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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1 10:09:45
产品创新胜一时，机制创新加产品创新才能胜百年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一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A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王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双汇和春都的情况，双汇为什么能成功？而春都一开始很好，但后来就衰败了，原因是什么？
王在安：
十几年前，春都很大，双汇很小，但春都现在连生存也很困难了，而双汇去年发展到销售收入120多个亿，利税十几个亿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河南建立了十几家肉联厂，其中规模最大的四个，叫“郑汴洛商，四大金刚”。因为郑州和洛阳是铁路的十字路口，开封是原来的河南省省会，商丘是国家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地点，所以国家在这四个城市建立了大型肉联厂，它们都有万吨冷库和铁路专用线，规模很大，是国家级大型肉类联合企业。而当时漯河是一个县级市，人口很少，不过10多万人，所以漯河这个肉联厂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一个小型的肉联厂，只有一个几百吨的小型冷库，它的规模与“四大金刚”相差几十几倍，也就是投资规模、生产能力相差几十倍，这种差异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肉联厂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按计划为所在城市的老百姓供应猪肉；第二个职能是为国家搞肉类加工储备。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咱们国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养猪产肉的，而且节日需要集中供应，所以国家还要储备一些肉，在需要的时候调运。因此，肉联厂有一个战略储备、分配的职能。
改革开放之后这两个职能发生了变化。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老百姓吃肉再也不需要“肉票”了，只认钱，肉的市场放开了；第二个变化是原来国家不允许农民杀猪，农民没有杀猪卖肉的权利。那时杀猪，在农村只能由公社食品站杀。1968年我下乡当知青，那时我们农民过年要吃一斤肉上哪儿去买呢？到指定的人民公社的食品站去买，食品站杀完猪以后按指标分给各村，村里头再分给你每一个人多少，由生产队长、会计去那里买，回来再分给社员。人民公社时期不少地方就是这么样一个分配机制。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可以杀猪卖肉了，这个变化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不仅改变了很多农民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很多国营肉联厂的命运。
由国家一把刀杀猪变成了农民千把刀杀猪、万把刀杀猪，允许农民杀猪，允许农民杀猪卖肉，杀一头猪交多少税，交了税你就可以卖肉了。这样一搞呢，许多国营肉联厂就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国营肉联厂活不下去了呢？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国营肉联厂的杀猪成本太高，它要养很多行政管理干部，养很多离退休干部职工，养一些多余的冗员，将这些费用摊到每一头猪身上，猪肉的成本就提高了。但是肉价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市场的基本规则是成本最低的生产者最终决定市场价格。很明显，农民决定了市场肉价就是这么个水平，国营肉联厂肉价高了你卖不动，如果按卖得动的价格去卖你肯定赔钱。所以农民享有了杀猪权之后，造成国营肉联厂普遍杀猪赔钱、亏损。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凡是杀猪的国营企业，没有不偷肉的，都解决不了内部人偷肉的问题。双汇的万隆董事长经常说，我们双汇过去杀猪都是无心猪，猪心都被拿走了，猪屁股上最好的那一块往那儿一挂都有一个坑儿，有人拿刀旋一块拿回家；工人上夜班要先支上一个桶，桶里煮上肉，夜里干上几个小时累了，先吃肉，吃得差不多了再开始干活。双汇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农民天不亮在双汇围墙外面的麦地里走呢，从围墙里面扔出来的一个麻袋把他砸倒了，爬起来一看麻袋里是半扇猪肉，背起半扇猪肉就跑了，等到厂里的人到外面去捡肉时，一看没有了，不知道谁给捡跑了。所以当时国营肉联厂内盗外盗是非常严重、非常普遍的事情，到了不偷是不正常的，偷才是正常的地步。
所以，肉类市场开放后，国营肉联厂亏损是正常的，赚钱是不正常的。
双汇董事长万隆常讲：我们这个企业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没有不偷肉的，人人都偷肉，他说我当厂长之后第一件事是解决偷肉的问题。怎么解决？贴个布告，说过去偷肉就不说了，现在我当厂长了，再偷肉被逮着了就要开除，请大家今后不要偷肉了。就这还偷！因为工人之间偷肉不揭发啊，你厂长也很难发现。万隆在1984年的时候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公开的罚，秘密地奖！奖多少？10000块钱！那时候他这个厂长的工资是多少钱？44块钱！厂长的工资一个月44块钱！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你是要人情，还是要这10000块钱？这才有人揭发啊，揭发一个开除一个。开除一个工人，就有市长打来电话，市委书记打来电话，检察长打电话，公安局长打电话，税务局长打电话，法院院长打电话，求情！说这是谁谁的人，你不能开除，要安定团结。万隆这个人头皮硬，接到电话就说：你是书记，你是市长，你是局长，领导全市人民我不如你，杀猪卖肉管理肉联厂你不如我，开除这个人的事还是我说了算。都顶回去了，头皮硬顶回去了，终于把偷肉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样才有可能降低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啊！所以双汇活下来了，发展起来了。
春都怎么样呢？和绝大多数国营肉联厂一样，春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它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反而有另外一种好处，就是靠杀猪卖肉我活不下去了，我干别的行不行？于是春都的厂长高风来就开始创新了。
