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老人仙游 世间再无斯人

    世人皆知大师难得，更常见悲叹之声：这不是一个产生大师的时代，这只是一个膜拜、纪念大师的时代。可仅剩不多的大师们，却也在今年纷纷作别人世。粗略一算，享年八旬以上的文化老人，便有十几位陆续陨落。

    若论起这些老人的功绩，更是令人徒增惋惜之情。梁羽生大侠名满江湖，开新派武侠小说风气之先；欧阳山尊是中国话剧奠基人；季老是梵文专家，国宝级大师，他身后遗产至今还有一群人你偷我抢，是非恩怨令人唏嘘；任继愈以唯物史观研究宗教，很受毛泽东器重。此外，诗人绿原、历史学家唐德刚、翻译家杨宪益，“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等等，均在今年驾鹤西去，徒令学人扼腕叹息。(文/武云溥)

    他们走了，剩下一些“不识字”的人

    2009年去世的文化老人不少，大家知道的学者和文艺家，就有近20位。季羡林、任继愈、梁羽生等人的名字自然是如雷贯耳，王世襄、唐德刚、柳存仁、绿原、何满子、杨宪益、丁聪、欧阳山尊等人，也都是些接近大师级的人物。这些文化老人尽管多数都曾经饱受磨难、历尽沧桑，但总算是寿终正寝(大部分活到了90岁)，这是他们的幸运。他们终于摆脱了尘世的磨难，去了一个或许没有烦恼的地方。

    但对于后辈们来说，总有一些不安感，一种失去父辈之后的焦虑感。大家都普遍感到，学术和文化的薪火日渐式微；依仗政治、资本、传播等各种世俗权力支撑的文化骗子在招摇过市：官僚学者“双面人”，注册“大师有限公司”，为迎合大众传媒这种新的资本形式而往经典中注水。学术文化界进入“群龙无首”的时代。有人还说，他们是最后的“大师”，再也没有“大师”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认字方面，后来者肯定不如那些逝去的老人。比如，认中国古代的文字肯定不如他们，认外国字也不一定能够超过他们，吐火罗文、梵文就更不用说了。连字都不认识，还谈什么写字，谈什么文化薪火。这是后来者的死穴，任何“补丁”程序都无济于事。因此，一个时期的“文化断代”是肯定的，后来者注定是历史的中间物。

    但在惋惜文化老人们去世的同时，也不必过于害怕和着急，“革命自有后来人”。至于这些“人”到底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那的确很难预料。龙种断根，跳蚤横行，也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世相。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后辈们，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编写病毒程序，把古代经典转化为游戏软件，把古籍的文字搬到手机里面去，发明一些老同志永远也弄不懂的“火星文”。意思的确是不大，但总比坐在那里发呆、发傻要强一些。它表明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文化老人的学术命运像哑铃

    这些逝去的老人经历各异，除少数几位早就移居海外的，比如唐德刚、柳存仁、梁羽生，剩下来的人的命运都相似。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形成的图像呈哑铃状，两头大中间小，青少年时代和晚年都不错，中间的壮年时代则很糟糕。

    对于学者而言，“青少年时代好”，主要是指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少年时代的古典教育和青年时代的现代教育，敞开了他们的精神空间，为后来的学术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季羡林毕业于哥廷根大学，任继愈毕业于北京大学，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郑念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绿原毕业于(重庆)复旦大学。即使像舒芜、何满子那样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接受了非常好的家庭教育。舒芜自称“桐城派的子孙”(父亲方孝岳为著名文学家，姑母方令孺为新月派诗人)。何满子上的是西式私塾，国学课由一位前清副榜教授，数理化和外语课由剑桥大学毕业生教授。

    他们都是生于20世纪一十年代或二十年代的人。当他们进入四十岁左右盛年期的时候，本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该是开始学术创造的时候，但那他们却遭遇了命运的低谷。他们不得不整天写检讨、读报纸、检举别人；诚惶诚恐，忧心忡忡。最典型的是舒芜，刚刚揭露完了胡风，转眼间自己“被”变成了坏人，最后连妻子的命都搭上了。季羡林先生晚年写了一本《牛棚杂忆》，回忆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人”生活，他反对用“畜生”来比喻人，认为这是对畜生的侮辱，只能称之为“非人”。不仅仅是他们，所有的学者和文人都一样(如茅盾、巴金、曹禺等)，他们两手空空地走过天命之年，没有给自己和后人留下什么。文集中的作品，主要写于青年和老年时代，壮年时代的作品主要是检讨书和声讨文。

    说他们幸运，是因为他们还活着走过来了，没有埋在密山农场、清河农场、北苑农场，向阳湖、团结湖、兴凯湖，北大荒、石河子……直到60岁，他们开始“老夫聊发少年狂”，进入了学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季羡林、任继愈和他们的同龄人一起，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支柱。

    文化老人的传承者及其学术运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选导师，首选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年龄段的老学者，外加一批四十年代末大学毕业的学者；其次就是选择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第三才是那些于三四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前后大学毕业的老师。

    总体上看(少数优秀的除外)，后面这一批学者，知识结构单一，思想僵化，精神空间逼仄，话语方式不像学者像领导。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塞给他们的礼物。他们迷恋那种把人群分成两个阶级的观点，最熟悉的方法论是变戏法一样的“辩证法”。在简单的“敌友”、“美丑”二元论思维支配下，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等，自然也就变成了社会斗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图像一只纺锤，两头小中间大，意思是说，他们最风光的就是中间那一段，开批判会、写批判文章、写大字报。他们在整人和被整、受虐和施虐中激动不已，他们既是“非人”的制造者，又是“非人”本身。

    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他们一出场就宣布：回到五四，也就是寻找他们的知识导师和精神导师。但这一代学者的死穴，就是先天不足，没有“童子功”，元气孱弱。90年代，他们正值壮年，等到自认为可以做点事情的时候，却遇上市场经济挤压和诱惑，学术领域也在各自占山为王，于是一批学者开始热衷于“炒学术股”。这使他们注定不可能创造广大的学术空间。

    与上述情形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唐德刚和柳存仁。他们早年移居海外，如今都是国际汉学界之翘楚。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图，却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状。唐德刚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主任。柳存仁为著名的敦煌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学院院长、澳洲人文科学院院士。他们之所以成就斐然，并非他们是什么天才，除了早年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一基本前提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环境安定，没有什么东西去伤害他们，用不着向各种权力(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点头哈腰，更用不着为了保持一点可怜的尊严而耗尽脑汁！

    ●　张柠（文学批评家)

    漫画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