肩的管理学大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认为，领导人的重要性体现于使组织中的别人变得重要。他不赞成使用“人力资源”这样的词，他认为，人就是人，不要把人单纯看做服务于企业需要的资源、要素和工具。在布兰森的头脑中大约就没有“人力资源”的概念，而只有“人”的概念。他一定懂得，对员工的宽容、信任与尊重，会换来他们对工作和责任的自觉意识，为企业带来管理上的最佳收获。
北京一家著名软件公司曾是我的客户，该公司的软件系统应用于许多银行、保险公司、机场口岸的出入境管理工作及一些国家级大型活动中。
一次，我和该公司的老总去大连谈一个企业购并项目。在飞机上，他讲起他经历的一件趣事。他的一位朋友引见他去一家大的银行推广他的银行软件管理系统，会谈间隙，行长办公室的笔记本电脑出了问题，行长秘书说：正好有软件公司的老板在，就请专家给解决一下吧。他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因为他不懂电脑。于是赶紧向对方解释。面对行长和秘书狐疑的目光，引见他的朋友当即就冒出了冷汗。“行长会认为我引见的一定是个骗子。”他的朋友后来说，“软件公司的老总不懂电脑？简直是天方夜谭。”好在这件事没有影响双方的合作。
我也很奇怪地问他：“你真的不懂电脑？”他告诉我，他的确不懂，因为他是学爆炸力学专业的，并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
“那你怎么会开一家软件公司？”我还是有疑问。
“好好用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原来，他只是负责公司管理和市场开拓，技术开发由系统工程师团队执行。他给系统工程师很高的年薪，并且在没有项目开发的时候，这些工程师可以自由地去国内外旅行，休假是随时的。当有相关项目的时候，他们则立刻进入角色，倾力而为。
“他们会连续一个月不下楼。”他说，“每个人买几箱方便面和几大包香肠，困了就在办公室打地铺睡一会儿。就这样，直到项目完成。”他认为给这些工程师高薪和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尖端的人才、全身心投入的敬业精神和高额的利润回报。
孙子兵法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正是领军的超然境界。这位软件公司老总的用人方式，倒也颇有几分孙子兵法的味道。
不是我的属下，是我的同事。
------------
有容乃大——“净”与“平”的理念（2）
------------
周朝的周公旦是孔子景仰的圣人，周公的儿子被周成王封为鲁公，成为鲁国的开国君王。周公对儿子鲁公说：“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就是说，自己的旧臣，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就不要弃而不用。周公对儿子的告诫，不是区区小问题，而是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
李嘉诚对创业的旧部元老都有妥善处理：或劝退重要岗位，或尽其所能安排，或不断提升，伴随企业一起成长。
一个领导如何对待和自己一起打拼的故友旧臣，从中能够看出他是具有情义、道义和恩义的人生态度，还是完全用利害观对待人、取舍人。他对旧部的态度决定了今人的归宿。简单地说，就是这个领导人有没有德，“容”够不够大。
一对夫妇相伴走过几十年，别人向他们讨教婚姻美满之道，他们说，答案很简单：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
“好难啊！”不少年轻夫妇听到答案惊叹道。
看对方的优点，记在心里，是念念珍爱；不看对方的缺点，不生烦恼，是真正地容纳。看与不看中，透着感恩与关怀，也透着深爱和厚德。
领导者待人、用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君子用人如用器。这是句古话，同样透着“看”与“不看”的人生智慧。君子看人所长，用人所长。但是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习气毛病，有所长, 亦有所短。君子要用人长，必容人短。
有一位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总裁曾带领自己的团队取得过不俗的业绩。但是由于自己修身的功夫不过硬，公司在市场中败下阵来。
我曾多次和这位总裁交流，很钦佩他的才识。这位总裁是国内知名高校的管理学博士，不光拥有才识，管理业绩也让人服气。这家企业曾在某行业内的软件市场占垄断地位，市场份额高达80％。但是，取得不俗的成绩之后，这位总裁看人的眼光就有所不同了。公司两位销售主管在总裁怀疑和猜忌的目光下，很不自在。后来，二人被迫辞职加盟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去了。公司的一位核心技术人员因为惋惜销售主管的流失，对总裁的做法有些保留意见。总裁觉得，这名技术专家也越来越骄傲了吧？既然他的“骄傲”超过了总裁的容量，他的辞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销售和技术部门关键人员的流失，为本来准备退出这个行业的几家公司带来了生机。而这家原来的行业龙头，却面临生死劫难。
李嘉诚说，自己的公司里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而且现在都身负重任。“我可以谦虚地讲，他们在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天还会在我的企业里，这对他们当然是好，但是对我来说更好，因为员工的这个归向的心是最难得的。”他说，留住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作为一个领导，想一想下属最希望的是什么？除了一个相当满意的薪金花红，你还要想想他年纪大时怎么样。人希望一辈子在企业中服务，最后得到什么，企业主有去想过吗？这涉及一生的生涯规划，一个家庭的规划。一个5年以上的企业，领导身旁如果没有一个超过5年的主管跟着他，那可要小心一点了。
不是李嘉诚团队的人没有毛病或不良习气，都是完人，而是李嘉诚德厚量大。
一次，在一个企业界聚会的饭局上，我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当时，在座的均为大企业的高层，香港华润集团副总乔世波和华润研究部的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华润集团的规模十分庞大，所以乔世波也就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一位企业老总举杯向华润研究部负责人敬酒，并向乔世波说：“乔总，我向你的属下敬一杯酒。”乔世波立刻纠正说：“不是我的属下，是我的同事。”我注意到，他这样的纠正共有3次。
过后，我问乔世波，“这位研究部负责人实际就是你的属下，你为什么还要认真纠正呢？”他解释说，“我们华润非常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并不看重权力和职位的差异。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同事’，这些同事有独立的分工，也有相对高级的领军人物，但大家的合作是平等的。”
“平等肯定会使团队产生很大的凝聚力，但还不足以使团队具备有效的战斗力吧？”我问。
“当然啦！”乔世波说。“要想建成一个能打胜仗的团队，还必须逐步培养起四种基本素质，我把这些素质总结为四个‘相互’，就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看起来是不是简单又朴素？但许多人往往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也做不到。”
王安失败了，败就败在他的“不兼容”。
王安公司的失败，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有容乃大”的逻辑必然性。
在八佰伴破产之后，前总裁和田一夫在回首往事总结教训时说：“温情有时是致命伤。如果当年我能拿出勇气，撤换弟弟，不让他当董事长，也许八佰伴就不会倒闭。”和田一夫非常同意当初媒体的一些评论：作为一家家族式的企业，八佰伴没有正确地进行人事管理。
无独有偶，家族式经营铸成的大错也降临到了王安身上，不过王安的失败过程，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没落故事。
在对公司的控制权上，王安自始至终都抱着他一人或一家控制企业的“不兼容”想法。他总是一再强调，绝不愿意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让外人糟蹋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他说：“我愿为我自己的冒险承担风险，只要我在公司，我对一切成败负责。我不主张开放投资，因为我不愿让外来的投资者受到牵累。”他还强硬地告诉公司的其他管理者，“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可见，王安的家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在1976年，王安曾经与瑞士的一家公司——计算机同人公司合资创办了一家联合企业，并命名为国际计算机同人公司。王安利用自己的绝对控股权，重组了公司的组织机构，自任董事长，又任命他的弟弟安东尼·王担任总经理，牢牢把公司控制在两兄弟的手里。在王安公司时期，一位叫做约翰·卡宁汉的人很受王安的器重，他与王安一同制订策略，并实现了公司的迅猛发展，可以说，卡宁汉是惟一一位能够影响王安决策却又不属于王安家族的外人，甚至王安的夫人经常称卡宁汉是“我们祖国的儿子”。但是，卡宁汉却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得到王安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他的能力弥补了王安的缺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总是对王安的话语洗耳恭听，他们二人之间不存在激烈的争执。很多人都把王安公司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卡宁汉，并评价他“是能够引导王安公司迈进二十一世纪的最佳人选”，但是，因为他并不是王安家族的成员，所以至高宝座必定与他无缘。诚如王安自己的说法，他不愿“让外来的投资者受到牵累”。
1986年１月，当王安36岁的儿子王列被父亲任命为公司总裁的时候，许多人担心王列缺乏管理经验，认为王列并不适合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行业中推动公司的发展，并要求挑选一位现有的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来管理这个公司。王安的回答斩钉截铁：“他是我的儿子，他能够胜任。”王安在领导任用上的独断专行葬送了公司的前程。一年之内，王列便让公司亏损了4.24亿美元，使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了90％。
王安失败了，败就败在他的“不兼容”。
------------
有容乃大——“净”与“平”的理念（3）
------------
与王安相反，施振荣的“传贤不传子”思想可谓突破了华人家族企业的瓶颈。20年前，施振荣就在宏碁实行“群龙计划”，即培养100个总经理。他的目的是希望创造一个华人家族企业的传奇，希望传贤不传子，让更多的年轻人把潜力开发出来。 他说自己在创业之初就没有把宏碁当成家族企业，第一天就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得很清楚，第一天就是专业经理人式的经营，他在心里就突破了“家族企业的概念”和“家天下”的想法。
施振荣不仅给职业经理人高薪水，还给他们决策的空间，给他们成就感。当然，他并不是否定家族企业的存在方式，而是认为如果家族企业历练不足，第二代人不适合接班的话，就要授权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并让其持有股份，而自己则退居投资人的地位。他称自己是一个“探矿者”，更愿意把矿藏交给“采矿者”开采。他身体力行，在自己于2005年从宏碁退休之时，即把接力棒交给了几个“外姓人”，在商界引起很大的震撼。eBay易趣CEO吴世雄用一种近乎崇拜的语气评价施振荣：他的心态已经到了无所求的境界，他比以前更潇洒，更加有智慧，他放得下来。
其实，在佛菩萨像前供一杯清水，并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而是表法的道具。
曾国藩在他最成功的时候遣散了湘军，华人企业家陈嘉庚和美国的卡耐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悉数捐出来，这些智者的做法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对福耀玻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5年11月，59岁的曹德旺正式把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了原通用（中国）公司先进技术管理部总监刘小稚。
每个创业的企业领导人最牵挂的莫过于接班人问题，而曹德旺却认为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简单还是复杂就在心念。如果把这摊事业作为个人财产锁起来，只留给自己孩子的话，就紧张了；如果定义为天下人都可以接班的话，就不紧张。“江山代有才人出”，肯定有比创业者更有能力的人继续壮大这个企业。
曹德旺将古人提倡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思想发挥在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位置是能者坐的，老板坐在贤者的位子，放手让能者干，当然要有制度规范，既是保护企业，也是保护经理人不犯大过。
鲁迅跟许广平的一番话对曹德旺影响很深。鲁迅说，孩子长大了如果没有什么本事的话，千万别让他去当什么什么家，以免误人子弟。曹德旺于是想到，自己的孩子做福耀总裁肯定不行，一个人的事情是小事，但公司有6500个职工，养着几万人，不能因小失大。
当初，曹德旺的儿子在公司当总经理，妹妹当商务总监，但曹德旺坚持曹家全部退出管理。曹诚恳地说服儿子要做好不接班的准备。他说：“因为这个公司太大了，你的道行不够，没有能力去管。而福耀追求的是持久发展的事业，那就要集中天下之智慧，让天下的能人为福耀做事。”
毋庸讳言，曹德旺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所谓成功，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
海尔对兼并的企业，一般不做大的人事变动。张瑞敏说：“盘活资产是通过人去实现的，只有首先盘活人，才能盘活资产。而盘活人的关键，就是更新观念。”如作为哈佛商学院MBA案例的海尔对红星电器厂的兼并，人还是原来的人，设备还是原来的设备，也没有投入1分钱，只是派去了3个人，结果却是：7月份（兼并当月）亏损700万元，第8、9、10三个月减亏，第5个月即11月份赢亏持平，第6个月赢利150万元；到第18个月，市场排名已由当初的第9位上升到第1位。张瑞敏的确做到了“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的水的境界。
对佛教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佛教徒喜欢在佛像或菩萨像前供一杯清水。这杯水是生水或是热水都可以，但一定是白水，而不供茶水，或者其他带颜色的水。其实，在佛菩萨像前供一杯清水，并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而是表法的道具。清水在提醒着大家，心要像水一样，清净无染，平静祥和。
《尚书》说：“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商道中人，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只有随时提醒自己做到内心的“净”与“平”，才可能在管理或与人交往中做到“净”与“平”。
那么，就在自己的手边放一杯清水吧，算是供奉给自己的。
------------
水至清则无鱼
------------
前几年去澳大利亚出差期间，有一天我和朋友在堪培拉市闲逛，看见中国驻澳大使馆前面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很美，湖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鱼儿在里面悠然自得地游弋。湖边有一个华裔老人在钓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我就走过去问，这鱼怎么这么好钓？老人笑起来，说，“澳洲的鱼傻呀！因为澳洲人不吃淡水鱼，所以很少有人在湖里钓鱼，鱼也就不知道防范。你看，这么清的水，鱼能看见我在岸边钓鱼，我也能看见鱼如何咬钩，是不是很有趣呀？”
“真是有趣。”我说。“不过，要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淡水鱼，经常钓鱼、抓鱼，所以鱼对人的警惕性很高。如果鱼在这么清澈的水里，要么被人捞光，要么跑到不为人知的水深处躲避，没有别的出路。”
“就是啊。”老人说。“所以中国有句古语，叫‘水至清则无鱼’嘛。”
现在想起来那次的湖边情景和对话，似乎让我对中国传统的容人和处事态度有了更为形象的理解。
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对别人要求太严了，自己就会没有伙伴。这正是古人眼中与人相处的“中道”。
春秋时代，楚庄王有一次在宫殿中与大臣们彻夜饮宴交欢。酒酣耳热之际，突然大殿上的蜡烛被风吹灭了。有人趁暗拉扯了王妃的衣服，王妃急中生智，把那人帽子的缨带扯断，并悄悄告诉楚庄王。庄王此时展现出“领导人”容人的气度，并不想追究此事，立即下令说，今晚君臣痛饮，如果不拉断自己的帽带，就不算喝得畅快。在场的官员纷纷在黑暗中把帽带拉断，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几年后，吴国攻打楚国，楚庄王遇到生命危险。这时，有一位将领奋不顾身保护庄王，并5次冲入敌军阵营奋勇作战。战后，楚庄王召此人来问，那个人跪下说，我就是当年酒醉失礼之人，因为感念您不杀的恩德，自己的这条命早就是您的，今天才有机会报答您的恩情。
左岸偏左，右岸偏右。
在现代西方管理体系中，X理论和Y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麦格雷戈首先在他的《企业的人性方面》一书中提出了这两种管理理论。
麦格雷戈认为，传统的管理方法都属于X理论。X理论的主要假设包括：一、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只要有可能就逃避工作。二、多数人没有雄心壮志，不愿负任何责任，情愿接受指挥和控制。三、多数人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矛盾，以自我为中心。四、多数人工作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基于这些假设，领导者应该采取的管理方式则是：一、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的感情和道义上应负的责任是无关紧要的。二、管理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与广大员工无关，员工的主要责任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三、在报酬制度方面，主要用金钱来刺激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对消极怠工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此，X理论是根据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经济人”假定概括出来的一种管理理论，管理重点只放在物质因素和工作任务上，轻视了人的作用和人际关系。在X理论看来，除了少数人能够自己鼓励自己、克制感情冲动而成为管理者外，大多数人都符合假设条件，只能受别人管理。以X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传统管理方式视人为物，忽略了人的精神需要，把金钱当成主要激励工具，把惩罚视为最有效的管理手段，所以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总是从经济利益出发来使用生产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麦克雷戈研究后指出，X理论对人类本性的假设大多是不确切的，由此发展起来的管理方式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在这一基础上，按照马斯洛所说的人的需求层次，麦格雷戈认为X理论管理方式对具有低层次需要的员工来说是有效的，但是，只有Y理论模式管理才能在高层次需要上激励员工。Y理论的主要假设包括：一、员工视工作如休息、娱乐一般自然。二、如果员工对某些工作做出承诺，他们会进行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以完成任务。三、一般而言，每个人不仅能够承担责任，而且会主动承担责任。四、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而不仅仅只有管理者才具备这一能力。
根据Y理论的假设，管理层认为员工在追求自己所认同的目标时，可以做到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管理层的作用是提供一个使员工才能得到发挥的工作环境。麦格雷戈认为，只有一少部分人符合X理论的假定，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有发展自己能力的潜质并可以显示出成效，所以，管理必须转变，必须以不断涌现的行为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对人采取完全新的假定。这些新假定对后来的管理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实质上看，X理论和Y理论并不是某种管理模式，而是一些关于人性的假设，并且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假设对人进行管理。相形之下，X理论属于专断型，基本假设人性是恶的，Y理论属于仁慈型，基本假设人性是善的。对于生性本恶的人，必然要用物质手段加以威逼利诱，使他们为了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而努力。被管理者为了得到需求的物质，而不得不屈服于高压政策，这样，就过得既不开心又虚伪。而对生性本善的人来说，则无需使用无情的手段，只要加以引导和说服就够了。
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尴尬局面，那些不能够被说服的人，在管理者眼中就变成了心智不健全的个体。再进一步说，只有管理者才是心智健全的，于是这就又引发了一个怪圈，因为此管理者的上方还有彼管理者，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遵从这一理论就要时刻摆出一副善的架势，时刻以下属身份接受训导，这样一来，大家就都过得既不开心又虚伪。
无论从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方面考察，似乎这两种理论都给双方带来了痛苦，原因何在？就在于这两种理论假设本身存在偏颇之处，它们都把人规定得机械化了。
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看出，Y理论仿佛塞纳河的“左岸”，X理论仿佛塞纳河的“右岸”，两岸隔河而治，并且，“左岸”偏左、“右岸”偏右的特征十分明显。可是，人真的可以这样泾渭分明吗？
实际上，人是很复杂的动物，既不像X理论描述的那么坏，也不像Y理论描述的那么好。不论人之初性本恶还是性本善，在一个人到了工作年龄时，他的二十余年的教育和社会经历，已经使他出离了单纯的善或恶，用无线通讯专业的概念讲，他不会再是精确的“数字模式”，而已经是一种“模拟模式”了。
所以，中国的管理专家提出了一种“M理论”，就是从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管理理论。“M”代表很多意义，如：中庸（Medium）、人(Man)和管理(Management)，等等。
M理论关于人性的假设可以简洁地表达为：一、本性假设。人具有遗传而来的本性，如惰性、趋利避害等本性；本性难移，但可以顺其自然，引导利用。二、习惯假设。人能够适应环境，在塑造机制下形成行为习惯；习惯左右着人的许多行为。三、习俗假设。人不仅依靠本性求生存，而且依靠人类群体共通的习俗、文化求生存；文化也左右着人的另一部分行为。四、创新假设。人和人的群体都是自组织系统，都能创新演化，具有创造力，能够适时改变自己的习惯以适应外界环境。
所以M理论从四个方面倡导人性化管理：一、尊重人的本性，顺其自然加以引导。二、进行行为塑造，利用习惯进行管理。三、营造企业文化，利用文化规范行为。四、注重人的创造力，利用创新推动发展。
这时，我们可以说，M理论走的是塞纳河的“中庸”的线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而是延揽左、右两岸，让两岸的不同景致都能汇入塞纳河引领的美景中。
------------
“品格企业”是怎样炼成的？
------------
有一个笑话很有意思。一女子到婚姻介绍所征婚，工作人员问她的择偶标准，她说：“他必须是讨人喜欢的、有教养的、能说会道的、爱说爱笑的、爱好体育的、消息灵通的……还有一条，我希望他能终日在家里陪着我。我要他讲话，他就得开口，我感到厌烦，他就得住嘴。”工作人员听了以后，回答说：“我懂了，小姐。我劝您买一台电视机。”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用苛刻的态度要求别人，没有任何包容心，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了。
美国俄克拉荷马市的精瑞公司（Kim Ray Inc.）成立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是一家生产原油开发机械的制造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目前都具备生产这种机械的技术。近20年来，生产成本不断上扬，但精瑞公司仍坚持不涨价，以提高生产效率维持足够的利润，因此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还能高达全球市场的50％以上。精瑞公司的成功秘诀在于董事长何霆翱（Tom Hill）从1992年起所推动的企业品格训练计划。刚开始，为了找出生产效率无法提升的原因，他把整个工厂运作的情形录下来，结果发现不少员工消失在镜头下，原来有人花了不少时间四处寻找工具，有人则偷偷跑去喝咖啡休息。
他发现这种现象后，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开除这些不讲效率或偷懒的员工，而是决定透过品格教育训练，向员工强调井然有序、主动、尽责等多种良好品格特质的重要性。员工在潜移默化下士气大振，原本安装机器的时间从6到8小时，缩短到只要27分钟，效率大为提升。不仅于此，精瑞公司也强调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在石油产业景气度低迷时，精瑞或介绍员工到其他公司暂时安顿，或是鼓励他们到市政府当义工，再由员工薪资提留成立的基金支付薪水差额，以取代遣散员工的常规方式，结果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大幅提高，也赢得了“品格企业”的美誉。
