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户”毓贤

“屠户”毓贤

    1900年任山西巡抚的毓贤，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大清国的列位山西巡抚中折腾的最凶，影响最大的一位了。他在位时，不光山西人知道他，大清国的朝野上下知道他，就连许多西方国家也都知道山西，知道巡抚毓贤。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了。

    毓贤字佐臣，属清末汉军正黄旗人，他是一个凶残成性，草菅人命的杀人狂，在官场上外号“屠户”。清末天灾频仍赋税沉重民乱纷纷的社会现实，也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1896年他任山东按察使时，为“使盗风尽绝”，仅在曹州一地两个月之内就用非法的残忍手段处死无辜百姓370余人。虽然“盗风仍未绝迹”，但他却因残忍出了名而受到慈禧的重用，于1899升任山东巡抚，为“庚子事件”种下了祸根。

    那时候，因甲午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英法联军的劫掠，中国积贫积弱，西方列强在中国已有了很大的势力，不但拥有了沿海港口城市的通商之便，内地各省也都有大量的传教士进行活动，成为清廷的眼中之钉，心中隐疾。而清廷又由端王载漪、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等一帮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对国际形势茫然不晓的王公大臣们把持着，一味推行仇外排外闭关锁国的愚蠢主张。他们甚至简单地认为把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都杀干净，就能关起门来安安心心地过太平日子了。这样的荒唐主张，却得到了当时“垂帘听政”的慈禧的认同和默许。再说起源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军义和拳，虽然是因官府盘剥过重而揭杆的，在经济利益上本和官府是针锋相对的，但在“仇洋教，灭洋人”这一点上却与顽固派大臣们不约而同，从而就使两者的合作存在了可能性。毓贤就是促成两者合作的始作俑者。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后，本来是义和拳的对立面，曾派兵镇压义和拳并被义和拳“击杀官兵数十人”。但后来他看到了义和拳对“洋教”和“洋人”势不两立的态度，就想到利用义和拳来办官兵不好办和办不成的事，于是就改变了态度，出告示安抚他们，称他们为“义民”并把“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义和团的行为就这样“合法化”了，一度时间在山东境内活动时还打起了“毓”字大旗。由此看来，“义和团”这一称谓，其“知识产权”还应归毓贤所有。义和团得到了毓贤的支持，在山东境内很快就膨胀起来，烧教堂，劫掠教民财产，侵犯了教会和外国传教士的利益，招来不满。虽然他后来也在济南杀了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想缓和同洋人的关系，但各国使节仍以镇压不力为由向清廷施压，慈禧只好让袁世凯代替了他山东巡抚的职务，把他召回北京改派为山西巡抚。全世界的注意力就这样被集中到山西来了。

    毓贤到山西以后，越发变本加厉，跟义和团的关系更“铁”了，甚至自称是义和团的统领，义和团在山西的活动也就更加公开，更加“合法”了。义和团砸毁平阳府的教堂以后，当地官员在上呈巡抚的禀帖上称义和团为“团匪”，毓贤看到禀帖，把呈帖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说谁要再敢称义和团为团匪，就向朝廷上奏章弹劾谁，罢谁的官。这样一来，山西全境的官员们就再也没有谁敢说义和团的不是了。毓贤还与朝廷内的载漪和刚毅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他们向慈禧表忠心，他说“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后世无愧。”慈禧听到这话，通过大太监李莲英对外放话说：“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毓贤听到这样的话，无异于服食了鸦片，更加“兴奋”起来了。

    毓贤索性真正地当起了义和团的统领，他命太原的铁匠精制钢刀数百把，刀上还镌刻上毓字，把义和团的几百名“拳童”召进官署，发给他们钢刀和食品、银两，还亲自给他们训话，鼓励他们“仇洋、仇教”，最后又把他们送出官署，让他们去行事。这些人上街以后，见教堂就烧，见洋人就杀，就这样，太原的义和团在全国开了杀外国传教士的先河。太原城内最大最华丽的教堂倾刻间化为一片火海，毓贤不但不叫人们救火，还在官署内登高观望，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呼“天意也！”省城一乱，全省皆然，北至大同，南至临汾，处处举火，处处杀人。后来到了见外国人不管男女老少就杀的地步，甚至连本国的信教群众也被称作“二毛子”而不能幸免，还有的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是“二毛子”就死于非从命，一时间三晋大地人人自危，暗无天日。

