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简历：
山东诸城(今属胶南)大台村人。1975年12月16日卒于北京。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
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出身于富裕之家。幼年在其家设学馆读书。
1914年去青岛礼贤学校学习。
1917年中学毕业回家。
1917年秋天，因遭土匪抢劫，举家迁往诸城，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
1924年夏天到上海，进入实际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曾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1927年春夏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
1928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秋冬期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他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1年1月，王明掌握中共中央实权后，他又取得王明的信任，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江西苏区，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康生留在上海工作。 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非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报告。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迫害了一些好的共产党员。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生随王明于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康生与王明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拿日本津贴，造成很坏的后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康生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时，经做工作，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免去其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康生参加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会议。会后，他参加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土改会议。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改会议上提出要改造渤海区党委和政权。这次会议错误地处分了当时渤海区党委和行署主要干部数人。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康生任书记，30日，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4月2日，又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增补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打击迫害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
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
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16日病故于北京。
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开除其党籍。
康生在中调部煽风点火的丑形
彭绍辉在中央调查部大联委第三召集人康文久写给总理、康老（康生）、曹轶欧的告状信上附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信笺上批示：此件我已看过请黄总长审阅后呈总理康生同志审阅。黄总长（黄永胜）批示即呈总理、康老阅示。此批示是铅笔书写。“总理”二字用铅笔圈过。康生用红笔圈了“康老”二字，旁边同样用红笔注：意见己批在信后。
总理、康老、曹轶欧同志：
十月八日上午我部军代表和部业务领导小组召开了现在主持业务工作的处以上干部、各局整党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大联委委员、各局联委第一召集人会议，这个会议是九月二十九号会议的继续。
八日会议主要是追问陈新华同志八月二十日部大会上传达康老“八、五”指示时，为什么不让罗青长同志上主席台，是谁决定的？陈新华同志不便回答，一些同志抓住不放，进行围攻。从十点半一直僵持到十二点。现将情况占报如下：
王午成（副处长）同志发言中提到八月二十号部大会上传达康老“八、五”指示时，罗没参加大会的事，其他同志打断王的发言要军代表澄清问题。
王炎堂局级干部：传达“八、五”指示的大会前，罗青长同志要求到会发言表态，陈新华同志说你不要去了，我一会儿就回来，还要谈工作。
吴广慈（现干部组副组长）：不让罗参加会议是军代表决定的，还是中央决定的，希望陈新华同志澄清。
王炎堂：这个问题（指没让罗上主席台事）在部里和部附属机构里产生了多么坏的影响！
孙仲才（大联委委员）：陈新华同志应亮活思想。
会场沉默
王午成：我继续谈吧。
众：要陈新华回答这个问题。
陈新华：大家谈纹巴，把问题都摆出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好好学习主席思想。
众：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谁定的吗？
程光武（大联委委员）：在五七干校传达八五指示时，主席台上没有罗，造成很大的影响。
彭华（局长）：同志们要求陈新华同志澄清这个问题，这完全是正当的大。
孙开赞（大联委第一召集人）：陈新华同志不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对主席群众路线的态度问题。希望陈代表不要顶牛，要端正态度。八月二十号那个会，开得很突然，是个突然袭击。你要端正态度，不要在那里另搞一套，包是包不住的，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忠诚老实，你今天的态度不对头。
陈新华：我欢迎同志批评帮助……
众：打断陈的发言，我们问题不清，怎么帮你？简单事实吗，为什么不能澄清。
鲁丁（东风大楼统一联委第一召集人）：陈新华顶在这里，这个态度是不端正的。少
王玉章（二八局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新华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是自欺欺人的。
陈新华：我的意见是大家把意见提完以后，我们再做检查。
（此时有人拍桌子，哄场，说不回此问题，，是对八五指示的态度向题）谁拍桌子（铅笔）
陈新华：我八月十八号从干校回来，八月二十号开大会我受专案组委托同青长同志谈话谈过一次话……
众问：你受谁委托，明确表示叫罗不参加会吗？
陈新华：是的。
熊向晖：今天的会不象党内会议，像个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贯例是提出问题，不予否定，就是默认。今年同志们问罗没参加大会，是不是没请示中央，军代表末予否认，这就是说确实没有请示。我们下去是否可以这样传达。（有人呼应：是，我们就这样传达）
肖赤（局长）：军代表应该端正态度，否则学习搞不好。这个会议主席不一定陈新华一个人当，应当轮流（按：军代表叫冯铉同志主持会议，冯铉同志不主持，互相推了一会，陈主持了今天的会议）。新华同志这样的态度，我没信心。现在实质性问题还没有提出，群众反映很大，我们没法工作。群众说八月二十号大会俺传到康某，把物质是大会是王、关、戚极左思潮干预我部运动的第二次大会（按：第一次大会可能系指1967年8月姚登山来部放毒一事，此话极端反动），军代表主持会议，军代表传达，杀气腾腾。你（指陈新华）耍两面手法，一面抬我们上去，一面把我们将空。我在六局有什么权，连派车的权也没有……
休会
以上情况供参考
落款是：中央调查部大联委第三召集人：康文久
１９６９年10月9日
康生于69年10月27日作出批示。批示使用铅笔写的。批示如下：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我看到此件后，即打电话告诉陈新华同志：（1）在九大以后，在目前举国紧张进行备战工作之时，中调部一小撮人利用总理九月十六日的讲话和我八月五日的批件等为借口，大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中调部的军代表，这是极端错误。（2）罗青同志不参加沙韬专案分组，这是我决定的。因为罗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包庇沙韬的罪行和有关文件，长期不揭露。在群众揭露后又没有做认真的彻底的的检讨。他的责任应该是做进一步的彻底检讨和揭露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等人的罪恶，不是参加审查沙韬的专案问题。我这种决定，同陈新华，朱遂良及其它军代表组的同志完全没有关系。中调部有些人是了解这种情况，他们故意攻击军代表是别有用心的。（3）熊向晖、肖赤把党的会议说成是资产阶级招待新闻记者的会议，说八月二十日会议，是反革命王、关、戚思潮干扰中调部运动的第二次会议。如果核实他们确实说了这类话，这是对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人民解放军的恶毒的污蔑，是反动的，必须加以批判。（4）陈新华同志，在一些人围攻之下，坚持党的原则，在未征得我的同意时，不便在大会上说明，他做的完全对的，他没有在错误的围攻和起哄拍桌子威吓下，表示屈服，丧失原则立场。（5）熊向辉、肖赤、王炎堂、彭华等人的挑动下，一些起哄和拍桌子的人是受了挑动和蒙蔽的，他们没有责任，责任应由挑拨者来负责。（6）熊、肖、王等人必须彻底检查自己，明确地交待问题，诚恳的承认错误
上述意见，同时已告彭绍辉和黄永胜同志。也扼要同恩来同志谈过。
康生６９年10月27日
附图：康生亲笔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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