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十大社会热点解读

2009年，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和现象？最引人注目、影响深远、触及到中国经济社会深层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有那些？对此的观察结论，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保增长、保就业的问题。

这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直强调的问题。在保增长、保就业的方面，引发社会议论、探讨，甚至质疑的也有很多方面。比如4万亿投资问题，4万亿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是否能够起到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能够推动社会发展。

还有在保增长、保就业的4万亿投资当中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下一步究竟怎么走，能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认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因为从五年期的长时段来看，总的来讲是国退民进。尽管今年有些特殊，比如4万亿投资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单位议论的比较多。还有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也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和讨论。

相应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为了保增长、保就业，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多的考虑了用人单位的处境。包括减税、免税等等，也包括劳动者保障可以缓交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是不是对劳动者的利益造成某种损害，这些问题都是保增长、保就业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目标之下，今年讨论的比较多的热点问题，其实背后也有很深的制度性的层面。

第二个是关于初次收入分配方式的调整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初次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日益突出。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GDP收入分配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所得比重已经从21世纪初期的50%多下降到不到40%。而与此同时，资本报酬所占比重从最低的18%多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这在国际上都是很少见的。发达国家这两个比例是56%、15%左右。

第二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外需受到很大影响。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外贸的这匹马相当于瘸了，但是在调整初次收入和拉动内需方面也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实际要保增长、保就业，就可能难以实现调节初次收入分配。前面已经提到农民工收入在下降，尽管官方统计说农民收入增加，中西部前三季度增加4.3%，东部增加3.1%。但是实际上，很多调查和观察表明，农民工的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工资率下降，还有工作时间，尤其是加班时间减少了，因为订货减少了。所以今年城乡差距会继续拉大。

第三个大的热点问题是社会保障改革，包括低保制度的建设。

这个改革的方向，或者说大家的预期是要朝着现有的保障制度进一步实现整合的问题，所以也涉及到农民工能不能参加养老保险，能不能接续、转移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农民的问题。

第四个大的热点问题是目前中国继续处于矛盾多发期。

社会矛盾冲突比去年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前两年经过国家各方面的努力，实际上群体性事件是有所减少的，冲突是有所减少的，但是今年以来增长幅度又是相当可观的。在这种群体性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趋势。首先，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和有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都在发展。第二，暴力型的，蕴含着阶级意识的冲突，以及非阶级性的、非暴力的冲突在双向发展。还有各种喝茶事件、聊天事件等等都表明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当然里面包含着冲突，显示出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暴力性的冲突在增加，另一方面也是非典型的、非阶级的、非暴力的冲突也在增加。第三，环保冲突正在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刚才已经提到，2001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十大环保事件当中，有6大事件发生在2009年，这实际是这30年来不环保的经济发展造成的有害影响的积累，最终在社会层面爆发。

第五个大的热点问题是，一些地方的公共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失去约束，并引发许多重要相关法律和法规变革，或者这种变革的预期。

比如成都被拆迁房屋业主自焚事件等可能推动政府拆迁条例的修改，最近有报道表明，中央政府正在考虑修改拆迁条例。但是我期望，《土地征地条例》也能够得到相应修改。还有上海的钓鱼式执法，南京公民最近醉酒致死案的离奇判决，再次引爆社会对执法司法的公正性的质疑。南京这个事件也是挺有意思的，南京再一次续写了前两年的扶人被诉判决的形式，所以网上的质疑非常多。有的网民甚至用了四个字，加了两个感叹号“南京！南京！”我想这些事情实际都将推动着如何进一步约束公共权利的制度改革。

第六个的大的热点是，网络舆论广泛参与公共事件，继续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方向，深化网民的社会参与，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的进程。

第七个大的热点问题是，反腐败、打黑、打击传销和人口买卖问题。

这方面来讲，整个年度一直都是热点，整个社会在这一年里都是热血澎湃。在反腐败、打黑等方面，重庆打黑事件应该说一方面是比较振奋人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前天见过一个地市级的公安局的政委，他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打黑还要继续做。”第二句话是“重庆这样的问题在全国不是那么普遍的问题，但同时，重庆的问题在全国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应该说反腐败今年有若干的官员落马，从老百姓来讲，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振奋的，大家对反腐败还是有了很大的信心。

