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隐性风险”被放大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也是愚蠢的时代。”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香港的一个金融论坛上如是说。

　　的确，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充分运用了财政与货币两大宏观经济调控举措，在4万亿元的投资与9万多亿元的贷款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迅速脱离低位，成功实现了“保八”，在全球经济运行中一枝独秀。

　　但与此同时，银行面临的“隐性风险”也被空前放大。尽管不良贷款余额在下降，发放给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国有房产企业的贷款以及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暂时是安全的，银行的风险还没有显化，但未来三至五年，“隐性风险”必将显化，且极有可能转化为不良贷款。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未雨绸缪。

　　银行贷款“三集中”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投资4万亿元，新增贷款5万亿元。但其后，在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外，各地新上了很多项目，投资增速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次高峰。由此，资金需求迅速放大。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1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可见，与计划数据相比，全年增加的贷款额度，几乎翻了一番。

　　进入2010年，各大商业银行持续了上一年的惯性，银行业在1月份的前两周共投放了1.1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增贷款。按照这个速度，全年新增贷款必将超过10万亿元。

　　从贷款流向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流向地方政府项目及地方政府所属国有企业。据有关数据显示，在2009年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约40％，总量近3.8万亿元。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约为6万亿元。

　　第二，房地产企业。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57128亿元，比上年增长44.2％。其中，国内贷款11293亿元，增长48.5％。较之房地产最火暴的2007年还超出30％。

　　第三，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居民户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5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70万亿元。其中的中长期贷款，主要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银行贷款为何如此集中

　　一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均有政府财政兜底。而从传统的银行信贷资产评估方法看，政府的信誉评级一般是最高的。所以，出于稳定收益预期、减少风险的考虑，当刺激经济计划出台之后，各大银行都积极争取4万亿元投资项目。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09年1月的信贷数据显示，流入铁路、核电、公路等国家大项目的贷款，占总新增贷款的比例达60％。

　　至于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则向来依赖银行贷款。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土地资源有限，又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住房需求持久刚性，因此，房价将只涨不跌。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房地产业一直都被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这个领域的贷款，也多被认为是优质贷款。

　　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则更是被中外银行学教科书列入优质资产序列。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个人有工作、有固定收入，每个月可以归还“月供”；一旦个人无力偿还，可以将抵押的住房收归银行并出售变现。

　　二是政企不分依然存在。银行愿意将贷款发放给政府项目，有预期风险较低的考虑，而这其中，政府干预的因素也不容否认。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地方行政干预开始减弱。担保法、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了约束。但是，银行尚未真正脱离政府干预的手掌。道理很简单，在银行高管人员的任免方面，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非常有限。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都以上级政府的要求为其经营行为的第一准则。在这种背景下，一旦政府需要贷款，实行干预，即便项目前景不好，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宁愿得罪董事会和监事会，也不会得罪上级行政部门的。

　　而从广义上看，中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要求各个银行大放贷，也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干预。

　　三是银行业务结构单一，盈利过分依赖存贷差价。银行的收入来源有三大部分：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存贷利息差收入，属于高资本消耗业务的范畴。比较国外的银行，我国银行息差收入占据了全部收入的80％，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很低。目前，银行除了以增加贷款规模来扩张资产，其他的增长选择少之又少。

　　银行贷款“隐性风险”

　　空前放大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1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末，我国境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973.3亿元，比年初减少629.8亿元；不良贷款率1.58％，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目前，我国银行尚未显现贷款风险。

　　然而，不良贷款的下降，却并非银行自身盈利能力提升形成的，剥离不良贷款才是主要原因。关于剥离不良资产，还得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众所周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高达2.2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6％，大大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金。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中国的银行早应进入破产程序了。为了纾困，政府采取了核销一部分死账、财政直接注资、上市等诸多措施，还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2000年，中国最大几家银行分两批将共计1.4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按面值全额转让给了相关的资产管理公司，多数转让所得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期限为10年的债券，其年收益率为2.25％。据估计，十年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约3.5万亿元。由此可见，银行不良贷款的减少，主要是制度性减少。

　　而从当前银行贷款的情况看，由于贷款过度集中，风险也很集中。

　　前文分析过，当前银行贷款集中流向了三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并非是银行或一些学者想象的资金避风港。所谓低风险或零风险，只是相对而言。

　　第一， 地方政府项目的风险。由于政绩考核的需要，各地为了保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了不少的项目。由于项目“一窝蜂”上马，难免鱼龙混杂。从最近几年一些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区域分布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其实已经出现过不少问题。而不少基层地方政府，几年前就已濒临财政破产。各级地方政府当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说明其财政实力的不可持续性，还债压力很大，这都是当前需要考虑的。

　　再从历史情况看。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银行不良资产非常严重，其中很多是政府投资的烂尾项目导致的。那一轮投资造成的银行坏账，保守估计为3万亿以上。

　　一般来说，新增贷款在头一年大量增加后，为了弥补在建项目的资金缺口，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信贷都很难真正收紧。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施工时间长、收益率低。项目完工后，银行的坏账风险才开始显现。

　　第二， 房地产企业贷款。纵观各国情况，房价只涨不跌只是神话。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流行这样的神话，于是，日本各银行偏好向房地产领域发放贷款。1990年，房价泡沫破灭，给日本金融系统造成了巨额坏账。1998年底，日本官方认为金融机构坏账达7131亿美元。到了1999年，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高达10000亿～12000亿美元。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房地产开发贷款未必是安全区。一些房地产企业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紧张。日前，北京国土局发布公告，取消了大龙地产顺义后沙峪天竺开发区22号住宅用地的资格，原因是大龙欠缴土地出让金。这就是一个案例。

　　第三， 个人住房贷款。美国次贷危机，正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出现了问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个人房贷资产质量优于美国，因为我们严格执行了首付比例。但是，中国的个人房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资性或投机性的贷款。一些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70％的购房者为投资和投机性购房。我们都知道，投资性购房资金占总购房资金的比重是判断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海外这一指标的警戒标准为10％。由此可见，泡沫严重的情况下，个人住房贷款并不是银行的避风港。

　　如何疏解“隐性风险”

　　实际上，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银行面临的潜在风险。2010年1月19日，温家宝讲话“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关部门要求一些银行暂停发放贷款。

　　但是，现有的政策只是临时的治标举措，尚不足以减缓正在积累中的金融风险，如果操作不当甚至还会加剧金融风险。对于规避风险，我们认为：

　　第一，对贷款资金进行分类，根据现实情况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并有针对性地监控。已经投放的贷款，唯一能做的是监控其资金安全情况，并酌情采取相应举措。当然，那些政府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后续尚需贷款，为了避免导致已放贷资金成为风险，还需继续投放贷款。

　　第二，逐渐分散贷款投向，避免集中性风险。贷款资金是否安全，是很难判断的。有些项目，近期看，是优质贷款，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比如国家产业政策的转向、市场供求的变化，等等；它可能就转化成了劣质贷款。有的项目当前的资产负债率很低，可随着形势的变化，资产负债率却变得很高。所以，分散信贷资产，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重要法门。

　　第三，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优化资产结构。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平均低于20％，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第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银行治理机制。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给经营者以充分的自由去经营管理好银行，所有者不能对其作过多的干预；二是保证经营者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运用这些自由去管理好银行，使经营者得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显然，当前，银行的所有者实际上让位于各级政府，而政府对银行的经营管理干预过度；由于干预过度，银行的经营者没有充足的积极性保障按照市场规则去经营。周小川曾于2004年6月发表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及90年代以前，银行业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大约有30％来自于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现在行政干预不改变，将给银行带来同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