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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希望小学的逝去

希望小学废弃的背后是中国多年前一场考虑欠周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山寨式教育管理体制。
一个希望小学的逝去
记者 邓飞 发自湖北
村庄建校
在自己的家门， 49岁的周平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对面山上的那一片建筑——那是原杨溪希望小学，今年变成了一个菜园子。
杨溪村是长阳县鸭子口乡往北的一个村庄，位于道教圣地中武当天柱山脚下。奇峰怪石，溪水潺潺的原生态令人惊叹，但山清水秀的另一面往往是山穷水瘦，当地村民一直异常贫困。
中国在1950年代以来，长期执行集中资源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国家发展战略——城市的基础教育建设和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包括向企业征收的教育费附加。而在农村则由农民自行承担。
和中国其他农民一样，村民们在人民公社只得到较少工分，其他收益都进入公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公社在村里一个山头上用木头和泥砖盖了四间教室，容纳本村孩子入学。
1980年，周没有考上大学，回到到了杨溪小学当了一名教授数学的民办教师。杨溪公社解体后，鸭子口乡转而通过向农民摊派收取提留款、统筹款和教育费附加来办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次年，中国颁布《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这一制度构架下，乡镇负责管理农村的中小学校，农民最后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
在一些决策者看来，1980年代兴起的乡村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收益足可补助小学教育办学。直到多年后，中央政府才公开反省这一不公平：农民也是纳税人，为什么城市里由政府办义务教育，而农村却让农民自己办？农村可以不管了？
大山深处里的杨溪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主要是依靠种植玉米、红薯，经济贫困。此时，村庄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积累逐年耗尽，村民教育负担更为沉重，一些家庭无力供孩子上学，造成大量孩子辍学，杨溪小学由此破败不堪。
在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大幅度改造破旧校舍改善学生学习环境。但国家对这项庞大的农村教育基础建设没有投入，而是交由乡镇自筹资金，并鼓励乡镇通过各渠道募集。
一项叫“希望工程”的公益事业应运而生。1989年10月，团中央、中国青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呼吁民众来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儿童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199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一系列照片，细腻展现了贫困生对知识的渴求和生活的恶劣，令无数中国民众泪流满面，掀起一场声势浩大民间助学浪潮。之后，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
几乎每一个村民都渴望有一个宽敞而温暖的学校。遇上雨雪之天，孩子们在破烂教室里瑟瑟发抖，求学也就变成了一次次折磨。
“一些村庄的村干部背上水壶和雨伞，口袋里揣着本村在外面工作的所有人员名单，坐再远的火车也要逐一找到，恳请捐助回来盖学校。”杨溪村一名周姓村干部介绍说，如果有干部不去化缘，那一定会被人痛骂没有能力，对老百姓没有感情。
1995年，鸭子口乡一名叫周金翠的乡长找到湖北省文化厅，帮助杨溪筹集资金15万元。在村上的广播里，村支书欣喜若狂号召全村村民组织起来改造学校，乡村一片沸腾。
因为免除了数百元的集资，兴高采烈的近千村民日夜不息开采石块垒砌10多米高的基础，每一个在校学生家长还需要从溪流里取砂一吨。村民们化费了近一年时间，在旧校址上平整一个大操场，盖起了三层教学楼。
和其他接受社会资金的学校一样，村民们在教学楼下修了一块功德碑，写上了省文化厅等数十个捐赠者的名字和捐赠数额。
土家族人口约占51%的长阳县，是一个集老、少、山、穷、库于一体的国家贫困县。1990年代中后期，来自中国各地的资金帮助长阳县一共建起76所学校，均挂上“希望小学”的校牌，长阳由此成为湖北“希望小学之乡”。
普九压力
在盖校期间，有人提出一个小学没必要盖那么大，当年集中4个村庄也只有200多名学生。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陆续带走了孩子，学生势必越来越少。但乡村干部没有理睬。
曾参与建校的村干部说，重要的是，“上面有明确要求，要过关，压力大”。
压力从北京一级级到达乡镇。
为了确保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1992年3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实施细则》， 督促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义务教育实施规划，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完成规划期限和措施等。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进一步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划制定具体方案。
