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大辩论”论稿之一
我写文章批评朱大可，遭到不少人反对，认为我“没读懂朱大可！”；我默然，也不想作答。因为中国这样的路见不平一声吼“知识分子”太多了！我“回复”谁的好，大可君尚且如此，何况倝寒之流？领袖都稀里糊涂，我跟粉丝怎么讲得清。
――我只好不说话
欣逢《博客中国》推出“民主大辩论”，仁人志士们求真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于是，憋在心里的即将发霉的“话”，又蠢蠢欲动。干脆扯出来晒哂吧。
――起码，置于世界背景下的现代中国，不象毛时代；尽管你“以天下为己仼”；他立刻就叫你脑袋搬家。处决一名“我的思想我作主”的人，比拍死一只苍蝇还要简单。
被毛折腾憨了的中国人，几十年除了吆唬“好人？坏人？”四个字，什么意识都不在场。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象巡捕房的警犬一样的“好人”，遍布华夏，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同胞，生怕一个“坏人”漏网！那模样，还真有些“小安子”的仿品模样。
我估摸着，毛氏靣对着国民集体被阉，毫无人格意识的子民，背后乐呵着呢！
什么叫“专制”，大家不要想得那样高深。其实，“专制”不就是“我要过靶瘾！”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什么“十大元帅”、什么“国家主席”；不听话就打进死牢！反正背后有的是文盲、有的是太监、有的是狂热的宗教徒。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人思想转过弯来了么？
转了一点点，再转一点点，腰肩盘就受不了了。
这不，我的一篇文章中有句话叫：“赵本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多人读了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毛主席的好学生”只能是象王进喜、雷锋、张思德这样的本分人。那里能“学”出这样的“下三烂”？你看，怎么样？理论的一体两靣是无法和他掰争清楚的，“文革后遗症”嘛？你说是不是？
中国人不患没有扑捉社会现象是非的眼睛，患的是缺乏具有穿透人性壁垒的眼睛。
多少年来，我们一谈中国的“民主”滞后，就拿“传统文化”开涮，要不就大骂“孔老二”，要不就大骂儒学。更有甚者，竟问罪于“五四”，问罪于鲁迅。大可君就作如是观。
这是标准的，用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用毛思维反对毛主义，奈何？奈何？
聪明盖世的毛伟人在文革中耍的那根“横扫牛鬼蛇神”的大棒，因为在棍子上粘上“鲁迅”两个字，国人便轻轻松地被他老人家“忽悠”了，结果，文革后中国文人就一窝蜂般地迁怒于鲁。因为文革后民族精神的凋零，国人又通过直觉，又得出了另一个谬论，是“五四运动”与“文革”葬送了民族文化传统，云云……
你说荒唐不荒唐？
这几天，我在反复阅读巴金的《随想录》和季羡林的《牛棚杂记》，他们写出了一代良知被权力强奸的切肤之痛，甚至，点出了“四人帮”的后台老板。但远远没联系到这位“后台老板”的险恶用心，更没找到这位老板的理论支点。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建国前后出生的）的使命了。
可以说，是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地为“五四”民主的脚步划上了句号，这是中国现代民主魂断兰桥的相思地。也是彻底剪断了中国思想者最后一根独立的神经的一把“世界名剪”。
――至今，我们仍然深深地陷在这个固定的、僵化的、教条的思维模式中。挺毛者看到的是毛时代的穷人“过靶瘾”的感觉真好！对自已在历次政冶戕害知识分子的错误不但不忓悔，反而洋洋得意。倒毛者则以不平鸣，以发泄胸中块垒为终极，很少有人去叩问文革的前因后果。
表靣上看“文革”好象与“讲话”无关，实质上，正是“讲话”发表后，通过多年党内外的历年整风、洗脑、捡讨；忏悔；才导致了中国人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反人类的集体大疯狂，集体无意识，集体丧失理智，惨无人道的向真理宣战！向良知宣战！向人性宣战！向生命宣战……
如此惨绝人寰的野兽原欲的大释放，至今很多过来人回忆起来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两眼发光，余香滿口、津津有味。甚至一如被网民哄抬为“民族脊梁”的杨恒均君竟也概莫能外。且美滋滋地称赞什么毛氏“大空间”下的寻求什么独立思想云云；靣对如此“民主大辩论”，我仍忧心忡忡，心理不堪重负。
一个民族在时空隧道中迷路是正常的，但不能永无休止地陷在一种教条主义的宿命轮回中打转。知识分子是人类良知的晴雨表，倘睛雨表失去功能，这个民族的希望在那？
看看十七世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听听他劈头盖脸的开宗明义大骂专制主义头子皇帝老儿的大海潮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还视如理所当然！…”三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民主意识，个人独立意识，究竟比黄宗羲提高了多少？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每一个字使125人丧生，每一页使4700人丧生，其厚达728页，死了多少人？不说自明了。
《讲话》不仅仅是死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正依然按照遵命文学的工具性逻辑去推理，去演绎中国的未来，这，你说可悲不可悲？
说句心里话，象我这样年龄段的人，对民主已不抱什么希望；我只是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中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够平视“伟人”，平视弱者，吾愿足矣！
――因为，那才是真正民族复兴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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