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返乡随想

图：作者（前右一）在农村时留影

作者介绍：上海新滬中學68屆初中毕业，去吉林插队，后留學德国，曾任同濟大学校長，现任中国科技部部长

返乡随想

－－作者：万钢
 
又见东沟

三十多年前，我们乘坐了4天3夜的火车，在县城延吉县龙井镇居民家住了一夜。清晨，睡意蒙蒙地登上卡车就出发了。一路上我默默地数着路过的村庄，砖房没了，瓦顶没了，电线也没了，路边只有一排细细的木杆，挂着两根铁丝线。“我们去的地方或许还有电话，两根电线挂着我们联系家乡的一丝希望。”

三十多年以后的道路依旧，仍然还是沙石路面，冬天依然结“冰湖坡”，春天依然会翻浆，夏天雨后依然要封路禁行。只是对面驶来的拉木车上装的已经不再是大原木了。路边的电线杆已经换上水泥杆。记得我们当年拉电线进村时，立的黄花松电线杆，砍树，抬来，竖起来，架电线，然后总算有了电－－我们自己拉来的电。路边的电话线也不再是铁丝线，或许已经换上了适用远距离信号传输的铜绞线，还有闭路电视线。电气化、信息化的步伐超过了公路交通化。

车到南大地，同学们坐不住了，话音明显地响起来，“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激动”，随行的年轻人或许会这么想。一里多长的垄沟，春天铲地，头上包着纱布还被咬得满头是包；夏天薅谷子，蹲着跪着爬着，一头汗，满脸泥。1974年我当队长，上头要求密植，20厘米一株，都知道那是胡扯，要饿死人的。我们把靠道边的6趟密密地种下，然后该怎么种怎么种，那是意会，不必言语。领导来检查，不会深入6条垄。结果得了个小丰收，也被说是“密植”的成果。

隐约传来锣鼓声，多像三十多年前，也是上午。记得那天汽车进村，地上正在翻浆，猪、狗满地跑。穿的是低帮跑鞋，一脚踩得里外泥浆。老乡们拿来柴火桦子铺路，同学们才下了车。那天晚上，男同学打扑克，说瞎话；女同学屋里没声音，默默地哭。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东沟第一天。

欢迎会

在锣鼓、秧歌和鞭炮声中我第一个下车。记得1974年春节允许扭秧歌。当年围着被面被单，涂着红胭脂扭秧歌的青年也许已经扭不动了。今天扭秧歌的青年却还是那么热情。握着一双双热情的手，我极力地搜寻着记忆，努力地从那些似曾相识的面相中辨别姓名。鹤立鸡群的王树清是我第一个叫出的名字。

王大个曾经在龙井体工队打篮球，1962年挨饿，体工队解散就回到东沟老家。王大个有点文化，又见过世面，但遇事也愿意提出意见，说点怪话，队里就安排他开手扶拖拉机。那年我当保管员，王大个常在仓库门口修拖拉机，没事我就跟他学。按照维修图纸，一步一步地把发动机拆开、清洗、研磨、安装。差不多每星期维修一次。然后就跟他学开拖拉机，先在村里拉土送肥，后来也给粮站送粮，去供销社拉货。王大个常常以“师傅”的身份训斥我、帮助我、保护我。记得1975年离开东沟那天清晨，王大个请我和苏衡去他家吃早饭，黏豆包加鸡蛋，那是当年最奢侈的早饭了。

相继又认出了朴永连、薛占岭、王治昌、鞠忠山、李广林、汪胜军、鞠连香、杨玉容、赵玉霞……离开东沟的那天早晨，这些青年朋友送我和苏衡上路，依依惜别。记得我和苏衡曾经发誓一定要回到这里。今天终于又相见了。朋友们老了、瘦了、黑了，相隔三十多年，当年在一起早出晚归、嬉戏玩耍的青年朋友，今天都已经是村中一代老人。 “欢迎老知青返回第二故乡”，醒目的横幅提醒我们，我们也老了。老友相见，期望的眼光，期待的问话，“还认得我吗?”“认得。”说出名字，换来由衷的欣慰，这就是淳朴的乡村朋友。