第八个大的热点问题是，国庆60周年庆典，它展示了国力，提升了信心。

当然，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其他的影响，也有待观察。但是总的来讲，60周年大庆对于中国人来讲，包括海内外的华人华侨还是感到非常振奋的。

第九个热点大事是这次在丹麦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大家普遍关心的，就是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它已经闭幕了，它不仅仅是一次一百多个国家政府首脑的峰会，它更深入到我们这个家园，这个地球未来的利益。我从各种媒体和网络上来看，有两个大的热点，一个是大家关注点主要在将来的环境问题上、气候问题上的国际关系，中国在这种国际关系当中应该如何处理相关的问题；第二个大家关心的是温家宝同志在峰会上所作出的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承诺能否兑现。我看很多人认为压力还是很大的。

第十个大的热点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

这里面有钱学森临终遗言的“钱学森之问”，有高中校长实名推荐尝试，以及其他各种教育不公平方面的探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还是比较集中，还是比较多的。

陈光金研究员最后总结说，从个人的角度，我觉得2009年对于中国也是不平常的一年，前面的十大热点对于中国，不仅仅会影响2009年的社会，它将进一步深远地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关于热点问题，因时间关系，我本来还想补充几个，比如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和矛盾关系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互联网问题。总之，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不仅仅是金融危机。

在本次发布会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蓝皮书主编李培林研究员指出，由于2009年是我国60周年大庆，所以各地都对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黑恶势力，特别是清理社会犯罪团伙的行动，所以整个社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状态。但是现在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今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特别是引人注目的态势在重演过去的群体性事件，比如湖北石首事件，几乎重演了2008年瓮安事件的发展。这说明在我们的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方式就要更多的依赖于消费，消费就意味着我们如何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我们的投资结构，发展涉及人民群众和影响消费预期的消费、医疗、住房等方面。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在结构转换点中，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聚、爆发。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蓝皮书》主编陆学艺教授强调，近几年社会变化的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非常好，快速的发展，非常突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也是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结构。经济结构大家耳熟能详，都知道我们的GDP是多少，一、二、三产业怎么样，就业怎么样，财政收入怎么样，但是社会结构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新词。我们的社会结构这几年也有了很大的变动，但是现在的社会结构只处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这两个基本结构，就是经济和社会要协调，但是现在这两个不是一个阶段，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矛盾还是很大。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它的根源就是这两个结构差引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的根源。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在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社会体制的改革滞后了。我们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到一定阶段，把它与GDP挂帅了，这里面牺牲了农村，牺牲了社会建设，牺牲了环境。所以说，造成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是多方面原因的。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2003年明确提出要协调这个矛盾，把经济不协调、社会不协调、地区不协调的问题要解决，而且中共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开了会，提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和谐建设放在特殊的位置。把经济建设、调整社会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和谐社会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而怎么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阶段，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从当前总体的经济社会形势看来，美国的次贷危机经历了一年多政府协调，从三季度开始回暖。但是，实际上它的有毒资产并没有解决，而是把它冷冻起来。他们的政府和银行分析，把这个坏事情往后推，所以经济回暖就比原来预期快一点。但是有毒资产并没有处理好，所以经济学家估计，大概在2011年，到那个时候这次危机还会回来。因为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估计在2011—2012年这个危机还会出现。

现在讲2008年的这场经济危机，让我看，我们的性质和美国不一样。他们是后工业社会的金融危机，我们实际是产能过剩、产品过剩的传统的经济危机。外贸遇到问题了，主要是广东、温州、福建等地方，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是马上投资4万亿，同时2009年信贷大大的扩张，现在已经把10万亿投进去了。据我知道，当时产能过剩的项目，现在都投了。这个产能恰恰在2011年—2012年会投产，如果那个时候和美国又遇上了，他们的金融危机再一次爆发，这个问题就大了。现在美国人不光靠信用卡了，所以中国将来面临的问题在2011年、2012年才会出现。我们喊了十几年的转变，原来是转变增长方式，现在是转变发展方式。从1996年提出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结构，但现在消费却是年年在降。为什么这些年说扩大内需，就是扩大不下去，解决城乡差别就是在扩大。好在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好，讲了多少年以来的问题，明明白白的讲加快城市化步伐，以前从不这样讲，这次就讲了。以前我们喊了多少年的改革，多少年的户口改革，现在把中小城市开放了。这两个是真正扩大内需的做法。但是我的看法是，若干年来，中央一个大的政策，没有若干年的总结要贯彻到下面是不容易的。

