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森评摩罗

我觉得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表面狂热的语言只是为了遮盖他的理性选择。
摩罗当初在北京印刷学院做教师的时候，因为右的极端立场，学校不让他上课，起先不发奖金，后来连工资也不发了。那时他租黄村农民的房子，还没生孩子，生活负担轻，还能勉强顶住。

    刘梦溪把他调到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贷款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如果坚持原来那一套，再次失业的话，他可能连生路都没有了，况且他非常喜欢孩子，总是想着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管在哪一端的极端主义情绪，单靠个人都是难以维持的。极端主义最后都会投靠到某种势力的怀抱中去。


    无论在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现实，极端主义者能坚守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几乎没有。

    一个人，让自己沉浸在他无法承担和承受的情绪当中，压力过大过久，他不走向自我毁灭，就只好背叛自己。

   把摩罗作为一个个案来研究，可以使我们明白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