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美国的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在对美国最优秀的43 家绩优公司(包括IBM、惠普、麦当劳、杜邦、波音等公司) 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之后， 总结出了这些公司取得成功的8大要素, 其中之一就是“宽严相济、严守原则加灵活的管理”。这与孔子“宽”、“猛”相济的管理策略是不谋而和的。
------------
“竞争”还是“竞合”？
------------
孔子赞赏水，说水“受恶不让，似包”，意思是说，水即使遭遇误解或排斥，也从不为自己申辩，好像有豁达包容的博大胸怀。
水不仅与世无争，还能对外物的排斥和敌意极尽包容之心，几乎臻于化境，这的确是一种看似愚钝，实则高妙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如果以排斥对排斥，以敌意对敌意，那么双方定生怨尤，即使一方一时讨巧或双方最终寻求了和解，毕竟都不是最妥善的相处方式。因为老子说过：“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
无德司彻。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意思是：调和重大的仇怨，肯定会留有余怨，怎么能把这种调和当作妥善的处理方式呢？所以圣人即使手中掌握着“左契”这样的借据存根，也不肯强迫别人还债。有德行的人，就像掌握“左契”的人那样从容自如；没有德行的人，就像经管租税的人那样斤斤计较。天道对人不偏不倚，但总是帮助善良的人。
“曹大喜”与“曹大怒”，谁是哥哥？
初中的历史老师，针对学生学习不求甚解的毛病，讲了一个故事，令我终身难忘，并养成喜欢查字典的好习惯。故事说，过去有一位被认为很有学问的老先生，整天捧着《三国演义》看，一位老乡向他讨教，说自己也在看《三国演义》，看到“曹大喜”、“曹大怒”，不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这位老先生想了半天，认真地说：应该是“喜子”大吧。现在想来，虽然这个笑话旨在讽刺老先生不求甚解，但老先生对“喜”与“怒”的判断显然昭示了人性的好恶趋向。毋庸讳言，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喜”，没有人喜欢“怒”，所以“曹大喜”一定是哥哥了。
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而言，选择“喜”还是“怒”就显得特别重要。选择“喜”，就是选择“妥协”的方式，带来的结果，大多是“双赢”；而选择“怒”，就是选择你死我活的“竞争”，带来的结果，或者是“双输”，或者是一方赢得大伤元气。
1994年9月，我与客户一汽-大众公司的市场销售人员去乌鲁木齐参加“第一届乌鲁木齐边贸洽谈会”，并进行捷达轿车的大型展示活动。会议结束后，我们决定去戈壁滩拍摄一组捷达轿车的外景图片以备以后宣传使用。
我们从乌鲁木齐一路拍到吐鲁番，最终到达火焰山下。在山下拍摄完毕后，我建议到火焰山后去拍一下，因为山前的背景比较常见了。为我们开车的司机恰好知道路，我们就来到了山后。山后的景色的确与众不同，我们就一阵狂拍。后来我看一个角度做背景很不错，就请司机把车开离道路。为配合我选定的角度，车不断向前，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车的前轮陷进一处松软的沙子中。因为发动机是前置的，所以车的前部非常沉重，我们四条大汉也无法把车抬出来。我们所在的位置不是国道，没有汽车经过，而那时大家也没有手机，无法联络救援。眼看太阳快落山了，我们都有些绝望。但司机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安慰我们说：“等等吧，有办法。”
过了十几分钟，一位老乡开着小四轮拖拉机过来了，司机迎上去说：“老乡，我们的车陷在沙子里了，你帮我们拉出来，我们给你50块钱。”老乡看了看车，扫视一下我们焦急的面孔，又看了看将要落下的夕阳，“60块！”他不容质疑地说。司机很生气，说，“你走吧，不用你了！”老乡却没走，而是把拖拉机停下来，坐在路边抽烟，看我们的笑话。我就跟司机说，咱给他钱吧，不然也没别的办法。司机挥挥手，让我不要管，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司机又迎上去，跟老乡说：“老乡，帮忙把车拉出来，我们给你10块钱。”我和客户诧异地看着他，以为听错了。这时，就见那个老乡看看我们的车，又看看在路边抽烟的那个老乡，很干脆地说：“没问题。”很快，我们的车被拉了出来。
在回程的路上，我们问司机缘由，他狡黠地一笑：“嘿嘿！我不过是造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竞争局面，所以我们就省了50块钱。”我们大笑。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就对大家说：“如果后来的老乡同先来的老乡沟通，结成联盟伙伴，然后还是按60块钱开价。而我们呢，天都快黑了，也就只好接受了。这样，两个老乡就可以一人赚到30块钱啦！”大家又笑起来。一个客户说：“就你的歪点子多。”
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两个老乡实际上就是面临着“竞争”还是“竞合”的选择。当然，客户说我的想法是“歪点子”，在当时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竞争是压倒一切的商战模式，竞合模式无人去关注。如果现在我再提出类似的想法，估计大家就不会认为是“歪点子”了，因为那实在是个“正点子”。
多一些“合”的精神，少一些“争”的成分，天空会更加晴朗。
张瑞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谈到，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墙要推倒。企业之间不再仅仅是单纯竞争对手的关系，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消灭或打倒所有竞争对手，也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满足所有市场上消费者的所有需求。他认为，横向联合应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大家在市场上可能都是竞争对手，但现在联合在一起，不仅是竞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合作的关系。这是一种竞合的关系。他举例说，现在海尔与三洋联合起来是互换市场资源，这种合作最后会达到双赢的目的。
在沃尔玛的早期阶段，实力强大的供应商如宝洁（P&G）公司是很强硬的，当沃尔玛强大之后，并没有反过来对宝洁“示威”，而是与宝洁结成伙伴关系。它告诉宝洁，我们可以共享沃尔玛的电子信息来改善双方的业绩，结果获得双赢。
1999年，蒙牛作为一家新兴的公司进入中国乳业市场。在营销过程中，蒙牛没有像一般企业那样，去拼命打压竞争对手，而是投入巨资，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向消费者传递呼和浩特作为“中国乳都”的积极信息和理念。它的广告中既有自己的重要对手伊利，也有众多其他竞争对手。结果如何呢？这种商业行为促使内蒙古的整体乳业迅猛发展，建立了呼和浩特作为“中国乳都”的地位，蒙牛也借“中国乳都”的独特概念和优势迅速崛起，最终与伊利比肩而立。
在牛根生的办公室，挂着一张“竞争队友”战略分布图。牛根生说，竞争伙伴不能称之为“对手”，应该称之为“竞争队友”。以伊利为例，我们不希望伊利有问题，因为草原乳业是一块牌子，蒙牛、伊利各占一半。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品牌，但我们还有一个共有品牌“内蒙古草原牌”和“呼和浩特市乳都牌”。伊利在上海A股表现好，我们在香港的红筹股也会表现好；反之亦然。蒙牛和伊利的目标是共同把草原乳业做大，因此蒙牛和伊利，是休戚相关的。
蒙牛集团副总裁孙先红曾谈到蒙牛“共存”的竞争概念。他说，从全球范围看，一个地区有两家企业快速成长，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两家企业都发展。拿国内的企业来说，深圳的华为和中兴，青岛的海尔、海信，呼和浩特的蒙牛、伊利，国外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没有说因为谁竞争了，就把谁给弄下去了。实际上有一个竞争对手，就像跑步似的，有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他总是有一个目标，你争我夺，跑得会更快。让你一个人跑的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不会有两个人时跑得快。在企业管理里面，设定一些竞争目标，一些竞争对手，实际上是竞争“多赢”，这种“多赢”不仅仅限于两个竞争对手，还有这种行业、社会和消费者。因为竞争把暴利排除了，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产品品质提高了，价格反倒下来了，竞争的结果是服务提高了。
所以，从社会意义上讲，“共存”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竞合”关系。
这时，“竞合”对企业的意义，实际就是对手互相间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牛根生曾谈到过一个例子很形象。他说：“德国是弹丸之地，比我们内蒙古还小，但它产生了5个世界级的名牌汽车公司。有一年，一个记者问‘奔驰’的老总，奔驰车为什么飞速进步，风靡世界？‘奔驰’老总回答说‘因为宝马将我们撵得太紧了’。记者转而问‘宝马’老总同一个问题，‘宝马’老总回答说‘因为奔驰跑得太快了’。”
这让我想到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儿”的一期节目。记得那期节目谈的是两个外国人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长途旅行的事情。两个老外讲，有一段路程，红军当初只用了一天就走完了，我们用了两天也没走完，所以红军实在是太伟大了。这时，崔永元露出一脸坏笑说：那是后面没有人拿枪追你们。如果后面有人拿枪追着，你们再试试？
------------
圆融的境界（1）
------------
“和稀泥”，是我们描述不讲原则化解矛盾的一种比喻方式，常常含有贬义的色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稀泥”的方式，常常是解决激烈矛盾的最佳方法，在国与国的外交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处理差异和矛盾时, 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往往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那么，在“和稀泥”的过程中，什么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水。想一想我们的生活经验，当把水泥、沙土及其他添加物搅和到一起时，如果没有水作为媒介，各种物质表面看是混合到了一起，实际依然各自分离。这时，水的融合特性就显得十分关键。只有用水来“和”，这些物质才能真正粘和在一起，也才能形成坚固的建筑构件。这时，水的融合特性就显露无遗了，因为水在融合各种物质时，没有偏好，不会厚此薄彼，所以各种物质在水的作用下，就会服服帖帖处于“和而不同”的最佳组合中了。
柳传志对联想文化的建议是——增加湿润的空气。
柳传志大约深谙水的圆融之道，所以能够深刻意识到中国人更注重内心的精神生活，更讲求调和之道。因此，他对联想文化的建议是——“增加湿润的空气”，进而联想形成了“湿润”的“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从功利角度而言，企业注重员工的人际关系和精神需求，是为了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以使管理能够进入最佳的和谐状态，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提升。这实际上已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
圆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圆融的深处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合”。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和合”的分数多过“分别”的。的确，中国人自先古以来便具有“和为贵”、异中求同的“和合”文化传统，所以，“和合”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统一的传统美德和兼收融合的宽广胸襟。
紫禁城中的主要建筑都以“和”命名，如三大殿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正门“太和门”、东西两侧的“协和门”、“熙和门”等。殿与门上的“和”字所代表的意义，正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中正”、“仁和”，突出了传统的儒家理念，传递了统治者渴望天下圆融和谐的理想。当君臣从这里出入，“和”字都在随时提醒他们，要以“中正”为基，以“仁和”为本。
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有一天，湖南湘乡老家来信说，府上为了盖新宅子，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闹得很凶，甚至还要打官司。老家人忿忿不平，想借助曾国藩的权势压服对方。曾国藩收到信后，想起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写的一首诗。于是，他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弟弟曾国潢，并附上张英的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读了曾国藩的信和诗后，茅塞顿开。是啊，“让他三尺有何妨”呢？所以将自家的地界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让邻居十分感动，于是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还将其转让给曾家扩建新宅。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六尺胡同”。
一封家书一首诗，就如同“湿润的空气”，为反目成仇的邻居双方化解了仇怨，曾国藩的谦和之心和圆融智慧让人折服。
许多政治家都是运用这样的智慧处理问题的。熊向晖将军在回忆录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周恩来总理处理事情的圆融境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役后访问中国，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熊向晖陪同他访问中国的8个城市。在郑州，蒙哥马利要去看地方戏，于是，熊向晖便安排他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听取汇报，详细询问了蒙哥马利访问期间的安排，包括看了哪些演出。熊向晖向周总理汇报了蒙哥马利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他与蒙哥马利对话的细节：
蒙哥马利：“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
熊向晖：“这是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晖：“中国红军有女将军，解放军也有女将。”
蒙哥马利：“我很敬佩解放军，但这有损于解放军的声誉。”
熊向晖：“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蒙哥马利无法应答，不吭声了。
周总理听后，就批评熊向晖：你不晓得求同存异？人家无话可说，你就胜利了？
周总理连忙问蒙哥马利喜欢什么节目，熊向晖说他喜欢口技、杂技。于是，周总理嘱咐，马上从北京演出的节目单上换下《木兰从军》，改为口技和杂技。
蒙哥马利后来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符合人类总的利益。
周总理的处世智慧，体现了《中庸》所讲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至高境界。
市场竞争，实际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圆融一些是不会错的。
施振荣说：“遇人不淑在所难免，你的筹码就是万一遇人不淑的时候你受的伤害是你可以忍受的，因为你由相信人得到的利益更大。要不断地相信人，否则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力量更扩大，我自己做死了也就那么一点点大。我算的是总结果，只要风险控制好，就行了。过去就过去了，碰到类似的东西我会更小心。我为什么还要去扯那些旧账？没有理由让不好的东西成为显性的。”
与施振荣相反，王安不愿意去相信别人，习惯于抱有“不兼容”的想法。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王安公司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而王安就是一个绝对权威的家长，不幸的是，这个家长完全忽视了中国传统中“和合”的精神实质。
------------
圆融的境界（2）
------------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乔布斯认识到个人电脑的光明前景而成立“苹果电脑公司”的时候，王安实验室负责产品计划和管理的副总裁盖利诺也曾提出过研制个人电脑的建议，并且得到了王安的儿子王列的支持。但是，王安对此毫无兴趣，认为研制个人电脑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当客户们对个人电脑青睐有加后，王安实验室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人们不再对王安赖以生存的某些产品（比如“2200型”和“文字处理机”）抱有任何兴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王安别无他法，只得开发自己的个人电脑。
但是，当王安公司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候，王安的“不兼容”又一次铸成了大错。从硬件上来讲，王安实验室开发出的个人电脑，性能更加优良可靠，速度比IBM电脑还要快出两倍，但是，它的软件却与IBM软件不能兼容。所以，王安公司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开发能与IBM兼容的个人电脑，要么继续自己的电脑和软件研发之路。王安觉得，过早把自己的发展系于IBM身上太过可惜，而且消费者一旦购买了自己的硬件，就也一定会购买自己的软件。事实证明，这种“不兼容”的想法错了。几年之后，在IBM个人电脑上可以运行的软件已然超过了100种，但是王安公司研发的个人电脑却与任何一种都不兼容。而IBM个人电脑标准已成了行业标准。耽误了3年之久，王安试验室才决定研制与IBM标准匹配的个人电脑。IBM逐渐成为个人电脑界的霸主，而王安公司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超过IBM的豪言壮语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他是父亲，他知道一切！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这就是王安的经营决策得到的评价。对人的“不兼容”，自然会上升到对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的“不兼容”，所以王安的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前面提到的我的那位做电信服务商的朋友，不仅把诚信看作财富，他还有自己独特的竞争法则。
在北京的同类电信产品服务市场中，他的公司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按他公司的实力和员工的经验与素质，他完全可以继续扩张，甚至垄断市场。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的市场份额控制在60％以下。
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他说：“一定要给你的竞争对手留一些空间，不然你会慢慢丧失利润，直至完全失掉利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旦你把对手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太小，他们难以存活，就会孤注一掷。孤注一掷最简便的手法就是降价，打价格战。对手降价了，你也只能降，因为我们的电信产品是有周期的，并且要完成电信运营商指定的每月销售额度，所以不可能增加库存以静制动。只要你降了，对手马上就会比你降得更低，没多久，大家就都没利润了。小的服务商看到无利可图，就马上转行做别的生意去了；而你的规模很大，想转行不容易，成本太高啦。怎么办？就是别把对手挤得太苦，让出一些市场空间，让大家都有钱赚，这样就相安无事了。”
“不要觉得我多么有远见。”他补充道。“事实上，我当初做市场拼得太狠，就犯了众怒，最后拼得两败俱伤，所以才悟出上面这一套竞争法则。市场竞争，实际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圆融一些是不会错的。”
我听了他的一番感悟很受触动，似乎能够理解老子说的“以无事取天下”的深刻内涵了。
------------
穿山越岭之勇
------------
孔子说水“其赴万仞之谷不疑，似勇”。意思是水奔赴万丈深谷而毫不迟疑，好像果断又勇敢。
大水出于深山，一路上，崇山峻岭几乎难以逾越，巨石高崖营造重重险境。但是，水从未胆怯、犹疑，而是穿越群山，跌落深谷，义无返顾地无畏前行。
------------
勇者不疑（1）
------------
无论是站在黄果树瀑布下，还是来到虎跳峡边，看见大水磅礴奔流而下，水的勇气和魄力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所以孔子谈水时说：“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就是说，水奔赴万丈深谷而毫不迟疑，好像果断又勇敢。
水的勇气、果敢和魄力，堪称商道中人的楷模。
孙正义说，非得有九成胜算才行动的人，会被以七成胜算为行动依据的人打败。
孙正义说过，“如果非得等到有九成或九成五的胜算，才愿意采取行动的话，我的事业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过于慎重，可能会错过许多制胜的机会，你所瞄准的目标，容易被其他人捷足先登。因此，非得有九成胜算才行动的人，会被以七成胜算为行动依据的人打败。”
张瑞敏的观点与孙正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如果有50％的把握就上马，有暴利可图；如果有80％的把握才上马，最多只有平均利润；如果有100％的把握才上马，一上马就亏损。
《商道》主人公林尚沃“烧人参”之勇，让人叹服他的胆识和魄力。他在垄断了对中国的人参贸易之后，把每斤人参的价格从25两银子，提高到40两银子。他的行为受到中国药材商的强烈抵制。这是一场买卖双方的生死较量，两军相逢勇者胜。林尚沃在这场较量中显示出了超人的胆量和勇气。面对中国药材商的集体抵制，林尚沃不仅不降价，又把价格从每斤40两银子提高到每斤45两银子。中国药材商极为愤怒，开始更强烈地抵制。林尚沃断然命属下焚烧人参。这种举动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因为从表面看，林尚沃是自绝生路。但此时的中国药材商顶不住了，因为中国的药材商离不开高丽参，得不到人参比付出高价的损失大得多。最后，这些药材商们不仅接受了每斤45两的高价，还补偿了被烧掉的人参的全部损失。用现代的营销策略分析，林尚沃成功地实施了一项“危机公关”策划案，而他超凡脱俗的勇气和准确的洞察力是取得完胜的关键。
实际上，林尚沃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但这样的人一旦需要勇气和魄力时，常常是厚积薄发。左延安恰好也是这样的人。
1989年，左延安上任江淮汽车集团董事长之前，就有人当面说他不适合干领导。因为他“为人太内敛，缺少魄力”。
而没什么“魄力”的左延安在1990年上任后，就立刻做出了面向市场、面向行业、扬长避短、实行产品转移的战略决策，下决心做客车专用底盘。正是这一大胆决策让江淮汽车转危为安。
其实真正的魄力在于做决策的决断力。后来江淮的发展证明这种决断力屡屡奏效。底盘产品当年就销售一千多辆，在随后的3年内，销售增幅分别达到100％、150％和200％。
战略制订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及对内部资源的把握；还有就是企业寻找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左延安把江淮的成功总结为是两点结合得好。
有了底盘的基础，江淮重新开始造车。接下来的发展，江淮仿佛上了快车道：1995年开发轻型卡车，到2005年占据市场份额第二，在国内的自主品牌产品中获利能力第一，并拿到了巨额出口订单，江淮轻卡摘得出口量桂冠。2002年，瑞风商务车下线，短短3年间就成为国内MPV市场的老大，在大MPV市场中更是占领五成的市场份额。
掌握的资源有限，就要敢于突破，通过各种资源渠道来积极获取，在企业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培育起整合全球资源的水平和能力。面对一连串令人激动的战略调整的组合拳，左延安解释起个中原因时却颇为平静：“这又是一个系统思考的结果。”
事实上，每个项目上马时，左延安都顶着极大的压力。1995年上轻卡时，大家不理解，底盘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上轻卡？2000年上瑞风时，别克、金杯已经在市场上做得顺风顺水，大家又不理解。2006年公司又要进入乘用车市场，大家更是不理解。而每一个时期，如果左延安都缺乏勇气而犹豫不决，那么江淮大约至今还在慢车道上缓慢地爬行呢。
和很多成功企业家一样， 左延安也总是将经营企业比喻为“如履薄冰”。市场的脆弱和吞噬能力，足以将一个企业淹没。可左延安对内对外的情况了然于胸，从容淡定，使自己在“履冰”之时多了几分把握。
轻卡和瑞风的“反经济周期运作”，就是左延安自己的心得。当大家都赶一个潮流，都认为是必然趋势而一哄而上时，正是成本最高的时候；而当大家都不看好一个市场的时候，恰恰也是它最有利的进入时机。他认为，2005年至2006年乘用车市场低迷，以及部分原材料降价，成本相对较低，这个时候进入市场，就是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这也是把握了发展的节奏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丁磊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即使跌倒，也要记得抓把沙子握在手里。
