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大众政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序言

　　大众传媒在影响大众行为和阶级行为上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理论批评家关注的中心问题。有关大众传媒的辩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大众传媒的政治偏见、大财阀对大众传媒的所有权、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的相对公开和多样性、大众传媒如何推销战争以及在事关权力、财富和帝国关系的问题上如何维护公司利益。关于大众传媒的作用，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特别感兴趣的是，大众传媒是如何影响大众意见、大众观点和大众行为的。

　　我们要全面认识大众传媒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就要在批判分析之前按三个主要流派来组织辩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终为创设一个取代精英控制的传播网络提供方案。

　　大众传媒的保守主义范式

　　保守主义(又称多元主义范式)主要为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学家所推崇。它强调多种声音、竞争性的传播网络和渠道以及多元化的观点。保守主义(多元主义)声称，即使大众传媒的所有权高度集中并且其信息偏好维护现状，它仍只是被其他“资源”(如大量低收入投票者)反制的一种“资源”而已。尽管承认在获得大众传媒的途径方面，劳方与资方、主战的政府与反战的反对派之间确实存在力量的不平等，但多元主义者认为反对派也有自己的传播渠道、作者群和出版商。因此，大资本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是“分散的”。他们还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日益削弱，这就导致“传播系统的民主化”。一些更敏锐的多元主义者引用实证研究成果表明，比起“客观的媒体”，大多数个人的观点更容易受家庭、朋友和邻居面对面交流的影响。总之，保守主义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强大的大众传媒权力精英，纵使某种程度上存在，它的影响力也被替代媒体、地方舆论和它自身对多元竞争观点的宽容所抵消。

　　大众传媒的自由主义范式

　　自由主义范式把大众传媒视为自由国家里统治阶级行使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大众传媒的所有权从一开始就集中在少数勾结财阀、政府的企业手里，它通过对大众意见的控制与灌输来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帝国扩张，并成为这一套“控制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部分公众被转变为顺民，被劝诱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政策保持一致，从而防止变革，确保企业精英的长期统治。对自由主义而言，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解释了一个矛盾现象：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里为何会出现一个极不平等的、受军方驱动的帝国。学者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强调“我们的”自由价值观与强权的各种谎言的矛盾，来撕下媒体的虚伪面纱，揭露谎言、骗术和伪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把精英与大众意见的高度一致归因于美国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大众媒体。

　　马克思主义批判

　　与保守主义评论相反，马克思主义指出“权力”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资源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财富和权力的拥有者就是凭此来增加、积累其政治经济收益的。关于“每个个体”或所有团体都拥有某种影响力的假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掌握传播手段的大众传媒与其他强势经济集团联系密切，后者对银行、投资、信托基金施加影响，从而再影响那些控制立法、候选人选择和财政支出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这就削弱了多元主义范式的有效性。

　　在分析权力结构和大众媒体所有权对应现实以及大众媒体在宣传政府战争政策和经济谎言的作用方面，自由主义范式提出的“大众媒体决定论”看起来更有效。但是，当我们转向关注自由主义关于大众传媒控制公众意见和态度的观点时，就会发现所谓全能的、控制一切的大众传媒可以熟练操纵大众的假设是有疑问的。

　　历史上，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很难有效地塑造大众态度和行为。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尽管大众媒体都一致地支持联邦社会保障制度的私有化、大肆鼓吹对华尔街救市、继续军事占领伊拉克、扩大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和医疗保障体系的私有化，但大多数美国公众却强烈反对。尽管政治领导人和执政党的多数派并未反映公众意见，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一贯支持实行全国性的、普遍的公共安全保障，支持从伊拉克撤兵，强烈反对国会拨款救助华尔街和大财阀。只有当大众传媒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和获得渠道时，它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如在外交政策领域，大众传媒可以捏造、歪曲甚至指责公众看到的、听到的信息。相反，大众传媒为统治阶级所做的宣传在面对公众现实生活问题如美国人直接关注的健康保障、退休金、工资和就业问题时，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马克思主义认为特定的经济社会状态会唤醒阶级意识，从而抵消大众传媒的作用。