周书记已经是周家第三代，当年他还在小学念书，王爱兰曾经是他的老师。记得离开东沟时，大队有140多户，1100多人。周支书介绍说，现在只有100户，480多人，人口减少了一半。这100户中的青年人，多数还在外地打工。几天前广播老知青返乡的消息，许多要外出的推迟了行期，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们赶回了村庄，村公所里挤得满满登登。欢笑中延吉市委、三道湾镇、东沟村的领导们表示了热烈欢迎。我在发言中尽可能轻轻地介绍了老薛、眼镜、卡车、呼隆隆（当年老乡给我们取的外号）我们这些老知青们离开东沟后的奋斗经历和现状。老薛代表老知青回忆了往年，当他回忆到当年集体户住房失火、乡亲们救火捐款的往事时，有些语塞了，会场寂静无声，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老知青集体赠送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希望借此加强东沟与外界的联系。

村中行

午饭前，我执意要到村中看看。村公所后面是我们当年的住房，知青离开后就卖了。房子被拆掉了一半，剩下那一半过去是男生住的通炕，后面有一间 小库房，有段时间还兼作为大队广播室。年轻的我们曾经也干些淘气的事，比如半夜里用大喇叭播放唱片里鸡叫的一段，引得村中半夜鸡鸣，第二天老乡们 纷纷议论闹鬼了。

当年熟悉的供销社几经修改，门脸变了。吴秀明－－这位当年心灵手巧，但因为“家庭问题”备受歧视的青年承包了供销社，当上了经理。他热情地拿 出上等烟和瓶装酒招待我们。我却忘不了当年我死乞白赖地和徐明闹腾，为集体户打上一瓶只有“非农户”才能购买的豆油的情景，为此获得了“万大赖”的尊称。

记得村中主道边曾有两排草房，简陋但也整齐。现在变得松散凌乱，路南是梁家的砖房，路北被遗弃的草房已经破落，贫富差别映人眼帘。李广林老师。热情地把我们领进他家。他媳妇王汉英是当年的供销员，和她爸爸一样，曾经无声无息地帮助过我们。王汉英热情地招呼我们。院子十分整洁，柴火桦子码 得整整齐齐。进屋看也十分整洁，明显的变化有装上了电话、接通有线电视、门边多了个自来水龙头。

“电话、电视、自来水是三大变化。”我赞赏道， “但是每家每年要支付168元的有线电视费，负担太重。”王大个还是爱提意见。路过王大个的家，我习惯地往里走，他拦住了我。三个孩子都在龙井市工作，嫂子前年去世了，老王神色黯然，但三个孩子都有出息，他又觉得满足,“我用不着他们照顾， 他们好就行”，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愿孩子们也常回家看看。

村东头是后盖的小学校，砖瓦结构，但前年已经关门。当年村里有100多个孩子上学，到前年就剩不到20个，实在无法开学，就并到三道小学，有车每天接送。往回走，当年我管理过的大队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一趟砖瓦房，外墙马赛克贴面，我问那是谁家。“赵木匠家，你们不认识，他们搬来没到三十年。”周支书肯定地说。

从村后边绕到公路，路边立着一块广告牌。大意是：东沟绿色种植基地，有猕猴桃、野蘑菇、沙参、蕨菜、木耳等。我问效益如何，答日不然，一是运输问题，猕猴桃、蕨菜等熟期短，采下来运不出去就烂了。沙参、木耳尚可，但卖不出好价钱，质量不如别人的好。买来的木耳菌，第一年还可以，第二年就硬了，白给没人要。我问农业税是否免掉，周支书说免了，去年起还给一些补助，日子好过一些。村里急需产业结构升级，但又没有资金，难以改变目前面貌。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劳力也不足。一是道路和运输，二是知识和技术，这两条是农村发展的瓶颈。陪同的市委李书记告诉我三道湾是延吉市的水源地，人口不宜聚集，也不应发展更多产业。我特别到河边看了一下，水还清澈，但岸边的生活垃圾和白色污染（塑料袋等）很扎眼。