该细则还明确惩罚措施来试图阻止基层官员敷衍应付：因工作失职未能如期实现义务教育实施规划目标的和无特殊原因，未能如期达到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要求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为杨溪小学筹募资金的周金翠乡长已经去世，无法得知他当时遭遇的“压力”，可以确认的是湖北当年所有乡镇长都是面对同一份文件——编号鄂政发【1995】56号的《湖北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规定了办学规模：每个学生平均占有校园面积农村小学不低于24平方米，初中不低于27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小学不低于5平方米，初中不低于9、5平方米。
原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提供了他的“普九过关”经历。该乡23个村场按照规定至少修建18所完全小学，但他们拿出修建15所完全小学的初步方案还是遭到分管财经和计划生育的班子成员置疑——根据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周沟乡每年人口出生率为0.9％左右，每年出生人口280人左右，一个班35人，只能够8 个班的生源，完全小学由此不应超过8 所。
李安排计划生育办公室做出1995——2010年的1～7岁人口模型。模型表明：从2002 年开始，全乡小学一年级入学儿童将在250 人以下。考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际每年新增生源不足220人。周沟乡党委、政府提请乡人代会做出了“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决议，提出只盖8所小学。
令李痛苦的是，监利县分管教育的县领导和教育局长多次找他谈话，并多次大会小会点名批评，要求周沟严格执行15所完全小学的普九计划。县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多次单独敲打李，希望他顾全大局，为县委分忧，至少要建12 所完全小学。
1994年，李最后请求来检查工作的湖北省普九达标督办组研究一下周沟乡的人口模型，建议全省普九达标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防止提高指标，避免浪费老百姓的钱财。省督办组负责人当即对李严厉批评，并上升到“三讲”学习不到位的高度，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李昌平坚持了8所完全小学的方案，最后被扣上“不重视教育，政治上不成熟”的帽子。
“政府要为学生盖好学校，还有那么多好心人来帮助我们出钱”周平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一次性盖一个好学校，千秋万代来服务村民呢？
1995年底落成后的杨溪小学一跃成为村庄里最雄伟的建筑，村民们在开校的鞭炮声里欢呼鼓掌。周平说，这所学校当年顺利通过了“普九”验收。1999年，长阳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其中小学生入学率超过99%，高于国家要求。
两个老师和六个学生
显然，这个学校没有实现它千秋万代的理想。
为了给杨溪这样的数以万计的乡村中小学校提供师资力量，中国在每一个县级城市建立中等师范学校，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来吸引初中生出优秀而贫寒的一部分学生，训练三年，然后分配服务乡村的中小学校。
杨溪村民说，乡政府时常拖欠教师工资，且常年不见上涨。一些被分配的年轻老师不堪忍受流向外地，鸭子口乡不得不寻找能够容忍低薪的民办教师，教育质量极为低下。
1996年，周平才转为国家公办教师，但收入没有多少变化。他不得不和利用空闲和家人在地里种植尽量多的玉米、红苕，还养了几头猪和一群鸡，来实现内心的平静。他无法得知的是，他和这个学校的命运在这个剧变的时代里注定跌宕起伏。
2001年，中国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乡村教育被掩盖的问题一下子浮出水面。
截止2000年年底，中国有53511个乡镇。中央政府最后发现交由最基层的政府来管理教育如同一场噩梦——一些乡镇打着“办教育”的旗号对农民横征暴敛，激起群体事件；一些乡镇对教育不闻不问，一个老师管一个学校；有乡干部恨不得把所有亲朋好友都写进教师名册套取工资。
受教育人口最多的农村义务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妨碍了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1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确立“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收回教师的管理权和教师工资的发放。
在县政府看来，多一个学校就多一笔投入和经费，遍地开花的学校令管理者望而生畏。有官员称，“又有什么理由，我们不压缩那些只有十几个学生的学校呢？”
与此同时，乡村人口的减少直接推动了中国对乡镇的重新规划。2001年，长阳乡镇由1999年的16个合并为11个，村级组织由2000年的442个合并为154个。长阳县教育局随即发出《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提出“联村办小学，乡镇办中学，县级办高中”逐年压缩学校，推行集中化办学。
杨溪小学一开始还不在压缩之列。鸭子口乡在该乡境内划六个学区，每个学区确定一个中心完全小学，再负责管理所在区域的村初级小学——村初级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学生，五六年级学生必须送到中心小学。
杨溪小学就是六个中心完全小学之一。
但越来越多的杨溪村民去到中国各大小城市打工，带走了自己的孩子。生源奇缺，令周平不得不把不同年级编成混合复式班，煞费心思将一年级和五年级、六年级和二年级、三四年级安排在一个教室，这又令其他家长感觉惊恐——为什么十多年前的复式班还会重现？
一些孩子被送到了30多公里外的刘萍中心小学。该学校也是一个香港公司帮助建立的希望小学，在2002年开始建立寄宿部来照顾年幼学生的学校，“很快像一条八爪章鱼一样把周边的小学的孩子悉数吸光”。
学生一个个陆续离去，守着村庄最雄伟建筑的杨溪小学一直挺到2007年。老校长退休，有最长久教龄的周平顺理成章成为这个学校的负责人，但他要负责的对象只有一个老师和六个一年级的学生。