高凤来一看杀猪卖肉我是如何也赚不了钱的，这偷肉等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也解决不了，我就不杀猪了，我一头猪也不杀了。不杀猪了干啥？我收肉，干火腿肠！进行产品创新！我杀猪不是干不过你农民和个体户吗？我就收购你们的肉做火腿肠。于是从国外引进火腿肠生产技术，从欧洲、日本引进火腿肠生产线，1986年春都的火腿肠就进入市场了。春都是中国肉制品工业化大生产的第一家企业，那个火腿肠当时全国独有它一家，而且80年代还是短缺经济时代，所以春都的产品真是供不应求啊。据说当时春都的一些干部都有权批条子，这个条子一出厂门口，一吨的一个条子转手就是1000块钱，有人在厂门口倒腾这个条子就发了财了。
所以春都这个企业，它的主要缺点就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低效率、高成本问题；它的主要优势是率先在中国进行了产品创新，开创了中国肉制品工业化大生产的事业，它是中国肉制品工业化大生产的第一家企业，喝了短缺经济时代的头道羹，味道最浓，利润很高，当时一根火腿肠的利润是4毛，在结扎机上1秒钟生产1根，噗嗒、噗嗒、噗嗒……听起来就像4毛、4毛、4毛……，几十条结扎机都在那儿喊4毛、4毛，跟印钞票似的。春都靠产品创新的确过了几年好日子。
双汇管理过硬，有真本事，不怕与农民和私人屠宰厂竞争，杀猪也能挣钱，反而就没有想起来搞这个产品创新。到1992年一看春都10来个亿了，咱才1个亿，咱辛辛苦苦杀猪一年销售收入还没有人家利润多，咱也上火腿肠吧！这才迷过来。双汇1992年才上火腿肠，比春都整整晚了六年。但是仅三、四年时间，双汇的生产能力和盈利水平就超过了春都。
双汇管理机制是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所有的人工资跟效率、效益挂钩，所以双汇的每一根火腿肠的成本比春都低20%。加上双汇是自己杀猪，可以有效地控制保障肉的质量，而春都是收购个体户的猪肉，再加上收购人员的一些腐败，里面夹杂一些砖头、土坷垃，是难免的，肉的质量差，价钱反而高。所以春都的产品在市场上就斗不过双汇，它跟双汇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就是火腿肠不断地降价，降到一定程度，双汇1根还有2毛的毛利，春都可能就亏损了。所以，春就必然发生亏损。春都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它的成本实在是控制不住，降不下来。
春都和双汇在同等生产规模的时候，比如1997年都是20个亿的销售规模的时候，我们比较一下它们的管理费用：春都200部小汽车，双汇10部小汽车。200部和10部，这是一个啥概念？春都一年小汽车的费用比双汇多1000万，双汇一年小汽车的维修、汽油、人工各种费用是六、七十万，春都是1000多万元。再说招待费，春都一年的招待费也是1000多万元；双汇销售收入20个亿的时候招待费是50万元。你们想想，春都的成本费用比双汇高多少？原料的采购费用春都更是比双汇高得多，制造费用春都也比双汇高得多。所以春都的产品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了。原来你是独家生产，价定多高都可以。现在不行了，双汇产品成本低，取得了市场定价权，双汇定一个市场价，你就得跟着往下降，你不降价经销商就不进你的货，都进双汇的货，所以你只能跟着降，但是由于你的成本高，你一降价就亏损。春都最后垮跨就垮在这儿了：各种成本费用失控，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刚才你问我这两个企业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一回事。
（未完待续）
二、除了工人农民自己，谁也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的答疑之二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B集团公司工会主席：
“我们全厂10000多人不能加入医保，因为政府要我们交一个门槛费4000多万元，每个人交20年的什么费才能加入医保，我们不交了，如果我们有四五千万早把我们的医院建好了。现在我们××机（厂名简称）的职工享受的还是本企业的劳动医保。从这件事上来看，劳动关系的改善，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一旦成了工人的敌人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对此有可看法？”
王在安：
你讲得好，得给你拍巴掌。你讲得意思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已经发生异化了。特别是像你们××机几十年来无偿给政府、给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计划经济时期的利润是无偿上交给国家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当时做出一个承诺：我给你们一个很低的工资，几十年来给工人一个很低的工资，那么第一，工人的住房由政府提供；第二，医疗由政府来保障；第三，养老由政府来保障；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时政府对国营企业工人作出的承诺。
为什么计划经济可以给工人低工资？因为国家包你养老、看病、子女教育，给你的那个低工资不需要用在别的地方，虽然你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你清花了，把这几十块钱花完，其他的一切不用你操心。
但是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大家突然发现，我的这个工资不是让我一下子花完的，我这个工资得留下来多少将来给小孩上大学，留下来多少将来给我自己养老，得留下来多少将来看病，医保也只是保了一部分，其余还得我自己掏钱啊。现在大家发现工资竟是这么一种性质。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兑现在50、60年代时候作出的承诺，兑现低工资时代对工人的承诺。但是它现在不仅不兑现自己的承诺，还要让你们再交4000万的费用才能让你们加入医保，这毫无道理！这是典型的不讲理。
政府不讲理，工会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们不是自由工会，你要是独立工会、自由工会，可以请上律师，跟政府打官司，实在不行了，我就罢工，游行示威，行使宪法权利，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现在工人事实上没有这些宪法权利，所以遇到政府不讲理时，工会很无奈，工人很无奈。
