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犹思挥笔追班马”—读《胡绳文集（1979-1994）》

“犹思挥笔追班马”

龚育之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七律《梦回故寓》，末尾两句是：“犹思挥笔追班马，不用频嗟发已华。”这首诗写于1970年。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年代，多少人被打翻在地，关入牛棚，有故寓而不能回。回，只能在梦里。梦里情怀，青年史学家胡绳曾经有过的“挥笔追班马”的壮志，在早生华发的胡绳心中，思念犹在。“文革”的磨难和历史的曲折，并没有也不能使一个执著的马克思主义者意气消沉。1973年他有了重新工作的条件，就着手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积六年之功，这部书写成，1981年出版，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且赢得广大的读者。1991年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问世，发行达数百万，是影响很大的一部党史著作。最近听说，他正考虑编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并且已经组织力量写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胡绳同志来说，这都是他“挥笔追班马”的壮举吧。

        我读胡绳同志的书，还是当中学生的时候。读的是他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对于原来只是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教科书中读到历史知识的青年人来说，这两本书的确使大家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可以说是在那时青年中起了革命启蒙作用的两本优秀历史读物。

        后来我读到的胡绳文章，多属“思想文化评论”一类。从香港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到批判胡适时的《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报刊的同类文章中，胡绳文章显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这些评论在60年代初结集为《枣下论丛》出版，我写过一篇读后感，在《光明日报》用笔名发表，说了我对他的文章风格的印象。这风格，我想，不妨说是以历史学家的功底对现实思想文化作评论，着力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分析问题，比较讲科学性，比较有说服力。跟那时某些文章比，似乎“战斗性”没有那么强。其实，离开科学性，能有什么样的“战斗性”呢。后来胡绳写诗，批评“不学庖丁解牛术，弩张剑拔浪称豪”的文风。努力同这种文风相区别，是胡绳风格的一种特色。我这样说，并没有全盘肯定胡绳这些思想文化评论文章的意思。建国以后的思想批判，受到日益严重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胡绳文章也不能尽免。这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而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失误，并不是全盘否定我们的历史，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这里需要的是科学的态度，是对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在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的同时，肯定那些应当肯定的东西。

        建国以后，胡绳同志作为一位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受到党中央的器重，越来越多地参与党中央关于政策和路线的理论研究以及党中央的一些理论性强的文件的起草。他为此而付出的心血，汇入党的集体的研究成果之中，不以个人著述的形式出现。所以，建国以后的《胡绳文集》，尚待汇编的也好，已经编成的也好，只包括体现为个人著述的这一部分研究成果。

        《胡绳文集》（1935—1949）的第一辑，是“思想文化评论”。他自己说：“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胡绳文集》（1979—1994）的第一辑，叫做“政论文章”。在我看来，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里所称的“政论文章”，不同于通常的“时事政治评论”，而是论述和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理论的文章。以历史学家的功底，着重于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对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作理论的研究、论证和阐述，是这些文章的显著特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92年以来的一系列文章，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防“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等等。这五篇中的第一篇，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后不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当时就引起广泛注意。第二、三两篇，是两次讲话的整理稿，深刻地阐发了南方谈话的精神，当时没有在报刊发表，这次编入文集，《中共党史研究》先予转载，也引起广泛注意。第四、五两篇（第五篇是这本文集编定后的新作，还没有来得及收入），在《人民日报》发表，更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力作。这一系列文章，代表了胡绳同志理论文章的新境界，也把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推进到新水平。

        “此心不与年俱老”。用胡绳20多年前的这句诗来刻画70多岁高龄的胡绳写上面这一系列文章时的精神状态，是很贴切的。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这样的精神状态，很值得我们这些已经可以称为老理论工作者的人认真学习。

        以历史学家的功底和眼光，来写论述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文章，使这样的理论文章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反之，凭借对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深邃研究，来分析和叙说现代的历史，又使这样的史论文章和历史著作具有理论的深刻度。

        《胡绳文集》（1979—1994）第二集中有一篇史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这也是一篇这次收入文集时才发表的文章。我认为，这篇纲要式的史论，也可以说是一篇政论，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历史，也就是现实的政治。新读到这篇文章，使我立刻联想起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两篇文章也是写于1989年春天。胡绳这篇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这不就是乔木那两篇文章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两人文章的观点是那样的相近，如果他们当时没有相互切磋过，那真是令人惊异的。胡绳文章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中讲到了“过商品经济关”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讲到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可以说是我们要过的另一个关”。还论述到改革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回到老路上去，不可能为多数人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改革的道路是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在中国是近四十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而得到的结论。虽然走这条路会有风险，有困难，也难免有政策上的失误，但是要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影响。”这些论述，是写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必须从理论上把握好的指导方针。

        胡绳同志最近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也是这本文集编定后的新作，还没有来得及收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提出了一个引起党史界、理论界广泛兴趣的论点，就是主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这个观点，他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就有所考虑，同一些同志作过讨论，并且写进这部书的结束语中了。去年在西安开的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讨论会上，今年在中共党史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上，他都讲了这个观点。现在这篇文章，就是后面这次讲话的纪录稿。我是赞成胡绳同志这个观点，几次宣传过胡绳同志这个观点的。我说过按照这个观点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分为三大篇，为简便起见不妨称之为民主革命篇，社会主义前篇，社会主义新篇。这当然不单是一个历史分期和写书分篇的问题，它的实质的含义，是要如实地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划时期的地位。这是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胡绳这篇文章还专门论述了为什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但还不能成为这样的标志，从而论述了为什么要从历史分期上来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整个工作怎么做法，我们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可能是走回老路，一种可能是开创新路。

        这里又一次提到“回到老路上去”的问题。什么是走回老路？胡绳同志作了说明。我看，说得细一点，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老路，是“两个凡是”的路，“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理论仍然在坚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只能限制在“三分错误”的框架之内。这样的老路当然不行。再一个层次的老路，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完全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样的老路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固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经济发展动荡、停滞、速度缓慢，而且酝酿了一些错误的东西，终于一步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如果完全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结果会怎样就很可虑了”。恐怕是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难以保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什么是开创新路？胡绳同志说，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成功的有价值的经验接受下来，避免重犯过去那些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一条新的道路，实现这个转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我们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际上也是阻碍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种局面的倾向，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隔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在向前发展，也许现在还不能完全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恐怕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

        这是政论，当然也是史论。这样的理论分析，对于编写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无疑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本文是在1995年4月4日《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

                                 召开的《胡绳文集（1979—1994）》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