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叶剑英元帅身边工作，接触毛主席讲“四人帮”的问题比较早。

　　从1973年12月9日，到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先后５次批评江青等人，指出批判周恩来总理（叶帅也同时挨批）是继林彪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话，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取代毛），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呢！并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把问题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说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主席下了决心，并向政治局同志交了底。

　　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回，而对于叶剑英元帅来说，更是他日夜忧虑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去世与叶帅半靠边站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追悼大会刚开完，“四人帮”就杀气腾腾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不及待地夺取总理位子。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军委工作。这一文件的下发，打破了“四人帮”一伙夺权的美梦，但也使叶帅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２月１６日，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

　　叶帅对出现的这类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强力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叶帅早已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肉中刺。大规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伊始，叶帅就预料到“四人帮”把主要矛头对向邓小平同志后，对自己是不会放过的。

　　叶帅在听取我们秘书汇报情况时，每当讲到国际国内对周总理逝世情况的反映时，都是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但接触到对一、三号文件的反映时，他反而表现得泰然自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盼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局，主席能够对小平一批二保，让小平同志继续工作。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此间，除了中央、国务院、军委的一般文电、简报、资料继续给叶帅传送外，作战、情报等部门上报的文电没有了，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请示报告不见了，同党政军等方面联系的通信工具几乎休息了，就连我平日接触较多的一些同志也因害怕路线斗争而疏远了。总之，过去那种热烈、紧张、车水马龙的景象没有了，首长住地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叶帅注重内部团结并广泛接触外界

　　1976年3月16日，叶帅向我了解中央一、三号文件下发后办公室同志的思想情绪。

　　我如实向他汇报后，他对我说必须加强支部领导，组织好学习，搞好团结，切实掌握每个人的思想情况，要关心爱护每一个同志。他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办公室的教训，他说，当时山前山后的一些人都造反了，贴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窗户上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照明。当时办公室工作人员除许卓亭、王守江同志外都造反了，家里的亲人也被抓了，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二办成立了叶向真专案组，和彭老总、贺老总、邓小平专案组并列，用的是我女儿的名，实际是对着我。服务人员出去串连也没人给做饭了，我到伙房自己搞，结果把酱油当油用，而且还常受监视，她们外出前就盘电话线作记号，怕我和外界联系。这次不会这样了，主要是形势与过去不同，我还没被罢官嘛。但也要注意在军办领导动员写揭发材料的情况下，防止个别思想不成熟的同志上当受骗，主要是搞好学习和团结，提高识别是非能力。之后，叶帅还专门同王守江、张廷栋、陈效良、张燕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要求我们注意国内问题，加强研究、分析和综合，敏锐、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我们遭遇的冷清局面很快过去了。特别是经过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后，许多老同志打电话、上门探望，派代表提建议和交换意见的人就更多了。那一段时间，叶帅先后同中央、国务院、军委三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几十位领导同志进行过接触。范硕同志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的很细，故不再述。

　　叶帅根据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周总理要叶帅讲究斗争方法,大权不能落入“四人帮”之手的临终嘱托,在国锋同志接任总理职务不久，就主动去东四史家胡同与国锋同志谈心。国锋同志谈了人事安排，军队、民兵问题，给叶帅留下较好的印象，特别是在此后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国锋同志观点明确、敢于坚持原则,叶帅心中有了底,全力支持国锋同志。

　　叶帅和王震同志从红军时期到建国后一直是相知，数十年来王震同志一直把叶帅的雄才大略和高风亮节奉为楷模。他是到叶帅家不必通报的常客，就连我后来调北京卫戍区工作时，他还参加了欢送会。他也常到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家串门，议论“朝政”沟通消息。“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向叶帅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帅表明主席在世，要等待时机。叶帅还嘱咐王震多与汪东兴同志来往和联系。汪是中办主任，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主席的行动都由他来安排，江青要见主席也不例外。王震同志表示要做好老帅的联络参谋。

　　叶帅派王震去见陈云，听取解决“四人帮”的意见。陈云讲现在斗争很复杂，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震动小一些。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叶帅拿，相信他这个智多星会有办法的。

　　身处逆境的小平同志向王震询问了叶帅现住何处、起居活动如何安排后，连电话都没打，以“上街”为名，悄悄地来到叶帅住地小翔凤。他俩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小平同志对叶帅“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希望。

情况紧急，当机立断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2日，我向叶帅汇报情况时，叶帅说主席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要注意国内情况，要我注意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情况，特别是部队调动和武器弹药、物资的调运，还要注意民兵指挥部的问题。听说在8月底，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已给民兵发武器，还准备搞演习。之后，我立即同我原单位总参作战部熊发启，齐树林同志接触，了解掌握情况。为应付不测，我列出了基本资料目录请负责文件、电报工作的李俊山同志帮我搜集，主要有：（1）陆海空军军以上干部名册；（2）陆海空军现行部署图表；（3）国防工程部署图；（4）通信、装备、动员、物资保障和国防科研尖端武器等资料，放入战备箱，以备随时使用。

　　9月8日夜，毛泽东主席病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与之诀别后回到休息室，主席又示意张玉凤唤回叶帅，那时主席已不能说话，只是紧紧握着叶帅的手，似有重托，叶帅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军队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提出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要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不同意中央要毛远新回辽宁的决定，并围攻华国锋同志交出中央领导权；10月3日，王洪文到平谷叫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阴谋策划调动驻郊区装甲部队入城发难；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上抛出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叶帅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四人帮”下的反革命动员令，必须先发制人，争取主动。他先到东交民巷15号与国锋商定部署，又立即到中南海南船坞一栋与东兴同志详细研究具体行动方案。方案的知密范围甚小甚小，除国锋、叶帅、东兴和具体执行人员外，再无人知晓。

　　1976年10月6日，我一上班，就接到张春桥办公室严某电话，称张要来看叶帅，经请示后婉言回绝了。约13时，华国锋总理办公室曹秘书通知，晚上８时在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要提早一些到。我当即向叶帅作了汇报并告警卫参谋马西金准备。

　　22时05分，叶帅司机赵绍贤告诉我，首长叫你和王守江主任马上到玉泉山，我立即提上已准备好的战备箱并与王火速前往。我们到达玉泉山后，叶帅兴奋地告诉我俩，“四人帮”要搞政变，被我们顺利解决了。我俩听后恨不得蹦起来欢呼，但首长又很快平静下来布置新任务，守江同志注意文件和党政方面情况，文理要与总参二、三部联系，密切注视国内外动态，尤其要注意苏修、蒋帮情况，了解掌握部队情况，当前重点是空军和北京外围部队及南京方向的动态。现在赶紧准备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俩立即协助马西金在叶帅住处布置政治局会议的会场。23时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国锋、剑英、先念、东兴、锡联、振华、登奎、吴德、永贵、桂贤、志福共11人。会议就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问题作了决定，10月7日晨2时15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原载《时代潮》2000年第十二期，本文作者王文理为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