咱们国家有一个毛病，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报纸上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大量的是关于罢工，暴发游行示威的消息。这些年却很少报导这一类消息了。我记得我上学时凡是报纸上谈到美国、日本，大都是工人罢工的事情，工人游行示威的事情。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这些事情，恰恰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法律制度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罢工的自由权利、没有举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工人阶级的很多合法的权利就没地方说理，没法保证实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出钱养律师事务所，跟政府、跟公司老板打官司，以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是有独立工会制度，也会拿钱首先养几个律师。干啥？跟损害自己权益的政府官员、公司老板斗呢！肯定是这样。
你比方说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认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常损害他们的利益，很多郑州的出租汽车司机对我说，我们郑州有一万多辆出租车，我们每个人愿意出100块钱，请几个律师来为我们的利益呼吁，成立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工会。但是谁允许他们这样做呢？政府决不会批准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的利益常常受到很多侵害，也只能忍气吞声。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好，正好反映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政府异化的太厉害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确实，我们的政府现在越来越异化为富人的政府，而不是穷人的政府。人大代表事实上是由党和政府主导产生的，现在选这个人大代表的时候，主要在富人中选，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选。谁有钱，谁发了财了，或者谁成名人了，那你当人大代表吧，你当政协委员吧，都是这样搞的。工人、农民的利益都让这些人去代表、去呼吁，去保护，可能吗？我看不大可能。
“现象”与“本质”：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生存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的答疑之三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C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各类重大政治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官员和富人，就连我们集团公司的党代会也是这样，国家的人代会更是这样。这代会、那代会，全都成富人俱乐部了，工人啥都不是。你如何看待和解释这种现象？
王在安：
这说明穷人、工人在政治上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尤其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怎么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权益呢？人大会、政协会、政治局会、主流媒体，这些都体现了政治上的话语权，穷人和工人能在这些地方说话吗？穷人、工人在政治上没有直接说话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通过充分竞选选上去的，所以穷人你的这个票没有人在乎。我们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党和政府提一个富人当代表侯选人，因为没有充分的自由的竞选过程和选择余地，穷人也得投他的票，大家也不知道咋回事，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一比一的投票，基本上是现任领导人提名的侯选人都能当选。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政府的异化问题。政府的异化是个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层建筑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不管怎么样独裁，在表面上他总还是时不时地想着穷人，想着基层劳动人民，所以在他的独裁中有很多创造：工人、农民可以当中央委员，当政府官员，老农民陈永贵还当了国家副总理；工农兵可以上大学；农村搞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等。
现在穷人靠什么？唯一可靠的是社会良知。中国现在有一批富人、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充当了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为穷人呼吁，他们通过政府无法控制的网络媒体反映工人、农民、失学儿童、农村的贫困人口的状况和诉求。不是有一对知识分子夫妻最近写了一本《中国农村调查》吗？我看他们写的书感动了无数的人，体现了社会的良知。但是这本书被封杀了，不让发行了。这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能相适应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常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产生，不能在中国生存呢？为什么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呢？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到今天为止，不仅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产生，而且马克思主义仍然无法在中国生存。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是需要一个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与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就是允许人们公开的发表言论、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宣布现存社会制度必然灭亡，而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却不会遭受国家执政者的封杀和迫害，反而会被国家和人们认为是思想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存在的土壤和社会环境。资本主义的英国提供了这种土壤和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就在那里产生了！