　　自由主义关于大众传媒统治地位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到阶级背景的影响、经济危机的约束、战争的代价、向下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在衡量、描述大众传媒运作时的重要性。大部分自由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有选择性的、支持该理论的背景、议题和时空基础上的。例如，在经济增长、向上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和平或低代价的军事干涉时期，特别是在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上，大众传媒与大众顺从更相符合。大众传媒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支持和“自由市场”对大众意见的统治将直到资本主义的瓦解才会结束：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体系的崩溃、特别是大量民众失去他们的退休金，即使是某些宣传家也意识到无法为此再做任何辩护了。自由主义所谓的全能大众传媒完全主导大众意见的观点是有深刻缺陷的，它不能解释那些背离大众传媒的大众意见也导致相当多的社会经济变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众传媒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力取决于工人及其联盟阶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大众传媒来获取信息和界定自身政治利益及社会行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没有阶级组织或阶级斗争的国家(如美国)，大众传媒能最大化地发挥作用。相反，在那些存在阶级组织的国家里，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洲，大众传媒对大众观点的影响力要小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印第安人或阶级运动和阶级团结的历史和文化，为统治阶级/政府服务的大众传媒的宣传效果是微弱的。民众已经拥有事先存在的组织框架、沟通网络和地方的意见领袖，从而过滤掉了那些违背社会、阶级、部族、民族团结利益的信息和宣传。

　　例如，在阿连德总统执政(1970—1973)的智利，大部分纸面媒体和广播媒体都强烈反对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总统，但阿连德还是赢得了选举，左派也在随后的市议会、国会选举中赢得了选票。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工人、穷苦农民、印第安人和棚户区失业居民的压倒性支持。

　　在最近的委内瑞拉，许多大众传媒在历次国会和市议会选举中都反对总统查韦斯，但他还是取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1998—2008)。在这两个案例中，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大幅度增加健康教育支出、土地再分配、向上社会流动、逐步增加收入计划和基础资源的国有化)、强有力的阶级组织支持和唤醒阶级意识的大众动员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在21世纪的头十年，尽管大众传媒极力妖魔化大众运动，但整个拉丁美洲的大众运动还是蓬勃发展起来。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扩大了会员队伍，并占据了更多的闲置土地，尽管大众传媒污蔑该组织的活动为犯罪行为。在玻利维亚，矿工、工人、农民和印第安人的大众运动直接导致了大众传媒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总统下台。在阿根廷(2001)和厄瓜多尔(2000和2005)，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这些案例表明，大众传媒主导大众意见还受到一些可变条件与间接条件的制约，以下就是这样一些共同条件。

　　1.历史的、文化的、社区的和家庭的联系可能会“堵塞”或“过滤”大众传媒的宣传，特别是那些事关工作场所、街坊和生活水平等社会经济事务的宣传。

　　2.阶级斗争会带来阶级联合，特别是当面临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压迫、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大规模驱逐与重新安置时。阶级斗争积极地回应那些增强斗争的信息，消极地排斥那些被公认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大众媒体发出的信息。

　　3.阶级组织提供了另一种组织架构，它以阶级的语言来理解事情、界定大众利益，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共鸣，提供与大众传媒相反的信息和解释。阶级组织程度越高，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就越强，大众传媒对大众意见的影响就越弱，反之亦然。在美国，工会被年薪超过30万美元的官员所控制，一味强调与老板合作(并公开反对阶级斗争政治)，无法组织起93%的私人企业工人，这样，大众传媒轻而易举地影响了大众意见。

　　4.替代性的阶级网络塑造观点的作用越强大，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就越弱。在社会运动越大力发展地方骨干、意见领袖和扎根社区的积极分子的地方，大众受正式的、遥远的大众传媒诱导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多数情况下，大众只是有选择性地在娱乐信息(如体育、肥皂剧和喜剧)方面与大众传媒保持协调，同时拒绝接受其新闻报道和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