同样是做汽车产业，民营企业要做的话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汽车生产的政策规范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在浙江，恰恰就出现了这么一位“汽车狂人”，他就是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李书福素有“冒险王”之称，他的勇气和魄力在中国商界也是比较少见的。在装饰材料和摩托车制造业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后，他就想，作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汽车业应该大有文章可做，因为市场上还没有老百姓买得起的小轿车呢。于是，他萌发出造轿车的梦想。但是他的想法遭到周围所有人的反对。李书福却坚定地说，“造汽车没有什么神秘的，无非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方向盘再加一个发动机。世界汽车工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技术，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技术、买来零配件，请到人，设计出好的产品。我心已决，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我也要干！”
他跑到省里找到相关的管理部门，提出生产汽车的要求，毫无疑问被主管官员否决。他不死心，又问，如果不让搞汽车，可不可以搞汽车实验？这位官员想了很久，然后回答：搞研究还是可以的。虽然没有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可，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市征地850亩，打着制造摩托车的幌子，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别人都说他是在赌命，如果最终拿不到汽车生产许可，他数亿元的投资就打了水漂了。
随后，李书福多次跑到北京，求见主管部门的各级负责人，陈述他的汽车梦想。他说，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担风险，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
勇者不疑（2）
------------
当然，国家政策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哪怕是合理的梦想而随意改变。后来，到处碰壁的李书福学会了“曲线救国”，与某部委下属的四川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客车生产企业成功合作，对方以目录、生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投资1400万元，双方共同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终于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
1998年底，李书福的汽车梦开始实现，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轿车顺利下线。他把“吉利豪情”定价在4.79万元，成为当时中国最便宜的电喷车。良好的性价比，获得了广大家庭轿车购买者的青睐，市场旺盛的需求趋势开始明显。2000年，李书福在宁波投资七亿多元，征地1000亩，建立了吉利美日工业园，与此前建立的临海基地共同形成两大汽车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年产20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
2001年11月9日，吉利的JL6360轻型客车，在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公告》上终于榜上有名。2001年12月26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7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吉利的HQ6360、MR6370和三厢式轿车MR7130又名列其中，实现了从生产两厢轻型客车到生产三厢轿车的跨越。吉利成为中国惟一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准确地说，这时，李书福的汽车梦才真正实现。
像李书福这样有勇气、有魄力的浙商，在浙江并不少见。但勇者不疑的意识在一个地区成为集体意识，却很值得玩味。这个地区就是温州。
1999年，东北某省政府组织干部到温州学习，温州的一位领导介绍温州商人的经验时，谈到温州商人用集装箱“包围”处于北约炮火之下的前南斯拉夫的一段经历。
他说，北约入侵前南斯拉夫以后，战事频仍，前南斯拉夫周边地区的气氛也十分紧张。那时，北约用飞机大炮包围了前南斯拉夫，我们温州的商人用大批的集装箱包围了前南斯拉夫。集装箱里是什么？是大量的轻工产品和食品。因为温州人知道，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而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最缺乏的就是轻工产品和食品。一般人会想，战争期间会有很多危险。是这样！但等一切都安全了，各国的商人就会蜂拥而至，生意机会也就没有了。我们温州人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呢？战争结束后，温州商人的集装箱第一时间进入这个商品奇缺的国家，货物一售而空，利润当然很可观。随后，温州商人立刻撤出，又去找别的生意机会了。都说温州商人是商业天才，大家只看到他们聪明的一面。其实，他们面对商业机会时的勇气和魄力，是他们取得成功的50％的因素。
无独有偶，几年后的美伊战争期间，一位温州商人朋友跟我聊天时说起他正计划与朋友去伊拉克寻找商业机会。说实话，我当时大吃一惊，脱口说道：“多危险哪，你们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他很奇怪地看着我说：“等战争结束了，就没有太多的商业机会啦。”
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去不去并不重要，这种果敢的意识和魄力，才是最重要的。
网易创始人丁磊的思维与温州商人如出一辙。他于1995年从电信局辞职，决意去广州闯一闯。他描述自己的行为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人生总有很多机遇，但抓住机遇是要付出代价的，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他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即使跌倒，也要记得抓把沙子握在手里。”
------------
临渊而惧（1）
------------
大水纵行于天下，勇敢果断，但绝不鲁莽。当有高山阻隔，水不会冲动行事而强行向高山讨路，而是寻找山涧峡谷，顺势穿行。水的明智行为，让我们想到老子的智慧之语：“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老子告诉我们，勇敢却蛮干，一定会失败；勇敢而有所畏惧，却能够取得成功。这两种勇，有的得利，有的受害。我们如何选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问孔子，如果老师带领三军打仗，在这么多弟子当中，您会选谁同去？子路当然希望老师选自己同去。但孔子却回答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思是说，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不借助舟船而泅水过河的人，面对死亡没有任何畏惧，我不会带这样的人去。我一定要选面对危难有畏惧之心，善于谋划斟酌而成功的人。孔子自然是批评子路勇猛有余，敬慎不足。
夫子是在教我们大勇，勇中有怯。
张瑞敏说，自己经常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其实，无论是作为领导人，还是企业员工，勇中有怯，都是至关重要的。勇是敢于承担，勇于负责；而怯呢，则是慎重，敬畏。我们每一个人要承担的工作，都事关他人，事关利害，一个真正的勇者必然要小心谨慎，这是责任感、责任心使然。
“诸葛平生惟谨慎”，是说诸葛亮平生做事非常谨慎。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做得谨慎，是因为他时刻想到责任，想到自己对刘备的承诺，想到刘备对自己的“托孤”，想到自己作为蜀汉的丞相, 如若不慎将对国家带来危害，因此做事才三思而后行。
“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老子的这句话深具辩证精神。作为企业的决策者也好，作为普通的个人也好，我们都会有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此时，“怯”心要升起来，因为，“勇”只使人看到“利”、看到“成”，而“怯”则使人看到“害”、看到“败”。既要考虑抉择可能带来的益处，更要想到可能带来的弊端。这样的抉择必然是周详的，这样的抉择必然是有准备的、坦然的。这时，胜算自然就高。
张瑞敏在谈到企业重大决策时说，自己经常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正是大勇若怯的境界。
我家乡所属的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因决策不慎，上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导致企业巨额亏损。乡镇企业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员工命运和父老乡亲的命运息息相关，不能不慎。新当选的领导人，感到这个官不好当，意识到权力更意味着责任。很多时候，企业顺风顺水，人们常常“勇”有余，“怯”不足。但企业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惶恐之心更容易生起。
华为公司的研发能力在业内首屈一指，在国内和海外的市场扩张能力更为业界所称道。2004年，华为的销售额达55.8亿美元。2005年4月18日，华为总裁任正非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华为内部网刊登了一份“关于任总被《时代》周刊刊登的几点说明”。邮件是以总裁办的名义发的，据说是出自任正非之手。邮件内容为：一、不是个人智慧，这是团队的力量。二、公司需要安安静静地发展，紧紧聚焦在业务上。《管理优化报》是文责自负、原文照登的报纸。员工可直接投稿批评。员工从爱护公司的角度出发，不要在外界议论公司，不要在同学、朋友和生活的小区里张狂，造成轻浮的印象。《时代》周刊也是一种媒体，与中国的一些媒体一样，读一读，笑一笑就过去了。对外界和媒体的各种议论大家不要太在乎，还是好好努力工作。
王石在他的著作《道路与梦想》中，曾谈到一个让他“后脊梁浸出冷汗”的经历。
1992年夏天，他到北海市寻找新的房地产投资机会。当时的北海市长计划拨给万科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王石兴奋不已。他认为在深圳实现不了的宏伟蓝图，可以在北海大展身手了。他于是请了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城市规划专家一起前往北海，商讨规划大计。那位经济学家为王石做了基础设施投入分析：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亿元，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亿元。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做“三通一平”也得1.5亿元至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元至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如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等，少说还得80亿元，加起来就得140亿元至160亿元。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到10亿元，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了专家的开解，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一算如醍醐灌顶，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要啊。”王石后来反思，当时自己十分狂热，如果没有专家这一盆冷水浇下来，万科盲目上马，后果将不堪设想。
德隆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面对诱惑，“勇”有余，而“怯”不足。
前两天，我的办公室搬家，发现了一本书，崭新的，忘记是谁送的，名字叫《德隆引发的思考》。以为是德隆事件的反思，一看目录，才知道作者思考的是——德隆如何用十几年的时间，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亿元资产的跨国集团的成功经验。
一本新书未及翻看，德隆“帝国”却已轰然倒下。望着德隆的残垣断壁，想到它如何拔地而起，又如何风雨飘摇，我们要没有一些感怀都很难。我最想说的，就是水8则之“勇”。
几乎所有和德隆接触过、和掌门人唐氏兄弟交流过的学者、咨询专家，都曾被他们宏大的商业抱负、横跨产业和资本两界的视野、大手笔整合的气魄所震动。不过也不乏有识之士曾预言：德隆很可能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唐氏兄弟的理想及战略固然壮观，气魄及手法也堪称果敢，但现实的产业环境和金融环境的变化所蕴含的风险必须足够重视，而且要时时小心。同时，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快速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等等都可能交织在一起，随时会引发德隆的“折戟”。
------------
临渊而惧（2）
------------
实际上，道理简单得很，但“做得”很不容易。第一波士顿银行前总裁布鲁斯·瓦瑟斯坦曾亲手操纵了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并购卡夫和通用食品等案例，他在《大交易》一书中分析了一些跨国公司因并购带来的兴衰。他谈到有一些关键因素决定了巨头们瓦解的速度和规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即债务负担。西方许多企业集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节制地进行购买，形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全球利率的提高使得这种负担难以承受，以至垮掉了。其实结合国际上的一些产业整合故事，德隆的整个游戏、如今的遭遇不过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
证券行业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叫“剩者为王”。
德隆事件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不少证券公司的命运。
证券业可以说是我国金融领域比较年轻的行业，充满了机遇与风险，而且我们知道，机遇与风险经常是正相关的。我们不可能只要机遇与收益，而完全摒弃风险。因此在证券公司的运营当中，制胜之道不仅在于你能如何发现、发掘及把握机会，更在于你能如何防范、化解及控制风险。
证券行业在2000年和2001年，可以说景气度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当时的令证券行业人气鼎沸的状况，正是让人狂妄的大牛市行情，给不少企业留下了日后败落的根芽。大把大把地融资，以预期的高收益做承诺拉来几亿元、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资金，全部投资股市。当然这还不包括违规挪用个人投资者股票账户上的资金。最后，连续几年的股市调整，给证券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而这一损失也因为融资成本及融资数额多寡不同而损失不同。不少公司曾因为自己（借钱）胆大，享受过“盛宴”，而此时又不得不咽下苦果，甚至是毒果。
华尔街有句经典名言：行情在绝望中产生，在疯狂中毁灭。
大鹏证券、亚洲证券等公司都曾挣过大钱，挣得盆满钵满。但是眼睛里看到的只是机会，挣到的钱和更多的钱还会赔掉的，最后公司也都陷入破产的境地。
证券行业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叫“剩者为王”。曾经的“胜者”只有“勇”，没有“怯”，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勇。包括万国证券、华夏证券、南方证券等等曾经的大券商，尽管都一时成为胜者，但是因为风险意识、法律意识不足及违规操作等问题，都没有“剩”下来，被无情地淘汰了。
这时，我们不得不说，在商场中，战战兢兢才是大勇！
------------
认输才会赢（1）
------------
水流自高山而下，在奔流入海的漫长行程中百折萦回、蜿蜒向前。为什么会如此曲折？因为在流经的沿途，水会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阻碍。而巨石、高山一类的阻碍，对水而言，几乎是无法战胜的。面对失败，水从不意气用事而丧失理智，而是调整自身，另寻他途，千回百转，最终获得成功。
水为我们带来“勇”的另一个境界，如孔子所说的“知耻近乎勇”。不找借口，不辩解，不逃避责任，敢于承认错误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这实际是“勇”的极高境界。
她将自己造成的损失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然后坦诚地说：“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面对失误或错误，找借口，为自己辩解，几乎是很多人的习惯。譬如，脑袋撞到桌子，怪谁？
小孩儿不小心脑袋撞到桌子上，大哭。不同的妈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同的：
一位妈妈往往第一个动作是打桌子，当然这是哄小孩儿的一种方法，可是在无形之中告诉孩子，责任在别人。
另一位妈妈把孩子带到桌子旁边说：“来，再走一次。”一个人跑步会撞到桌子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小孩儿跑步的速度太快，躲闪不及；第二个是小孩儿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没有注意前方；第三个是小孩儿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件小事却反映不同的人生态度。出现问题时第一个念头是推卸责任还是眼睛内察、反观自己，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前一位妈妈因为不断地向外找原因，使孩子的心理很容易平衡，但孩子的能力却很难提升；而另一位妈妈则在教孩子提升自己，而且，孩子的责任心很容易培养出来。
不推卸责任，勇于承担责任，对个人、企业或组织都非常重要。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面对任何不顺或者逆境，能够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是勇；能够公开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更是勇。一个人在内心能主动找寻自己的问题，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要舍掉成年人最不容易舍的面子。领导者呢，多会有长期积累的“威严”，面子更不容易舍。
有一位年轻人在南方一个世界知名企业工作，开始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她给公司造成了几十万元的损失，而损失本身是她在自我检查业绩时发现的，公司上上下下尚无人知晓。此时，依凭她的学历和几年的外企工作经验，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悄然跳槽离开，逃脱责任，避开责罚。但她明白，这样的工作失误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成百上千万元的损失。
父母的长期教诲深深地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不能置公司的损害于不顾，不能做不诚实的人，她决意向公司的上层领导坦白这一切，并做好自己将被公司开除并赔偿损失的准备。
她歉疚地坐在外方老板的桌前，将自己造成的损失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然后坦诚地说：“我愿承担全部责任。”老板望着这位诚实的员工，感动地向她宣布：“你就是公司要找的人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才！”随即从身上掏出了自己珍爱的笔送给了她。
此后，老板不仅帮她想办法扭转损失，还把重要的工作委派给她，对她着意栽培。几年以后，她已成为中方最高的管理者。
我们再来看某企业总经理与销售主管对话的两个片断：
片断一：
总经理：“你注意到了没有，我们最近的产品销量正在下滑。”
销售主管：“对不起，总经理，这是我的问题，我马上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调整一下销售策略。”
总经理：“从A厂进的货最近不太好卖，怎么回事儿？”
销售主管：“这也是我失察，我会尽快找出解决方案。”
片断二：
总经理：“你注意了没有，我们最近的产品销量正在下滑。”
销售主管：“总经理，这是因为不少厂家不停地杀价，我也没有办法呀！”
总经理：“从A厂进的货最近不太好卖，怎么回事儿？”
销售主管：“我以前提醒过您不要进他们的产品。”
两个不同的片断，让我们很容易分出销售主管面对问题或危机时的责任心及工作态度的差别。诚敬的工作态度、不拿客观情况当挡箭牌的责任意识，是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必备的职业操守，而没有勇气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施振荣说：“宏碁有一个特点，就是允许犯错，因为我们认为，认输才会赢。”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中得到启示，将“天、地、人”作为座右铭。丰田汽车第二代领导人丰田喜一郎在“天、地、人”上加上“智、仁”。丰田现任会长丰田章一郎则在“天、地、人、智、仁”5字上又加上了“勇”。“智、仁、勇”来源于孔子的名句“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丰田的创业者和后继者正是以儒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经营之本，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财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现代工商业神话，实现了基业长青。
施振荣回顾宏碁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时说：“失误当然会有，但是勇于承认失败，才会吸取教训，以后不再犯错。宏碁有一个特点，就是允许犯错，因为我们认为，认输才会赢。”
“贡献几乎为零。”戈恩之言曾刺痛了中国汽车人。
2003年10月，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称，外国汽车厂商提供技术为与中方合资的工厂“添加价值”。与此相对比，当前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除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戈恩的责备令我们汗颜，但更令我们清醒。他说的基本上是实话。知耻近乎勇，我们要敢于直面我们的不足，踏踏实实地学习所有先进的东西。中国汽车工业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了，在管理上我们不能再落后下去！”一位东风商用车公司主管如是说。
遭遇合资的种种阵痛后，东风日产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并迅速崛起。2004年底，东风日产领导层开始正视合资双方存在的差异。2005年初确定了基于双方全面融合的纲领性文件：《东风日产行动纲领》。东风日产通过产品定位调整、产品升级、事件营销等一系列手段改善了品牌形象，也扩大了产品的优势效应。如：“蓝鸟智尊”轿车的上市仪式放在央视“同一首歌”晚会现场，借助其高收视率和影响力扩大品牌知名度。通过赞助帕瓦罗蒂告别歌坛全球巡演中国站演唱会，提升“天籁”轿车的美誉度。借与电影《无极》合作，推广“骐达”轿车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力。
2005年东风日产创造的业绩让卡洛斯·戈恩始料未及，他对其表现赞不绝口：“东风日产今年在中国的成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难能可贵。”
------------
认输才会赢（2）
------------
“温州制造”的先与后。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缺陷汽车召回制度在我国也逐渐推行开来。美国是最早实行汽车召回政策的国家，其后，欧洲和日本也实施了这一政策。如今，世界知名汽车厂商实施召回政策已经屡见不鲜，有时一个品牌一次召回数量就高达上百万辆。虽然承认自己生产的汽车有缺陷多少有点脸上无光，但可以说，这一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信誉、增强竞争力的作用。勇敢地承担起主动召回的责任，实际上是汽车厂商长远发展的保障。倘若拒绝缺陷汽车召回这一先知耻而后勇的行为，那么代价惨重的信用危机则随时可能爆发。
现如今被称为“鞋都”的温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远不是这般光景。当时，温州产品几乎成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尤其是在1987年8月8日，一个数字那么“吉利”的一天，在杭州“武林门事件”中，堆积如山的五千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随后，武汉市工商局也在全市范围内没收了二十多万双温州皮鞋。“温州制造”的皮鞋骤然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开始抵制温州鞋，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温州鞋业的“信誉崩盘”，早在明朝成化年间被列为贡品的温州鞋遭到了重创。
温州商人痛定思痛，意识到维护好温州品牌的形象就是维护好温州制鞋行业的利益，而行业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展开了一场自我打假的“战斗”，建立了自律性的行业协会，一旦发现害群之马，就清理门户，毫不手软。从2000年开始，温州市政府和总商会还发起了建设“信用温州”的倡议。温州的产品终于从阴霾中走了出来，“温州制造”成为了一个响当当的区域品牌。