无论是解放前国民党执行时期，还是解放后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都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人宣布现存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社会。如果你和领袖、和领导人的观点稍有不同就有可能坐牢、掉脑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军队元帅彭德怀都躲不过去。在这种社会制度环境条件下，怎么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又怎么可以生存和发展呢？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
迄今为止，中国公民根本就无权对现存制度进行公开批判，宣布它必然灭亡。而当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宣布现在社会制度必然灭亡时，却并没有因此被抓到监狱里，更没有被砍头，而且还能公开出版发行他的宣布现存社会必然灭亡的《资本论》专著，被他生活和从事工作的国家誉为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我们中国公民有这种待遇和社会环境吗？
报纸上经常讨论如果鲁迅没有去世的话，在新中国是个啥地位、啥命运？大家讨论的结果必然被打成大右派！把他迫害死！他能活吗？他还能有自己的思想吗？他还能发表自己批判现存社会缺陷的那些言论吗？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还是存在，都是需要土壤和条件的。这个土壤和条件，就是现存会必须进化到这种程度：允许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自由的无情地批判、公开地揭露、甚至宣布它必然灭亡！而这类言论不会被封杀，当事人也不会因此遭受刑事迫害。只有这样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产生，才有可能存在。所以中国现在无论出版了多少马克思的著作，无论如何宣传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产生和生存。
这就是哲学上所讲的“现象”与“本质”这一对范畴的一个最经典的实例：一个在“现象”上到处都是马克思著作并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居然是一个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连一天也不可能生存的国家。
你所问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上层建筑被异化的问题。这种异化对于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它也会受其它因素的制约。所以，我认为这种异化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跟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今天中国老百姓的言论环境宽松多了，不会再发生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人间悲剧了，是吧？张志新和遇罗克因为跟国家、跟党的领导人观点不一致，就被抓到监狱里，被杀了头，这样的悲剧现在不大会发生了。
现在党和政府也允许人们批评现存社会制度，但是只是允许人们私下里说说，不允许人们去创办媒体并在媒体上公开地说。所以，批判现存社会缺陷的声音很小，范围很小。但这毕竟也算是一个艰难的社会进步吧。
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造成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与社会上层官员在话语权上的极为不平等的状况。掌握媒体和国家政治决策话语权的人中，几乎没有工人、农民、普通劳动者，主要是各级官员和其它领取国家薪水的人。工人、农民、劳动者有没有话语权？有一点儿，私下里可以随便说；但是想通过公开的媒体、通过政治途径去发表自己意见，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表意见，几乎是没有机会的。
这正是中国现行社会制度一个天大的缺陷！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未完待续）
四、“三个代表”太抽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顶用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的答疑之四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某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工人说：三个代表要靠“三大”来实现——大款、大腕、大官。大款代表先进生产力、大腕代表先进文化、大官指国家领导人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您对工人的这种说法如何理解？
王在安：
我说一下我个人对三个代表的看法。三个代表这种提法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为什么幼稚可笑呢？因为它太抽象，太空洞。对于政治家来说提出这样抽象的理念就等于是废话，啥都没有说。
“三个代表”与70年前毛泽东提出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相比，要落后得多、倒退了很多。因为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都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讲自己是“三个代表”。这就如同你加减法还没有学会，却张口闭口都是微积分一样可笑。
虽然毛主席搞了高征购，并没有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是毛主席一句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是要比这三个代表水平高一万倍，因为它具体、生动、易判断、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毛主席讲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只要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现在搞得腐败如此普遍化，不仅是要拿群众一针一线，而是要拿群众千千万万，还喊三个代表的大话，那不是笑话嘛！你拿了群众的一针一线，就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干部的撤消职务，你看看哪个当官的还敢不代表群众的利益？劳动生产力还能不发展吗？劳动人民的地位还能不高吗？
