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五大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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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鸣 工商管理博士，中国资深财经、地产评论家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笔者多次行文指出，要关注游走于城乡边缘的农民工二代，他们被称为“无根的一代”。妥善解决好不愿种粮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问题，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增加非农就业的岗位。

事实上，80后的农民工新生代已经和上一代农民工的形象完全不同了，而且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他们的教育程度已经高过老一代的农民工，他们遇到的问题和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不同。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是在城市能够落脚安家。农民工二代不愿种地，已经成为事实。广州市公安局年初对9万旅客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0后、90后农民工已习惯城市不会种地。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奋斗能够在城里有一套房子，和学一门手艺或者做大生意。由于我们的大城市房价太高，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但他们不会种地，农村由于机械化的普及，也用不到他们种地，很多人都在家乡的小镇或者县城买房安家。因此，中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发展中小城镇主要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出路和归宿的，这也是符合农民市民化的规律的政策。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二次培训或者就业，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现代的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面对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现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新的产业结构需要他们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快培训力度，尽快减少技术升级或者换个产业的摩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新的形势下，尽快适应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另一个群体大学生来竞争岗位。新生代农民工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连大学生都在和他们竞争工作岗位，这些白领现在已经降低了工作要求，这在老一代农民工看来，几乎是不敢想象的。目前我国高端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难以吸纳较多高端人才，博士生挤掉硕士生，硕士生挤压大学生，而大学生则去和农民工“争饭碗”。甚至有的大学生要求的工资比农民工还低，农民工除了感叹大学生上学没用之余，要为大学生争抢自己的饭碗很不安，这种现象主要集中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因为老一代农民工要么是做成事业当了小老板，或者是出体力当了建筑工，新生代的农民工则是相对在吃苦耐劳这一块相对弱一点，因此，大学生主要在和他们竞争一些低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一块工作。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成家成本在逐步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并未提高多少，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 .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家支出却大为增加。普通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娶到媳妇，首先要建房，一般情况下要花15万左右，因为建筑费用、建材都在涨，而且媳妇要求也大幅度提高；其次要花巨额的彩礼，城市多剩女，农村多剩男，因此，在农村农民工新生代为了能娶到媳妇，彩礼自然不断地加码，几万已经是稀疏平常了，再加上结婚婚宴和人情债，往往是娶了一个媳妇，则掏空了老子，也让新生代农民工压力倍增。

第五，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值得关注，因为这一代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了愤世嫉俗。有着改变现状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而且，农村新生代和城市的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问题。因此，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心理预防机制，加快心理医生的队伍建设。

温克坚：政府过度自信使得政策经常变脸

温克坚

公共政策包含多个维度的内在特质，比如权威性，合理性，持续性，可预见性，可执行性，灵活性，严肃性等等。这些特质和政策本身的制定过程，政策内容以及政策的制定机构都有关联， 并且这些不同特质之间也是紧密相连，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比如一个缺乏合理性的政策，其权威性是无法保证的。而缺乏权威性的政策，其持续性自然是有问题的。客观的说，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政策本身要同时拥有上述诸多“品质”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政治世俗化和官僚机构的专业化逻辑， 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严肃性等品质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下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分析2009年以来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在政策推出的密度和力度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许多政策的合理性和严肃性在大幅下滑----这大概是关注公共政策领域的观察者都会认同的现象。

以货币政策来例，2009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号称是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这个会议的定调照理应该是最权威的基调。话音刚落，到了2010年1月份，在通胀压力下，货币当局已经被迫推出回收流动性的措施了。决策层可以以政策需要灵活性来为这种政策变脸进行辩护，但是短时期内，政策变动幅度如此之大，表明了当时决策层缺乏对经济形势的恰当预判。

如果有心去梳理这些年的政策轨迹的话，类似这样的“政策变脸”的例子不胜枚举。三农问题显然是最近十来年决策层关注的重中之重，多年一号文件都以三农问题为核心， 可是后续政策却总是口惠而实不至。而西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规划，以及4万亿救市的政策包，或者是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给人“大山临盆，却产下耗子”的感觉。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其中自然有行政能力，财政资源等客观方面的约束，使得很多政策不得不中途变更，不过这些变化大约可以归类为政策的灵活性层面，是值得褒扬的，而2009年以来的政策，变脸频繁，让人困顿，其中另有显著的原因。

