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的第十五人：尼克尔斯基

中共一大会址（来源：资料图）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人数问题，我国学界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有15人参加了，其中中国人13名，外国人两名。疑义只在于正式代表究竟是“12人”还是“13人”？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的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而包惠僧本人则在1979年6月写过一份材料确认：“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北京代表刘仁静、张国焘，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武汉代表陈潭秋、董必武，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共13名代表；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另一名参加者张国焘则在1980年3月出版的《我的回忆》中指出中共一大“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指出“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这里明确地将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

面目模糊的“一大”代表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学界关于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人数仍存在意见分歧。本文的任务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对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进行考证，因为目前我国学界及相关文献对他的情况几乎鲜有提及，或者以讹传讹。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提及尼科尔斯基身份的可能是包惠僧。他在《新观察》1957年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这样描述了尼科尔斯基：“加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会的共十五个人”，“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忆材料中包惠僧又明确提及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李克诺斯基”和“尼科斯基”，实际上指同一个人，即尼科尔斯基，只不过中文译名有差异而已。

另一个较早也稍稍提及尼科尔斯基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准备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陈独秀让他“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张国焘对姓名记得不够准确，总是将尼科尔斯基误称做“尼科罗夫斯基”。

从上述回忆看，包惠僧认为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此后我国学界再无人提及尼科尔斯基的其他什么身份，而有关此人的其他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事实上，即便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比如苏联历史学家А。И。卡尔图诺娃多年来一直关注尼科尔斯基这个历史人物。当她看到包惠僧在《新观察》上文章的译文后认为，自从有了包惠僧的说法，“这种说法就一再地被从一篇文章转引到另一篇文章，从一本书转引到另一本书”，而“关于尼科尔斯基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则一如既往没有任何重要的详细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她又开始跑各个档案馆，希冀能够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档案材料以及历史文献中发现哪怕是细微的材料。

然而，她还是未能搞清楚尼科尔斯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比如她在为一份档案材料作注释的时候指出：“李克诺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进行工会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李克诺斯基的身份目前还不能确定。按历史文献的习惯说法，他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显然，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这一点也被马林的报告所证实……显然，作为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李克诺斯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看来，苏联的历史学家经过对问题的查证，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份。”

1987年，应中共中央邀请，苏共中央一位书记来华访问。他回到莫斯科之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了一个任务：找出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履历和照片。任务就落到了А.И.卡尔图诺娃头上。她在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又搜寻了很长时间，研究一切能够找得到的有关材料，并且将其研究成果以“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为题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上。

А。И。卡尔图诺娃在文中推翻了此前自己关于“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的猜测，她指出：“以前曾经确认：尼科尔斯基是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中国去的，并且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来往信函中他是以‘瓦西里’或者‘瓦西里耶夫’的化名出现的。但是，在1921年5月至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名单和一览表中有瓦西里吗？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布卡特的名字叫瓦西里，而且布卡特在1921年夏天，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经到过蒙古。但是，根据确凿可信的资料，无法认定这位布卡特就是尼科尔斯基。因为根据档案文献我们可以确认：从1921年6月3日至12月，尼科尔斯基一直在上海活动。”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工作的一位名叫利金的工作人员，于1922年5月20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一份工作报告，卡尔图诺娃据此判断：在完成了上述任务之后，“尼科尔斯基应该是自己返回伊尔库茨克去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了”。因为利金的这份工作报告证实：“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我被派往广州……在上海，我应拿到工作经费和得到必要的情报。但是，在上海得知：（1）尼科尔斯基同志处没有所需的经费；（2）根据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我应在那里等候新的安排。新的安排不久就收到了……让我在瓦西里同志（即尼科尔斯基）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呆在上海。”但是，А.И.卡尔图诺娃认为，事实上，“尼科尔斯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任何一个会议参加者都不曾提及在会上碰到过他，收藏在档案馆里的此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各种代表证中也没有发现尼科尔斯基的证件”。

