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茅于轼的谬论

作者：刘仰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966    更新时间：2010-3-2   顶    荐  ★★★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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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的谬论
刘仰
茅于轼先生可能是要推销他的书，在他的博客上发表文章，标题是《道德能值多少钱？》。文章不长，其中的谬论倒是不少。文章开头，茅于轼先生说，人的行为和结果，可分为四种，即利己利人、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不利己。他没有分析最后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情况，这个选择可以理解。因此，茅先生分析了前面三种。
茅先生说，利己利人的活动是有利于社会的，但是，“当利益总量一定时，此人多一些利，他人就必然损失一些利。”茅先生说这叫“零和对局”，因此，要让利人利己能够实现或成立，“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使社会的总利益扩大”。这段话说得挺好的，但是，后面一段话就很成问题。茅先生说，“商业交换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一切经济活动，除掉少数情况外，都具有扩大社会利益的功能，因此，商业活动是既符合于道德又符合于利益的行为，是最值得提倡的善行。”换句话说，茅于轼先生认为，利人利己只有商业交换等行为才能实现。
我不得不说茅于轼先生在这里混淆视听。“商业交换”能扩大社会利益吗？用一块肉换了一袋米，肉和米都是原先存在的，哪个是被商业交换、扩大出来的？如果要说“善行”，种粮食的才是善行，养猪的才是善行，商业交换在这两者之间，只应该是一个辅助作用。茅于轼此论的结果，就在于为商业交换唱赞歌，而贬低了所有真正创造利益的人。他把商业交换中的“利益转移”变成“利益扩大”。用老话说，他就是贬低真正的利益创造者，而美化商业交换这一利益的剥削者。尤其当掌握商业交换权利人，通过交换规则的设置，为自己谋利的时候。当然，把别人的利益都转移到个别人那里，对于个别人来说，利益确实扩大了。但是，如果没有创造，全社会每个人都能这样通过商业交换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吗？很奇怪的是，茅先生前面说到“零和对局”，茅先生作为经济学家难道不知道商业交换就是“零和对局”？它怎么就在茅于轼先生那里变成了具有“扩大社会利益的功能”？这就要说到茅于轼眼中的“损人利己”问题。
茅于轼先生认为，“从道德评价来看，……损人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如果是损人利已则更为人所不齿。但从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行为就有利于社会。”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比方说三聚氰胺问题，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如果加得少、加得适当，没出现人命，大约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因此是有利于社会的。前一阵子我与易中天讨论“道德沙尘暴”问题时，主要都在说如何面对、治理“道德沙尘暴”，而没怎么说到“道德沙尘暴”是如何起来的。在茅于轼先生这里，我看到了道德沙尘暴的源头。既然大经济学家说，从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有利于社会，人们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所以，茅于轼先生很可能愿意给毒奶粉、苏丹红、楼脆脆等行为的当事人上上课说：你们只是损人太大了点，以后注意分寸，不要出人命，接着损人利己吧。
茅于轼先生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得益。”看到了吧，茅于轼先生所认为的商业善行，能够扩大社会利益，本质上就在于损人利己。这显然是一种“经济人”的概念，即，把人的所有行为都用经济来衡量，经济效益大的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当然，茅于轼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意识到会有反对，所以又假定站在道德立场说，利益评价会有主观性，在对待损人利己时，“人们习惯上将自己的利益看得较重，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较轻”。因此，在提倡道德的人看来，“此闸一开，可能导致严重损人、轻微利己的恶行普遍泛滥”。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不注重主观的东西，只注重实实在在客观的东西，比方说钱多了还是少了，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以，只要用钱这种极为客观的评价代替人们的主观评价，问题就解决了，就可以放开了损人利己了。就好比100块钱对穷人可能就比天还大，100万对富人根本不算什么，茅于轼先生的意思说，要抛开这种主观意识，就是直接比较100和100万这个非主观的数字，谁小谁大不是很清楚吗？为了对付这种道德上的担心，茅于轼先生巧妙地将自己文章的标题定为一个反问句，“道德能值多少钱”？虽然茅于轼先生没有给出结论，但是，很显然，只要认为道德不值钱，这种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不知道茅于轼本人是否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讲到“损己利人”这一道德行为时，茅于轼先生这样说到：“同一事件对他本人而言是损己利人，对别人而言又变成了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种原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原则。”怎么理解茅先生的话呢？比方说，张三损害自己的利益帮助李四，张三就是损己利人，站在李四的立场，李四就是损人利己。这就是茅先生前面说的“零和对局”，也是茅先生后面说的“义务为别人做好事却在鼓励别人做坏事”。简单来说，茅于轼先生在这里露出了真实的心态：道德是坏的，因为他只对讲道德的本人有虚伪的作用，对于道德施加的对象，实际上是鼓励别人做坏事。比方说到敬老院做义工，实际上是鼓励老人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年迈的老人们也许应该听从茅先生的建议，继续辛苦劳作，不该被全社会敬养老人的道德惯坏了。这就是茅于轼先生的逻辑。所以，茅于轼先生在自己博客文章的标题上问：道德能值多少钱？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他的答案了，这就是，不值钱。
我想反过来问一下，茅于轼先生鼓吹损人利己，反对损己利人（比方说雷锋精神），把他评价雷锋精神的逻辑用到他所赞扬的“损人利己”上，例如，张三损害李四的利益为自己得利，张三是被茅先生肯定的损人利己，站在李四的立场，李四岂不是茅先生反对的损己利人、雷锋精神？所以，我们看到茅于轼的逻辑：原来他要大家都当雷锋，接受损己利人，接受“被”损人利己的伤害，让少数人损人利已。这里还有一个奇怪，茅先生前面说“零和对局”，他在否定“损己利人”这一雷锋精神时，用的也是“零和对局”的概念，为何到了提倡“损人利己”的时候，茅先生所说的“零和对局”就不成立了？就成为具有扩大社会利益的功能了？为何损己利人的雷锋精神不能具有扩大社会利益功能？只能是“零和对局”？
我终于知道易中天先生为何对于“道德沙尘暴”要“从长计议”了，因为，有茅于轼先生这样的经济学家当道，道德沙尘暴一定是会愈演愈烈的。如果我们不能反驳茅于轼先生的谬论，不能公开、坦然地批评一批“茅于轼们”的奇谈怪论，只能接受“茅于轼们”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利益至上，那么，道德沙尘暴就只能任其泛滥了。我们还看到，茅于轼先生说“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在本质上与易中天说“不问动机、只问结果”也是极为相似的：动机就是损人，结果就是利己。把易中天和茅于轼结合在一起：如果利己的结果很好，就不要去问损人那一点点坏动机。
脑力游戏也许快把人绕晕了。茅于轼在文章最后很突兀地说，“不论损人利已和损己利人都行不通，只有公平分配才行得通。这说明在制度设计中，对等和公平不但在伦理上，而且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行的原则。”茅于轼先生最后似乎又回到了中立的立场。但是，第一，他在整个文章中都表现了赞美损人利己、批评损己利人的立场，所以，文章最后的折中在我看来有点虚假。第二，茅先生所说的“对等和公平”究竟是商业原则还是道德原则？如此虚晃一枪并不能证明茅先生自己在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上“对等和公平”。第三，茅先生说这是“唯一可行的原则”，那么，由谁来做这个原则下的“制度设计”？是主张“损人利己”的人吗？大道理的背后是很现实的问题。茅于轼先生抛弃了“损人不利己”，否定了“损己利人”，在“利人利己”的葫芦里，卖的是“损人利己”的药，这个唯一可行的“对等和公平”的制度设计，恐怕也只能是损人利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