痛并快乐着的不仅只有温州的商人们。的确，技术可以引进，人才可以引进，资金也可以引进，但独信用不能引进，而且信用一旦受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汕头市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是由于诚信危机，经济很快陷入了萧条，汕头假票案甚至导致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有关数据表明，在1999年到2001年间，汕头市迁出的企业超过了1200家。2000年，汕头首次出现了GDP增长率低于两位数的现象，2001年更出现了-2.5％的GDP增长率，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金融机构存款的负增长。全国18个地区的政府通知所在地企业不要和汕头企业往来，国家税务总局还专门针对汕头制订了严格措施。
汕头人意识到了信用丧失带来的危害，开始了全民守信的总动员，通过汕头信用网的红黑名单严惩失信行为，政府也把“清吏治”列为了治本之策重建诚信。今天，汕头已经恢复了部分元气。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经常省身，才是避免迫不得已的挽救性自律的根本之道。其实，知耻近乎勇。
------------
“事善能”——勇的辩证哲学
------------
老子说水的一个特点是“事善能”，就是说，水能够根据环境的差异而有效地发挥功能。的确，水在流行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水的忍让与融通。忍让不是软弱，融通不是圆滑，这是智者之勇的境界——因为忍让而无损，因为融通而顺达。
事实上，水的忍让和融通，往往是一个蓄势保全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趋势、顺应调整的过程。
这个限度，不仅是一个人忍耐的程度，也是他成就的程度，福分的程度。
忍让、容纳之勇，是勇的辩证哲学的一个层面。
唐代的娄师德“唾面自干”的故事，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娄师德的弟弟被朝廷任命为代州刺史。弟弟临上任，向兄长辞别。娄师德对弟弟说：“我没有什么才能，侥幸位居宰相，你如今又当刺史，这是让人眼红的，你必须设法保护自己。”弟弟说：“如果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也不说什么，自己擦干就是。”娄师德正色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有人往你脸上吐口水，说明他恨你，你竟然把它擦干？你可以根本不擦，让它自己干嘛。”
其实，娄师德弟弟忍的修养已经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而娄师德本人的功夫则更让人惊叹。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有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三大酷吏横行，娄氏兄弟能以无比的宽容作为人生的准则，成为极少几位善终的高官之一。
今天讲“唾面自干”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劝诫人们能够泰然面对某某人的唾沫，因为现实生活与工作中，无时无刻不需要大肚能忍、大肚能容的气量。面对想要发作的脾气，我们需要忍；面对不耐烦的性子，我们需要忍；面对困顿不顺，我们需要忍；面对顺境的欲望膨胀，我们还需要忍。事实上，能够处处做到忍，才是大勇。
牛根生的“忍”性让人叹服，几乎到了“唾面自干”的境界。
牛根生创建蒙牛之前，在一家大企业做副总，虽然尽心尽力、业绩卓著，但他做事冲劲十足，为企业的一把手所不容，处处受到排挤。这时，牛根生没有火冒三丈，而是选择了忍——递交了辞呈。
辞职后，他创建了蒙牛。但蒙牛与原供职的那家企业同在一个城市，经营的又是同一类产品，所以狭路相逢必生事端。那家企业财大气粗，对还很弱小的蒙牛进行强烈抵制，要求经销自己产品的经销商绝对不能经销蒙牛的产品，否则就取消其经销权。牛根生又选择了忍，然后艰难地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经销网络。
1999年5月1日，蒙牛在呼和浩特市的四十多块广告牌一夜之间全被砸毁，这种暴行遭到媒体的一致谴责，蒙牛最初也曾悬赏缉拿凶手。后来一个认识的同行给牛根生打电话说：“是我砸的，没办法，我要不砸就会被开除回家。”这时，牛根生还是选择了忍，不再追究，也不去争辩是与非，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产品开发和销售。
结果，牛根生的忍让和克制，竟带来了蒙牛人气和销量的大涨。因为，经销商佩服他的心量，愿意倾力合作，媒体和消费者认同蒙牛的品质，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实际上，这个限度，不仅是一个人忍耐的程度，也是他成就的程度，福分的程度。“量大福大”，此言不虚。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企业，经常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汲取经营智慧。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创造的“水库哲学”（即企业要蓄势，只有蓄势才能有冲击力）就源于老子的水哲学。日本厚生化学公司倡导“三S精神”：第一个S是Service，强调为客户的服务精神。第二个S是Speed，意指企业如水蓄势一般形成强大的势头疾速而行。第三个S是 Superiority，指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其中，第二个S即 Speed，主要指“积水”，此词出于中国《孙子》一书中的“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山者，形也”，意指胜利者之用兵作战，就像决开千仞之高的山涧积水一样，充满磅礴的力量。厚生化学的“积水”之说与松下幸之助“水库哲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厚生化学的总经理曾说，他深爱“积水”一词，并曾有意给公司取名为“积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忍耐的过程，就是“积水”的过程，当然也是蓄势的过程。
跟在大企业背后抢东西吃的厚脸皮的小狗！
融通、顺达之勇，是勇的辩证哲学的另一个层面。
2000年，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要在国内上市，当时资本市场的不少人对钢铁企业并不“感冒”，而冶金行业之外的人也感到做钢铁的企业太多了。甘肃酒钢集团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但不少人感到国内有上海宝钢、湖北武钢和辽宁鞍钢，酒钢能有什么戏？所以在采访酒钢集团公司老总的时候，我就自然谈到企业的定位问题。
可能是因为我的语气中带着怀疑，酒钢的老总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上海宝钢就像是钢铁业的美国，大而强；辽宁鞍钢如同钢铁业的俄罗斯，大而不强；湖北的武钢好比是钢铁业的德国或者是英国，很有竞争力。而我们酒钢就像是比利时或者荷兰。钢铁业存在一个区域优势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运输半径的影响，酒钢不像宝钢那样所有铁矿石全部从外部采购，因为我们自己有矿山。我们的定位就是做钢铁业的比利时或者荷兰，并不是因为有了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强国或大国，我们就没有生存空间。
实际上，酒钢宏兴上市5年了，公司的净利润已经从2000年的3.5亿元，增长到目前的七亿多元，发展十分稳健。
像酒钢老总这样的思维，在经济秩序十分稳定和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少见，如英国维珍老板布兰森即是如此。
“跟在大企业背后抢东西吃的厚脸皮的小狗”——这是布兰森为他的“维珍商业帝国”确立的市场哲学。
布兰森的维珍帝国旗下企业覆盖了餐饮、旅游、金融、电信、饮料、酿酒、广播、出版、唱片、娱乐、网络、航空、铁路、运输、婚庆服务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简直就是一个半国民生产部门。目前，维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企业，旗下有近200家大大小小的公司。
布兰森瞄上某个竞争对手，维珍立刻就成为这个竞争对手的市场补缺者。布兰森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观察那些庞大的、洋洋自得的公司，思考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努力寻找他们的软肋。”维珍是市场补缺者。哪里有不合理的利润，哪里有不满意的顾客，维珍就出现在哪里。
布兰森喜欢把维珍描绘成一只厚着脸皮、体型比不上大狗的小狗，这只厚脸皮小狗跑得很快，能够紧随在大企业这只大狗后面抢东西吃。“与那些财大气粗且惰性十足的品牌相竞争，很容易做到让顾客感到在我们这儿消费是物有所值。”布兰森十分自信。
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他：“布兰森是个商业创意机器，他显然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英国的商业环境死气沉沉，大多数人都靠世袭的家产为生。他更适合在美国开展自己的事业。”
布兰森进入每个行业时，并不是新产品的创造者，但是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这种融通顺达之勇，几乎被他演绎到了极致。
------------
因势随形之变
------------
老子说水“事善能，动善时”。是说水能够根据环境的差异有效发挥功能，随天时机遇，动静有时。
水无常形，所以水从不要求外界改变，而是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顺应变化。水到了杯子里，就成为杯形；到了盘子里，就化为盘形；到了葫芦里，就转为葫芦形……真正做到了因势随形、随圆就方的极致境界。
------------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1）
------------
孔子是变化哲学的鼓吹者，他用水来巧妙地描述变化的无时不在：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孔子告诉我们，当你在河流中洗足，只要你把脚抽离水面后再插入水中，哪怕只有一瞬间，脚下的水已经不是以前的水了。
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会永远不变，那么，只有变化是永远不变的。
布莱尔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不过，变化往往是令人恐惧的。像“金融大鳄”索罗斯这样坚忍不拔的强势人物，面对记者问及“你最害怕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害怕不确定性。
的确，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恐惧并且不愿意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因为不确定性有时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它往往会像一个不速之客，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
可是，变化是永恒的，恐惧和回避只能使个人或企业被历史抛弃。1997年，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代表已经在野20年的英国工党赢得大选后，不断有人问布莱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布莱尔则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那么，如何面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话题。但是，水却教给我们一个合理应对并战胜变化的简化原则——因势随形。
要做到这一点，公司内部的管理策略和外部的市场策略，需要如水一般具备足够的柔性特征，因为过于刚性的策略是无法适应未来变化的。所以，我们说，水能够以柔弱胜刚强，就是这个道理。
许多商业领袖深刻意识到柔性策略的必要性。李嘉诚阐述他的成功经验时说：“商业架构的灵活制度要建立于实事求是、能有自我修正挽回的机制（Check and Balance）上面。我指的不单纯是会计系统，而是在张力中释放动力，在信任、时间、能力等等范畴建立不呆板、能随机应变的制度。”
在韦尔奇来华与中国企业家对话期间，曾有一位中国企业家同他谈起自己的企业有10年的长远规划，并在规划的范畴内制订了3至5年商业计划。韦尔奇听了以后笑起来，说：“3到5年的计划？太长啦！我认为1年都足够长了，因为市场时刻在变化，你必须随时调整你的计划，来应对市场的变化。”
用刘积仁的话来说，变，一要快变，通过快速变化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组织、观念、经营模式和人的变化；二要善变，在变中找到机会。
东软集团的董事长刘积仁博士是我国IT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1年，从3个人、3万元钱、3间教室起家，刘积仁开始了东软发展史上的创业故事。如今六千多人的规模，二十多亿元人民币的年营业额，已使东软成为国内良性发展的最大软件企业之一。
刘积仁所在的软件与服务行业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响当当的产品品牌。他偏居东北一隅，业务主要是外包和解决方案，以及没有自己品牌的通用软件产品，这与用友、金蝶和金山等走的是两条路。许多初创的软件企业小有成就，一般就要提出做“中国的微软”，但东软是一个例外。
刘积仁在2001年的时候，曾在东软总部对我和单位另一位同仁侃侃而谈，谈东软的变化，谈东软的战略目标。
他说，东软并没有想做中国的微软什么的，非要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因为这不切合实际。没见过IBM有自己的软件品牌，但他们在IT服务市场上同样强大。
如今的东软正按照当初刘积仁的构想发展着，不仅在国内业务上跃居同行业首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近年来，公司外包业务居行业首位，2005年达到了6270万美元。
行业专家评价说，如果说东软今天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话，那么创新务实的发展战略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与时俱进”这句话，最适合用于IT领域了，如果一个软件企业与“时”相悖，活都成问题，更别奢谈“进”了。“变”对软件企业来说是一种生死挑战，用刘积仁的话来说，变，一要快变，通过快速变化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组织、观念、经营模式和人的变化；二要善变，在变中找到机会。
东软起家时国内软件市场空间并不大，当时东软主要是为日本企业做外包。虽然东软当时没有将市场定位在国内市场，但也一直没有忘记中国未来的软件市场。当东软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应有的价值、获取较高的利润之后，开始关注国内投资，先后将业务延伸进入了电信业、电力业、保险业和医疗业，这样公司由零打碎敲地进入，到系统地布局规划。最后东软将自己定位于刘积仁所说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刘积仁形象地打了个比方：“解决方案提供商”就好比一个负责任的装修公司，你要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需要花多少钱，我们会全套提供给你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业务已经延伸到客户的核心业务中了，因此我们相信，很少有客户会拒绝我们这样的“装修公司”。专业软件公司有可能成为客户企业的一个虚拟的IT部，与企业共同成长。所以，东软股份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客户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也就为自身赢得了竞争力。
从2001年底开始，为适应公司定位的变化，东软的组织结构开始随之改变。公司实现了从以沈阳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向全国统一市场的战略转变；组建东北、华北、山东、西南等几大“虚拟总部”，以此构造适应用户快速多变需求的技术体系；建立一个具有较强适应性、支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组织。
2001年,基于前述明确的定位，东软先是融入了集团的品牌整合，将东大阿派更名为东软股份，并启用了东软商标。在品牌整合的表层下，公司开始了内部更深层次的整合：业务结构上，对国际和国内业务的比例进行重新调配；国内业务在方向上进行整合，在整个集团里面对基础研究和面向现实的应用开发作了重新调整。
如何应对国际同行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企业无法回避的课题。关于入世，不同的厂家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喜怒哀乐的情感也必然不尽相同。刘积仁谈到这个问题却颇为坦然，“感觉到很安稳，很扎实”。
------------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2）
------------
刘积仁认为，本质上，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首先可能想到的是要把对方消灭掉，当企业站在一个很容易被消灭掉的位置上的时候，任何合作幻想，都是徒劳的。但当竞争对手感到要消灭掉你所花费的资源和获得的利润不如合作来得更好的话，选择合作就成为必然。因此，东软股份认为，许多国外公司到中国来，它们大部分都是技术的提供者，而中国的国情是，企业往往需要这些技术的完美组合，这种组合不仅仅是把几个技术加在一起，还需要有人不断地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技术，并随着客户的发展而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那么东软正好是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因此国外大公司都希望东软成为其联盟中的重要成员。
国外公司本地化的障碍，为东软留下了空间，东软“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定位和现有的资源，又为东软实现合作并更好地参与竞争提供了基础。例如2004年，东软就与菲利普公司合资成立了注册2.45亿元的合资医疗系统公司，即是两个强者的对话与合作。
“卖点”还是“买点”？意味大不同。
近年来，许多企业尤其是快速消费品企业，已经把营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营销的层面上讲，因势随形之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根据市场潜在的发展之“势”，顺应消费者实际需求之“形”，营销行为才会带来真正的市场价值和利润空间。杭州贝因美集团的营销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因势随形的有效案例。
贝因美诞生的时候，是在“亨氏”、“雀巢”两股强大的市场势力夹缝中艰难起步的。从1992年至今，贝因美的总资产已从7万元积累到一亿多元，产品已从单一的米粉到全面覆盖婴幼儿产业，处境则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食品厂演变为“亨氏”、“雀巢”两大国际集团眼中的“第一敌人”。那么，演绎这部传奇的支点又是什么呢？荣获第二届中国营销金鼎奖的贝因美总裁谢宏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人’是最本质的存在，为‘人’服务，是我事业的全部价值所在！”在谢宏看来，作为消费者的人，是贝因美顺应市场变化的惟一根基。
大多数企业在谈到自己产品的市场价值时，常常说我的“卖点”在哪里，随之而来的市场诉求就是：我的产品有如何如何的好处给你，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说实话，我们对“卖点”颇多疑义。我们在为客户策划营销方案时，更愿意使用“买点”这个词。表面看，两个称谓差异不大，实际上，一“卖”一“买”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当你注重“卖点”的时候，你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而当你注重“买点”的时候，你已经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换位思考了：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产品？你的产品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吗？所以，“买点”会让你的营销行为更准确有效，因为，这时候消费者已经成为你因势随形的坚实基础了。
------------
成功是失败之母（1）
------------
水无常形。水流每一次冲破艰难险阻获得成功，都没有可以复制的所谓成功经验，因为每次遭遇的阻碍都不会与前次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水从不把一时一事的成功看作常态的经验，所以才能无往而不胜。正所谓知变则胜，守常必败。
孙子兵法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和田一夫告诫说，当一个公司到达最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曾经被人们崇拜并效仿的优秀企业，最终却在市场和技术发生突破性变化时，丧失了行业的领先地位。而导致这些领先企业衰败的经营决策，却都是在这些企业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时做出的。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形势稍好，尤需兢慎。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
管理国家如此，管理公司亦是如此。
日本八佰伴创始人和田一夫告诫说，当一个公司到达最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会有种自豪感，从而缺乏危机感，大家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努力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必然危机四伏。所以，粉饰太平的做法万万要不得，成功其实就是最大的危机。
解放初期，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话，很有意味。
毛泽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周谷城回答：“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你说得好。”
许多大智慧者都有这样的认识。SAYBOT公司CEO潘鹏凯博士曾谈起他第一次见到数字化大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一段对话。潘说，那次见面是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因为初来乍到，没什么问题敢问，趁着一隙空闲的时候，就跑上去跟他说：“庞帝教授，你非常成功。” 潘鹏凯这句话还没讲完，庞帝就把潘的话弹回来，说，成功不是一个好的词语，成功是失败之母。潘鹏凯当时就傻掉了，本来是想拍拍马屁，套个近乎。庞帝后来给了潘解释：你一旦觉得自己成功，你就开始懒惰了，骄傲了，自以为是了，马上自我为中心膨胀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失败。他说成功不是一个好的词语，成就还可以，achievement。有成就是不错的，做了一些事情对大家有帮助有益处。潘鹏凯说：“我现在对我的同学朋友讲，很少用成功，而用成就、成绩，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成功。”
上市公司东方通信曾一度是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上市企业，拥有超过百亿元的销售规模和35.65亿元的净资产，并连续6年进入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列，位列200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50强的第18位。从1990年起，东方通信就与技术领先的摩托罗拉公司密切合作，建立了中国第一条世界级技术水平的手机生产流水线。随后，在中国GSM移动通信飞速发展的时期，东方通信又与摩托罗拉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创造了“国有资产增值150倍，产业规模增长300倍”的“东信神话”。
巨大的成功使业界瞩目，也使东方通信的管理层形成既定的经验模式，满足于公司作为“摩托罗拉加工车间”的角色，毕竟，背靠摩托罗拉这棵大树，收入实在是太可观了。所以，公司管理层没有任何危机感，并未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更没有去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是在技术上和销售上过分依赖摩托罗拉和普天集团。这种成功带来的惰性，使得通信市场哪怕出现一点风吹草动，东方通信面临的打击都可能是致命的。
果然，进入2001年，国内移动通信市场逐渐饱和，迫使电信运营商大幅削减资本支出，致使通信设备行业陷入困境。摩托罗拉为了保证自己工厂的订单和生产能力，逐步冻结了与东方通信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摩托罗拉这棵大树来为自己遮荫，东方通信不仅失去了订单，还失去了技术升级的能力。2001年当年，公司的毛利润增长率从20％跌至10％；2002年，公司利润负增长8％；到了2003年上半年，公司就出现了巨额亏损，达6.4亿元。
东方通信从成功到失败，正应了那句老话，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时，我们就能够理解张瑞敏所说的那句话了：每天我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只有抱有战战兢兢的谨慎心态，不断努力适应外界和内部的变化，才能塑造出“百年老店”和世界级的企业。