首先，这和权力结构的过度自信有关系，一个全能型政府总是试图掌控所有领域。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当局面临更大的发展经济的政治压力，因此对于市场的干预和介入越来越深，这导致了更多的政策出台。但是决策层和官僚机构都不可能充分了解市场内在的纷繁复杂的机制，政策过度的后果自然是干预过多，自缚手脚，形成某种恶性循环。而客观上政策本身的严肃性，可执行性等“品质”自然是被牺牲了。

其次是目前的政策出台机制有天生的缺陷。比如政策出台过程中，缺乏公共智慧的输入，缺乏讨论，争论，听证等等必要的过程。依附于权力结构的诸多政策智囊机构，由于缺乏独立性和竞争性，使得他们客观上变成官僚机构，他们的专业所长却无所作为。 而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甚至都缺乏官僚体系程序化的参与，尤其是缺乏来自地方政府的有效反馈，那样就使得宏观政策沦为政治意图的宣示书，却失去了了专业主义素质的塑造。这些特征在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表现的非常明显。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出台这样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是毫无执行性可言的所谓指导意见，除了羞辱下文化部和广电总局的面子之外，毫无其他用处。

第三，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非公共性。这点在滋养权贵集团的诸多行业比如电力，石油，通信，铁路等领域的相关政策表现特别明显，很大程度上特殊权势集团可以主导政策的制定，并且他们往往可以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使得政策和政治相混淆。但是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力量的成长，权势集团的这种垄断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在政策层面就会出现许多反复拉锯的现象。

第四，宏观政策的这种反复变化也许和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有关系，这点就不展开论述了。

赵晓：国进民退是无赖变态扭曲畸形的制度环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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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当前，有许多人在谈论或关注国进民退。但往往以为是当前宏观调控、政府刺激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事情而非历史与制度的安排。我的观察不是这样的。

我注意到，2001年是一个标志，加入WTO中国人希望开放促进改革的设想并没有实现，因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只要满足利益要求就够了，剩下其他的是不管的。所以看到国际资本长驱直入，国有资本越做越强，而民营资本越来越边缘化，这是第一个阶段。民营企业本来希望借助WTO，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这样的想法完全落空，比如说金融，外资可以进入，但是民营资本仍然不能进入，这是第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个事件是2004年，因为2001年加入WTO，2002年中国汽车和房地产开始起来，2003年开始进入到经济过热，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43%，然后进行调控。宏观调控的标志性事件是以整顿铁本拉开序幕。这个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行政调控，表面上是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微观调控，表面上是市场调控，实际上是行政调控。以宏观调控作为契机，给了民营企业第二次打击，所以民营资本全部汇聚到加工制造业，加工制造业是面向国际市场，碰到国际金融海啸，现在国际市场又不行了，整个民营企业溃不成军。中小企业去年有30万家以上处于到底和半倒闭的边缘，10几万中小企业已经倒闭，这是第二个标志事件。

第三个事件就是从去年11月5日中央提出四万亿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以来，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四万亿投资90%以上进入国有大中型企业里，而民营企业没有办法分享四万亿的大饼。不仅没有分到饼，并在一系列事件中受到打压，如山西煤矿收回事件，山东民企钢铁被并购收件等等。

经过2001年WTO制度安排，经过2004年宏观调控打压，民营企业已经生病。本来按理说民营企业生病了，应该进一步加大让民营企业焕发活力，以此对抗目前的经济衰退，但我们的做法是在国际经济刺激的过程中更加向国企倾斜，这样扩大内需的好处就都到了国有企业那里。所以我们说这是猪生病了给牛吃药，国有企业本来就很牛，你还给它吃药让它更牛，民营企业就更加奄奄一息了。

曹林：两会代表吃的是纳税人的钱 挤出的是垃圾建议

曹林

据近日新华社消息，拥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对于如今的孩子们来说是件非常普通的事，但孩子们在享受手机上网便捷的同时，泛滥的“黄毒”也在以同样快捷的方式向孩子们“逼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陕西政协委员杨维平教授的建议是：一刀切地立法禁止——让孩子们远离手机黄毒，除了加强网络和运营商的监管外，还应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

