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卫中：为人真诚的大学问家

为人真诚的大学问家

邓卫中

    胡绳先生的大名，我景仰已久。早在上大学时，就读过他早年写成而一直葆有鲜活学术生命力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同许多大学师生一样，深深地为胡绳先生精辟的论述和严密的逻辑所折服。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我居然有一天能有幸为胡绳先生这位大学问家的新著当责任编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通过考试调到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领导交给我当责任编辑的第四部书稿就是享誉中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先生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是个新手，要处理如此大名气的学者的专著，一开始颇感惶恐，但我初读书搞之后，就被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恢宏的理论水平紧紧地吸引住了。不多久，我到胡绳先生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林彪住宅毛家湾甲一号),同心仪已久的胡绳先生首次见面。他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同我很随便地聊一些学术界的现状，坦诚地谈了他对一些学术著作的评论，他表示很欣赏当时名气尚不很大的湖南师范学院林增平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完全没有高官的盛气和大名人的架子，更没有文人相轻的口吻，这才使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在按出版程序审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这个“初生之犊”不揣冒昧，对书稿中的一些地方直接用红笔做了修订。有老同事告诫我：应当先用铅笔提出处理意见，待作者(尤其是大名家)首肯后，再用红笔为妥。这时我又紧张起来，心想我的唐突之举可能要得罪胡绳先生了。然而，没想到我这个小编辑的粗浅之见，大多被作者采纳了。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以前，胡绳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表示感谢，认为：“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我实在愧不敢当，再三推谢，但胡绳先生坚持不同意我删掉自己的名字，并通过他的老友孙洁人同志转告我：就这样定了。我只不过做了责任编辑应当做的工作，而且显然没有做得很好，胡绳先生如此尊重编辑的劳动，如此海纳百川的精神，如此提携后学，实在令我十分感动，更增加了我对胡绳先生的崇敬之情。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在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和全社会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读了这本书，王震同志于1981年12月9日在中南海办公室专门召开座谈会，胡绳先生和我被安排坐在王老的身边。王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宣部、外交部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向全国人民隆重推荐胡绳先生的这部优秀著作，认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王震同志的重要讲话，通过《红旗》1982年第2期正式发表并被全国多种报刊转载后，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学习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热潮，许多地方和许多高等院校、党政机关、科研部门以及主管自学考试的单位等，都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列为必读教材。

    很显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产生了极为良好的社会反响，刚出版头几年的发行量就达数百万册，创造了学术著作印数的新纪录。按照王震同志的建议，为方便部队官兵和青少年学习，由红旗出版社出了缩写本；为方便老同志阅读，人民出版社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印了4号字本。这部书被评为全国最佳图书，又获得“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及我所喜爱的社会科学新书”甲等奖。然而，据我所知，胡绳先生所得到的经济报酬，同他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此书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是不成比例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共70万字，当时最高稿酬是每千字10元。出版社扣除了个人所得税、代作者打印书稿等费用后，交到作者手中的仅4000元左右而已；全国图书一等奖的奖金仅500元，归作者的只有区区200元之数。更值得说明的是，后来胡绳先生为了鼓励青年学子，把他多年积攒下来的稿酬捐献出来，设立了“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又把他毕生收藏的数万册图书无偿赠送给他抗日战争时工作过的湖北省襄樊市的图书馆了，胡绳先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胡绳先生的人品、学问，都是“真”和“诚”的典范。这在我同他并不频繁的每一次接触中，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至真至诚。

    1983年秋我申请调回成都工作。临离京前，胡绳先生特地派孙洁人同志到人民出版社为我送行，将他签名的著作《枣下论丛》、《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几个版本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送我作纪念，而且写下要我“指正”的字，真是令我汗颜!

    1988年我出差去北京，到木樨地24号楼拜望胡绳先生，本来我在电话中说只占他10分钟时间，但我去时，胡绳先生很高兴，亲手为我沏茶、添水，他谈锋甚健，以致我在他家坐了一个多钟头才告辞。胡绳先生不仅关切地询问了我回四川后的情况，也谈了他对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些看法。胡绳先生认为，有些人在讲马列主义时，讲“认真学习”的少了点，而有些人在讲传统文化时，讲“全盘继承”的多了点；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对马列主义和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担心，这可能造成一些“后患”。事实的发展证明，胡绳先生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1994年8月，胡绳先生到成都公干。我当时刚动了手术，带着导管到金牛宾馆芙蓉楼去拜望他。我发现胡绳先生这几年突显老态，他跌跤后行动也不甚便捷。他见到我仍然是很热情，很高兴，当面送我两本他的新著《胡绳诗存》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在扉页上写下“教正”的话，真让我受之有愧。我请胡绳先生为我主编的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办的《文史杂志》题辞，他欣然命笔，用6尺整张宣纸写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几个苍劲的大字。本来，胡绳先生此次蜀中之行并无到川南一带的计划，我建议他不妨去内江、自贡、宜宾视察文物古迹。我这微人的微言竟然被胡绳先生接受了，他改变了原先安排，专程到了内江的张大千纪念馆，自贡的盐业史博物馆和宜宾的蜀南竹海等地指导工作，给了当地极大鼓舞。胡绳先生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精神，于此又见一斑。

    不久后，听到胡绳先生患肺癌动了大手术的消息，使我焦虑万分，给胡绳先生写信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当时我正在主编一部列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的《历史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我向胡绳先生的秘书探询，可否请德高望重的胡绳先生为此书题写书名，而且我很希望能珍藏一幅胡绳先生的墨宝。信发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觉得我的这些奢望很难得到满足，但又一次出乎我意料的是，胡绳先生在病房里为《历史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题写了书名，不久又寄来了一幅他手书的条幅：

    京都回望百重楼，飘缈蜃宫天际浮。

    更有凌霄一枝笔，朝云暮雨写千秋。

    北京西山作小诗

    邓卫中同志哂正

    胡绳1996年9月

    更令我感动的是，胡绳先生出院不久，于1997年9月15日又亲笔给我写信，连信封都是他亲手写的。他在信中写道：“去年十二月我因病动手术后，一直以治疗休养为主。依靠现代医学，大概还可以再活几年。”信中还以他和夫人、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吴全衡大姐的名义告诉我，他们已搬入新居，并附有具体地址、邮编和电话号码。

    ……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当胡绳先生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我陷入沉痛的悲伤之中。胡绳先生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勾起了我无限深情的回味。

    胡绳先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他在学术界是大学问家。而我只不过是当过他的一部著作的责任编辑的小知识分子，他与我之间真是有霄壤云泥之别。然而，胡绳先生对我又是如此关心和厚爱，体现出他练达的人身修养、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堪称楷模的为人道德，在让我感到无比温暖和无限感动的同时，又受到生动的教育和深刻的鼓舞。

    胡绳先生驾鹤西归了。他用心血浇灌的学术园地，必将会繁花似锦，硕果满枝。

    胡绳先生的道德文章，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驻人间，永葆青春，永放光华!

2000年12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