对于上述有关专家在这次《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的分析观点，网闻博报小社员有如下几点补充解读和质疑。

首先应该承认，社科院的这几位专家还是抓住了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热点问题，并能放在30年的长期视野进行观察研究，指出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生产消费比例失衡、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结构失衡等矛盾积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预警了第二波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产能过剩危机叠发共振的严峻性。但凡此种种的失衡的现象和危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对于这三个问题，专家们却回答得并不是很清楚，或有刻意躲闪回避之嫌。不妨还是让小社员来给大家通俗演绎一下吧。

不错，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不能全赖到全球金融危机上。而且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性质不同，国情不同，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绝不能完全照搬。要说金融海啸对我们的最大冲击，恐怕就算让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的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落后、缺陷和错误，认识到了我们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那就是不能依赖于外向型的出口导向，也不能长期依赖于投资拉动，必须重新回到以内需消费自力更生为根本动力、投资和出口为辅助的“传统”发展模式上来。

但当我们回头来找内需消费这辆老牛车时，才发现这辆老车因多年不保养已经动不起来了，于是我们才想起来要给这老牛车重新保养打气。要保增长往前走，就得给老百姓提高收入，就得增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就必须要保民生。而这时才发现，我们这些年来的GDP增长经济奇迹，带来增长最高的一是资本报酬率，二是财税征收率。而劳动报酬率和消费率却是逐年下降的，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也是严重失衡的。而且，在因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经济危机下，城镇普通居民和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甚至已经开始下降。谁能否认，我们的GDP原来首先是在为资本和税收服务的这个事实。要不然百姓怎么能陷入“蜗居”的民生之艰，要不然我们怎能摘取国民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亚军的“桂冠”。我们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来亏欠了多少民生债，亏欠了多少国土资源债和人居环境债！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却决定了它永远不会满足，贪官贪官污吏得胃口也永远不会满足。尽管官员福利和行政开支已经占到中国的财政税收的三分之一，可强取豪夺暴力拆迁事件仍屡屡发生。

然而，危机当头，还是必须启动内需，必须提高百姓收入，必须依靠百姓的消费拉动。我们这才发现，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个GDP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更不能再由只为资本和财税着想的经济学家说了算。原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系统工程，还有一个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还应有社会学家出来说话。特别是像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城镇化及全民社会保障等，没有社会学家参与资政怎行。

但问题是，从经济结构失衡到发展模式偏差，再到社会结构失衡，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并不是2009年才出现的。也正如专家们所言，是30多年来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剧的。如果说是改革缺乏经验失误在所难免，那么怎么就没有一项结构失衡是朝相反的方向偏差？这样的失误也难免太精确了吧？就拿全民社保来讲，尽管新旧名称不同，当年的城镇职工子女学费、住房、医疗和退休养老，农民的子女学费、合作医疗及“五保户”救济等等人民福利社会政策，现在的恢复水平能达到吗？难道还不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下吗？所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失衡，最先还是从社会结构失衡开始的，现在只不过是又绕回到了原点。可问题还是，我们的同样是人民养活的社会学家们，当时都干什么去了？

要说结构失衡偏差失误，所有的偏差却都没有向对最广的大百姓有利的方向失误，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在中国的历史上，权力崇拜必然造就暴征和酷吏。金钱崇拜，必然造就黑心财主和资本家。同时信奉权力崇拜和金钱崇拜，必然造就臃肿庞大的贪官污吏官僚资本阶层。旧中国时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就是明证。专家们忽略了的2009年出现的“红色寻根热”，也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人民在追寻失落的精神信仰，在追寻失落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更是在找回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恰恰是人民自发自救与国家共渡时艰的体现，也是中国必将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所以，以权为本，以钱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为权力服务，为资本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信仰价值观的本质区别，也是制度设计和调整社会结构失衡的出发点与归宿。但愿这一次我们的社会学家在资政时，从一开始就不要再发生偏差。因为，中国也再失误不起了，人民也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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