2007年底期末考试，监考官都不愿去杨溪小学去监考。周不得不带着六个孩子来到刘萍小学参加考试。孩子们看见热闹非凡的操场和教室，不愿回去了。陪同的家长们对周说，干脆我们也投靠过来吧。
2008年初，周平最后一次清查学校，关好了学校的铁门，带着另一位老师去刘萍小学报到。刘萍小学接管了杨溪小学的全部校产，并委托校边一户当地代为看管。为了节约看管费用，学校容许他们翻开草坪上的草坪，种上红苕、大白菜等变钱。
废弃的必然
乡村小学废弃的故事一直在发生。截止2008年，长阳全县农村小学数由1998年的363所压缩到72所。
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介入，这一切也就悄然翻过。2008年11月，《楚天都市报》报道说，长阳县在普九期间建起的76所希望小学，至今只有18所希望小学还在运作，另外像杨溪小学的58所希望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该报道令舆论哗然，有捐款支持希望小学的相关人士公开指责长阳浪费惊人，亵渎无数助学者的爱心。
长阳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文件辩称，1980年，中国开始执行严格的计生政策。但在1984年，长阳县成为土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获准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当地由此出现了一次其他地区没有的生育高峰，全县在1998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高达79141人。
“这些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必须给他们盖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就必须盖初中”长阳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田明岳说，应该历史看待这个问题，一场洪水过境的时候，人们显然要运土垒堤，不能等洪水过了后，再来指责建立堤坝是劳民伤财。
但田承认，如果当时有针对性地建设大量临时教学点，或可避免大量学校闲置。
但事实上，教育部门在当年已经无法控制局势——被授权管理本乡镇境内学校的乡镇不愿接受同级别的教育部门制约，且有“普九”的挤压。更主要的是，乡村干部自己筹募资金来建立希望小学，是求乞人家，“是人家说了算，不便干预”。
田说，大部分希望小学因为是乡村直接联系捐助，它们由此往往修建在乡村。教育部门试图劝说捐助者在榔塘镇修建几所永久性学校，但捐赠者是村庄的关系，结果都盖到村庄里，“普九”验收后就缺乏生源，不得不废弃。
事实上，当年的决策者也没有准确预判1990年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的冲击会如此剧烈——长阳政府网站表明该县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打工大县”，全年外出务工人数达到10万人。2006年5月还被授牌“全国推进农民就业创业劳务输出大县”。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较少在乡村结婚生子，一些在外多年的村民也越来越容易带走孩子。到2008年，长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儿童锐减到42799人。
田说，包括希望小学的大量乡村小学废弃是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必然浮现。反思和梳理多年前那一场混乱的农村教育管理，科学、理性将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置于社会发展战略的宏观视域中考虑，应该得到社会理解和支持。
一个山寨式教育的时代已经远去，这个县试图努力回归理性。2002年，长阳全面实行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把向农民收费集资办学改变为由政府出资办学，将农村义务教育由以乡镇为主管理改变为以县为主管理——教育局收归了包括学校校长任命、教师编制、调配调动、招聘录用、培训考核、教师资格认定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所有权力，教育经费实行了县级预算、县级管理。教师工资开始通过县筹县发，变得稳定安全。
压缩学校数量可以帮助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来解决教师待遇，改善办学条件。长阳县相关数据表明：近年来，在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下，该县对教育的财政拨款和教师平均工资均有增长。2005年，长阳县将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小伙食补贴、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纳入财政预算。学校也得到了生均30元/年的省拨公用经费。
一切看上来都在好转。但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长阳县也在咀嚼一些苦果。
“普九”期间建造的学校或许是中央政府一块心腹大患，而被投入巨资维护。长阳县争取“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项目资金2000多万元，消除各类危房23000多平方米。2006年，长阳投入300万元彻底消除全县中小学所有的D级危房。
普九债务也是有的。长阳县政府提供材料称，从1995年1月至1999年6月底，该县为“普九”共欠债2285.26万元。从2004年开始，县政府每年安排105万元专项资金还债，至今拖欠1780万元。
2008年11月一个傍晚，周平回到杨溪小学，门口挂的牌子是“鸭子口乡刘萍小学蔬菜基地”。闻讯赶来的看管者一脸通红打开了铁门，小跑离去，像是做错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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