文章最后指出：“尼科尔斯基，看来就是奈曼-尼科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又叫贝格·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898~1943）。1921年加入俄共（布）。上过三年赤塔商业学校。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部队服役。有资料表明：至少1921年贝格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1921~1925年，奈曼-尼科尔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天从哈巴罗夫斯克抵达赤塔。1938年遭到逮捕并被判决参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死于1943年。后来，在他死后，得到平反昭雪。”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在介绍中共一大参加者的时候，对尼科尔斯基的注释基本上承袭了А。И。卡尔图诺娃的结论：“尼克尔斯基（1898—1943），俄国人，俄文原名В.А.Никольский。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

他的真实身份是苏俄情报人员

然而，2006年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找到了她所梦寐以求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珍贵档案资料，从而使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更加翔实和准确了。正如她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多亏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才使我们对尼科尔斯基在去中国之前和从中国返回苏俄之后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了解的可能性。因而，我们现在对奈曼-尼科尔斯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刻画：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科尔斯基，又叫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他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上过三年的赤塔商业学校，1912年至1916年在赤塔市的一些私人商店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加车站任店员和雇员。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预备步兵团和第516乌法预备步兵团任列兵。1917年至1918年，复员之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些私营企业里任职员。1918年至1920年，先后在白匪军第31赤塔步兵团和白匪军谢苗诺夫部犹太人独立连任列兵。1920年4月随同整个犹太人独立连投向红军。1920年至1921年在雅科布松红军游击队（也就是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第24阿穆尔起义团第4游击队）任普通战士，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

文中指出，作者曾经跟高级研究员Р.И.帕拉季佐娃一起作过一个推测，认为“1921-1925年尼科尔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天从哈巴罗夫斯克抵达赤塔”，“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新材料证实不了这种说法。实际上，1921-1923年奈曼-尼科尔斯基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从那时起一直到自己的仕途终结，他将自己的生命同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拴在了一起。1938年2月23日，尼科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逮捕，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的判决，他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自1931年起积极参与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的反苏活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疆区机关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并且参与了替日本情报机关效力的间谍活动，判处尼科尔斯基死刑，判决于当天在哈巴罗夫斯克执行。被捕前奈曼-尼科尔斯基已经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一名大尉。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决议，‘由于缺少犯罪要素’，奈曼—尼科尔斯基·弗·阿被平反昭雪。”

根据上述材料，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是苏俄情报人员。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А.И.卡尔图诺娃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清楚了：奈曼—尼科尔斯基在前往中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情报侦察工作经验了。”

尼科尔斯基在上海参加一大期间及一大之后在中国的活动和表现，以及曾经同他打过交道的一大参加者对他的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真实身份。比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就提及“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这一形象实际上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的良好技能和基本素质的表现。在张国焘、李达等人看来“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的尼科尔斯基却是由马林来协助他开展工作的，马林写于1922年7月11日的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我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仅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文献看，在当时，苏俄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中国工作的例子比较常见，比如在上文提及的马林报告中，除了提及尼科尔斯基之外，还提到了一个人福罗姆别尔戈，“在此期间，赤塔来的弗莱姆贝格同志为工会国际工作，我也经常与他合作”，马林这里所说的“弗莱姆贝格同志”，就是М.福罗姆别尔戈，此人于1921年1月受驻赤塔的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来华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跟维经斯基保持联络，而此前М.福罗姆别尔戈却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的一名情报人员。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内外均处于困境之中。苏俄领导人希望推进世界革命，打开局面。为了向中国的革命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乃至共产党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准确选择和确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未来中国盟友，苏俄特别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同时在中国进行有效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然而，在特殊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国内状况，这些工作又无法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因此所派往中国的自然是复合型的特殊人才。也正因为如此，尼科尔斯基被要求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会议”和当时正在上海开展活动的朝鲜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会议，尽管马林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证实“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

综合上述各点，笔者判断：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乃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同时他又履行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托付给他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