共产党打天下不是靠“三个代表”，而是靠真正按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要求去做事，因此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从山沟里头几条破枪、几个梭标，打败了蒋介石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靠的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现在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丢了，要拿群众千千万万，还讲三个代表，你这政权能保住吗？我觉得保不住，没有什么力量能保住它。
所以，是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不靠讲那个抽象的空话。喊一万遍“三个代表”不如做一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事，不如做一件严惩“拿了群众一针一线”的人和事。
五、工人当“自强”，工会当“自决”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的答疑之五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某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我向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刚才您讲的观点确实很深刻，让我们受益非浅，您能把许多艰深的道理融会贯通，我们也跟着进步。您刚才讲了劳资关系的发展前景，分析了中国与外国的对比，还提出来中国劳资关系变化的一个时间区间，确实感到这个思路非常清楚。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或者目前这样一个劳资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就您对企业宏观或微观的了解，工会或工人怎么办他们阻力才比较小，或者说是一种可行的战略策略，您能不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就是在维护职工自己的利益时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
王在安：
我是这样想的。我儿子现在也算是一个工人吧，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软件工程师，但在他们那个高科技企业里，软件工程师就是最基层的工人，就好像咱们传统行业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就是在生产线上干活的工人。他也经常打电话问到这个问题，说我们的权益如何保障？我常在电话里跟他沟通沟通，谈谈我的看法，帮助他开拓思路。我说首先从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个体来说，在企业里保护自己权益的最好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如果你认为这个公司做了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事情，你一定要旗帜鲜明的提出来，向有关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明确要求恢复自己的待遇，明确要求公正地评价自己、公正地对待自己。你自己首先得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等待上级恩赐，靠领导恩赐是不能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所以每当我儿子发现企业对自己不公正的时候，我总是鼓励他坚决地向领导提出来。怎么提呢？一个办法是直接给领导人写信，一个办法是直接跟领导面谈，把自己的诉求明确告诉老板。一定要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明自己的观点。只要你认准自己的合法正当权利受到损害，就要勇敢地去提出保护自己权益的诉求，无所畏惧。不管是谁侵害了你的合法权利，你一定要敢于抗争；你不争取，你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因为从来就没有上帝保佑你，也没有神仙皇帝保佑你，谁也不会恩赐于你。这是我给他的第一个办法。
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有副作用。作为好的效果来说，你胜了一时，领导说你提的意见有理，归还给你一次公正。作为副作用来说，可能领导认为你这家伙是个刺儿头，以后要提级、重用人时，不考虑你了。所以，工人作为一个个体去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往往是痛快一时，而今后的长远利益可能要受到影响的。
第二，就是你一定要学会用脚来表示自己的意见。当这个企业不能公正对待你，而你向老板提出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求后，并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你给他提了以后，他当时认错了，恢复了你的正当权益，但是以后对你更不利，甚至给你“穿小鞋”。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当机立断，懂得放弃，敢于辞职，用脚来做出选择。他给你的待遇再高，钱再多你也要走人。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当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又无力改变现状时，一定要果断地变换工作单位，一直到发现能够公正对待你、保护你的合法权益的企业为止。这样的企业一定会有的，这就是世界500强中的优秀企业，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杰出企业。事实上，在每一个行业中，都存在着这样的杰出企业。
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行业中的领袖企业，成为一个杰出的企业，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它在尊重员工、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方面表现的非常杰出。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袖企业，才能够成为杰出企业。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企业就不可能成为行业的领袖企业!就不可能成为世界500强中的优秀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优秀企业！这样的优秀企业是一定存在的，你就要寻找这样的企业。
