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_并不都是坏事

　　傅勇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随着10年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这种担心显然不是多余。

　　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风险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好处显而易见。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正确的事情，通常也适用于一国。人口红利就好比一家成员中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这个家庭的纯收入自然就多一些；而困难户通常是老人小孩多的家庭。人口结构因素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含义也是如此。

　　中国已经享受人口红利多年。有研究显示，单单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率就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结构的优势。无独有偶，国际研究表明，在1970~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因素的贡献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毫无疑问，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并且，人口红利对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人口红利的消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冲击就有多大。中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届时，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0.25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口负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甚至有专家估计经济增长率会因此下降达1/3。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无疑是一场灾难。人口红利消失会通过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一是劳动的人少了，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多了；二是消费的多了，储蓄的少了。前者意味着劳动投入的下降，而后者意味着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两大源泉，增长必然受影响。

　　我国的困难还在于未富先老的尴尬。从国外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已经走过了人口转变（如日本）或者正处于这个阶段（如英国），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

　　但与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同，我们必将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具体而言，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投资引擎也将动力不足；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我国积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挑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对中国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其他国家大多是在较发达阶段才出现老龄化。

　　提供契机

　　悲观论者可能还能找到更多的理由，但归根结底，这些理由都是强调了劳动力和资本的重要性，这些生产要素固然重要，但绝不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

　　人口红利其实在我国早就出现了，但并未诱发经济高增长，因而人口红利因素不应被过度夸大。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更多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只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我国的历程表明，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高增长；但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否终止我国的高增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其他条件很可能会出现改善。前面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长将因此大幅放缓的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做出的。经济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一个预言是，马尔萨斯相信，因为食物增长（呈算术级数变化，即1，2，3……）肯定赶不上人口增长（呈几何级数变化，即1，2，4，8……），人类将不可避免地间歇性地走向自我毁灭。这个预言的前提就是，假定了技术不变。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食物产量增长甚至超过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的问题也是一样。虽然，人口红利消失会导致劳动力数量以及储蓄的下降，也会造成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但与人口红利消失同步的是，其他条件的改善很可能会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留下的缺口。

　　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国情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为如何能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短缺继续努力。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时代将要失去，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就会立刻紧缺一样。实际上，我们的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不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我们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弊端多多的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从个人来说，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进而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回报。另外，劳动力存量因老龄化而下降可以通过推迟退休年龄而加以弥补，这是先行国家的普遍做法。当前，一些年富力强的职工常常被迫提前离岗，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反常的现象也将随之下降，这也将减少劳动力的浪费式使用。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振奋消费的引擎功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进行“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而，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将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这种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我们也看到，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一个家庭的收入只能是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构成。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通过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比起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并把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体制，养老保障的这种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上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