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析美国人爱消费与中国人爱储蓄现象(中国青年报 2010-3-9)

当前位置：首页-->> 思想者
析美国人爱消费与中国人爱储蓄现象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教授
■田心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3-09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判断美国人的总需求要减少，随之全球总需求增幅放缓，那么，亚洲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谁就能主导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关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实质上是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原因又是什么？有人说，美国和中国实质上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消费和储蓄严重失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曾说，是中国的储蓄助长了美国的房产泡沫，美国人太爱消费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爱储蓄了……究竟如何看待这一系列问题？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向阳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专访。    关于储蓄、消费、投资的基本关系
《思想者》：有人说，美国和中国实质上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消费和储蓄严重失衡。您认为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答：现在，国际上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都把最后的焦点落在了美国的逆差和中国的顺差上，认为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很表面的且不负责任的说法。《思想者》：为什么？这不是事实吗？
答：谈论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储蓄和消费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实际上，一个国家跟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总收入无外乎有两块，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储蓄，即收入＝消费＋储蓄。在国家层面，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恒等式，储蓄这部分是用作投资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储蓄与投资。这是理论上的平衡，在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只有在全球层面上平衡才存在。
《思想者》：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和储蓄与投资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答：从一个国家看，储蓄和投资是完全可以有差异的——如果储蓄大于投资，简单地说就表现为顺差；反之，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表现为逆差。这种差异派生出第三个等式：即储蓄－投资＝顺差（或逆差）。如果主要国家的这种差距过大：一部分国家逆差过大，另一部分国家顺差过大，就出现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
《思想者》：那么，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答：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匹兹堡G20峰会上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个客观存在。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美国多年来的储蓄小于投资已经不可持续了，换句话说，美国的逆差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过去20年来，美国一直是逆差，有逆差的国家肯定得有顺差的国家。当今世界最大的顺差有几个地区，石油输出国是一块，再有就是东亚。这几年，东亚最大的顺差国就是中国。只要深入地看看这种失衡背后的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美国总是“不差钱”
《思想者》：根据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中国2009年12月间，减持了34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所持美国国债降至7554亿美元，虽然将美国国债第一持有国的头衔再次归还给了日本，但仍位居第二。
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一种高消费与高负债并存的模式，它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的65％，可为什么美国却总是“不差钱”呢？有人说，中国是穷国，美国是富国，可是中国却在“借钱”给美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答：美国的逆差背后反映的是其多年来的负债消费模式，也就是靠借钱过日子。支撑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基础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可以通过开动自己中央银行的印钞机，来换取真金白银，也就是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的财富。这是支撑美国多年来负债消费的基本条件。反过来，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印美元来借债进而进行消费，是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美元。
二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持续了这么久，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以及部分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直接相关。产业的空心化涉及很多问题。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例在12％~15％之间，与此相对应，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而美国之所以这么长时间致力于发展金融业，根本原因是它能够通过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分配中获取最大的份额。
我们看上世纪80年代,美国还是一个净债权国，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跟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相抵以后是一个正数，因而美国每年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净投资收益。到2005年前后，美国的海外净债务超过2．5万亿美元，而按照美国官方的国际收支统计，海外净投资收益仍然为正。它作为债权国能赚钱，作为债务国还能赚钱，这是一个统计上解释不了的现象。
所以，一个很直接的推理就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低于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这种投资收益率的巨大差异就是建立在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之上的，这是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手里有储蓄，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就像我们的钱在我们这儿好像不是钱，只有到美国转一圈才能称做钱一样。    中国人为何爱储蓄
《思想者》：据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储蓄过度与消费不足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因为大家对教育、医疗、失业和住房的前景预期不乐观。
答：我认为，这要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合理。多年来我们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点是投资生产性项目，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不足。这种生产性财政模式多年来导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消费者不敢消费。二是涉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从统计上看，国民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工资收入，一部分是利润。多年来，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利润的比例则不断上升。
《思想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衡的状况呢？
答：造成这种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比例失衡与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到位有关系。比如说，谁污染谁治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是企业污染，政府拿钱治理，无形中就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还有些企业对农民工不提供必要的保险……
因而，如果说国民收入再分配只是限制人们的消费欲望，那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则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老百姓最终不敢消费的根源是他们手里没钱。这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第二个原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文化因素就是中国人传统上就喜欢存钱。    美国的过度消费与中国的消费不足
《思想者》：您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与中国的消费不足之间有必然联系吗？记得美国《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讲，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创造出一种新理论，解释美国人对外借款消费倾向。他称，问题不是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储蓄太多，他们能够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为美国人的消费提供经济支持。
那么，中国的储蓄真的助长了美国的房产泡沫吗？而对“美国人太爱消费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爱储蓄了，把钱就非常便宜地借给了美国人去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链条，最后导致了一场危机爆发”的说法，您认为这个话有没有道理？
答：美国的过度消费跟中国的消费不足，表面看起来是对应的，但是，综上所述，实际上它们的形成机制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此，有些人说美国的消费过度是因为中国消费不足造成的，实际上是混淆视听。
《思想者》：有观点认为，事实上正是美国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工具，把全球对外金融资产演化为过度消费和进口，演化为金融泡沫，演化为全球性系统风险。