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企业，宁愿自己辞职去创业，也不能面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一辈子忍气吞声。这就是我与我儿子交流时所谈的观点。
他现在接受了我的观点：第一，你侵犯我的合法权益了，我就要坚决地提出来，你得给我一个说法，恢复我的公正的待遇；第二，如果今后你对我还是不公正，背地里给我穿小鞋，我就选择辞职；第三，如果我运气不好，找不到能够公正对待我的公司，将来我就走自我创业之路。所以作为一个劳动者，一定要有自信。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里，作为劳动者个体，我认为应当这样选择自己的人生。
那么遇到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情时，工会应当怎么办呢？我觉得工会干部往往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工会不是独立的，与行政领导是不平等的，工会主席事实上被当作行政领导人的下级。从理论上讲，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经理、工会应当是分权制衡关系，但在中国各类公司的现实治理结构中，工会与总经理、董事会并不是平等的分权制衡关系，而是人家事实上的下级。因为你工会主席拿多少工资、拿多少奖金，甚至你能不能当上工会主席，是人家说了算；而工人群众决定不了你的命运，你自己也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你说你要代表工人的利益，然而一是工人决定不了你的命运，二是保证不了你的利益，你说你咋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你说你不代表工人利益吧，你这个工会、你这个工会主席的道义职责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就是要维护工人权益的。可是，如果你真的代表工人利益了，弄不好你就站在董事会、总经理的对立面了，他们可能会拿掉你的职务，你的利益和职权也就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面对工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的事情，工会和工会干部往往是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会干部保护工人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充当“老师”的角色，充当“导师”这种角色，经常向董事长、向总经理、向公司高层行政管理领导灌输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常识，宣传保护工人合法权益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帮助他们从企业大局出发考虑工人的权益，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对公司、对股东利益的最大保护，实际上是在增强公司最持久的发展动力。
发挥好这个“导师”的角色，需要通过你们的宣传、教育，帮助他们转变观念。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要是说服不了董事长、总经理他们这些人，光去代表工人批评董事长和总经理，代表一段时间你自己就“没有了”。等你下台了，换了一拨人，可能素质还不如你，那就更没人替工人群众说话了。
所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样一个军事原则对你们工会主席同样是适用的。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消灭敌人是第二位的，所有的军事原则都是以此为基础和前提的。我们工会干部也要首先保住自己不要丢掉位置，还能为工人做点工作这个前提，并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地为保障工人利益做点工作。
我想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这就是你们的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要不然你就得准备鱼死网破，代表工人利益奋力搏一回，哪怕你们下个月让我丢了饭碗。这两种选择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和偏好。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我是工会主席，我的性格和偏好可能使我成为后者。
六、共产党内也有可能产生现代政治家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六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F企业集团工会主席问：
我提个问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独立工会制度？
王在安：
目前来看，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目前是把独立工会视作一个独立政党，而且接受了波兰的教训。波兰在实现多党制、开放党禁以前，就是工人首先突破了原有政治体制的框架，成立了独立自由工会，然后党宣布它是非法的，多次把独立工会领袖瓦文萨抓到监狱里。我们党也肯定要把你这个独立工会当作一个独立的非法政党来对待。现在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关键问题是不允许开放党禁，不允许建立新的独立政党。所以我认为建立独立工会目前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至于将来共产党内出现了像蒋经国这样的开明领袖人物，提出来开放党禁，到那时你成立独立工会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这样的现代政治家的胸怀和理念，那就不可能允许你成立独立自由工会和新的政党；你成立之日就是坐牢之时。“六四”的时候不是在北京成立了工人自治工会嘛，它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头头坐牢了嘛。那肯定是这样嘛。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是搞党禁和集权垄断的，在这一点它们的政治理念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蒋经国很伟大，蒋经国当了国民党领袖、当了台湾的“总统”之后，他开放了党禁，推动了台湾的政治体制现代化，使台湾人民获得了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我觉得像蒋经国这样的现代政治家在共产党内也有可能产生，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未完待续）
