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呼吁“花钱买刑”令人发指

大法官呼吁“花钱买刑”令人发指

作者/刘植荣LIU Zhirong请您 支持。谢谢

2009年11月6日，新华网转载了《法制日报》的刊文《最高法副院长称“花钱买刑”有望被规范》，又是这位张军大法官，刚建议完“宽容贪官”，他认为贪污5000元认定为犯罪不公平，应提高涉案金额，他说：“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照他的说法理解，要把贪污的起刑点提高到上千万、数千万，也就是说，贪污几百万就属于廉洁，不再认定为贪污罪。这位大法官的论调越来越离谱，现在他又呼吁可以“花钱买刑”，富人可以不坐牢，而且还要规范这一做法，在全国推广。看后这则新闻，令人发指。

这位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该院师生作题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的演讲时说：“在类似个案中，犯罪事实、性质、情节是相对不变的，但社会危害是可变的。被告人把被害人打残或者打伤后，给被告人50万元，被害人的后半生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如果另一个被告人也把被害人打残或打伤，却一分钱没给，被害人一生就可能没了依靠，他的家庭也可能从此陷入贫困。两者的社会危害后果能一样吗？当然不能，所以对两种情况的依法处刑当然也不一样。”

笔者不想用大的篇幅驳斥张大法官其他荒谬绝伦的论调，仅就这一句话进行分析，看看这位大法官的法律知识是何等的贫乏、其观点是何等的荒谬。

一、张军大法官不懂实体法

首先，这位张大法官不懂实体法。这位大法官说“社会危害是可变的”，认为把人打伤残后给被害人50万和不给50万的社会危害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坐在中国法律权威宝座上的大法官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也就是说犯罪行为主体通过“犯罪行为”给犯罪行为客体带来的“权益侵犯”。显而易见，犯罪的社会危害是由“犯罪行为”发出的。

可这位大法官认为，把是否给被打残或打伤的受害者50万来推断“社会危害后果当然不一样”，显示对犯罪的概念不清楚。打人过程是犯罪行为，打人后的赔偿怎么是犯罪行为呢？社会危害一定是对公私权益的侵犯，难道惩罚犯罪也是对公私权益的侵犯？这位大法官混淆了犯罪行为和对犯罪的惩罚两个在时间上不属于一个阶段、在后果上恰好相反的概念——一个是危害社会，一个是保护社会。

“犯罪行为”一定具有“危害性”，否则就不是犯罪。打人致伤残，对公民个体造成了危害，是犯罪，“赔偿50万”是对这种犯罪的附带“民事赔偿”。不管附带民事赔偿是通过判决还是通过协议实现，它绝不会影响行使部分的审理，不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举个通俗的例子，一个人强奸少女，使少女的身心受到伤害，强奸犯愿意包养被强奸的少女，难道我们就认定强奸罪的社会危害性减轻了或抵消了？绝对不可能，强奸犯不能把包养被强奸的人的行为来抵消社会危害性。

一旦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其社会危害程度也就因其犯罪行为的终结而确定下来，这是不可扭转的。比如在铁轨上放炸弹，把火车炸倾覆，这种社会危害一是直接的，也就是火车本身和火车所载货物及人员所受到的损害，二是间接的，即这一行为引起的人们对交通运输的恐惧等社会秩序的紊乱，从而使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妨碍。如本来要坐火车谈生意，结果不敢坐了，这就使商业活动受到破坏；再如，本来想坐火车探亲，不敢坐了，这就使公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破坏。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一定是犯罪行为本身造成的，不能说放炸弹的人有钱，陪了钱就认定社会危害的后果不一样。再比如，犯罪行为人把人的眼打瞎了，受害者的身体伤残的危害已经形成，不能说赔偿了50万他的犯罪危害就轻，眼睛就能看到了，不赔偿犯罪危害就加重。

“犯罪的社会危害”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犯罪的社会危害一定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对犯罪的惩罚和民事赔偿无关。可这位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大法官把因社会危害进行的民事赔偿和犯罪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混为一谈，在多种场合散布“民事赔偿”可以“谅解”犯罪。请看张军副院长在第八届中国律师论坛上的讲话的原话：“从审判实践了解的情况看，坦率的说，在这样的综合职业能力方面，我们法官，我们律师的确还有着很大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刑事诉讼当中，有的律师宁愿动员当事人家属把巨额钱财用在打关系的邪路上，也不愿意鼓励被告人家属把钱用在依法赔偿上，争取被害人谅解上。”这位共和国大法官连最基本的法律概念都不清楚，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领导审判工作的。