万科人反思自己：怎么投机赚来的钱，怎么赔进去。万科早年做贸易，都是超过80％的利润率。但后来，万科的贸易一年做下来，常常是亏损的。因为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许多企业迅速进入这个行业，使得贸易的利润率从80％掉到8％，再掉到2％，到最后无利可图。而万科因为赚惯了大钱，有大量的成功经验，一旦市场变化了，就没办法去赚小钱了。所以，万科人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会了反思，使后来的万科成为一家不断顺应变化、善于学习的公司，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
同万科人一样，任正非也习惯反思。不同的是，他把反思和对失败的思考作为自己每天的功课。2000年，华为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其当年的销售额已达220亿元，利润为29亿元，其利润率远远超出海尔和联想这样的优秀企业。然而，华为总裁任正非却在此时大谈“华为的冬天即将来临”。许多人都认为他在危言耸听。但任正非很清醒，他说，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只有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下来。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摩托”已好，何需“罗拉”？
------------
成功是失败之母（2）
------------
西方的一些商业巨人，也是因为囿于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和惯性思维，而滑落到失败的境地。例如，IBM在七八十年代在大型主机上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得这个IT巨人的内部开始逐渐变得官僚气十足、因循守旧，以致于九十年代初，个人计算机和客户服务器时代来临的时候，IBM由于无法适应新的变化，几乎走到破产的边缘。
自从摩托罗拉手机登陆中国之后，“摩托罗拉”这4个字曾经一度成为手机的代名词。但不幸的是，在诺基亚、爱立信等品牌也加入中国巨大的手机消费市场之后，摩托罗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倡导“以人为本”理念的诺基亚赶超了，因为诺基亚手机的款式更时尚多变，线条柔和而讨人喜欢。诺基亚的崛起，几乎让摩托罗拉默默无闻了5年。为图东山再起，摩托罗拉只能依靠变革，彻底打破原有的成功经验。“摩托”已好，何需“罗拉”？冗长的Motorola摇身一变，瘦身变成了响亮而又简洁的Moto。机器外观也从纯黑色、硬梆梆的感觉走向多彩、柔软的弧线。新机型的推出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营销理念上，摩托罗拉也从过去冰冷的所谓“科技感”中走了出来，人性、时尚化的消费品营销做法被广为采用。变革，终于让消费者感情渐失的摩托罗拉恢复了活力和热力。
在西方，每一年的圣诞晚宴上，肥美的火鸡总是不可或缺的佳肴。但对火鸡来说，它也总是逃脱不了定势思维的悲剧命运。
在年初的时候，主人会把火鸡安置到一个宽大的笼子里饲养，在笼子的一面，有一个小口可供火鸡的脑袋自由出入。每当到了一定时刻，火鸡总会听到主人敲盘子的声音。刚开始，火鸡并不晓得怎么回事，只是好奇地伸出头来探个究竟。时间一长，火鸡便发觉，原来这里有个窍门：只要盘子一响，好吃的美味就伸头可得，而且，主人也从不会让它失望。圣诞将至，食物也愈加丰盛，火鸡陶醉在自己的精明之中。可是，就在圣诞节的前夜，悲剧发生了。盘子的响声如往常一样悦耳动听，火鸡伸出头去，却发现原本盛放食物的盘子空空如也。原来，主人这次并没有给它准备什么美味食物，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当它还在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它的脑袋已然伴着寒光一闪落在了地上。定势思维曾经给它带来过成百上千次的美味，但是，当它被定势思维欺骗的时候，却陷入了致命的悲剧陷阱。
摆脱定势思维，不受过去成功的迷惑，勇于自我淘汰，敢于颠覆式创新，对于企业而言，则可以战胜甚至已经注定的灭顶之灾。
------------
心无所住（1）
------------
孔子站在流水之滨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啊，江河日夜流行不息，从未见其因留恋优美的风景而驻足，也未见其逢险遇阻而停留。正是水的这种流动机制赋予其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心无所住”的变化观念。
“心无所住”是佛教经典《金刚经》的要义，是面对千变万化世界时的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也是我们企业管理者和执行者应有的思想境界。只有抱着“心无所住”的观念不断地去学习和创新，才能在顺应变化时真正做到因势随形。
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三字经》里就有“人不学，不知义”的说法。思想决定行为，行为产生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只有学习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为个人，也为组织的行为、习惯乃至命运增添新的源泉和活力。
万科是一家可怕的公司，因为他们不仅从来不拒绝学习，而且还善于学习。
现在大家都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技艺如此，知识如此，个人德行与心性的修养更是如此，而这一切的综合体现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素质”。
尽管一个人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必然和他的知识多寡或学历挂钩，但这个人必须是勤于学习并善于应用所学知识的人。一个人的成功能否持久，一个企业的成功是否是可持续的，往往取决于一个人、一个企业的素质能否得到不断地提升。
我接触过不少企业领导人，成功者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的好学。
《宗教史》让宁高宁感悟出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具有的内涵，《光荣与梦想》使王石联想到公司生产模式的转型。
张瑞敏原来只有高中学历，但通过不断地学习，他把海尔打造成了一家国际性公司。海尔在内部提倡学习，要把企业再造成一个学习型企业。前几年，张瑞敏在青岛的党员经验交流会上号召大家读三本书：《论语》、《老子》和《孙子兵法》。在知识之外，东方传统文化给了张瑞敏经营智慧，使其不仅仅将企业管理当成一门科学，也把管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也是海尔发展的后劲所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理论的创始人。他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组织的观念。他认为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就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学习型组织。
企业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对目标的向往上面，企业真正走向成熟，要求企业形成学习创新的文化气氛，并有进行系统思考的能力。
华润集团在分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时，是这样为自己定位的：“学习型团队综合资源的整合能力”。华润副总乔世波曾同我谈起华润建设学习型团队的几方面的经验，即理论追踪、标杆学习和实战反思。
理论追踪。华润不断借助先进的管理理论和中外企业最佳实践案例，来丰富自己的管理方法，推动战略发展，比如，引进BSC管理模式、跟踪GE、和黄等。同时，一边用他人的理论武装自己，一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比如，华润逐步总结出“集团多元化，利润中心专业化”、“做加法，也做减法”的发展模式，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标杆学习。华润根据自身的规模和特点找出标杆，全方位地分析研究标杆企业。华润水泥的标杆企业是海螺，华润啤酒的标杆是青啤和燕啤，华润万家的标杆是沃尔玛，等等。华润跟踪它们的发展战略，真心学习，已经制度化了。
实战反思。华润董事长陈新华总结出一句很实用的话，叫“一步一回头”，就是不断反思决策和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比如，华润集团第8次高层培训的内容就是：“风险与投资管理”，结合案例，分析投资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通过培训，教育大家如何防范风险，如何管理投资。
宁高宁一直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整个团队的学习氛围。他在担任华润集团总经理的5年里，一直坚持在华润内部杂志上撰写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心得文章，无论多忙，他都没有放弃。由于每天的工作非常忙，很多文章都是他出差时在飞机上写的。刊发前，他经常会对个别用词或提法进行认真修改，其认真的态度令人感动。
乔世波说，正是因为华润善于学习，才能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才能提前实现“5年翻番”的战略目标。
行业内有这样的说法，万科是一家可怕的公司，因为他们不仅从来不拒绝学习，而且还善于学习。
万科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先学日本企业的流程管理，后学香港的物业管理，学得像、学得好之后，他们又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标杆企业——美国的帕尔迪公司（Plute Homes）。这家公司成立50年了，业绩每年增长，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地产商。在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该公司前任主席John S. Gallagher说：“如果有成功的信条，按重要性排列应是：客户——社会——企业，如果开发商充分考虑客户需求，则会很好满足社会需求，在这两点得到满足后，事业发展则顺理成章，不用担心赚不到钱。”
帕尔迪与万科的理念是契合的，帕尔迪的精细服务是万科学习的重点。
万科总经理郁亮曾坦言，万科对客户的分类和服务在业界是成功的，但和帕尔迪公司相比，万科却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脸红。万科以前对客户的分类是按物理性质划分，比如年龄：30岁到40岁，40岁到多少岁……还有按财产地位划分等等。最终的产品主要是高、中、低3个档次。
国际上成熟地产企业有一种“生命周期”客户分类法，例如，首次购房，首次换房，二次换房，还有活跃长者（60多岁的退休者，孩子大了，充满活力，需要重新置业）等等分类。万科的标杆企业将生命周期与其他指标综合起来，把客户分成11种类型，把客户的真实需求挖掘出来，从而为他们提供不同的产品。客户一辈子所需要的产品，他们全给提供了。
找到了标杆企业，有益于超越自己。万科进一步的市场细分，使公司能够更好地提供产品，更好地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求。
“大”与“强”是相对的，“适应”则是绝对的。
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创新是创造了一种资源。”海尔通过创新来创造资源，这个创新就是不断地为用户创造价值，一切都围着市场转。张瑞敏认为，你不可以期望市场不变，市场不变的法则就是永远在变。与其以不变制变，不如变到市场前面去。所以海尔的做法是以变制变，变中求胜。
------------
心无所住（2）
------------
戴尔在1994年资产规模35亿美元的时候，把顾客分为大型顾客和小型顾客；1996年资产规模达到78亿美元的时候，把大型顾客细分为大型公司、中型公司以及政府与教育机构；1997年资产规模达到120亿美元的时候，大型公司又细分为全球性企业客户和一般大公司，政府机构细到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就这样，越分越细。
世界上最终生存下来的企业，既不是所谓最“大”的企业，也不是所谓最“强”的企业，而是那些真正“适应”了社会和环境的企业。
所以，“大”与“强”是相对的，“适应”则是绝对的。
“动善时”——交互式的变化哲学
老子说水能够“动善时”，是指水善于随天时机遇，动静有时。老子还讲过：“曲则全，枉则直。”就是说，能低头就能够保全自己，能受屈枉就有伸直的机会。水的迂回变通特征，恰恰符合老子倡导的生存智慧。水能够在运行过程中不妄动、不强求，遇阻则让，逢高绕行，遇强则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收缩与舒展随机而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
“其乐融融”这个成语的由来，恰好就是一个巧妙顺应变化、彻底改变被动局面的典型个案。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帕斯卡尔和哈佛商学院教授阿索斯在他们的《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中，谈到日本人和西方人在管理思维上的本质区别：在一处禅院中，园中有几块大石头立在鹅卵石堆成的小池塘中，西方人看到的是石头，日本人却习惯于注意石头所形成的空间。因为日本人非常欣赏老子“水”的学说，讲究以柔克刚，认为水是一种境界，当遇到阻碍的时候，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把阻碍消除，而是悄悄在周围找出一条路来，让水可以自行缓缓流淌。
所以，当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顺应环境的改变和时机的出现，主动地调整自己，而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就显得尤为关键。这里面，“顺”字非常重要，“顺”的涵义，在前面曾做过简略的解释，我们有必要再做一下细致地解析。
面顺。“顺”从“川”从“页”。页即面之意，川谓水流意。形容人面之纹理如同水流般，温顺自然而丝毫不违逆。这样的表情不会有不情愿，不耐烦，乃至不屑等等。面顺，这是顺的最低要求，要做得，也非易事，否则孔子也不会在《论语》中用了一个词——“色难”。韩国电视剧有这样的情景：一位初中生到同学家里去，先要到同学的老奶奶房间请安。老奶奶对他们提出告诫，一直在说，他们尽管不很情愿，但表情都很恭顺。
心顺。页，也是指头部。没有抵触，川流不息，因此能够贯穿、通透。面对责备、批评，做到了心平气顺，才是心顺，也才会有好的收获。一位跨国公司的人事总监在招聘面试时，总要问应聘者换工作的原因。如果候选人责备以前工作时的领导，这个人就不可能被录取。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在受到批评时不能正确面对，心不平，气不顺。这是一种不恭顺的人生态度。我曾和一家全国性媒体的领导谈起此事，他说，我们也是这样选人的。总感到不平的人，不是外面对他不平，是自己不平。这样的人不宽厚，也多为是非之人。
义理之顺。中国古代把“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也就是君臣、父子、兄弟相关的6个角色做好叫“六顺”。《左传》中谈到，此六者乃天经地义，顺理之事。
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典《孝经》第一章就开宗明义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使天下人心和顺，顺什么？顺伦常大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从义理上体会到做人的本分，敦伦尽分，面顺是第一步，其次是心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顺应伦常大道，才能对师长或者上级领导做出正确的事情，做到义理之顺。
我们都知道并经常使用“其乐融融”这个成语，这个成语的由来，恰好就是一个巧妙顺应变化、彻底改变被动局面的典型个案。
古代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母亲的支持下犯上作乱，被庄公击败。庄公对母亲姜氏很生气，就把她软禁在颖城，并向母亲发誓说：不到黄泉不相见。意思是等我们都死了以后再相见吧。但庄公不久就后悔了，毕竟母子情深。但国君的话可是金口玉言，是不能随意改变的。这时的局面就非常尴尬了。
颖城的一个叫考叔的官员听说了此事，就假借向国君晋献礼物的名义去见庄公。庄公赐他食物，考叔吃的时候舍下肉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亲，一直是吃小人奉上的食物，没吃过君王赐予的食物，请允许我留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给，惟独我没有啊！考叔假意不明就里地问：敢问您这是怎么讲啊？庄公告诉他原因，并告诉他自己十分后悔。考叔说：君王有什么好犯难的啊？如果挖地挖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那谁说不行呢？
庄公采纳了他的办法，进入隧道见到母亲，高兴不已，作赋道：隧道之中，其乐也融融！母亲出隧道时也作赋道：隧道之外，其乐也舒畅！于是庄公和姜氏又像当初一样成为亲密的母子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考叔因势利导的高明智慧，既保留了君王的面子，又彻底解决了问题。
一位在香港做管理工作的朋友，谈到他的一次就餐经历，让我印象深刻。这位朋友的同学到香港出差时去看他，两个人几年没见，非常高兴，决定去喝点酒，好好叙叙旧。他们下午五点多就到了餐厅，因为太早，餐厅只有他们两个客人。两个人都是好酒量，边喝边聊，啤酒是一打一打地上。到了后来，大约过了夜里12点钟，餐厅又是只有他们这两个客人了，因为其他客人逐渐地来，又逐渐地走。这时，他们的酒没有了，就又向侍者要一打啤酒。一位小姐走过来说，难得看见两位先生喝得这么高兴。不过酒喝多了会伤身体，要不这样，先拿两瓶过来好吗？两人同意。不过一会儿又喝光了，就再要，这次侍者还是只拿两瓶来。两人喝完后觉得可以了，就愉快地离开了。
这位朋友讲，餐厅的这种劝诫客人的方式让他很受启发。他后来给员工开会时就谈到这个例子，希望大家学会与客户、上级相处，既不能惟惟诺诺，也不要硬碰硬地去顶撞，而要懂得因势利导。
在企业、组织中，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有时，上级在进行决策甚至是企业大的战略定位时容易产生过失，乃至重大失误，而企业的员工可能会比较清楚。就像新疆德隆，企业几乎很长时间一直都在进行无休止的跨行业兼并，实施着膨胀的多元化战略。一个甚至不需要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感到此种战略的巨大风险，相信德隆的大多数员工都会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收购非相关产业的大量企业，不仅对资金有刚性的要求，对行业经验及管理团队的要求同样也是刚性的。因此，如何因势随形、因势利导，能让决策层改正错误，避免大祸，就考验着企业员工的勇气和智慧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德隆员工的智慧之举，只看到了领导者的狂热和员工的盲从，也看到了一个资本巨人的一夜倾覆。
“随动”，就是交互式变化哲学的精要。
------------
心无所住（3）
------------
一些优秀的领导者，往往能从现存的、大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嗅出变革的气息，发现变化的趋势。
王石是我所了解的企业家中善于顺应变化、审时度势的佼佼者。但当他自称是“超级女声”的专家，并在这个节目播出期间向所有他见到的商界朋友和政府官员推荐观赏这个节目时，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大吃一惊。
为什么？王石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超级女声”是新生代年轻人的“游戏”，两者格格不入。何况，“超级女声”毁誉参半，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成熟的成年人对之抨击有加。但王石从“超级女声”中看到了“未来”，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王石认为，这一代年轻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对他们的感觉往往更多是负面的，像过于自我、比较脆弱、缺乏责任感等。随着“超级女声”节目的一步步推进，人们会觉察到他们有很积极的一面：独立、有个性、有主见。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代人，将成为万科的潜在客户，万科未来的雇员也将从他们当中挑选，不认真研究这一新客户群体，就无法以更平等的视角与他们沟通，就无法适应新客户时代的来临，更无从谈及如何有效地整合万科的人力资源结构。王石进一步意识到，这群年轻人中有很多将来会成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所以现在的政府官员看看“超级女声”，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如何做的，是否也能抛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才观念，为未来的公务员队伍建设找到一些好路子呢？
“‘超级女声’已经成为万科的研究课题。”王石说，“以前我们开发商总是喜欢说，我是房地产市场的领跑者，永远高高在上。在‘超女’的舞台上，我感觉到了一种平视，甚至是低三下四，没有人再愿意听你刻板的宣言，和‘超级女声’一样，任何消费产品都有上PK台的可能。”王石从“超级女声”现象背后发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追求一种另类个性消费，为万科若干年后的产品开发和销售模式如何顺应市场的变化提供了科学分析的基础。
李嘉诚谈到他的人生经验时说，人生在不同的阶段，要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挑战命运的决心，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信息、有机会，有没有实用智慧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懂得恰如其分处理问题的心力？
李嘉诚告诉我们，当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具备了，对时机的把握就显得十分关键。
当代大儒钱穆先生在他的《阴与阳》一文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和合”关系。他说：“《易经》以乾坤两卦代表阴阳。乾德为健，坤德为顺。健是动，顺也不就是静，其实顺还是动，只是健属主动，顺属随动。何以不说被动而云随动，因被动是甲物被乙物推动，随动是甲物随顺乙物而自动。主动和随动一样是自动，只是一先一后之间有分别。至于被动则并非自动，只是他动而已。”
“随动”，就是交互式变化哲学的精要。
在商海中浮游，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只有使自己与外界建立一种交互式的辩证关系而“随动”——随环境而变，随时间而变，才能实现无阻无碍、流畅通达的立业之道。
------------
无孔不入之察
------------
孔子说水“绵弱而微达，似察”。意思是说，水的涓涓细流绵软柔弱，却精于渗透而无处不达，好像能够明察秋毫。
水的智慧，已经超脱了聪明的层面。
常常听到有人赞叹某某聪明，实际上，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因为，聪明是“术”，有用，也有限。而人需要的是智慧。努力做一个智者吧，像水一样，似有形而无常形，似无为却有大为。
------------
弱胜的哲学（1）
------------
我们常说：滴水穿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为什么会这样？是水的明察与柔韧使然。所以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里，老子向我们表述了他的“弱胜”哲学：天下万物没有什么会比水更柔弱，但攻击最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水，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弱能够战胜强，柔能够战胜刚，天下没有人不懂，却没有人能够施行。
老子还主张“得其雄，守其雌”。“弱胜”实际上更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和经营哲学。即使企业很强，不以强者自居，处弱，守弱，不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霸”气，而是似弱实韧、雍容博大的“和”气。
做第二还是争第一？
原北大方正董事局主席王选教授曾对将弱势转变成优势有过浅显的表述。他说：“我年轻时在很多方面自我感觉不好，我对日本‘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的一段话印象极深，他说他有三个劣势后来都变成优势：因为穷，所以要奋斗；没上过大学，所以努力自学；身体不好，所以懂得要依靠别人。”
王选正是以这种守弱的心态，创建并领导北大方正走向强大的。
蒙牛乳业当年在内蒙古打出的口号是做内蒙古乳业的第二品牌，告诉消费者，告诉社会，同时也告诉伊利，我们蒙牛只是乳业的小弟弟，小弟弟甘向大哥哥学习。做第二，就是守弱、示弱，进而弱胜的哲学。公司在中国乳业龙头企业伊利集团的后院起家，它的低调既是严峻的生存现实使然，也是其茁壮成长的原因之一。说到这里，也可以想想，20年前，我们谁家喝多少牛奶？实际上企业之间并不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正是伊利、蒙牛等乳业集团在竞争中发展，做大了企业，更做大了“乳业”这块蛋糕。
想起北京国安足球队的口号——“国安永远争第一”。记得前几年，我就对国安队的球迷朋友讲，我认为国安队永远无法赢得第一名，为什么？从它的口号就看出来了——永远争第一，注定了它永远都是在“争”这个第一名，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是”第一名呢？当然，这只是玩笑话。但是，这种守强争霸的强势心态，是否也是国安队成绩一直不佳的诱因呢？
瞧，那些“隐形冠军”！
谈到德国的企业，我们自然会想到奔驰、宝马、大众、西门子等这些赫赫有名的“巨无霸”。但是，经济学家曾做过研究，德国一千多家全球同业市场占有率达到70％至90％的中小企业，对德国出口和经济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名动天下的大企业。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在大多数人的眼睛里，与大的品牌企业比起来，简直就是瘦弱的“小家伙”，为什么会对一国的经济产生如此大的贡献？1992年，德国管理学教授赫尔曼·西蒙在其经典之作《来自德国“隐形冠军”的启示》中，用“隐形冠军”来称呼“小家伙”们。
