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录:想起长诗《钻塔上的青春》--任彦芳民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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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长诗《钻塔上的青春》李增录春节前,老作家任彦芳发来邮件,说他以《钻塔上的青春》为由头,正集中精力创作当年曾在钻塔上为祖国钻探石油而奉献青春的女子钻井队队员命运的长篇诗体小说。由此,我想起了长诗《钻塔上的青春》,这是他一生写的第三部长诗,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早在1957年(19岁)北大中文系学习时,任彦芳写出了第一部长诗《怀念之歌》,是对先烈父亲的怀念抒情之作。其中《命运》一章发表于北大文艺刊物《红楼》7月号上,并在党的生日“七一晚会”上,对八千多师生满怀激情朗诵了这首诗,感动得不少同学流泪饮泣。这时,一个中学同学在河北省被打成右派,他们的一些谈话被揭发出来,材料转到北大,定为右派似无悬念,但在北大领导讨论他该不该划成右派时,这首《命运》救了他“命”,给了他好“运”:“能写出和朗诵这种诗的人,能是右派?” 任彦芳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曾两次到兰考探望母亲,和焦裕禄(与母亲的家为邻)有过交谈,留下很深的印象。焦裕禄病逝后,他担起电影《焦裕禄》的创作任务,在兰考体验生活,许多感受如同滚滚黄河水,打开了感情闸门,激情一泻千里,三个昼夜写出第二部长诗《焦裕禄之歌》(三部曲),《文汇报》打破惯例,以近三个版面刊发了第一部《改天换地录》。在“文革”中,因劝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周化民(焦裕禄继任)“要相信群众”而惹祸上身,说他支持走资派,反对焦裕禄,被长影关进“牛棚”;当兰考朋友把发表的《改天换地录》交给长影工宣队,并说这首诗的稿费全部给了兰考,他又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真正的“改天换地”,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了长影的整建党领导小组。然而,好景不长,全国开始清查“516分子”,他新婚蜜月没有度完,便被怀疑为“516分子”接受审查,三年后宣布解放,分配到吉林省文艺创作室当诗歌编辑。1973年奉命到吉林油田采访,正遇上井喷,便投入了战斗,井喷压住以后,才给领导拿出介绍信。他到全国第一个女子钻井队采访,女钻工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他,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如同井喷一样喷发出来,一气呵成了第三部长诗《钻塔上的青春》。写成后,他给女钻工们朗诵,受到了热烈地欢迎。可以说,是女钻工们的劳动热情感动了诗人,诗人用激情写出的长诗又感动了女钻工们,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劳动热情,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他回到省城,找到老诗人张松如(公木),把长诗一气朗诵完,老诗人也感动得流出了热泪,称赞是一部好诗,并建议寄给刚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阅后,回信让作了一些修改,就在正式发稿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按照刚刚闭幕的“十大”精神,领导强调“必须写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非要在女钻工身边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不可!”无奈,他只好挖空心思,编造“油田的阶级敌人”。就为了这个“阶级敌人”,他曾向写电影《创业》的张天民老师“取经”;为了编圆“对敌斗争”的故事,时任出版社总编的韦君宜老师也出了不少点子,编完后,他们不由得相视苦笑了。经过两年多的种种磨难,八遍反复修改,使《钻塔上的青春》由原稿的三千多行竟变成五千多行,终于在1975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第一次便印了二十万册。然而,他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稿酬,尽管他为此熬白了头发,并且欠下了满身的债务。 《钻塔上的青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工作后出版的第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诗。作为一个新成果,他奉当时驻吉林省文艺组军代表之命,给时任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寄去一册。后来粉碎“四人帮”,清查于会泳时查出了这本书,他又列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而被清查了,结果又是一番磨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得到了彻底平反。 你看,长诗《钻塔上的青春》是何等的崎岖艰辛啊!这就是当时社会背景的真实写照,想起来令人唏嘘不已。好在任彦芳先生历经磨难,愈挫愈勇,离休后仍然笔耕不辍,新作迭出不穷,继《追踪劫机犯》、《人怨》、《民怨》、《魂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长篇纪实文学出版后,去年又出版了《血色家族》、《焦裕禄身后》两部长篇纪实文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这部描写石油女子钻井队队员命运的长篇诗体小说也一定会不负众望。 地址:河北任丘市华北石油华佳服务处供应退管站 李增录 邮编:062552电话:0317-271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