好大的口气，就快“出口成法”了。在这个杨委员眼中，立法好像比小孩子过家家还容易、还随便。提一个立法建议，不经大脑张口就来，而且是这种前无古人的立法。张口就是立法，动辄就是禁止，本该严谨慎重的“立法”到了一些人嘴中，比随口吐痰还随意。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提出的这个立法建议涉及多少人的权益，有没有基本的可行性？

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我向来持非常宽容的态度，尊重他们站在本利益群体立场上的表达和本专业视角上的建议。参政议政的平台，本就应容纳多元的声音多元的视角—可看到类似“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这种无比荒唐的建议时，实在忍不住想问：你们吃的是纳税人的钱，怎么挤出来的却是这样的垃圾建议。纳税人花钱，买来的就是这样的建议吗？

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这个立法建议信口提出来了。立法意图不错，可让孩子远离万恶的手机黄毒，仅有“善意的立法意图”绝对不行。最重要的是，这样立出来的法如何去执行？谁去监督？怎么判断是否12岁，如何禁止他们使用？是盯着孩子、孩子的父母还是卖手机的商人？美国人立法禁止卖酒给某个年龄以下的孩子，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识别制度和执行机制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而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从正当性上看，有问题就一刀切地禁，也是一个充满驼鸟思维、懒政思维和管制惯性的建议。

立法不是拍脑袋和灵机一动的事，它是一项需要专业技术和专业理性的复杂系统工程。不是仅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就可以了，还必须在酝酿建议时就进行综合的考虑：是不是非要立法，既有的法律可不可以解决，道德途径可不可以解决，立法利大还是弊大，立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非要立法的话，有没有可行性，谁去执法，会不会形同虚设，会不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缺乏这样缜密和细致的考量，没有任何可行性论证，空有一个立法建议，则与垃圾建议无异。一场喧嚣的口水争论后，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留下。

地方两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媒体每天都会报道代表委员的许多建议，让公众愤怒的是，其中充斥着不少毫无可行性的立法建议。什么“呼吁为防止网瘾立法”——同样的问题，代表只提立法建议，绝口不提现实可行性，仿佛那跟他毫无关系。社科院专家称准备起草《动物保护法(专家意见稿)》，建议立法禁吃猫肉狗肉——最大的漏洞是一样的，立个法禁止容易，可根本无法监督执行，你怎么去监督人家吃没吃狗肉？立法是为了治理现实问题，如果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执行，你这个法有什么用。

看看一些代表委员提交的议案提案，一个个口气都大得很，开口就是立个什么法，好像人人都成了立法专家，立法是很小儿科的事情。其间有多少立法调研，有多少价值衡量，又有多少缜密的专业审思？某些无所用心、不负责任的代表委员，平日不认真履职，不好好到基层调研，快到会期才想到要走个形式提个建议。于是坐在办公室和电脑前绞尽脑汁地“挤”，挤出来的只能是这种垃圾。

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们会辩称，自己只提建议，如何执行和现实操作那是政府的事——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建议，街头巷尾和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建议，公众为什么要花钱养专家智囊和代表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呢？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深度的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要有高质量，作为精英的代表委员首先必须拿出高质量的提案议案，就可行的建议进行讨论才能让议政有深度；有起码的可操作性，才能让问题朝着可治理的方向发展。信口开河地胡扯，纯粹拍脑袋想个提案，将一个垃圾建议提上讨论议程，对现实政治有何价值？这样的垃圾建议，人们何必花钱供养代表委员去想，网帖中比这高明的建议多如牛毛。

如今，代表委员们的待遇越来越好，政治待遇是享有许多特权，有形的物质待遇包括：有固定的补贴，会议期间发放各种福利，大酒店[10.90 -0.73%]豪华间好吃好住，不少地方还每人配备一台电脑——纳税人每年花在两会上的钱财不计其数。诸位代表委员，请你们提建议前一定要好好扪心自问一下，你这个建议配不配纳税人花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