二、张军大法官不懂程序法

其次，这位大法官不懂程序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一定是先审理刑事部分，后审理民事赔偿部分（当然，民事赔偿诉讼也可以独立于刑事部分之外）。通过刑事审理认定犯罪事实及加害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然后才能对加害人应承担的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作出认定。简单地说，是先刑事，后民事；刑事审判在先；民事赔偿在后；刑事是主审程序，民事是附带程序；刑事是主要矛盾，民事是次要矛盾；刑事影响民事，而不是民事影响刑事。其实这一审理程序的名称本身就已把审理的先后和主次解释清楚了，是“刑事附带民事”，而不是“民事附带刑事”。

    我们就用张大法官自己举的例子，来简单说明这一审理程序。加害人把被害人打伤残，这是犯罪行为，应先认定犯罪事实和危害程度，也就是伤残程度，根据刑法量刑规定判决。然后才是根据刑事审理程序中认定的被害人的伤残程度进行民事赔偿审理，看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多少钱。

    这位张大法官本末倒置，认为民事在先，刑事在后，根据民事赔偿的数额来认定犯罪事实和社会危害程度，并依次定罪量刑。这是典型的主次不分，先后不分；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混淆，是民事审理的越位。

    刑事犯罪不是私罪，因为它侵害的是社会关系或秩序，这就是刑事犯罪要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提起的公诉的原因。既然是公诉案件，犯罪客体中的个人就无权影响诉讼过程的定罪量刑，道理很简单，原告不是受害人个人，而是检察院，刑事诉讼是检察院代表国家和社会同犯罪行为人的诉讼。张军大法官在谈论刑事诉讼时无视最主要的原告当事人检察机关，把国家刑事犯罪同民事案件混为一谈，认为行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一样，是受害人个人和被告之间的诉讼，由此认为受害人个人可以影响定罪量刑，可以原谅被告，这是典型的法律界限不清。

    由此可以看出，这位主管全国行事审判工作的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不了解程序法，后来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影响到先前发生的事情呢？儿子怎么会遗传给老子呢？一个连基本审判程序和法律界限都不清楚的人竟然坐在了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宝座上，而且主管全国的刑事审判，真让人不可思议。

    三、“花钱买刑”本身就具有社会危害性

“花钱买刑”本身就具有社会危害性。因为刑罚具有“惩罚”和“威慑”的目的，“杀人偿命”这就是惩罚，但也具有威慑作用，警告那些有这种犯罪欲望的人，实施这种犯罪会有什么后果，也就是说“杀鸡给猴看”。如果花钱可以买刑，这就和“花钱买官”一样，失去了刑罚的威严，因为刑罚可以被金钱所左右。这个口子一开，社会上的恶性犯罪必然会大增，因为“花钱可以买刑”，“有钱能使鬼推磨”，想报复谁，就把他打残，然后“破钱财免牢狱之灾”，花点钱就万事大吉了。

    张大法官所说的“花钱买刑有望被规范”就是要再次修改《刑法》，上面规定一年刑期的价格是多少，如“10万元/1年刑期”，这大概又是“中国特色”。其实“花钱买刑”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继承了清朝大贪官和珅“议罪银”的衣钵。乾隆四十五年大贪官和珅就怂恿皇帝搞“议罪银”，也就是“花钱买刑”，从而搞得国不国，法不法，使大清王朝日益衰败，最后被彻底推翻。

    审判权属于国家，绝对不能属于金钱。“花钱买刑”实际上就是把刑罚商品化，把法庭变成市场，为富人为所欲为提供法律保障，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践踏，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侵犯，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作者博客：飞翔的铁塔 http://blog.sina.com.cn/zhirong 版权没有，欢迎传播）

    后记：全国政协委员、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指出：“现在法官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每年都至少有一个省级法院的院长落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落马了，湖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落马了，辽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落马了，广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落马了，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弢（tāo）落马了，那些级别低些的落马法官难计其数，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不得不说：近年来，数名大法官落马，其教训不可谓不深，但此类腐败问题仍未禁绝。尤其是个别高级法官的问题出现后，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危害。

    各位博友：昨天教育部要改汉字，今天最高法院要卖刑，这关系到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的利益，大家一定要发挥网络的监督鞭策作用，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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