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二)

五、对第四类报刊的查处
第四类报刊属“地下报刊”。这主要是有一些非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人群，既借助上游庞杂的小报信息，又利用下游猎奇的群众心态，经过摘编包装，拼凑成一份“报刊文摘”，以赢利为目标，混迹于“小报交易”市场。请看当时遭到查处的三个案例： ( http://www.tecn.cn )
案例一
1966年12月，上海市东风中学高二（六）班某学生发起成立“东风造反兵团”，后吸收卢湾、力进、二十二等中学的少量学生，改称“红卫兵上海市东风造反兵团”杀向社会。兵团规模18人（后退出6人），总部设于瑞金二路金谷村14号。1967年2月，兵团获得市印四厂免费铅印的20万份《毛主席和其它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材料。向社会散发1千份左右后，其余以2分或3分一份卖出，所得大量款项留作兵团经费（当即购买了两辆自行车，后又增添了两辆自行车）。就此，该兵团即组织人员搜罗材料，编印铅字版《文革通讯》，每周2期，每期2万份，每份售价2分，雇用200多名小学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等闹市地段叫卖。除厂方扣除成本外，每期收入达一二百元。同时，该兵团还联合红卫印刷厂大量印售《毛主席诗词》、《炮打刘少奇》等材料。为追求利润，该兵团还翻印“群丑图”等漫画。在翻印剧本《清官秘史》时，特意加印故事梗概和演员表，均以高价在校内外广泛出售。该兵团人手一张公交月票，白天游公园，拍照片，晚上学开车，经常上点心店，先是阳春面，以后是汤团、馄饨、蛋糕，手头十分宽裕。为了建立社会联系，该兵团经常请印刷厂青年工人吃饭，互赠像章。6月份，上体司曾派人登门检查，该兵团准备集体撤离上海，到杭州寻求发展。（注：1967年6月28日，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编《文教卫生简报》第55期。） ( http://www.tecn.cn )
案例二
1967年7月底，上海染料七厂半工半读学校两学生（一人曾少教）纠集人员，占据武康路113号巴金家中的小客厅，成立了《前锋通讯》编辑部（刊物所登地址为武康路213号，实际上武康路上没这个门牌，后经有关部门向邮局查询，才知该编辑部设在巴金家中）。8月下旬，《前锋通讯》出版第一期，至9月中旬，共出正刊4期和副刊1期。每期《前锋通讯》均在第一版抄摘来路不明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并整版刊登各地武斗的消息，有的栏目直接就叫“枪林弹雨”，例如第一期刊印12条关于新疆武斗的内容，特别渲染了上海支疆青年的遭遇。该刊还十分注意“部队动态”，例如第二期报道“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军已取消休假，珠江舰队已调往虎门”等。《前锋通讯》每期印数2-3万份，纸张在上海购买，然后运往浙江平湖、海宁印刷。小报每期定价2分，除在上海出卖外，还分销浙江杭州、绍兴、海宁和江苏苏州等地。《前锋通讯》编辑部共有20多人，多数为青年学生，多数参与上街兜售。每次上街兜售时，除车票可实报外，还有每人每餐4角的误餐补贴。为此，市政宣组建议市政法指挥部出面取缔，对为首分子进行审查。（注：1967年9月15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政宣简报》第109期。） ( http://www.tecn.cn )
案例三
1967年9月，卢湾区二十二中一代课教师和育才中学一学生借着为红革会中学部编辑《红革会中学文革通讯》的机会，发现市场上文摘小报销路好、利润高，便着手编印《红卫兵快讯》。《红卫兵快讯》为八开小报，印数2万，只发行了2期，大部分内容为“首长讲话”、“各地动态”，消息来源主要是转摘其它小报和抄摘内部资料。小报委托浙江海宁印刷厂印刷，纸张则是开白头发票从海宁红三司处购买。编辑部有2位老师和10多个同学帮助发行。9月24日，政宣组派人对《红卫兵快讯》进行了清理，编辑人员承认办小报“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可用这部分资金开展基层活动”。经审查，《红卫兵快讯》编辑人员无政治问题，费用支出控制较严，开支较合理，故予以结案。（注：1967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政宣简报》增刊第26期。） ( http://www.tecn.cn )
