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法律：30年三件事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2日11:51  《法律与生活》杂志

　　打黑法律：30年三件事

　　文/阎礼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有一个规律：几乎每隔10年就出现一个“标志”性“人物”，从而催生了立法。同时，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变化，法律也做出了相应调整。

　　这些年来，笔者在采访中，亲身见证了我们国家“打黑”方面的立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调整的过程。

　　“乔四”催生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0世纪80年代末期，哈尔滨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当时，由于拆迁业比较混乱，这就成了一些人大发横财的机会。但拆迁这个“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因为被拆迁的一些单位与居民不愿意搬走，所以尽管拆迁利润丰厚，一些拆迁企业也望洋兴叹。

　　这时，靠“黑”和“讲义气”在道上已出名的乔四，主动带领手下打手承包了一个拆迁工程。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被拆迁对象不得不接受了拆迁。

　　数年后，乔四在冰城垄断了全市的拆迁业、建筑业，并且霸占了一些高档酒店，此外，他还绑架、收保护费、放高利贷、强迫交易、抢劫等无所不做。乔四嚣张地自诩：“咱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不能说呼风唤雨吧，但在哈尔滨的地盘上没有我摆不平的事儿！”

　　1991年6月的一个天晴日朗的上午，乔四因犯有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行贿罪等数十项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哈尔滨市郊区被执行了枪决。

　　当时，媒体纷纷以《冰城，一个黑社会的覆灭》为题隆重报道，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案也引起了立法界的密切关注，有关专家对此案进行专题调研后认为，乔四已经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特征。此后，又有类似的集团犯罪，可当时法律并没有规定是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由于打击这种犯罪的需要，立法界经过多次调研与论证，最后慎重地建议增设这种罪名，呈请最高立法机关批准。

　　于是，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刑法增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就是《刑法》的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或者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程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近日，笔者采访了曾参与新《刑法》修订的刑法学专家樊崇义。他说自己在参与增加这项罪名时，认为以乔四为代表的一些犯罪集团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组织特征等，这种犯罪具有经济实体、成员固定、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社会危害大，是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式。而且随着经济转型、社会变革的加快，这类犯罪已在各地都有发生，为了打击这些犯罪需要及时进行立法。

　　“那么当初为什么称‘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不像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国家那样，直接称黑社会犯罪？”

　　面对上述问题，樊崇义回答道：“这个问题也有别的媒体访问过。这是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层面是担心一些人误解，以为我国真的像境外的黑社会犯罪那样猖獗，造成心理恐慌，影响百姓生活，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个层面考虑也是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因为我国的政体与国体决定我们是多层级领导，即使中国的某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买通公、检、法，但还有党委、政府、武警，即使是有天大的神通，把一个地方的权力机关，甚至国家机器全部‘摆平’了，但还有上级部门，直至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军委等，还是有足够力量能够完全、彻底地铲除掉所有的涉黑犯罪组织，所以，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根本控制不了一个地区的所有部门，与国外具有很本质的区别。”

　　对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我国著名犯罪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

　　刘涌案催生司法解释

　　有了立法规范，就可以“有的放矢”。但自1997年新《刑法》增设了第294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来，在几年之内，全国司法机关都未使用该罪名审判案件。直到2000年，才有两起“典型”案件使用这项罪名，也由此拉开了全国范围的“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的序幕。

　　案件之一是“浙江温岭张畏涉黑案”。案犯张畏、王芳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共犯25项罪名，在为非作歹的5年里，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20人轻伤涉及金融诈骗等犯罪，涉案资金高达5.03亿元。2001年3月12日，张畏、郭海华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伤害(致人死亡)等25项罪，被判处死刑，其他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案件之二是沈阳黑道霸主刘涌案。

　　刘涌案无论是起诉还是审判，都是一波三折。一审死刑，二审死缓，再审死刑。这是公众所了解，此案的复杂性还有一些不为外人所了解，恰好笔者当年全程跟踪此案，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也是在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出台“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期间，沈阳市公安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反映打黑在沈阳遇到的问题。不是没有保护伞，但是保护伞在台上，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其他地方也遇到了这样的尴尬，所以，当务之急是需要立法机关进一步解释。

　　200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此前的《刑法》第294条规定，定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黑保护伞”，如果没有保护伞，就不能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来惩处。而新的立法解释规定，只要在组织形态、犯罪特征、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符合黑社会组织的特征即可定性。

　　由于立法机关做出了新的立法解释，就解决了司法机关在“打黑”中遇到的难题。笔者2002年10月底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采访就遇到这样的例子，东莞打黑第一案的终审已经判决。20名被告均被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其中有4名成员被判处死刑，5名成员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绰号“铃眼庭”的李庭芳被判犯有9项罪行，数罪并罚被判死刑。

　　判决援引最新立法解释。

　　该立法解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虽然有保护伞，但暂时尚未挖出，照样可以适用《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另一个就是确实没有保护伞，但其犯罪具备立法解释，照样可以定罪审判。

　　由此看出，打黑，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为刘涌主动启动再审程序

　　法律与立法解释完善的同时，司法程序也在随打黑进程的深化而前进。比如，曾被称为“中国法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的沈阳刘涌案件就启动了再审程序。

　　2003年10月11日中午，辽宁锦州市公安局40多名防暴警察将刘涌从监狱押解至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其目的是解回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

　　据管教讲，刘涌是一个极有城府的人。一审法院判处他死刑，而二审法院改判为死缓后，他很是得意。而最高人民法院10月8日通知他将进行再审，他当时就木然地说了两个字“完了”。

　　2003年12月22日上午，在辽宁锦州，审判长用一个半小时宣读刘涌一案再审判决书。到此，由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给历时三年一波三折的“沈阳黑帮老大”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画上了句号。黑枭刘涌终于被以注射的方式执行了死刑，其理由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三款“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刘涌案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一起刑事案件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

　　自2000年打黑专项斗争以来，面对打黑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中央政法委加强对打黑工作的领导与协调，最高检与最高法为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监督与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公安部成立了“打黑办”，对案情复杂、侦办难度较大的涉黑案件进行挂牌督办，采取派员督办、调阅案卷、指定管辖、异地用警等措施。最近，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打黑办”负责人廖进荣对笔者说，全国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主动进攻的高压严打态势，打击各种涉黑者及其“保护伞”，保一方稳定和平安。

　　(注：本文作者为《人民日报》社记者，法学博士)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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