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前的西南大旱看到当年的千里饿殍

从眼前的西南大旱看到当年的千里饿殍

司马平邦

看着，听着，写着，现在西南五省的“巨旱”让我想起2002年那部在央视播出并轰动全国的电视剧《天下粮仓》――如有可能，建议CCTV重播吴子牛导演的这部《天下粮仓》，以济时急。

《天下粮仓》的故事是这样的：

1735年，雍正驾崩，乾隆（聂远饰）登基，天下大旱，新帝上台的第一年就吃惊地发现，“立国之本”粮食生产和国粮储备之全面失控，大清国围绕粮食接连发生“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惊世奇案，更使25岁的乾隆感觉到大清国的生死存亡，危难之际，刑部尚书刘统勋（王庆祥饰）、仓场侍郎米汝成（杜雨露饰）及独子米河（王亚楠饰），还有浙江巡抚卢焯（杜志国饰）等一干“代表着邪恶的专制政权统治阶级利益”的精英人才横空出世，与天斗、与地斗、更与人斗，治漕弊、修运河、惩贪吏、破邪教、兴新政，在乾隆初朝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喜剧，虽然个中不免又滋生祸端，又各个遭际不同，但剧中人物从皇帝到官员那份为民请愿与民同命的劲头几百年后还是如此打动人心。

天灾可怕。

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

比人祸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新看到的报道是云南正在遭际百年一遇的大旱灾，而且正在形成四季连旱之势，而西南五省的整个受灾人口已达到半个亿――5000万，《天下粮仓》里有一幅描述天下大旱之后悲惨情景的《千里饿殍图》（殍，音瓢，指饿死的人），《千里饿殍图》的绘制者是饱经风霜的明灯法师，老法师拄着禅杖，端着钵盂，来到黄河边，绘制了天下大旱之后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千里饿殍景像，这幅画辗转送到刘统勋手上，而再至皇帝案前……也就是这一幅《千里饿殍图》刺激了新登基的乾隆皇帝，震动了大清国的国本，才有了刘统勋等震动朝纲的治粮伟业。

如果，乾隆皇帝不是乾隆皇帝，他改姓伍名皓，25岁的他会如何面对这幅《千里饿殍图》呢？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先生最近在他的拥有数万粉丝的微博客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本来上围脖时给自己立了规距：不删一条评论。可你越善良有人越觉得好欺。我离岗学习，按说云南旱灾我可以不过问了，出于良心我还是卖力地为云南人民奔走呼号。但偏有人就挑出那么一两条网友讥讽云南抗旱工作的留言去告我状。我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故不能再手软……”

伍副部长的微博在许多博友的催促下已经有一些关于云南大旱的方面的言论，但这句话仍然可见一批当地官员的“那种”心态――不是我鸡蛋是挑骨头，而是你们鸡蛋里的骨头实在太多，所以希望伍皓同志第一个去看看那部《天下粮仓》，看看300多年前那几位抬着棺材治天灾的封建王朝的诤官良吏，一个云南省的宣传高官说“按说云南旱灾可以不过问”，但是“出于良心……”我不知道你是出于的是哪份良心。

西南大旱，新疆大雪加大水，吉林大雪，中原沙尘暴。

这就是2010年3月21日的天灾里的中国。

但比这天灾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的官员正胸怀着“按说云南旱灾我可以不过问了，出于良心……”的勉强想法，是这种不知道才让我们觉得更可怕。

一个封建帝王，乾隆皇帝，倘能看到诤官义僧用良心绘制的《千里饿殍图》，但眼前的那张《千里饿殍图》又在哪里？

即使只在西南，5000万人受灾的规模恐怕也超过乾隆执政初期发生于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的旱灾受灾人口的绝对数目了（那时中国的人口可能不足两亿），从现在可查的许多清代县志上都可能看到如“雍正十三年（1735），大旱，禾歉收，民饥”这样的记载，但，再过300多年后，我们的后人是不是能够在史记中看到“2010年，大旱，禾歉收”这样的记载呢？而我更怀疑即使300多年后人们能看到如“2010年，大旱，禾歉收”的记载，也未必会看到“民饥”这两个字。

但倘若2010年的天象如果继续如现在这样下去，谁又能保证在这一年的结束时不会出现300多年前的那幅“千里饿殍”景像呢？

胡总在本届人大会上强调过一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温总在人大的最后一次官方记者会上回答CCTV记者关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问题”时也谈到3点：