西蒙教授对“隐形冠军”的关注，源于1986年他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当时有人问他：德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哪些企业贡献最大？西蒙一时答不上来，于是回去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经过调查发现，德国出口的真正引擎并不是“西门子”或“奔驰”这些名声显赫的巨头，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却在某一个窄小行业里做到顶峰的一千多家中小企业，是这些“隐形冠军”成就了德国的出口业。
西蒙的研究表明，在德国，有一批平均销售额为3亿美元左右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同业市场中达到了70％至90％的占有率，是真正默默无闻的“王者”。譬如，他们是生产啤酒瓶瓶贴的，但是赚的比啤酒厂还要多；他们是生产博物馆中使用的展览柜的，赚的却比博物馆多……他们的“隐形”就在于：他们并不和那些生产快速流通品的企业竞争，所涉足的都是一些不为大众熟知的领域，并成为该细分市场的领导者，最终形成优势的市场地位。
这时，我不由得想到水与千里之堤的关系。面对千里之堤，水表面平平静静，但只要有“蚁穴”这样一个窄小的细分市场，无孔不入的明察与柔韧，就足以冲开巨大的市场“堤坝”。
在中国浙江，这样的“隐形冠军”也不少。前面谈到的温州打火机相关配件提供商，以及义乌的纽扣、拉链生产商，每件产品可能只有几厘钱的利润，却占据了全球大部分市场。在我们眼里，他们似乎弱小到足以让人忽视的地位，即使谈到浙江的企业，我们可能也只能想到万向集团、娃哈哈，想到吉利汽车，有多少人知道哪家著名的纽扣厂或拉链厂呢？“十大经济风云人物”肯定与他们无缘，价值上亿元的著名商标更与他们无关，但却没妨碍他们闷头挣大钱。这不是“隐形冠军”是什么！
譬如，如果问你“浙江跃华电讯有限公司”是干什么的？你十有八九不知道。不过，如果告诉你，美国通用电器、韩国三星电子、日本松下电器这些世界一流的电器生产商所用的电源插头线都产自这里，你一定会说：瞧，这又是一个“隐形冠军”！
蛇吞象。
------------
弱胜的哲学（2）
------------
守弱，是一种心态和策略，并不是自暴自弃。当时机成熟时，弱可以向强转化，或通过战胜强而使自己变得强大。
联想在国内是一个大品牌，但在国际市场上，与那些IT业巨头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潜心开发国内市场的同时，联想在国际市场上基本采取守弱的策略，等待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最佳时机，并通过成为奥运会全球TOP赞助商，向国际市场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实际上，联想进军国际市场的弓弦已经悄悄拉满，只需等待时机射出这有力的一箭。这时，机会来了。
2004年12月8日，联想以17.5亿美元(其中包括5亿美元的债务)收购IBM全球PC业务，包括台式PC、笔记本、产品品牌和研发中心等，成为我国海外收购金额最大的案例。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后，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即为联想所拥有。联想在5年内有权根据有关协议使用IBM的品牌，并完全获得了“Think”商标和相关技术。同时，联想也获得了IBM的部分全球大型客户。IBM个人电脑在日本东京拥有非常重要的研发基地，是IBM研发的心脏，而联想继续保持这个研发基地在新公司的位置，将有效地提升自己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联想借此次“蛇吞象”之举，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PC生产商，仅次于戴尔和惠普，使PC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洗牌。杨元庆说：“联想进行战略转型时，先实施了两次战术措施，即全球换标、加入奥运TOP计划。此次收购IBM的PC业务是联想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肇始。”
虽然业界及学术界对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联想的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而通过“蛇吞象”的方式与国际IT巨人比肩而立，不失为一种快捷有效的办法。
此前，国内的另一家品牌企业也是用同样的“蛇吞象”的战略进入了国际市场。2002年，TCL在收购战中打败其他对手，以820万欧元成功并购德国老牌企业施耐德，这使得原本只盘踞在亚太家电业的TCL开始在欧洲市场声名鹊起。不久，李东生又收购了美国企业高威达，接踵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彩电。2004年1月，与法国汤姆逊在法国签署合作协议，7月底合资公司TTE在深圳成立。由此，TCL彩电总销量突破1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彩电供应商。
上面这些“弱胜”的个案，为我们验证了老子揭示的弱与强的辩证法：“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居下，柔弱居上。”老子是说：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很柔软的，但死后身体就会变得僵硬。草木活着的时候枝叶是柔脆的，但死后枝叶就会变得枯槁了。所以说，坚强的方式是走向死亡的途径，柔弱的方式是走向生存的途径。因此，用兵逞强就会被消灭，树木太强硬就会被摧折。坚强最终会处于劣势，而柔弱最终会处于优势。
那么，守弱还是守强，你会怎样选择？
------------
太极的艺术
------------
孔子非常赞赏水的智慧，说水“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是说，水在浅处流行不止，在深处则不可测度，好像具备高深的智慧。
水的这种明察秋毫并善于借助环境和外力的智慧，很像中国的太极拳法。实际，太极拳正是有效融合中国传统智慧的一种技击术。
从这种意义上讲，孔子就是一个太极高手。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鲁国的国君哀公有一次对孔子闲聊说，我听说，有人记性很差，他搬家时居然忘记带上妻子了，真有这样的人吗？
孔子回答说，这不算忘性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把自己都给忘了。
孔子这句话引起了哀公的兴趣，他希望孔子讲得详尽一些。于是孔子就讲到夏朝最后一位帝王桀的教训：桀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荒淫于乐，沉湎于酒色，不修道德，不理朝政，最后天下人声讨，未得善终。忘记自己应该尽的职责，夏桀是程度最甚的一个。
哀公的表情由轻松变为严肃，不住点头，说：好。
我们现代人都听说过夏桀的故事，那么春秋时期的鲁哀公呢？肯定知道。孔子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
孔子念念想着如何有益于人。他把打闲岔聊天变为上课，借助哀公的兴致，如太极一般顺势而为，让国君能够时时刻刻战战兢兢，不失君主的本分，意识到权力就是责任。
宏碁为什么不能贩卖“新鲜”的电脑？
实际上，许多有成就的管理者都很善于从现存的事物中发现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并将之“腾挪”于商业实践中，在“趋势”和“动向”上做文章，借助具有规律性特征的外力，打造自己的内功。
宏碁创始人施振荣看到，采用台湾主板的兼容电脑厂商，散布世界各地，但厂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品牌形象可言，如同遍布全球的中国餐馆，虽然经济实惠，却缺乏企业化经营。相比之下，麦当劳却以简单的菜单、统一的品牌和企业化经营渗透到各国，成为当地餐饮业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麦当劳在世界各地贩卖的汉堡和其他食物并不是从美国总公司出货，而是在各地采购原料，由当地员工依照麦当劳严格规定的制作标准烹制而成。它这种“当地组装”的做法，并没有影响规定的口味，反而因为食物新鲜而大受欢迎。施振荣从麦当劳的经营模式中受到启发：宏碁为什么不能贩卖“新鲜”的电脑？
他提出“快餐店产销模式”——很简单，我们就是要像麦当劳一样，在当地采购，在当地组装，让消费者买到功能“新鲜”、品质一致的宏碁电脑。
在此理念下，宏碁由系统发展模式转为零件发展模式。从1992年下半年起，宏碁已极少出口全系统的产品，除了电脑外壳海运外，显示器、键盘等可以从宏碁在海外的工厂出货，软硬驱动器由供应商从世界各地工厂就近支援宏碁分散在世界各地的34个组装点，主机板等附加价值较高的零件则依订单的规格随时从台湾空运到组装点。
施振荣说，以前宏碁什么都做，现在宏碁什么都卖。什么都做，小量多样，经营效率陷入恶性循环。什么都卖，让自己跟自己竞争，经营效率走上良性循环。快餐店经营模式让宏碁脱胎换骨，从以前赚劳力钱为主，改为现在赚脑力钱为主。宏碁现在赚的主要是大量生产、行销和形象的附加价值。
施振荣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想像力。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跨国公司。这一目标将通过“三大赢”的策略来实现，即用以改造流程的“快餐店模式”、用以改造组织的“主从架构”和在新的经营理念下产生的“全球品牌，结合地缘”。
成功的地方会有更多成功。
一位年轻人从北京打工回到家乡，怀揣着挣来的十几万元钱，想用这笔钱在家乡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一家饭店。
这位年轻人的朋友帮他找了一个地儿：有条街，做生意的门店很多。有做服装的，有卖五金配件的，就是没一家饭店。恰巧有一家门店要转让，朋友认为很适合开饭店。因为如在这里开饭店，有充足的客源，竞争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可是这位年轻人没有选择这里，偏偏相中了另一条中心街，那里的饭店一家紧挨一家，而正好有一家饭店也要转让。
这位年轻人说，因为有成功的地方更容易成功。他曾在北京中关村打过工，中关村尽管寸土寸金，但生产计算机或生产计算机配件产品的厂家或经销商地区总部的首选，几乎都是那里。因为已经形成区位优势，汇聚众多计算机企业，中关村几乎成了计算机的代名词，对消费者自然有着强大的磁力。而开饭店也是这样，越是饭店集中的地方，客流量也会越多，生意相对越好做，只要有“真料”，必然能够被顾客认可，饭店也就越容易做好。
不凑巧，年轻人的朋友帮忙相中的那家门店也被人相中开了饭店，挂上了“又一村”的招牌。谁知开业两三个月，就贴出了转让的告示，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饭店的招牌又换成了“大可以”，后来又不幸关张。在倒闭了几家饭店之后，这个门店终于被美发屋代替。
而那位年轻人的事业则蒸蒸日上。每天早上，服务员整齐划一地集合在饭店门口，或听领班训示，或做着独特的健身操，几乎成了这条街的一道风景。
所谓成功的地方有更多成功，除了地理上的借势因素外，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对管理者也是一种塑造。每一个人、每一位管理者如能像水一样，常流常新，每一天的激情和智慧就都会有新的内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这样的状态投入工作，可以想像是怎样的效果。
把事业选择在有成功的地方开始，起点会远远高于别人，所要付出的努力也会远远大于别人。这大概就是成功的地方会有更多成功的缘由所在。
------------
“不与”之功
------------
水能够畅行于天下而无损，得益于水遇阻绕行、从不与对手正面交锋的个性。老子说过：“善胜敌者，不与。”是说善于战胜敌人的人，并不和敌人做正面交锋。水的“不与”之功，为我们树立了“善胜”的楷模。
我们在前面谈到，在竞争市场中，“囚徒困境”随时存在。能否与对手达成“合作均衡”或确立“竞合”的状态，取决于竞争双方的理念共识和价值认同，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即使竞争双方最终产生“合作均衡”或“竞合”，此前的竞争损失和磨合消耗也会产生不小的“沉没成本”。因此，比较而言，“不与”则天高地阔，会使企业产生低成本的良性扩张。
所以，有一位学者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避开竞争就是最好的竞争。”
谁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趋势：人人都渴望成为主角和支配者。
戴尔的成功与强大，正是“不与”之功的卓越表现。
和传统生产商不同，戴尔采用的是完全“按订单生产”的商业模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供应和需求两条链之间的融合。戴尔把这种注重融合的商业模式运用到极致，恰到好处地填补了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空白，消灭了库存，也消灭了中间商，使消费者降低了购买成本，也使自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戴尔模式告诉我们，有时，成功并不难。只要避开竞争的锋芒，迅速抢占潜在的市场，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志高空调是中国空调行业的后进者，就像是一支在众多实力强大的正规军与国际部队包围中冲出来的“游击队”。志高老总李兴浩说，在与诸多强势品牌的竞争中，志高采取了避开在中心市场直接竞争的策略。
1998年以前，志高由于实力较弱，很难与当时的强势品牌同场竞技。于是，志高就采取了避开竞争锋芒、剑走偏锋的策略，在其他品牌空调价格普遍在5000元左右时，志高打出了2980元的低价，同时集中精力主攻农村市场，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在市场上站住脚跟。1998年以后，志高又开始对当时强势品牌并未全力顾及的二三级市场进行突破。同时开始开拓海外市场。2002年制冷年度，志高销售量达到了100万台，成为了“小市场中的大品牌”。
我们在前面谈到应对变化的问题时，阐述了“卖点”和“买点”的差别。从市场的结果看，“买点”因为从目标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出发，实行的是在激烈竞争市场中“善胜敌者，不与”的优势战略。
当王安公司面对IBM的诞生和崛起时，它面临的尴尬问题是：自己生产的软件与IBM的软件并不兼容。但是，王安总是觉得自己的硬件会有人买，既有人买，自己的软件就能卖得出去。结果，当IBM个人电脑标准逐渐成为行业标准的时候，王安公司生产的软件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我们可以看到，王安自定的“卖点”其实并不适合市场需求。
当日本的普及型轿车横扫美国市场的时候，一直居于行业霸主地位的美国通用汽车则开始寻找客户的“买点”。最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让客户通过互联网定购自己喜欢的轿车样式，从外在的车型直到内在的沙发外套。为此，通用汽车发动了耗资和耗时巨大的“土星计划”，结果大获成功。
从顾客的“买点”角度出发，通用汽车完全避开了日本汽车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独辟蹊径，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小狗策略”的妙处。
行“不与”之功的另外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面对强势的竞争对手，采取如水一般柔弱隐忍的低调策略，悄悄地发展。
1995年在硅谷成立的强斯梅特公司致力于微处理器芯片的设计。而以往，这个领域一直是强大的英特尔公司一统天下的。为了避免引起英特尔公司的关注，强斯梅特公司从一开始就采取“小狗策略”，隐秘地设计芯片。
强斯梅特公司甚至没有登记过公司的电话号码，而公司的网站上也只有一条简单的信息——“本站尚在建设中”，更没有向外界透露有关的商业计划的事情。这种行事方式与IT业中高调炒作的风格大相径庭。有趣的是，尽管强斯梅特公司低调沉默，但无孔不入的媒体还是把它炒得沸沸扬扬，甚至在外界对公司的开发内容和进程知之甚少的情况下，竟把它评选为1998年最受瞩目的硅谷百强企业。
2000年1月，强斯梅特公司公开宣布，公司已经成功地开发了能同时在视窗和Linux平台上运行的一系列微处理器，该产品的功耗仅为当时英特尔公司芯片的几分之一。这意味着，强斯梅特公司的芯片是专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便携设备设计的专用产品。与此同时，公司也解释了四年多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公司品牌开发总监的解释是：我们要面对的是竞争对手中的航空母舰——英特尔公司。如果提前走漏风声，公司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那么英特尔公司很可能通过发布一款竞争性产品，甚至发动一场宣传战，来摧毁强斯梅特公司的前途。因此，在具有足够的竞争实力之前，强斯梅特公司对自己的战略秘而不宣。
强斯梅特公司的“小狗策略”行之有效。据英特尔公司微处理器事业部的经理事后讲，在强斯梅特公司对外界宣布之前，英特尔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真正在做什么。强斯梅特公司的芯片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电脑和网络公司表示愿意使用它的芯片。随后，英特尔发起反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就推出了一款竞争性的产品。尽管最终许多客户又转向英特尔，但强斯梅特公司已经凭借其新产品的强劲势头，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上市当日的市值高达60亿美元。
《史记》中说：“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不论是关注“买点”寻找市场缝隙，还是采用“小狗策略”隐身于江湖，只有避开强势对手的逼人剑气，才能够无损，才能有取胜的机会。
------------
水无定势（1）
------------
我们知道，水无常形。所以，没有常态，没有定势，就成为水的惯常态势。这正是水的大智慧。
佛教禅宗有言，行道之人，欲弃非道求于正道，则为道所缚；坐禅之者，息乱求静，为禅所缚；学问之徒，谓有智慧，为慧所缚。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和事业上为我们接受的人文教育和掌握的经验所“束缚”。譬如，能够欣赏现代派艺术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得到启蒙教育的儿童，因为他们不受教条和思维定势的限制，所以能接受和体会现代派艺术的奥妙和魅力。但是，对我们成年人来说，这种艺术给我们的感受却是杂乱无章、莫名其妙的。
现代派大师达利艺术展在北京世纪坛举办，我带女儿去观看。女儿对达利的每一件作品都看得津津有味，而我呢？除了对艺术史图书中提到的那几件作品能够略知一二，看其他的作品则是一头雾水。但当时，对我来说，要做的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绷着自己，不能让别人看出我不懂，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
撇开虚荣心不谈，成年人的思维定势，经常会成为我们接受新生事物的屏障。
天这么黑了，他们怎么还不开车灯？
思维定势的存在，经常会让我们本能地用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去看待变化着的外界事物。思维定势造成的最显性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看世界，而透过有色眼镜看见的世界，已经失真了。而这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出现，反倒会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以为是。那么，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对世界的错误判断。
企业员工的业绩由谁考察？员工的奖金谁来发？这还是问题吗？当然是企业的领导来考察，领导来发奖金。那么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思维定势呢？当然是。这种定势有时让我们很难产生工作思维的空灵和超越。2005年年底，我到上海拜访了几家证券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所李训雷所长的交谈让我很有几分感触。国泰君安的研究实力长期以来在业界有口皆碑。当问到保持竞争优势的诀窍时，李训雷笑笑说，也没什么，就是稍稍变变思路。国泰君安研究所过去与大多数证券公司的研究所一样，都是研究员调研，写报告，领导考评。李训雷说，自己要经常催着、督着，甚至逼着研究员们写报告，但是不少研究员还是完成不了任务。后来，李训雷自己不管了。他让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客户为研究员打分，业绩直接与得分挂钩。客户对研究报告质量的感受最直接，将考评权交给他们，就会使研究员产生满足客户需求的动力且干劲十足。现在不用逼、不用督，甚至连催都不用，研究员们的报告数量和质量却大大提高。
管理水准的提高，源于思维模式的转变，源自水无定势的创造性。而一种习惯意识，一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则会轻易地把我们的“慧眼”给遮住。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似乎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一次，我带着家人去北戴河度假，开车回京时已经是下午了。回程是自东向西，正好迎着太阳，阳光强烈，很是刺眼。快到北京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看见天已暗下来，就打开了车灯。随后我发现，我超过的车和超过我的车无一例外都没有开车灯。我有些不屑地对坐在副座上的女儿说：瞧这些司机，天都这么黑了，还不开车灯，图省电哪？是不是有点儿傻？女儿奇怪地看着我，说：天这么亮，开什么灯啊？你为什么不把墨镜摘了？我突然意识到，开车的时候，因为阳光刺眼，我一直戴着墨镜。我赶紧摘下墨镜，发现原来天光还大亮着呢，的确用不着开车灯。我只好自我解嘲说：嘿！太自作聪明了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博士倡导的“五项修炼”中，其中有一项是“改善心智模式——新眼睛看世界”。“新眼睛”的概念就是让我们摘掉习惯的“墨镜”。我们现在常说“与时俱进”，如果总是用老眼光看世界，“与时俱进”就成了空话。彼得·圣吉所说的“新眼睛”，指的就是全新的紧跟事物变化的思维之眼，有了这个“新眼睛”，我们固有的思维定势就会被彻底打破。
江南春说：想像力创造你的利润率。
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说：“在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有创意的生意和没创意的生意，最后投资回报率差得非常远。而且我后来越来越发现，想像力创造你的利润率。”他指的是，要用创意挖掘产业的空间与前景。分众传媒的创立和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受到投资人的追捧，就起因于江南春的新颖创意。
常见的广告媒体，不外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路牌霓虹灯、灯箱挂旗，还有直投广告（DM）杂志及广告单，等等。颇具诗人气质的江南春，商业思维并没有被现存的广告媒体群所桎梏，而是超越了传统的思维习惯。他敏锐地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中城市，写字楼、公寓、酒店等等白领人群出入的场所比比皆是，大家在等电梯的几分钟时间里百无聊赖，如果在电梯入口的墙上有液晶屏幕播出高质量的广告，一定会吸引大家观看，而这时的广告传播到达率一定是最高的。同时，因为在这些地方等电梯的人大多是白领，所以以白领为诉求对象的产品，选择在这样的媒体上播出也是最准确的（这也是“分众传媒”的由来，就是对广告受众做了区隔和细分）。这样，一个不拘一格的想法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媒体，随后造就了分众传媒在国内传媒市场和海外资本市场的巨大成功。
1994年，我所在公司的客户一汽-大众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参展。当时，客户生产的捷达轿车的竞争对手是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上海大众已投产七八年的时间，产品的知名度深入人心，广告宣传费用也投入巨大。在那次展览会上，上海大众除包揽了临街灯杆的彩旗广告，还花巨资买断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的外墙墙面和对面一座居民楼面向展场的外墙墙面作为桑塔纳轿车的广告位，把最能吸引眼球的位置悉数揽入自己囊中。而一汽-大众刚刚投产两年多，产量较低，所以广告宣传费用也比较少，在展览会的宣传攻势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一汽-大众主管市场推广的负责人就跟我探讨，能否找到一种花费少又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另类方案。我苦思冥想，最后做出设计制作捷达轿车“异型气球”的方案，并获得客户首肯。随后我们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负责设计制作。在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内无此先例，其他国家也只有日本的汽车“异型气球”做得算是最好的了，但充气膨胀后，变形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也许任何一种创新都是如此。中科院的专家们的专业精神和责任感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异型气球”最终制作成功，与捷达轿车的外型十分接近，充气后变形很小，技术水准远远超出日本的同类产品。而制作费用仅仅花费了五万多元。
展览会开幕当天，比捷达轿车标准尺寸大两倍的“异型气球”在展场入口处腾空而起，骄傲地悬浮在空中，吸引了所有参观者的眼球。第二天，北京许多报纸都以“捷达轿车飞上天”一类的标题广泛报道，并配发了图片。在展览会期间，捷达的宣传造势几乎盖过了桑塔纳，实现了小花费产生大轰动的目的。
在现场，时任一汽-大众销售部高级经理的施密克特先生得意地看着空中的气球，对我说，你的这个创意值20万马克。我开玩笑说，你现在给我10万马克就可以呀。他笑起来，耸了耸肩说，我们的合同已经结束啦。
布兰森是一个让商学院的教授和传统的投资家极为迷惑的一个商业天才，因为他从不按所谓的“牌理”出牌。
孙子兵法说：“以正合，以奇胜。”英国维珍商业帝国的掌门人布兰森的个性营销术，有意无意中暗合了孙子兵法的韬略。
数十年来，布兰森始终把自己作为维珍品牌惟一与真正的代言人。
------------
水无定势（2）
------------
