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神往梦中游”——王文川与春晖

在早期春晖众多的校友中，有两位校友具有多重“身份”，显得有点特殊。一位是集教师、校长、学校董事长于一身的章育文先生；另一位则是先学生而后任教师和校长的王文川先生。王文川于上世纪30年代任教春晖，后来他的4个子女都毕业或肄业于春晖，他对春晖感情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王文川（1907-1983），上虞夹塘人，原名执中。他是春晖首届毕业生，在校读书时成绩优异，深得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先生所器重。1924年夏丏尊根据日本翻译家三浦修吾的日译本《爱的学校》翻译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后，即把这本日译本《爱的学校》赠给王文川，作为对他学习的鼓励和期望。1925年秋季后，他与黄源、张健尔（张闻天之弟）、孙立源等8人先后东渡日本留学。他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译所编辑。次年，应经亨颐校长之邀，在相隔仅6年之后，又回到母校春晖任教。
王文川在日本学的是英文。他在春晖除担任每周15小时的英文外，还兼教每周3小时的日文。此外，又兼任外国语主任。他英文、日文基础扎实，备课认真，讲解得法，因此深受学生欢迎。在春晖60周年校庆时，春晖校友、著名旅美地理学家谢觉民在《校庆志感》一文中说：“王文川先生和吴伯如先生教英文，最注重文法……我目前的英语基础都是那时就有了点根基的。”
年仅25岁的王文川，学识丰富，精力充沛，学术上有自己的抱负。他结合英文教学的实际，从当年起，即参考日本Okada《Exercises in English Grammar》等英文文法书，着手编写《英文法讲义》一书。因春晖当时英文教师讲授英文文法，一直沿用英文版的《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教材较深，学生学习感到困难。王文川在教学中发现这一情况，发愿要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英文法讲义》经两年编写，于1933年4月完稿，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在作为“序言”的《编者的几句话》中说：“中国向来学习英文法的态度有点奇特，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就叫他读英文本的文法……读了一本文法，还是等于不读。编者教了几年英文，因有鉴于此，所以编了这本全用中文解释的文法。”明确交待了编写此书的目的。这本《英文法讲义》具有它自己的特色：第一，除列举英文例句外，全用中文解释，浅近易懂，这在距今70年前的我国还不多见；第二，所引用的英文例句，都是一般日常生活用语，以及少量的欧美文学名著中简单易懂的“名言”，利于学生英文作文和丰富知识；第三，大量采用图形、表格来说明词义以及同义词之间的区别；第四，运用比较形式来说明句子的结构和意义；第五，每讲完一节后，都附有大量练习题，包括中英文互译、填充、改错、问答等等。这样一本英文文法确实给学生学习英文带来了方便。此书出版后，深受浙江、江苏一带中学师生的欢迎，以致一版再版，40年代末曾重印至七八版之多。
此后，他在白马湖还利用课余时间，编著《英文译注》、《英文活页文选注释》，翻译《江湖流浪曲》（诗集）、《近代文学与性爱》（合译）等。以上各书均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也投资开明，成为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由于这些著作、译作的问世，才奠定了他在我省教育界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王文川除专业英文、日文以外，兴趣十分广泛。他爱好文史，尤喜诗词，初到白马湖时，全家住在“小杨柳屋”。虽然住房不算宽敞，但他图书收藏较为丰富，沿墙放置4口书柜，分别陈列《二十四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史籍，先秦诸子、唐、宋、明、清名家文集，《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唐诗三百首》等小说、诗词和原版的英文、日文图书。他对诗词的爱好以及诗词创作的成就，得力于业师朱自清先生的教育和指导。因为朱自清任教春晖时，他曾教过学生一本清代文学家谢朝徵的《白香词谱笺》。这是一本对词人舒梦兰所作的《白香词谱》一书的笺注，使他懂得平仄音韵的基本知识和作诗填词的格式规则。他的诗平淡清新，不事雕琢，贴近生活。今录他《怀念白马湖母校》诗一首如下：
