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益：深切悼念胡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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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胡绳同志
王 益
胡绳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不胜震惊和悲痛。
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编辑家、出版家，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39年胡绳同志参加生活书店编审工作，任编审委员会委员，参与《全国抗战》、《理论与现实》等刊物的编辑工作，1939年主编《读书月报》；1941年任《大众生活》编委；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香港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任总编辑；1948年参与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的编辑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出版总署第一任党组书记。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任第一任社长。以后又任《学习》杂志主编，《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他从50年代起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历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
1951年8月，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社行政会议，请胡绳同志做报告，介绍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情况和经验，那时他到人民出版社工作才9个月。他对人民出版社工作中的成绩，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一带而过。主要内容是讲工作中的缺点和改进意见。他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严格标准要求，认为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注意出书质量。实际上不是没有注意，在4月份第一季度工作总结中就谈了提高质量的问题。但是他说，那不算数。虽然提到了提高质量，但没有具体讲质量不高表现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克服，笼统地讲一下，只是讲了一些套话，是官僚主义态度。他认为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① 编书没有严格的标准；② 出书没有认真的计划和方针；③ 对为什么编这些出版物没有很好地交代。出书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没有严格的计划，即使出了好书也会倒霉，必会被埋没掉。在无计划的状态下，会出更多不好的书和不必要的书。一本书从封面到版权页都要有一定的规格。有一个读者对人民出版社出的书提了17条意见，指出了许多小毛病。例如外国人的名字，一会儿译“普列哈诺夫”，一会儿译“普列汉诺夫”，前后不统一。虽然是小毛病，但“对于认真的出版工作者是可耻的事”。计划不能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要求，“多而坏不如少而精”。计划要有根据，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靠不住的计划，只能实现百分之三十或二十几，这样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出版工作中从原稿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要有严格的制度、纪律和办法。出版社的工作未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不应单纯地说我们的能力不够，主要是因为没有按需要制订严格的纪律规则，没有按有效步骤执行计划。用能力不够、人力不够来解释工作没有做好也是不对的。工作能力不够，是可以在工作中不断提高的。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培养提高自己，用革命的态度提高自己，才能符合革命的要求。胡绳的这个报告，已从新闻出版署档案室找出来，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上，现在还有重要的现实的指导意义，同志们可以找来一读。该书还刊载了胡绳同志1951年在进行工作检查动员会上的讲话，也很有价值。
我认识胡绳同志较早，1935年我在叶籁士、胡绳同志领导下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做出版、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与胡绳同志常常有来往。(叶籁士和胡绳是30年代“语联”的成员，“语联”与“左联”、“剧联”等齐名，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所属的左翼文化团体之一)。他水平很高，我认他为师，以为他年纪比我大，后来才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的一丝不苟的精神。那时在白色恐怖下，为了避免互相牵连，我们都是一人住一处地方。他来找我时遇到我不在家，就写一个条子塞在门缝里。有一次我发现他写的条子不过几十个字，却涂改了好几处。虽无实质内容的修改，只是文字上更精练更严谨而已。一张字条也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值得我学习。当时我不懂，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正是做学问必备的品质。他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日后成为理论家、学者的优秀品质。那时他才17岁。
2000年12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