第一，货币政策；第二，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今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第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我看来，温总的3点或者可以说是对胡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延伸性解释，而人大刚结束，几家国企大户就以“地王”姿态继续挑战政府打压房地产市场虚热的决绝态度，这至少让中央和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遭遇无形的现实利益者的强力狙击。

中国自由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吴敬链先生最近在谈到国企频现“地王”事件时说，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企的定位早就有过明确表述，国企地王频现不应指责国企，如果将国企定位为经济组织，国企进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无可厚非；国企地王频现，我们无法指责国企，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谁给了国企那么多钱？去年9.5万亿的贷款国企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国企有了那么多钱，势必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

说白了吴敬链对此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拉来政治体制当垫背的。

其实，吴敬链的谈话倒正好说明，自由经济理论已经对解决小到房地产市场过热大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的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不再百分百适用，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上我们肉眼可察的破坏性发展，另一方面是这种破坏性发展与共富均富的社会主义民生目标越来越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某地今年真的出现所谓的“千里饿殍”惨相，在中国的另一个地方仍然有许多人可以住上每平方米十数万甚至数十万的豪华居室――如此的贫富悬殊吴敬链等不但束手无策还可能推动之继续。

温总说“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今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但西南的大旱和全国各地的天灾已经为今年的收成敲响可怕的警钟，向温总的决心挑战了，这时候我们是要思考“如果今年农业没有一个好收成”该怎么办的问题了。

房地产业，与国际接轨了

能源业，与国际接轨了。

金融业，也与国际接轨了。

高科技产业，也与国际接轨了。

钢铁业，也与国际接轨了。

我们可以看到，超速发展的中国，真正超速发展的只是城市工业与城市民生，而以西南五省市大旱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那幅2010版《千里饿殍图》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和农业民生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甚至都不能与中国城市、中国工业的发展接轨，更莫论与国际接个鸟轨的状态下。

说一个现在许多人不愿接受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水利建设最好的时期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而近30年对基本水利建设根本没什么大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水利专家和地方政府全都热衷于建大型的水电站，把有限的水资源都用来发电赚钱，还有人会顾得上农民兄弟种地生产的事吗？这也是现在水资源最丰富的西南五省出现如此可怕的大旱灾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总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看首先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目的”。

但在中国，现在，那些与农业有关的精英们又在做什么呢？

明显捆绑着许多既得利益的转基因技术正成为国内最为热议的农业话题，一干大有美国孟山都公司背景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农业科学精英们以将国家利益捆绑转基因技术为宗旨，长此下去，我们可以想像中国农业的未来与中国房地产业的未来是不会有太大区别的――大的企业集团、大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完全绑架了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被温总形容为国家基础的中国农业也一样会和现在的房地产业一样无法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在上一篇博文《沈阳老虎饿毙与上海老虎起义》里说过“资本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危险的一种人，当社会和谐，供给丰富时，他们可以是公共价值观的榜样，是成功目标的终极版本，但当社会出现危机，生存条件恶化时，他们手里的资本权力倾刻就会化为杀人武器……”

我觉得我说的是句真理。

因为这句真理马克思同志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我相信，胡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思里亦有让当前的中国经济从资本所有者手里逐步解脱出来的深意。

前几天传来朝鲜政府因为货币政策改革失败而枪决了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的消息――也有人说，朴南基只是金正日的一个替死鬼，国内媒体对这条“未经完全证实”的消息的评论解读方向是都把它当成“朝鲜政权专制残暴”的证据。

但，若果朴南基真的被枪决了，却反过来证明了另外两点：

其一，中国并非朝鲜那样的专制残暴政权，中国不会这样处理失职高官，除了它搞女人以及贪污受贿；其二，并非专制残暴的中国政权也并不比朝鲜好多少――如果在温总所言的有关“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问题”的两个方向性对策，即货币政策、农业收成并未如预期的获得成功，而是失败了，是不会有一个“中国的朴南基”会被拉出来被枪毙的。

倒霉的最终还不是老百姓。

在大旱之省的宣传高官伍皓同志“事不关自己高高挂起”的微博里、在吴敬链先生关于国企“地王”频现的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谈话里，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即使中国某地真的出现“千里饿殍”景像，即使中国的农业也如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成为资本家手里的玩物，在中国你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的责任的。

这样的现实，可能比人祸更可怕－－因为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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