午饭

学大寨的年代里，东沟曾经是三道公社第一个实行大队核算制的“先进模范”。那时候领导来视察，大队出钱招待，又吃又喝。说实话我还真担心我们十几个人回来，不要给村里找麻烦，添负担。

乡亲们热情招呼我们吃午饭，饭菜十分丰盛。村长告诉我，现在村里几乎没有财政了，今天的饭菜，包括啤酒、白酒和饮料都是大伙从家里拿来的。蕨菜、生菜、豆芽、干豆腐、大碗的蛤蟆、大块的牛肉、猪肉可以买到，不像以前，只有队里杀猪时才能吃上肉。那时候队里只有过年过节才杀猪，常常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记得那天在南大地铲地，广播喇叭播新闻，周总理设国宴，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大家猜想国宴有什么菜，你一句我一言争个不休，老郎书记作总结斩钉截铁：大伙都别说了，国宴啊，一色的猪肉炖粉条，管够！

小三、端来了黏豆包，饭豆馅的；鞠连香拿来了苞米面切糕，掺豆面的。小朴非叫我吃几口鸡蛋，那是他们家的“跑鸡，不是圈养的，好吃”。那年我打石头给砸晕了，抬回家，也是小朴给我拿来鸡蛋，那时候还没有圈养的鸡。

1998年我从德国奥迪公司乘公务专机去长春出差，晚上主人们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关东菜，他们吃一惊。晚饭剩了一块切糕，也是掺豆面的，我把它包回宾馆。夜里浮想联翩，不能入睡。最后起来把那块切糕吃了才睡着。

告别

午饭后，还有两个地方我执意要去看看，第一个是我当年采石头被石头砸伤的水田大坝。大坝原是用腊条子垛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水位。引水人田，我们就吃上了大米。1975年为了固化大坝，队里决定采石压坝。人说采石头最怕哑炮，其实最危险的是爆炸后撬石头。绳子拴在腰问，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那些松动的石头撬下来。我就是在撬石头时被旁边落下的石头砸在右侧腰部，当时我昏过去了，醒过来时躺在河边，后来被抬回家。疼了好几天，好在没有落下后遗症。我们在坝上照了几张照片，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小青年开着手扶拖拉机过来。王大个说现在的手扶比咱们以前的强多了，省油，也不容易坏。老王、我和那位年轻的拖拉机手拍了张照片，当年我也像他那么年轻。

图：作者（左）2005年回东沟时与当地村民在一起

我们坐车去了阳沟子，跨过独木桥到了阳沟口。据说当年我们开挖的大草甸子已经填掉，大部分农田也已经退耕还林。远远见阳沟南坡上的落叶松林郁郁葱葱。阳沟子离村5里多地，去耕作早出晚归，中午啃一个大饼子，然后铺一块塑料布，在垄沟里眯一觉。有一天睡觉起来，掀起塑料布发现下边有一条蛇，大家一哄而上，用锄钩子打死，扒了皮拢堆火烤吃了。

快要到离别的时问了，村公所前广场人多了起来，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薛家、徐家、王家、李家……个人照，团体照，集体照……要上车了，朋友们一次次紧紧地握手，千言万语的叮嘱……多像当年的告别，多像当年的嘱托。

还有一些人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了，老郎书记、薛户长、赵大妈、徐明、孙喜彦、梁歪脖子……那些曾经帮助、照顾、关怀着我们的好人，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们。1973年党支部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问郎书记， “我爸我妈都是反革命，铁案，黑五类的子女，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支部也都知道。”“那你们这么培养我，重用我，不怕犯错误挨整吗？”“你好几千里来这你都不怕，我们怕啥？再整也不能开除党籍。说什么来着，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伙子，别耷拉脑袋，不定哪天，你妈你爸都成了好人，功臣。”朴实的语言，善意的人情伴随着我三十多年奋斗自强。

别了，东沟，别了，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