处身画景浴栽培，但爱游玩心尚孩。
夜泳过湖观绍剧，晨兴入水摸鱼龟。
挖空墙脚掏蚯蚓，跑遍山头买杨梅。
莫道吾侪无所进，良师指引放光辉。
读完他的这首七律，当年一个十五六岁初中学生纯真多趣的课余生活，像图画那样展现在我们面前，多么富有江南水乡特有的田野风味！而且对仗工整，朗朗上口，颇堪吟咏。
王文川喜酒善饮，每餐总要喝上几杯。他平日说话不多，但说起话来，风趣幽默，满座生风。他也喜爱戏剧和音乐。当年赵岙、驿亭、小越等地每逢新年或庙会，常有绍剧演出，他往往站在台下观看，非二三小时不能尽兴。至于京剧，因上虞乡间没有观赏机会，他就买了一架美国进口的留声机，配购了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奚啸伯等京剧名角的唱片。他特别爱听余叔岩的《鱼藏剑》、《乌盆记》、《洗浮山》、《定军山》等剧目，节假日总是把留声机放个不停，以饱耳福。有时兴之所至，自己也和着哼上几句，以此来排遣山间的课余生活。
他寒假总要到老家夹塘过年，因为那里有他众多的农民朋友。他会锣鼓、胡琴等民间乐器，有时就参加当地的民间乐队------“十番”，吹吹打打，欢度春节。
由于他为人耿介鲠直，淡泊名利，又加学贯中西，教学有方，在师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1935年夏季，春晖黄树滋校长辞职离校后，经亨颐先生就请这位晚辈（当时校内还有几位王文川就读时的业师）继任春晖第六任代理校长。但他自己认为资历太浅，又无做行政领导工作的经验，加上不善交际应酬，因此多次婉言辞谢，但经先生坚持不允，最后师命难违，只得勉强接任办事。
说来真也凑巧，当时一个别有用心的教师伙同一些不明事理的学生想“闹事”，王文川胆小怕事，就派了3位具有代表性的师生去校外“长松山房”向经先生汇报情况，并请他亲自出面进行干预。经先生随即叫来了一批有意见的学生，听完他们的陈说后，他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并非闹事。至于有教师以个人的目的鼓动学生是不允许的”。后来“确实有一个教师中途离校了”。经过这一场风波，王文川至年终坚决辞去校长之职，并于1936年离开了春晖。
抗日战争后期，王文川任教于内迁嵊县长乐的宁波中学。由于日军不断侵扰，他便离校回家乡夹塘闲居。当时新四军已在浙东上虞、余姚、慈溪一带创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王文川早年就读春晖时的同班同学、也是留日的先后同学-----黄源出任浙东行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鲁迅学院院长。黄源时常去夹塘王文川家叙旧，王文川候便介绍当时蛰居余姚乡间的留日同学楼适夷去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工作。黄源与楼适夷于30年代早已相识，曾帮助当时身陷国民党反动派狱中的楼适夷出版他的译作苏联高尔基的《在人间》，后来成为莫逆之交。随着日军在余、上一带的窜扰，形势日趋紧张，此后黄源、楼适夷经常派遣一位联络员与王文川秘密联系，互通信息。王文川利用精通日语的有利条件，帮助他们做日本俘虏的反战工作。有时还给他们送去诸如日文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以利干部的学习。
建国后，王文川在宁波工作期间，曾任慈溪中学校长、宁波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特邀代表。
晚年退休后，他一直住在江苏无锡小儿子家。1981年春晖中学70周年校庆，他原拟去白马湖参加校庆盛会，后因腿疾不便行走，只好翘首南天，遥寄诗篇，以表游子对母校的孺慕之情：
一别经年五十秋，几番神往梦中游。
兰芎山上林花密，白马湖边月色幽。
踯躅堤旁杨柳屋，笑嬉灯下仰山楼。
风霜雨雪催人老，唯愿“春晖”万古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