    省城太原，从大教堂中逃出来的一个英籍教士对操刀欲杀他的义和团兵勇和旁观的人说：“那一年山西闹灾荒颗粒无收，我们曾拿出数万两白银来赈济灾民，救活过好多人呀。你们饶了我吧。”当时近乎疯狂的团丁哪里能听得进去！手起刀落，教士身首异处。一个外国妇女抱着小孩跪在路边哭着说：“我是个医生，治好过不少人的疾病，请你们放过我们母子吧，我对你们是有用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一个兵丁就用棒子把她打倒在地，又把母子二人都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把一个教堂中的中外修女二百余人赶到当时桑棉局的大院里迫令她们退教。见她们不从就先把为首的两个杀掉，用碗盛上血逼着其他的人喝……一开始，还有外国人躲到巡抚衙门来求毓贤保护他们，毓贤就答应了，最后看到再没有来的了，毓贤就把躲在巡抚衙门的三十多个外国人都杀了。据说，当时在山西的外国人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毓贤在那几天上奏朝廷的奏折上有这样的话：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真使人不忍卒读。那段时间，山西全省共杀害外国主教3人，外国男女教士130余人，本国信教民众一万多人。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

    山西的恶例一开，义和团的过激行为很快就波及到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其他省份因没有巡抚参与，为害不烈，但北京城内却因有载漪、刚毅等积极支持，乱得不可收拾，甚至闹到了攻打外国使馆，杀害外国使臣的地步。授人以柄，终于把八国联军给招进来了，无奈之下，清廷仓皇西逃。

毓贤的愚昧的残忍，不仅把大清国推向了险境，更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1900年9月，慈禧挟着光绪皇帝逃亡到太原时，毓贤在北门外跪接。慈禧把毓贤叫到她的轿子跟前说：“你多次在我面前夸义和团多么能耐，多么可靠。这下可好，连北京城也给我弄丢了。虽然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忠心，可是洋人对你恨之入骨，为了遮人耳目，我怎么也得给你点儿处分吧。”毓贤磕了九个头之后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至于义和拳之败，乃由彼等不守纪律，扰乱治安，虽不俸洋教者亦杀。”表功推罪也不看时候不看地方的毓贤马上就被慈禧革职了。慈禧在太原滞留期间，知道八国联军是不会放过毓贤的，就又召他谈了一次话，谈话间曾说出“现在棺木的价格也贵了”这样的话，意在暗示毓贤自杀谢罪，免得她难堪。但毓贤却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没有理解慈禧的良苦用心。随后，为在洋人面前“争取主动”，慈禧就将毓贤判了个“发配极边，永不释回”，其实还是想保他一命。可是，因为毓贤杀外国人太多，积怨太重，八国联军哪能放过他！当李鸿章等人奉慈禧之命到北京与列强议和时，洋人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严惩罪魁。而且特意指出山西杀洋人为各省之最，一定得将毓贤杀掉以示谢罪。那年12月，毓贤在发配新疆途中行抵甘肃时被执行死刑的圣旨和负责监斩的德国人追上，在兰州被处决。斩首后，人们还用“白洋磁盆”盛毓贤之头请德国监斩官验明并拍照证实，以便回北京向联军首领交差。

    毓贤其人虽然残忍至极，但并不贪婪，虽然为官多年，家中并无太多积蓄，以至于他发配新疆上路时，家里竟没有富裕的银两和好的衣服给他带，落得在兰州死后，连一身殓尸的新衣服也没有。由于毓贤的行为代表了当时为数不少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观点，再加上他的“廉洁”，山西境内拥护毓贤并为他喊冤的也大有人在。毓贤死后山西还有人建祠堂供奉他，后来大清当局怕招来外国人的非议再惹麻烦，就勒令拆掉了。活动于那个历史时期的太原举人刘大鹏就是一个“保毓派”他在1901年4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代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刘举人为此还赋诗一首云：“伟躯殂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逼千秋；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侔。”诗中对毓贤的颂扬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从毓贤任巡抚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一百年来，山西的变化可以用翻天复地这样的词来形容。那时的山西是四门紧闭，惟恐“洋人”进来，可终于没有拦住，“洋人”还是进来了，“洋教”还是进来了，并在中国扎了根。新事物，新观念也随着统统进来了并最终取代了旧的东西。而现在呢，我们却是四门大开，“关”拆了，路平了，千方百计地想请外国人和外企来安家落户，想让大笔大笔的外资流入山西，可就是不能如愿以偿。山西一个市引入外资的数量，还不如沿海地区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引入得多。山西虽然“四门洞开”，但前几年波滔汹涌的东部大开放没有山西，现在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也没有山西。于是，山西人无奈之中便生出了山西不是“东西”的怪论。山西之不是“东西”，是不是从毓贤那时就埋下了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