答：是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得益于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国的负债消费拉动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然后，他们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支撑着美国的房地产、国债，从而也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创造了条件。这种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循环，是支撑全球经济过去十多年增长的主要机制，简称为“双循环”。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这种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一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过去十几年间，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本来就上升得特别快。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到危机前已经上升到了130％，家庭资产在危机阶段又出现了大规模缩水。二是美国家庭需要提高储蓄率偿还其债务。据估算，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总需求。
《思想者》：美国会改变这种负债消费的模式吗？
答：个人认为，美国原有的负债消费模式需要调整几乎已成为定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要调整负债消费结构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除了私人储蓄率提高之外，美国的调整在国际收支方面也已经显现出来。200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还在6000亿~7000亿美元，到2009年的第三季度折合成年率已经降到了3000亿美元。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提出要以“出口导向型”模式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
《思想者》：为什么这么说？
答：美国能做到贸易收支平衡就会对全世界的总需求形成重大压力，如果他要致力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可能人为地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促进美国出口。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也等于是让人民币变相升值。虽然目前美国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美国政府一直在大规模发债，一旦人们对美国国债失去信心，美元就会陷入贬值。果真如此，美元贬值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出口，还会向海外转嫁巨额的债务风险。    中国该如何做出调整
《思想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如何做出调整？
答：中国是整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网络中，日本处于最高端，然后是韩国、台湾地区，而我们处在最末端——组装加工阶段。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储蓄大于投资的，所以整体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贸易不平衡的恶名。因此，单独让中国做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显然我们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这涉及下一步亚洲能不能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种失衡，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它不可持续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项内容就是需求结构调整，即从原来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也谈到，金融危机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倒逼机制。如何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既要让出口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要承接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上游经济体对我们的出口，内外部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种转变，那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下一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思想者》：您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如何才能掌握主动权？
答：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判断美国人的总需求要减少，随之全球总需求增幅放缓，那么，亚洲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谁就能主导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3/09/content_3121466.htm
当前位置：首页-->> 两会特刊
“40岁前用命换钱，40岁后用钱换命”
“开胸验肺”引发代表委员探讨如何救济“张海超”们
本报记者 刘世昕 甘丽华 刘声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3-09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开胸验肺”不仅成为2009年的网络热词之一，也成了今年代表委员们讨论职业病时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高春芳委员的说法是，28岁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的事件折射了我国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诸多困境，解决农民工因病致贫，维权难的问题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打工经济给农村带回职业病    高春芳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8年间，他每年都坚持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他从积攒的调查结果中发现，近十年来，农村慢性病的种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接触有害物质导致的职业病在农村慢性病中的结构中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比较普遍的病有因接触苯等有害物质引起的血液病、肾病，还有大量的是尘肺病。高春芳说，据他对患病农民工所做的简单调查，他们几乎都不知道所从事的工种会危害健康，企业的老板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防护措施。    简少玉委员说，她曾到一家企业调查，发现大部分工人由于缺乏对职业病的认识，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意识，竟然因为嫌麻烦，不配戴防护口罩，结果是“40岁前用命换钱，40岁后用钱换命”，职业病导致农民工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    我国已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国家之一。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08年全国新发各类职业病13744例，其中尘肺病10829例,占78.79％,发病工龄比2007年缩短2.35年,实际接尘工龄不足10年的有3420例,占31.58％；群发尘肺病时有发生，仅一次发病超过100人的就有13起。    多头管理带来监管空白    除了工人自身缺乏防护意识外，职业病在农民工中呈上升趋势的原因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漠视《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根本不把防护问题当回事。    简少玉说，法律规定，有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在新改扩建时，都要向卫生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的预评估报告，并且预防职业病的防护设施要与工厂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并经卫生部门验收后才能投产，但在很多地方，这些程序都被省略了。更有一些企业，明明知道生产过程对健康有害，就采取经常更换工人的方法，逃避职业病防治的法定责任。    周宜开委员的观点与简少玉相近，他说，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竞相降低准入的门槛，竟然允许有职业病危害的企业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就上马开工，还打着保护投资环境的名义，阻止执法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使得一些工业园区成了职业病防治的盲区和死角。    导致监管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多头管理。周宜开说，由于国家法律规定和文件打架，卫生和安监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能尚未理顺，造成谁都管，又谁都不管。    2003年11月，中编办15号文将职业卫生监督职责一分为二，明确安监部门负责作业场所监管，但《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务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等对此均未作相应修改，执法主体仍是卫生行政部门。尤其在基层有关部门，执法力量缺乏有效协调配合，监督执法力度薄弱，对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惩处不力。    如何救济“张海超”们    如何救济“张海超”们？    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说，张海超“开胸验肺”是因为现有法律的诸多限制不利于受害者申请职业病鉴定，有的用人单位在对待职工职业病认定的问题上梗阻多于配合，消极甚于积极，给职工认定职业病人为设置障碍。他建议能适时修改相关法律。    张俊九委员也认为，应该解决劳动者因无法提供劳动关系、职业接触史等证明资料而不能进行职业病诊断的难题。他说，劳动者与企业占有信息不对称，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劳动者提出诊断要求，相应企业不能证明该劳动者没有在该处从业和没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即视为劳动者和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并从事有职业病危害工作，企业对职业病危害的后果承担责任。    周宜开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职业病的救助制度。他说，一旦感染了职业病，普通职工家庭一般都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为了保证职业病患者能够病有所医，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职业病救助机制。    首先，对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职业病易发、高发的劳动岗位，要求企业进行强制性职业病医疗保险，一旦出现职业病症状，就可由保险公司提供医疗保障补助。另外，对从事容易引发职业病岗位的员工，定期组织强制性体检，尽早发现问题。再有，可以尝试建立职业病防治基金，吸收社会捐助，重点解决职业病易发、高发和困难企业的职业病患者医疗救助和用于没有单位承担责任的、或责任单位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农民工职业病人的救助，有效地解决职业病防治资金不足的问题，确保职业病患者能够病有所医。此外，国家还应建立司法救济和法律援助制度，维护农民工职业病人合法权益。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3/09/content_31213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