由以上三个案例可知，当时的“地下报刊”多发生在市中心的中学生群体中。一则因为“小报交易”市场多分布在闹市地段，耳濡目染，近水楼台，必然会引发附近中学生的参与冲动；二则因为当时有不少中学生回避学校的“斗批改”运动，游动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时可逍遥，适逢其会时即可披上“革命小将”的衣装参与行事；三则因为中学生的身份不太起眼，不容易被追究，也就提供了蹦挞的空间：四则因为中学生大多不知天高地厚，胆敢以谋利为目的而涉足此类非法交易。当然，这不是说大学生群体、工人群体中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9.23-9.24”行动中，静安区就查获国毛七厂一造反队委，假借首都红代会简报组名义，编发《文革简报》，获利1300多元。卢湾区查获一个人，以“战地黄花编辑部”名义，编印《砸烂裴多菲俱乐部》出售，涉嫌投机倒把活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而是表现得不如中学生群体那么集中，那么彻底，或者说他们所办小报并不具备典型的“地下报刊”的特征。 ( http://www.tecn.cn )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属于“地下报刊”呢？
确实，所谓“地下报刊”的内容、版式等，跟各级群众组织编发的注重“小道消息”的第三类报刊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如果说这是两类报刊的“共同点”的话，那么之所以能从第三类报刊中分蘖出第四类的“地下报刊”，或者说这两类报刊的“差异点”在于：一、前者终究是有组织背景和组织依托的，后者则属自发的组合，或假借一个无系统归属的组织；二、前者有的（时）出售，有的（时）发送，后者则全部出售；三、前者的目的多为筹款，收入多用于组织活动，后者的目的多为创收，收入多用于自身享受。比如前述中提及的《反到底通讯》，尽管清理中帐目不符，但它在组织体系上隶属于交大反到底兵团，印售小报的全部收入由兵团统一掌控，统一使用，就不能认定它为“地下报刊”。反之，案例一、案例二中的小报，既没有组织归属，又将所得钱款收入囊中，应为典型的“地下报刊”。案例三则假借红革会中学部的名义，虽也赢利，但管理严格，不为私人受用，也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入“地下报刊”之列。由此可见，当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时，“地下报刊”的指认就成立了。 ( http://www.tecn.cn )
显然，“地下报刊”之所以能够出世，是源于对利润的发现和追逐。首先，有人能够发现“小报交易”中不仅存在着利润的空间，还存在着获利的可能——原来小报是可以抄摘拼凑的，纸张印刷是可以买卖的，印成的小报是可以兜售的——从“小报交易”中来，再回到“小报交易”中去，利润就实现了。应该承认，这种发现是通过对市场的透彻观察和对机会的敏捷把握才达到的，其中既有商业的意识，又有取巧的心机，还不失狡黠的判断和决策。在这方面，上海人确实先天地多了一份灵光和聪慧，“地下报刊”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交易”中不会是一种偶然。 ( http://www.tecn.cn )
至于有人追逐，那是利润的诱惑——尽管口号正在呼喊，革命正在进行，但对更广大、更普通的人群来说，商品仍在交换，生活仍在继续。所以，与其说利润的诱惑是炫目的，不如说是原初的和现实的。有人为此产生追逐的冲动和胆力，那就是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并进行强力运作。应该承认，这部分“地下报刊”的经营者是有相当能量的，从编辑到发行，从上海到外地，构筑起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创利的网络。相比之下，当时大学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等不少第二类报刊都是亏本运作的（每期印发9万份，实际收入2700元，印刷费、发行费支出2640元，余50元，再加上赠送和交换的份数，只会亏本）。在此，联想到案例一中受利润驱动的《文革通讯》竟“雇用200多名小学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等闹市地段叫卖”的情景，是承认这构成了对《上海红卫兵》报的嘲讽呢？还是承认这些“地下报刊”的主办者确实富有魄力和经营的能力？只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指向是为“我”赢利，所以被政宣组的文件指认为“非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正在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毁坏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才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孕育“非法”的温床——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 http://www.tecn.cn )
本文梳理了上海文革运动期间群众报刊的演变史，除了为上海新闻史补缺，更为了通过推开群众报刊这扇独特的窗口，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至于文革期间群众报刊的版式、内容、语言、文风等，则属未来的研究。 ( http://www.tecn.cn )


原载《史林》2005年第6期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