七、重要的问题不是由谁执政，而是公民权利的能否真正回归公民，而是能不能建立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制度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七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G企业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王老师，台湾开放党禁以后，当时国民党还是执政党，但现在已经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你怎么解释？
王在安：
开放党禁了，国民党和其他政党平等了，失去了对政权的垄断地位，其他政党就可以与国民党竞争了，这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
有竞争，就有失败者；但失败者还有参与下一轮竞争的机会和权利，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和权利。所以台湾开放党禁后，国民党是否丧失执政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回归公民了，重要的是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了，保障社会进步的基本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
这是一个民主化进程问题。对这个事儿我们也不用着急。只要共产党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先把经济基础做得强大，政治体制早晚也会发生变革。马克思不是说只要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无论多么强大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也会发生变化吗？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如果共产党开放了党禁，我们只能说有可能会丧失执政党的地位，但并不一定就必然丧失执政党地位。开放党禁以后，只是给了老百姓建立新的政党的权利，形成了共产党与其它政党平等竞争国家权力的政治机制。即使你丧失执政党的地位，你总是还有权利和机会去参与下一轮的平等竞争吧？机会总是有的，权利总是的。有机会、有权利，就有重新执政的希望和可能。
共产党如果现在就开放党禁，我认为目前共产党的实力还非常强大，起码头一届、头两届共产党继续执政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将来被迫开放党禁，就不好说了。所以，越早、越主动，对共产党就越有利。
（未完待续）
八、“改革将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与
“改革将导致苏联解体”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八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H企业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请你谈谈苏联共产党和前苏联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就解体了？
王在安：
首先，我认为你说的不错，苏联共产党解体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很快。为什么它会在一夜之间解体？是因为它没有主动的进行政治改革，它拖的时间太长了，失去了机会。像开放党禁这件事，早开比晚开好，主动开比被动开好，由自己来开比别人来开好。这三条它都没有做到。
苏联搞了70多年计划经济才搞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公民权利回归的政治改革，这真是太晚了，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丧失去的太久了，不仅非党员群众对党绝望了，就是党员群众也对党失望了。政治改革太晚了，其代价和风险就要高得多。这个代价和风险，就是党在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
台湾的国民党就是自己主动开放党禁的，主动搞政治改革的，所以它就能够保留下来，还有翻盘的机会。这一次连战参加竞选就差一点翻了盘，说不定下一次就真的翻盘了，完全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苏联共产党把一切机会都丧失完了，那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继续推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坑害中国共产党。
其次，苏联国家解体则是因为苏联的情况与我们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中国的各民族的融合，经历了至少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统一的认同程度，远高于前苏联。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同化程度极高，是前苏联不可比拟和企及的。
前苏联的形成还不到一个世纪，它的多数加盟共和国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强行并入苏联的，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远远没有完成对苏联文化和国家的认同过程。所以，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就必然要解体；它解体是极为正常的，不解体才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情况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决不会出现国家解体问题，反而会加快台湾回归祖国，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那种认为如果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观点，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故意撒谎，企图阻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未完待续）
九、保护“廉价劳动力”最好的办法，
就是加快建立包括全体农村人口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九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H企业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王老师您对现在中国市场上保持廉价劳动力的看法是什么？
王在安：
