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的三种心态2

1949年毛泽东的三种心态来源：凤凰网　　发布时间：2010-01-27 07:57

 

　　
　　2、自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49年，毛泽东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连写5篇评论。他雄心万丈地声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要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9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同样气势如虹:“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千年积弱、百年受辱的中国人的心声。新中国确实在开创一个新世界:不但镇压反革命、铲除私有制，而且扫除了延续千百年的匪患、毒品和娼妓等等。中国社会面貌一新。剧作家老舍以话剧《龙须沟》表达了北京市民的喜悦感，而那些辛亥老人，民国老人，甚至前清时代的出版家张元济，也都真的以为看到了太平盛世。
　　
　　49年前后，毛的各种公开报告的主旨都是认为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革命胜利后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毛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革命能改变一切”的充分自信和守住江山的紧迫感的驱动下，毛以“只争朝夕”的快节奏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
　　
　　第一步是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到“过渡时期”。 1949年1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11无论是七届二中全会还是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总方针、总路线都与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样，即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刘少奇当时还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但仅仅三年后，1952年9月24日，毛就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毛在审阅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的结论时，用批示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际否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批判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匆匆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步，原来设想的“过渡时期”要15年，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就完成了。20多年后，国史专家们总结指出:“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可忽然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12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主要就是对这种体制的改革。
　　
　　第三步，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就计划“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13从莫斯科回来后，毛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且不断把时间提前。1958年4月2日，毛把超英时间修正为10年或11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6月16日，毛高度评价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6月17日，毛在一个批示中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14为此，毛一再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严厉批评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接受他的跃进计划。在他的鼓励下，高指标在全国蔓延，“放卫星”成为一切工作、特别是农村的主要动力。而其后果，则是1960年代初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急于求成、好大喜高是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主要特点。那么为什么，明白实事求是的道理的毛会如此急切、乃至不顾客观规律和条件限制呢？迅速摆脱国家的落后面貌、在斯大林之充任国际共运领袖的愿望等等都是原因之一，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是革命的成功塑造了毛的思想模式:以主观意志超越客观制约。从井冈山小径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革命极大地得益于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张爱萍上将对此也是拥护的:“在过去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中，物质条件是那样艰苦，武器装备是那样落后，人民军队靠什么打的天下？所有那一代的人都会回答:靠人的精神，人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是靠金钱和物质。”15建国以后各项事业的如愿进展，特别是毛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的完成，增强毛的信心:只要掌握国家权力，只要像战争年代一样，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都能办好，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进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急切源自自信。从危险和紧张的处境中突然被召唤到权力的最高峰，毛没有因为缺少经验而被广阔多样的国家事务所困惑，他自信而顽强地坚持着长期信奉的政治理念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这就是以政治统帅各项工作，以群众运动解决一切问题，以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如其所愿地提高时，通过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改变生产关系就成为他的唯一法宝，手段最终成为目的。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自信地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16在这个意义上，毛无意于完成从革命者向建设者的转变，客观上也并未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就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的49年5月，即将出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与毛共进晚餐。“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17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49年的公开报告中没有提，但在毛本人却一直没有放松。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回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18
　　
　　革命能取得政权，革命能改造一切，但革命也是有条件的；至于说到发展生产，那更需要一个过程，更受制于诸多因素。无论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解放思想，小麦都不可能像当年宣传的亩产多少万斤。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这一古老的政治智慧数千年后又一次得到证实。1962年1月，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得”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在“生产力方面”“知识很少”，也承认“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9但是，毛没有放弃“革命能改造一切”的信念。经济探索失败后，他在1960年代不再讲经济上的超英赶美（超苏），而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寻找自己的优势，在国际上反修正主义、在国内反资本主义，直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文革”。他留下的是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杨宪益）。

 

 

　　
　　2、自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49年，毛泽东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连写5篇评论。他雄心万丈地声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要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9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同样气势如虹:“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千年积弱、百年受辱的中国人的心声。新中国确实在开创一个新世界:不但镇压反革命、铲除私有制，而且扫除了延续千百年的匪患、毒品和娼妓等等。中国社会面貌一新。剧作家老舍以话剧《龙须沟》表达了北京市民的喜悦感，而那些辛亥老人，民国老人，甚至前清时代的出版家张元济，也都真的以为看到了太平盛世。
　　
　　49年前后，毛的各种公开报告的主旨都是认为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革命胜利后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毛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革命能改变一切”的充分自信和守住江山的紧迫感的驱动下，毛以“只争朝夕”的快节奏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
　　
　　第一步是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到“过渡时期”。 1949年1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11无论是七届二中全会还是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总方针、总路线都与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样，即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刘少奇当时还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但仅仅三年后，1952年9月24日，毛就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毛在审阅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的结论时，用批示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际否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批判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匆匆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步，原来设想的“过渡时期”要15年，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就完成了。20多年后，国史专家们总结指出:“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可忽然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12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主要就是对这种体制的改革。
　　
　　第三步，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就计划“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13从莫斯科回来后，毛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且不断把时间提前。1958年4月2日，毛把超英时间修正为10年或11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6月16日，毛高度评价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6月17日，毛在一个批示中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14为此，毛一再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严厉批评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接受他的跃进计划。在他的鼓励下，高指标在全国蔓延，“放卫星”成为一切工作、特别是农村的主要动力。而其后果，则是1960年代初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急于求成、好大喜高是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主要特点。那么为什么，明白实事求是的道理的毛会如此急切、乃至不顾客观规律和条件限制呢？迅速摆脱国家的落后面貌、在斯大林之充任国际共运领袖的愿望等等都是原因之一，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是革命的成功塑造了毛的思想模式:以主观意志超越客观制约。从井冈山小径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革命极大地得益于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张爱萍上将对此也是拥护的:“在过去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中，物质条件是那样艰苦，武器装备是那样落后，人民军队靠什么打的天下？所有那一代的人都会回答:靠人的精神，人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是靠金钱和物质。”15建国以后各项事业的如愿进展，特别是毛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的完成，增强毛的信心:只要掌握国家权力，只要像战争年代一样，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都能办好，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进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急切源自自信。从危险和紧张的处境中突然被召唤到权力的最高峰，毛没有因为缺少经验而被广阔多样的国家事务所困惑，他自信而顽强地坚持着长期信奉的政治理念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这就是以政治统帅各项工作，以群众运动解决一切问题，以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如其所愿地提高时，通过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改变生产关系就成为他的唯一法宝，手段最终成为目的。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自信地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16在这个意义上，毛无意于完成从革命者向建设者的转变，客观上也并未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就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的49年5月，即将出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与毛共进晚餐。“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17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49年的公开报告中没有提，但在毛本人却一直没有放松。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回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18
　　
　　革命能取得政权，革命能改造一切，但革命也是有条件的；至于说到发展生产，那更需要一个过程，更受制于诸多因素。无论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解放思想，小麦都不可能像当年宣传的亩产多少万斤。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这一古老的政治智慧数千年后又一次得到证实。1962年1月，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得”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在“生产力方面”“知识很少”，也承认“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9但是，毛没有放弃“革命能改造一切”的信念。经济探索失败后，他在1960年代不再讲经济上的超英赶美（超苏），而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寻找自己的优势，在国际上反修正主义、在国内反资本主义，直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文革”。他留下的是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杨宪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