在纽约时装周上，他与一名模特站在一个浴缸里，两人的手里各拿一瓶葡萄酒，摆出招引人的姿势，引得媒体摄影师一通狂拍，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当然，他可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他的“维珍葡萄酒”造势。“维珍葡萄酒”由此声名大震。
他开着坦克驶入纽约时代广场，以此来宣传维珍唱片连锁进军美国，轰动一时。
他飞到新德里，骑着一头白象到印度国会演讲，以游说印度政府向维珍航空开放印度市场。
他驾驶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认识了维珍品牌。
他曾先后两次驾驶一艘名为“维珍大西洋挑战号”的摩托艇横渡大西洋，差点赔上性命，让他一夜成名的“维珍大西洋”也随之家喻户晓。
2003年8月31日，布兰森参加国际博格诺飞人大赛，他插上一对天使翅膀，但只“飞行”了11.1米就栽了下来，远远落后于比赛冠军弗雷曼81.2米的成绩。当天，52岁的布兰森穿上银色套装，插上精心设计的天使“翅膀”，和另外30名参赛者一较高低。按照比赛规定，如果有谁能够飞越100米这个大关的话，便能夺得2.5万英镑的奖金。布兰森向来善于制造噱头，在比赛当中，他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的维珍航空公司宣传。飞行前，他向4万名观众展示了一架协和客机的充气飞机模型，上面写着“英航不能让它飞行，但维珍能”的标语，讽刺英国航空公司停飞协和客机。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只在天空中飞行了11.1米，便一头栽入水中。
现在，他又推出“维珍银河”太空亚轨道商务旅游，计划让普通人只需花费11万美元就可以实现太空旅行梦。
布兰森说：“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能使得顾客信任我们，喜欢我们，那么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如果你有一个好品牌，而且又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的话，你就不应该让那些自诩为具有丰富市场操作经验的家伙破坏了你的好事。”
2003年，在英国BBC广播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他被评为最具启发性人物的第二名，高于耶稣和克林顿，仅次于南非总统曼德拉。
布兰森是一个让商学院教授和传统的投资家极为迷惑的商业天才，因为他从不按所谓的“牌理”出牌，称他为“商界玩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特立独行的惊世之举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的时候，成功就在方法之外。
维珍（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老总胡奉宪是布兰森在中国的合作者，说起他与布兰森的合作时，他向我谈到一个趣事：他在伦敦与布兰森签署了合作协议后，到纽约见到他的一位担任纽约银行副行长的银行家朋友，并谈起自己与布兰森的合作。这位银行家朋友非常震惊：“你怎么能跟布兰森合作？这个家伙从不按常理出牌的！”看着朋友忧心忡忡的神情，胡奉宪大笑，说：“没错儿！布兰森就是这样的人，恰好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的确，胡奉宪同布兰森一样，是一个从不循规蹈矩的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进入碳酸饮料行业的时候，他面临两种选择：与已在中国形成强势的可口可乐合作，或与刚刚进入中国还非常弱小的百事可乐合作。出乎大家的意料，他选择了与百事可乐合作，创建了四川百事饮料有限公司，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最终获得成功。他告诉我，他喜欢面对挑战，所以不愿意搭可口可乐的顺风车，他更愿意从零起步来成就一番事业。
也许是性格使然，在与百事可乐分手后，胡奉宪又把世界3大可乐之一的英国“维珍可乐”引入中国，继续面对新的挑战。在我们探讨公关策划方案时，他对常规的思路从不感兴趣，对超出常规的想法却兴致盎然。
一次策划提案会结束后，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韩顺兴跟我聊起胡奉宪的特立独行时说：“胡总简直就是一个老‘超男’（‘超级男声’的简称）嘛，太叛逆啦！”我随后把这句话当作笑话告诉胡奉宪，他大笑，算是默认。
2006年3月22日，维珍（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在成都新世纪城搞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以此来宣告英国“维珍可乐”登陆中国。
当时中国春季糖酒交易会在成都新世纪城举行，国内的经销商云集这里。维珍（中国）投巨资在新世纪城前面的天鹅湖上，“秀”出一场“掀起你的盖头来”的大型活动。2.5万平方米的“红盖头”（红绸布）覆盖在天鹅湖的水面，“新娘”羞涩地藏在红盖头下面。在具有中国风情的鼓乐舞蹈表演和苏格兰风情的歌曲演唱之后，胡奉宪宣布掀起红盖头。在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歌声中，随着巨大的红盖头缓缓拉起，身价50亿英镑的“维珍新娘”——巨型的“维珍可乐”瓶模型亭亭玉立于观众的面前。
胡奉宪就是以这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向人们宣布“维珍可乐”在中国登陆，赚足了会场所有经销商的目光，让大家啧啧称奇。我站在天鹅湖边的嘉宾席上，看着巨大的红盖头掀起来，自然回想起1996年6月3日，我承办的奥迪A6轿车的前身——奥迪200轿车在中国上市的新产品推介会上，同样做了一个为奥迪200轿车掀红盖头的创意，并在当时获得客户和参会者的一致好评。不过与胡奉宪掀起的红盖头相比，我们的红盖头创意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这种方式，类似于现代派艺术中的“行为艺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商场中的“行为艺术”。也许胡奉宪早年的声乐专业出身的印记被他带到了商界，所以，他的艺术气质决定了他的商业行为中会带有强烈的艺术和娱乐气息。
我想，与布兰森一样，商学院的教授也无法对胡奉宪做出明确恰当的评价。
如果“维珍可乐”在未来的市场中出现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
奔流赴海之志
------------
孔子说水“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就是说，水遇满则止，从不贪多务得，好像善于把握分寸而处事有度；不管河道怎样百转千折，最终必定东流入海，好像怀抱坚忍不拔的远大志向。
孟子说：“士何事？尚志！”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接受过无数次的立志教育，也曾抱有远大的志向。但曾几何时，挫折和失败磨灭了我们的锐气，层出不穷的诱惑使我们偏离了目标和方向。
以水为师吧，千折百回锐气犹在，聚敛心思专注于长流。
------------
细流长水
------------
《周易》有言：“泉水始出之细流，故于山下之水，不言水而言泉。泉方出山，而放乎四海，无所止息，果矣。”的确，大江大河的起源，都是山上的涓涓细流，与山下的大水相比，实在是小得微不足道，所以被称为“泉”。但是，泉并未因孱弱细小而止步，而是居高展望四海，确定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行冲出深山，聚细流成长水，一路奔流不息最终入海。
水由小及大、奔流赴海的尚志之举，为我们行商者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参照。
柳传志说，联想为什么能做大？的确要志存高远，想到才能做到，想都不敢想怎么做？
《基业长青》的作者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基业长青的“高瞻远瞩公司”都抱有远大的志向。对它们来说，利润只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就像人体需要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但这些东西并不是生命的目的。正是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成就了这些企业。
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志长。二十多年前，北京中关村有许多和联想同时起家的计算机企业，而真正崛起的只有联想。柳传志谈到联想的成功经验时说，联想为什么能做大？的确要志存高远，想到才能做到，想都不敢想怎么做？但知难行易，过河如何过，要想得比较清楚，然后去培养自己的素质。第一个把家电企业开到美国的海尔CEO张瑞敏说，企业生存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为了利润，而应该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他道出了海尔人的志向和社会理想。
野心、远见、坚持、忍耐，这些词语用在日本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亚洲首富孙正义全传：飞得更高》中，对此更是有着细致和深入的注解。早在孙正义19岁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自己的50年计划：二十多岁时建立自己的企业；三十多岁时挣到第一个10亿美元；随后20年巩固和挑选接班人；43岁后在10年内将企业扩大10到20倍。
在他24岁的时候，也就是1981年，当他以1000万日元注册了软银（Softbank）公司的时候，在一个清晨，他搬来了一个装苹果的箱子，站了上去——因为孙正义的个子很矮，对公司的两名雇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5年之内销售规模达到100亿日元，10年之内达到500亿日元。要使公司发展成为几兆亿日元、几万人规模的公司。”两个雇员惊得张大了嘴巴，他们都不相信这家公司可以挣几十亿美元，于是不久之后都弃孙正义而去了。
当孙正义先后把3.6亿美元投给了一家1分钱利润还没有实现的互联网公司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太疯狂了。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了，孙正义只卖出了手中的一小部分股票，就收回了4.5亿美元。这家公司就是雅虎。
抱负远大的人格魅力，完全可以转换成一种突破困境的生产经营要素。
有统计资料表明，现在日本有1.35万间麦当劳店，一年的营业总额突破40亿美元大关。拥有这两个数据的主人是一个叫藤田田的日本老人，因为他就是日本麦当劳社名誉社长。
藤田田1965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毕业之后随即在一家大电器公司打工。1971年他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经营麦当劳生意。麦当劳是闻名全球的连锁速食公司，采用的是特许连锁经营机制，而要取得特许经营资格，是需要具备相当财力和特殊资格的。而藤田田当时只是一个才出校门几年、毫无家族资本支持的打工一族，根本就无法具备麦当劳总部所要求的75万美元现款和一家中等规模以上银行信用支持的苛刻条件。只有不到5万美元存款的藤田田，看准了美国连锁速食文化在日本的巨大发展潜力，决意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日本创立麦当劳事业，于是绞尽脑汁东挪西借起来。事与愿违，5个月下来，只借到4万美元。面对巨大的资金落差，要是一般人也许早就心灰意懒、前功尽弃了。然而，藤田田却有对困难说“不”的勇气和锐气，偏要迎难而上，遂其所愿。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早晨，他西装革履、满怀信心地跨进住友银行总裁办公室的大门。藤田田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向对方表明了他的创业计划和求助心愿。在耐心细致地听完他的表述之后，银行总裁做出了“你先回去吧，让我再考虑考虑”的决定。
藤田田听后，心里即刻掠过一丝失望，但马上镇定下来，恳切地对总裁说了一句：“先生，可否让我告诉你我那5万美元存款的来历呢？”回答是“可以”。
“那是我6年来按月存款的收获。”藤田田说道，“6年里，我每月坚持存下三分之一的工资奖金，雷打不动，从未间断。6年里，无数次面对过度紧张或手痒难耐的尴尬局面，我都咬紧牙关，克制欲望，硬挺了过来。有时候，碰到意外事故需要额外用钱，我也照存不误，甚至不惜厚着脸皮四处告贷，以增加存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在跨进大学门槛的那一天我就立下誓言，要以10年为期，存够10万美元，然后自创事业，出人头地。现在机会来了，我一定要提早开创事业……”
总裁越听神情越严肃，并向藤田田问明了他存钱的那家银行的地址，然后对藤田田说：“好吧，年轻人，我下午就会给你答复。”
送走藤田田后，总裁立即驱车前往那家银行，了解藤田田存钱的情况。柜台小姐了解总裁来意后，说了这样几句话：“哦，是问藤田田先生哪。他可是我接触过的最有毅力、最有礼貌的一个年轻人。6年来，他真正做到了风雨无阻准时来这里存钱。老实说，这么严谨的人，我真是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听完小姐介绍后，总裁大为动容，立即打通了藤田田家里的电话，告诉他住友银行可以毫无条件地支持他创建麦当劳事业。
“你会很有出息的。年轻人，好好干吧！”
志向的力量不只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更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抱负远大的人格魅力，完全可以转换成一种突破困境的生产经营要素。
立志贵在有恒。佛教有一个说法：学佛一年，佛在面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是说，初始学佛者，立下大志，要学习释迦牟尼佛慈悲救世，往往非常刻苦奋进；到了第二年，大志淡化成了小志，佛的音容形象有如远在天际间，已经不甚真切；到了第三年，小志都了无踪影，佛也就被忘到九霄云外了。
现实中有藤田田这样立志有恒的“成佛”者，更有不少人是常立大志的“流星”。
------------
喝水还是挑杯子？（1）
------------
我们知道，水实现自己奔流入海的远大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沿途汇聚涓涓细流、滔滔河水，绵绵不绝并逐渐形成宏大之势，方能畅行于漫长的旅途，最终成就自己东流入海的心愿。这是水的专注于长流的特征。
如果水在向大海行进的过程中，不是采用支流汇入主流形成浩大之势，而是取各自为战、多头并进之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可以预期的是：有的会被土壤吸收殆尽，有的会被太阳和空气蒸发而所剩无几，只有极少数的幸运水流能够抵达目标。当然，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假设。
What business you are in？你在做什么生意？
如果让我们为水选择上述两种流行的方式，该怎样选择呢？毫无疑问，我们会选择前者。
但是，当我们自身面临多元或是专一的选择时，是否能做出这种正确的选择呢？
宁高宁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美国上学，第一堂课是战略管理，第一个问题就是：‘What business you are in？（你在做什么生意？）’当时我想，这叫什么问题？美国人真简单。可是20年后才发现，仍然有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形容都不过分。”
许多人会想，我就是一个白领，一个打工的，多元还是专一，不是我考虑的问题，那是老板的问题。但是假如有人问你的工作经历：“What business you are in？（你在做什么生意？）”你可能会自豪地说：“我能力很强的，做过很多工作，从A公司跳槽到B公司，又从B公司跳槽到C公司……现在我暂时在做D公司工作，不过我又瞄上F公司啦。”
你瞧，问题就来了。你几乎成了一个复合型人才，你为自己选择了多元发展的职业道路，放弃了专一发展的职业道路。
多元还是专一，对我们个体而言，实际上面临的是如何面对职场诱惑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大学》中有一句话叫“知止而后有定”。佛家也经常谈到舍得舍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中国古代童蒙养正经典《弟子规》里谈到“居有常，业勿变”。这些大智慧者谈的都是“定力”的问题，也就是专一的问题。想一想，我们的“定力”有多少呢？
一家IT企业的老总谈到员工跳槽问题时，大伤脑筋。他说，不少年轻员工，往往很随便的事因都可能成为离职的理由。一个年轻女性辞职居然就是因为不喜欢单位的另一名同事。太累、家住得远、领导骂了自己、待遇不合理等等都成为特别普遍的理由。且不说，这些年轻的朋友没有想到企业对自己的培养付出的代价，自己的离职将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他们更没有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事业发展做筹谋。
放弃一次事业机会，或许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许会认为还能有更好的机会。实际上，随意跳槽，不仅对企业是损失，对个人同样是损失。每次重新开始，就意味着此前在原单位的职场积累几乎归零，为自己向上发展所付出的工作成本基本变成“沉没成本”。长此以往，人生的投入成本越来越多，而收获未见明显增加，到老的时候拨弄算盘一算：唉！这一生岂不是亏大发了？
没有诚敬的对人、对事情的态度，没有责任心、责任感，什么样的机会也不会成为机会。
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企业对多元还是单一的选择，与个人的选择有许多相似之处。
过去的十几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许多企业在这一阶段快速发展起来。近些年，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良性成长的企业往往经不住多元化的诱惑，轻易放弃在自己已经形成优势的领域内进行深度开发，抛弃自己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试图选取快速扩张的捷径而从事多元化经营。
实际上，多元化发展有时是一种捷径，但往往也会成为陷阱。前几年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些企业无论自己的本行是什么，动辄就介入房地产、医药、保健品、金融、广告等热门领域：科技热了，就去投资科技；网络热了，就去投资网络；生物热了，就去投资生物……再加之以媒体的非理性炒作结果，企业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核心竞争力，动摇了原有的市场基础，丧失了固有的客户资源。
表面上看，企业的规模扩大了，经营领域也扩大了，似乎风险降低了。但是，由于企业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资源分散，领导层一心多用，实际上企业的风险增大了。最可怕的是，等一个个热点冷却下来之后，管理者心痛地发现，自己已经被深度“套牢”，成为“解套”遥遥无期的股东了。据统计，全球企业购并案的失败率非常高，统计数据显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失败比例达三分之二，以后的情况有些好转，但失败率仍然高于50％。
“喝水还是挑杯子？”一位教育专家朋友的感悟让我很难忘记。她说有很多朋友整天忙忙碌碌，身心疲惫。本来，他们的忙碌是为了追求幸福的，但是却仿佛置身于一个惯性轨道，即使看到目标也没办法停下来，最后幸福反而越来越远。她举了一个例子：人们为了喝水，要去拿杯子，而在众多杯子面前却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杯子太多了。有纸杯、木杯，有陶瓷杯、玻璃杯，有钢杯、铜杯，甚至还有水晶杯、金杯子。挑选杯子需要确定目标，需要取舍。当他拿起了玻璃杯之后，发现周围很多人手里都拿着铜杯，于是，他感到很不舒服。当他换了铜杯之后，发现还有人端着水晶杯。他花费时间在挑选着水杯，忘记了自己的本意，实际上只是要喝水。
现实中，企业的很多战略抉择往往也是这样。我们经营企业，无非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能够为股东带来利润。而很多企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为了追求赢利，但是当他们置入一种惯性轨道时，最容易被他们忽视的往往就是利润。他们忘记了，多元化只是发展的手段，最终的目标是获取利润，不少企业为了所谓的市场份额而进行血拼，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彩电业的价格大战，最后造成整个行业的凋敝。也有的企业为了迎合别人的胃口而盲目涉足自己并不了解的所谓科技产业。还有的公司因为购并，因为扩张，不仅没有赢得利润，反而把自身给拖垮了。
美国安然公司在扩张的过程中，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如风能源、水能源、宽带、纸、金属、数据存储、广告等行业。这样，安然的业务品种最多时一度达到一千四百多种。当公司经营的产品品种过多的时候，公司本应用于核心业务的精力，就会被分散并消耗到其他业务领域，很多业务都没有实现赢利，最终亏损过大造成破产。安然破产的时候，据估计财务亏损约达170亿美元。
新疆德隆的业务涉及矿业、旅游、零售、汽车、农业、食品、银行、证券、信托等数十个行业，“战线”拉得足够长。可是，德隆的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搭配却不合理，没完没了地并购和随之带来的后续管理费用只能靠融资解决。同时它广揽人才，人才成本高企，而利息高达12％的拆借，更是大大增加了直接财务成本，巨大的资金压力成为德隆的死结。德隆系上市公司旗下数百亿的产业链，每年大约产生6亿元利润，只够勉强偿还银行贷款，但加上德隆每年产生的巨额管理费用和民间拆借资金成本，德隆的入不敷出就成了最终结果。最后，脆弱的链条只是一环崩裂，就满盘皆输了。
------------
喝水还是挑杯子？（2）
------------
东方亮了，再亮西方。
李嘉诚以他数十年的商业经验，为那些沉湎于多元化策略中的领导者指点迷津。他说，领袖管理团队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杠杆”心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概念简单扭曲为叫人迷思的“四两拨千斤”，教人以小博大。聪明的管理者专注研究精算出的是支点的位置，支点的正确无误才是达到较好结果的核心。这门功夫倚仗你的专业知识和综合力，能否洞察出那些看不见的联系之层次和次序。很多公司只看见千斤和四两的直接可能，而忽视支点的可能性，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
那么，“支点”在哪里？
国内的企业谈起多元化，动辄拿GE（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说事儿。实际上，GE虽然是一家成功的多元化公司，但它成功的理由并不在于它有多大的规模及占有多少行业种类，而是在于它拥有自己合理的“支点”聚合——统一的战略制订、执行标准与体系以及比较完善的企业文化。多元中的各个单元，在共同的商业模式、统一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覆盖下实现有机地融合，绝不是一般性的叠加关系。
比较而言，海尔的多元化道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张瑞敏提出：东方亮了，再亮西方。他的思路是，我们立足于先把一个产品做好，有了这个名牌效应，再向其他产品扩张。所以，我们从冰箱到冰柜，再到空调、洗衣机，都没多大问题。但每上一个产品，要打海尔的牌子，必须经过内部认证，这个认证分5级，有的产品差不多过了一年之后才打海尔的品牌。这样，海尔每推出一个产品，消费者就觉得跟海尔原来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名牌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家电产品的相关度较高，所以家电产品的多元化虽然使得总成本是上升的，但分散到每一个产品的成本是下降的。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很多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内心深处就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张瑞敏却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东方亮了，再亮西方。所以，他给海尔的多元化经营制定了两大原则：第一，先把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做好、做大、做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入与这个行业相关的行业经营。第二，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一定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前3名。
以纵向排列、实行产品的跟进式推进，是海尔多元化经营“东方亮了，再亮西方”的又一策略。占领国内市场是这样，占领国际市场海尔也准备这样。排在这个金字塔形阵列第一位的，无疑是海尔冰箱，随后是冷柜、空调、洗衣机，然后是微波炉、热水器、电话、彩电、传真机等等。张瑞敏说：“这种纵向排列就像一把尖刀，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最有效地减少杀伤。”
实际上，海尔实施的是“专业化”的“多元化”，多元化经营中包含着更多的专业化经营的成分。
宁高宁出任中粮集团董事长后，许多人都猜测，一向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宁高宁会把这种惯性带到中粮。但事实却与猜测相左。
在一次中粮内部的高层战略研讨会上，宁高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两点思想:一、从中粮现有的资产和架构上讲，中粮的定位没有很多选择，就是要有限度、相关多元化、业务单元专业化。二、中粮的行业战略是一个投资资产组合管理的战略，不是一个真正面对市场、面对客户的产品竞争战略。这种理念最终达成中粮管理层的共识。
中粮集团随后下发的《中粮集团党组关于集团使命和战略加快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解释了这一新理念：在“有限度”方面，中粮今后不过度多元化，新进任何行业都将慎重，集团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好主营业务”；在“相关多元”方面，中粮虽然有分类和多元，但行业之间一定要具备相关、协同性，有逻辑关系，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在“专业化”方面，中粮的每一个业务单元要形成自身发展目标和行业竞争战略，找准行业标杆，明确自身定位，寻求符合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在自身行业中形成行业领导地位。
