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赢得世人尊敬的六大惊人之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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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赢得世人尊敬的六大惊人之处
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咱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无是死而无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万人敬仰的伟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
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
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月初杭州会议,毛主席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主席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1958年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之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孤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
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I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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