张瑞敏和宁高宁的高明之处在于，即使从河流的干流派生出若干支流从而形成“多元流”，但干流业已形成的博大势力和充足养分也会随时影响和供应那些支流，这样，支流被土壤彻底吸收或被太阳和空气蒸发掉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
------------
万折必东（1）
------------
孔子说到水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万折必东，似意。 就是说，水在流行的过程中，不管河道怎样百转千折，最终必定东流入海，好像怀抱坚忍不拔的远大志向。
譬如，水流于沙漠之中，恶劣的环境使之无法奔赴海洋，那么，它就化为蒸汽，幻化为白云，凝聚成雨，飘落大地后汇入溪流，继续向海洋进发。
水的“万折必东”特性，让我们不禁想起苏轼说过的一句话：“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在凶险频仍、变化常现的商海中行舟浮游，这一点尤为重要。
施振荣说：“我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条路走不通，我可以放弃，换条路，总归会走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柳传志经常为联想的员工勾画联想未来的蓝图。当时在联想工作收入并不高，有一些年轻人想到外企工作，因为薪水会有成倍地增长。联想希望大家留下。柳传志告诉大家，随着公司的发展，大家的收入一定会有很大提高。
当然，还是会有怀疑者。这时，柳传志就谈到信与不信的问题。结果，不信者走开了，而信者留下了，继续前行。留下的人中，很多人如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包括杨元庆，包括郭为。
有时，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需要一种精神状态。1997年，柳传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曾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假如联想创业时，政府不是给他2万元投资，而是500万元或者1000万元投资的话，会不会有后来的联想？柳传志说他思考的结果是不乐观的。
与柳传志的思考相契合，山姆·沃尔顿也是这样看待沃尔玛的成长。2005年，沃尔玛已在全球拥有5350家零售店和2004年高达2879亿美元的销售额，蝉联《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强之首。但是它诞生之时，却只是一家街角小店。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思考沃尔玛的诞生环境时说，如果起步时不是在小镇而是在城市里，如果开业时资金不是那么少而是相当雄厚，那恐怕日后也不会发展如此壮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孔夫子有言“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成就大业的人，多是历经艰难困苦的人。
困难磨砺人，考验人，也成就人。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勾践非要卧薪尝胆，用最困顿、最苦难的生活激励自己，最终得以完成雪耻之志。
当被人问起“不断地面对失败，有没有绝望的时刻”这个问题时，施振荣回答：“不会。我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条路走不通，我可以放弃，换条路，总归会走通。”
软银公司老板孙正义也讲到，事业需要一步步地积累，而并非某个阶段上的“all or nothing (孤注一掷)”。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尽管暂时在某个环节取胜会让人觉得很顺利，但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所以，仍然需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大。在某个环节取胜以后，要进一步扩大和延伸这种胜利，直到全方位地获取最终的胜利。
“我是一只不死鸟。”
分享自己成功的经验是一种慷慨，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直面惨淡的失败则需要无畏的勇气。最近，日本八佰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自述性作品《不死鸟——八佰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讲述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披露了八佰伴集团破产的详细经过及和田一夫东山再起的前前后后，用不怕失败、勇于面对苦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大家。
据和田一夫自己回顾，他的一生经历过三次重大失败。第一次是他在20岁的时候，家里经营的蔬菜店被一场大火彻底摧毁，家中所有的积蓄也损失殆尽。第二次则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八佰伴的巴西分店被迫关门。而第三次，也是最为惨淡的一次，是在他68岁的时候，八佰伴宣布破产，他从一个亿万富翁转眼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和田一夫虽然经历了失败，但从未被失败击倒过。他敢于面对失败，对失败形成了自己独特且深厚的见解。他说：“我不怕失败，而且我会总结为什么失败。”作为一名企业领导者，他更拥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和智慧。“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穷光蛋’了。” 和田一夫在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员们讲演时，希望以自己的失败经历给后辈们带去一些启示，他诚挚地告诫大家：“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这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八佰伴倒闭后，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反省自己，现在我把经验告诉大家，希望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成功与失败的辩证关系在和田一夫的经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八佰伴破产仅仅一年之后，年近古稀的他又开始了重新创业的征程。他开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随后，在日本福冈县偏远煤矿小镇饭冢的一幢临街的3层旧木屋里，他又与一个27岁的年轻人合作，涉足IT软件领域，并且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带领公司上市。“正是因为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我才拥有了东山再起的巨大动力。”和田一夫在履行着自己的誓言：“火凤凰必将重生，在燃烧自己后，会再创新天地，大不了从零开始。我是一只不死鸟。”
李东生的骨子里大约就蕴涵着深刻的“不死鸟”精神。当TCL集团在第一家海外公司18个月中连续巨额亏损时，李东生面对众人纷纷要把投资撤回来的关键时刻，坚定地说：“开拓海外市场就要有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决心，这样才有可能成功。跌跟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跌倒后能爬起来。”正是靠着这种百折不挠的坚持精神，TCL最终开拓了国际市场，成为一家跨国企业。
“四十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
前年夏天，一次爬山经历让我至今不忘。
那是一个周末，天气很晴朗，只是非常热，天气预报说最高气温有37度。因为自己喜欢爬香山，也经常爬，所以就犹豫去还是不去，因为天气太热了。最后还是决定去，暗想，大不了爬一段就下来嘛。
------------
万折必东（2）
------------
开始爬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一点多，最热的时候。爬了一小段路，就感觉不对了，因为温度太高，出汗太多，明显消耗体力，平时走这一段路都不会气喘，但现在却是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了。喝了几口水，又坚持爬了一段，感觉开始越来越差，心跳加速，胸闷，喘气也困难。这时，我开始考虑是继续上山还是转身下山的问题了。歇了一下，感觉稍好，就想，再爬到前面第二个转弯处，如果不行就下山吧。但是，接下来这个过程很难过，感觉燥热心烦，能觉察到汗水从头发底下流下来，流到鼻子和下巴上，然后滴滴答答地落到地面上，那个滋味的确不好受。这时候我的思想斗争开始激烈起来：还是下山吧，我这不是自己找罪受么？何况，再爬下去，天气这么热，体力会越来越差，心脏会受不了的，万一……想着想着，发现已经到了第二个转弯处了。又歇了一会儿，体力稍有恢复，感觉又有了一点信心，就计划再爬到下两个转弯处再说。而爬的过程中感觉很疲惫，就又开始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在爬的过程中反复出现，每次都是自我说服：再试一试，再试一试。最后，终于到了山顶，比平时爬到山顶多费时四十多分钟。
下山的时候，因为有了战胜自己怯懦的成就感，并且汗出透了，身体也感觉比较凉爽，所以心情很舒畅。我就想，如果在上山的中途说服自己下山，那么也是不会后悔的，因为肯定会认为自己放弃的决定是正确的，并且一定会这样想：多亏放弃了，不然可能会身体透支，可能会休克，可能……总之，一定会有充足的放弃理由来让自己不后悔。我当时不禁联想到，我们在生活中或者商海中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困难随时会出现，我们随时都会面临坚持或放弃的选择。周围的一些朋友包括自己，都曾经在似乎不可逾越的难关面前选择了放弃，并随后都会给自己找到足够的放弃理由。一位“下海”经商后来“上岸”的朋友对我说：多亏上岸得早，不然就淹死啦！
于是，我有两点感悟：一是坚持力是成功的因素之一。拿破仑曾说过：胜利在于坚持的最后5分钟。二是在爬山的过程中一段一段地为自己设定目标，应该是有助于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方式。
后来无意中看到马拉松冠军山田本一的获胜经验，我深信自己的想法没有错。
1984年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上，默默无闻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夺得了世界冠军，让大家颇感意外。有记者问，你凭什么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他只说了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手。
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山田本一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因为马拉松赛是比拼体力和耐力的运动，夺冠靠的是身体素质好又有耐性，用智慧取胜似乎是无稽之谈。
两年后，意大利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米兰举行，山田本一代表日本参赛。他又获得了世界冠军。当被记者问起他夺冠的原因时，山田本一不善言辞，还是用那句话回答：用智慧战胜对手。他的话依然让人迷惑不解。
10年后，山田本一出了自传，“智慧”谜底终于揭开。他在自传中说：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到四十多公里外终点线上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在现实中，我们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难度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远。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如果能够在确立目标之后分段设立小目标，就可以最终实现大目标，我们在工作中也许会少许多懊悔和惋惜。
------------
水满了？（1）
------------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把土、沙子或米一类的东西装进容器时，可以高出容器的外沿，凸起小山状的尖顶，用数理的概念，就是可以在10升的容器里，装上十一二升的东西。但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容器装水，都无法让水高出容器的边沿，因为水满则溢。所以孔子赞赏水的智慧说：“盈不求概，似度。”意思是水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有如君子的讲究分寸，处事有度。
《荀子·宥坐》中有这样的记述：
孔子到鲁桓公的庙里参观，看见一只倾斜的器皿，便向守庙的人询问：“这是什么器皿？”守庙的人回答说：“这是君王放在座位右边警戒自己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君王座位右边的器皿，空着便会倾斜，倒入一半水便会端正，而灌满了水就会倾覆。”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向里面倒水吧！”弟子们舀水倒入其中。大家看到，水倒入一半，器皿就端正了；灌满了水，器皿就翻倒了；空着的时候，器皿就倾斜了。孔子感叹说：“唉，哪里有满了不翻倒的呢！”
子路问：“有什么保持满的方法吗？”
孔子回答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就是说，聪明和高深的智慧，要用愚钝的方法来保持它；功劳遍及天下，要用谦让来保持它；勇力盖世，要用胆怯来保持它；富足而拥有四海，要用节俭来保持它。这就是抑制并贬损自满的方法呀。
专家解释说，欹器是一种平衡器，古代的君王将之置于座右，以为戒。在其特定的结构设计之下，水多导致重心升高并向一侧偏移，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当水少的时候，整体重心较低，欹器处于稳定平衡状态（尽管由于设计的原因，此时欹器本身可能是倾斜的）；当水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重心升高，欹器接近临界平衡状态，这时的欹器“虽动摇，乃不覆”；水量进一步增加，欹器处于非稳定平衡状态，于是就“满则覆”了。
老子也抱有同样的观念，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他劝诫大家，做事期求圆满，还不如罢手不做……人到了富贵的程度容易骄傲轻慢，就是自招灾祸了。事业成功后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天定的法则。
如果他们需要两辆车时，他们会刻意买两辆完全一样的普通车，让人认为自己只拥有一辆车，因为他们不希望邻居认为他们在向别人炫耀财富。
张瑞敏曾说过：“只有强，才能良性地发展大。如果没有这个强，单纯地大，大不起来。”
古代先贤对这个问题一向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会用不同的语言来说明问题的因果，如 “盛极而衰，盈满则亏”、“过犹不及”、“物壮则老”等等。这些至理名言无不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强大”有时也就意味着已在走向死亡，特别是当自己也认为自己够强大时。
清华紫光老总李志强说，企业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鲜有饿死的，多为撑死的。他说，做企业如做人，如果把企业的规模比做一个人的个儿，把企业的利润比做一个人的劲儿，那么健康的人应该是高大而有力的。但在成长过程中，是先长劲儿还是先长个儿？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健康，心态要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句很多企业的口头禅，其中的味道反而容易被我们忽略。不自满，不自欺，即使自己做得很“满”，也绝不自以为满。前面我们谈到过万科一步一步地前进，多年来，业绩一直持续增长，但公司从来没有骄矜之态。即使几年前，万科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老大，万科依然不自以为满。他们总是感到自己做得并不够好，而且不断地给自己确立赶超的目标，如，学习索尼的服务，学习新鸿基的物业管理等等。近来，他们又找到了连续五十多年保持业绩增长的美国地产公司作为自己的标杆。
最重要的是，心不能满。有人做了个比喻，即使你是最成功的，你也只是98摄氏度、99摄氏度的热水，离沸腾的100摄氏度永远有差距。保持这样的心境至关重要。否则，心满了，就如同水达到了100摄氏度，沸腾之后就成了蒸气了，亏缺也就随之而来了。
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基本形成了一种谦和、散淡的整体氛围，使得那些成功者和富翁不愿拿自己的财富炫耀于世，与我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在那里，无论你是打工族还是老板，是贫民还是富翁，大家都会一视同仁地看待，不会因为贫穷而瞧不起你，也不会仅仅因为富有而对你另眼相看。人们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炫耀财富的“暴发户”。例如，瑞士银行家巴尔在他出版的自传中，对瑞士富人的心态做了最好的注解：如果他们需要两辆车时，他们会刻意买两辆完全一样的普通车，让人认为自己只拥有一辆车，因为他们不希望邻居认为他们在向别人炫耀财富。
他们真正做到了心不满，做到了“富有四海，守之以谦”的超脱境界。
企业“止”为安。
李嘉诚的经营理念中，有“知止”两个字。他说：“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最重要。我从12岁就开始投身社会，到22岁创业时就已经过了10年非常艰苦的日子，到今天我已工作六十多年了。在香港我看过有些人成功得容易，但是掉下去也非常快，是什么原因呢？‘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
香港华润集团副总经理乔世波抱有同样的认识。虽然许多商界人士都知道，总资产达一千三百多亿元的华润集团近年来在国内大举并购企业，堪称企业界的航空母舰，但是，华润管理层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次，我们聊起企业做大后什么是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时，乔世波认为，“止”是最重要的问题，可惜许多企业没有这个意识。
他说，宁高宁在华润工作时，一直强调“企业人在上”，因为“企”字的上面是“人”。那么，我们进一步观察，“企”字的下面是个什么字？是“止”，它是企业稳固的基础，与上面的“人”字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圆满的“企”字。所以，做企业懂得“止”非常重要，尤其是企业做大以后。
“企业‘止’为安。懂得了‘止’，也就懂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乔世波补充说。
凯马特的失败，就是一个不知“止”的典型案例。
------------
水满了？（2）
------------
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凯马特曾经声名显赫，对于零售业而言，它就相当于汽车业的福特公司，堪称业界的“教父”级企业。凯马特被视为“折扣营销模式”的祖师爷，在上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位居美国零售业榜首，创造了世界最大的连锁超市和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并且是世界上首家使用现代超市收款系统的企业。1981年，凯马特的店铺总数超过了2000家，网点覆盖了美国50个州。
就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凯马特足够大了，水几乎已经满了。但是这时，它的管理层开始失去理智，头脑中完全没有“止”的观念，错误地认为做大就是做强，只有不断地做大才能保持自己独有的强势地位。所以，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不再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它的核心竞争力——折扣营销，而是把本应投资于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改善后勤物流体系的资金，全部用来收购书店、体育用品店、家庭用品店及办公用品店，试图通过向8个不同领域的扩展使自己更加强大，成为零售领域的“全能冠军”。1984年，它收购了家装连锁店Builder Square。1989年，它收购了PACE会员制仓储超市。1990年，它收购了拥有10家店铺的体育用品连锁超市Sports Authority和办公文仪零售商Office Max。1992年，它又进军欧洲，收购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的13家店铺，以及Borders图书连锁超市企业。1994年，它在墨西哥和新加坡建立合资零售企业。到了1997年，凯马特还倾力推出了所谓“大凯马特”(Big Kmart)店模式，比传统的凯马特店更大、商品更多。
但是，折扣商店和其他商店的顾客群体不同，服务方式也不同，凯马特的竞争优势无法延伸到这些领域。结果，这些耗费大量资金和精力辛辛苦苦收购来的企业，最后都亏损，不得不忍痛“割肉”，一一悉数卖掉。并且，“大凯马特”店模式也令人大失所望，最终于2001年弃之不用。
而在凯马特四处扩张的时候，沃尔玛已经悄悄后来居上，并取代凯马特成为美国零售业的霸主。从2001年开始，凯马特试图扳回霸主地位，与沃尔玛大打价格战。但这时，凯马特已经雄风不再，一位零售业咨询师这样说：“凯马特和沃尔玛打价格战，就相当于卢森堡和美国开战。”结果，凯马特的赢利大受影响，到期的欠款无法支付，最终只能申请破产保护。
所以，大不能代表强，大也不代表安全。相反，心满了，理性丧失了，大就成了趋弱的先兆，成了危险的预警。
华远地产一度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公司。宁高宁曾回忆起他在1994年第一次到华远地产时看到的情景。当时的华远还没有大厦，是在复兴门桥附近的一片平房里办公，是一个很朴素的公司。员工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就在后院的食堂吃饭，一个部门有一间房办公。那个时候，因为公司没有多少钱，所以钱用得也很有效率。后来，香港华润与几家海外股东一起成了华远的大股东，公司想的就大了，要市场份额，要回报率，要增长前景，要少开发土地、多开发房子。不久华远就搬家了，搬进自己的新楼——华远大厦。
宁高宁谈到，几乎与搬进新楼同时，华远的境外股东在香港上市，就是华润北京置地。华远公司开始有钱了，几乎全北京都知道。合资时有了点小钱，后来上市，又发可换股，又发新股，总共集资了四十多亿元，这些钱在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也是大钱。人有了钱会变，公司有了钱也会变。钱的使用效率不高了，回报率一路下滑。当时的美国人董事保罗说公司有太多的钱是很危险的，不幸让他说中了，公司连续两年经营出现亏损，而且产生了许多有钱公司的老毛病：不良资产和应收款过多。
再后来华远发生了很多事，管理者变了，股东也变了，报纸上炒得很厉害，于是有人想从中推论出一些哲理来。宁高宁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就是要把一间有钱的公司当没有钱的公司来管。
当企业膨胀起来之后，管理者的心态就成为企业未来成败的关键因素了。
大企业常常被形容为恐龙：凶猛、强悍，让人畏惧。但是，大企业也容易像恐龙一样，对外界反应迟钝，行动笨拙不堪。考古学界对恐龙的灭绝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其神经系统相当简陋，大脑发出一个行走的指令，这个指令需要两分半钟才能传达到它的足部，而足部的一个感觉反射到大脑，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对环境反应迟钝，也是被形容为恐龙的大企业常见的病态。因为不只是机构庞大造成信息传递时间长，最主要的是，大企业有太多成功的经验、固有的偏见以及非理性的浮躁，使得心满了，对外界不断变化的新鲜信息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这样，对环境的判断和趋势的把握就会迟钝和不真实。
韦尔奇曾对“大企业病”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染上“大企业病”的企业，就像一个穿上了很多层毛衣的人，不但体态臃肿，行为愚钝，而且感受不到市场的温度变化。韦尔奇的比喻十分形象生动。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即使这样，许多大企业还是试图套上更多层的毛衣，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大。在局外人看来，这样的行为几乎超出了理性的范围，但似乎已经无法自控。为什么？因为企业的决策者不知道“止”，只知道“进”。他们的心满了。
做大，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只要是问题，就有解决的可能。可是，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心做大了，做满了，问题的解决就难上加难。所以，比尔·盖茨说，对于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其事业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
春秋时期，帮助楚庄王建立霸业的楚相孙叔敖的一段经历，对我们很有参照意味。
楚王知道孙叔敖贤德，就任他为相，孙的亲朋好友以及朝廷的大臣都来向他祝贺。随后，来了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老者，头上戴着白帽子，好像是来吊唁孙叔敖。
孙叔敖见了，赶紧整理衣冠，很恭敬地出来见老者，问：“别人都是来向我祝贺的，只有您是来吊唁我的，有什么说法吗？”老者说：“身份已经很高贵并且骄矜傲慢的人，百姓一定离他远去；地位做到很高却乱用权力的人，国君一定厌恶他；俸禄已经很丰厚还不知道满足的人，他就随时处在危险中了。”
孙叔敖再向老者叩拜说：“我一定听从您的教诲，希望您进一步补充。”
老者说：“地位做得越高，对人的态度越要谦和；官做得越大，待人之心越要恭敬；俸禄已经丰厚，就要把持自己不去获取不义之财。坚守这三点，就可以治理楚国了。”
楚国老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保全的途径：做大做高以后，心要收敛、要谦卑。所以，心不能满。
如果水满了，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