廉价劳动力不是一个我们在主观上想“保持”或者“不想保持”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自然的演变过程。
廉价劳动力在中国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实行了一种最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剥夺人的“动物性权利”，不让你有行为的自由，把你当成一种“植物”，固定在一个地方或一个职业上。
“动物性权利”天然应当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因为人不是植物，人就是一种动物；植物的特点是把你种在这儿了，你就只能在这儿生长，你没有腿，不能来回跑；动物是什么呢？动物是野兔、是野猪、是野鸭，会到处飞、到处跑。可是我们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完全把人当成了“植物”了，这个把人当成“植物”的制度，剥夺了人的“动物性权利”的基本制度，就是反动的户籍制度。
这个户籍把你管死了，只要你是农民，你就不能进城当市民；由于你不是市民，所以你就不能到国有企业里面当工人；由于你不是吃商品粮的人口，你就不可能进入政府、政权的机关，成为国家干部！户籍制度的这一系列规定，都把你限制死了，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天才，你只能在本村当农民，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事实上是没有人身自由和行为自由的“农奴”。
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不要说由一个农民变为一个市民很困难，就是郑州市人变成北京市人都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甚至在农村里由这个村迁到那个村都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大家都由“动物”变成了“植物”。当时全国知识分子很少，却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因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桎梏而长期夫妻分居，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被剥夺了！
我当兵的时候曾受命在辉县太行山深山区搞民兵训练，看到有的村庄房子都盖得很好，但是没有人，把那屋门一推推开，屋里的草一人多高。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都没有人了。于是我就问公社的干部，问公社的武装部长，我说你们这村子怎么没有人了？他们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有的村子解放以来就没有娶过一个媳妇，深山闺女浅山要，浅山闺女丘陵要，丘陵闺女平原要，平原闺女城郊要，城郊闺女城里要，我们这是深山区，几十年都娶不上媳妇，女的都嫁出去了，男的急的要打光棍，也都倒插门出去了，光剩老头儿、老婆儿了，老头儿、老婆儿最后也呆不住了。呆不住怎么办？要么就老死在家里，要么就投靠闺女、儿子，所以这个村子里就没有人了，只有房子，房子都很好，就是没有人。
我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是非常反动的，它把人的地位降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位，把人变成了植物，这是“奴隶”的一个重要特征啊！把你从动物世界开除了，你就不是动物了，就把你变成一棵树、一棵草了！你们想想，这个制度是不是非常没有“人性”啊、没有“动物性”啊？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在农村锁定了大量的过剩人口。
现在搞市场经济了，我们最大的解放就是可以不再当“植物”了，也开始获得一些“动物”的权利了。于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就进城了，所谓民工潮就出现了。农民进城需要有一个逐步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才能逐步把8亿农民中的90%变为城市人口，这个历史过程是一定要完成的。
要完成这一个历史过程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就会表现出一种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市场现象。
这就是在我们中国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必然存在廉价的一般性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市场现象的主要原因。
前几年我到深圳讲课时，有好多人就问过我，我们深圳的一些企业工人也是七、八百块钱，一千多块钱，跟你们内地差不多啊，这是什么原因？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我国现在仍然存在大量的农村人口。你想把农民生产的粮食价格提高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高，谷物生产成本很低，国际上的粮价水平决定了国内的粮价水平。而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则大大高于国际上的平均生产成本，你只要一提粮价，马上国际上的粮食就会大量进口，让你提不成粮价。所以在农村，在这样一个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在这样一个粮食生产的成本水平上，大多数农民是不可能靠种地实现勤劳致富的，而只能致贫。离开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这个条件，对农民讲“勤劳致富”就是一种谎言，是一个伪科学，是假的，是欺骗老百姓的。
没有生产率和成本竞争优势，对企业来说，努力生产就是加速破产；对农民来说，勤劳只能致贫。为什么呢？第一，你的生产资料非常少，一个人就那几亩地；第二，你的生产方式极为落后，和两千年前一样，牛耕、人种这种方式，以人的体力劳动为主。这样的生产有机构成，这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就造成了粮食成本高于国际市场，所以你的粮食就卖不上价，连收回成本都很困难。但是化肥价钱却很高，电费也很高，浇水也要花钱，再加上你这个劳动者也要穿衣，也要吃饭，也要生病，这些都需要花钱，农民怎么可能通过勤劳致富呢？
既然大多数农民不可能通过种地实现“勤劳致富”，那么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那么多的农民进城打工需要城市的工业、第三产业有一个极大的发展，它们什么时候才能吸收完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啊？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几年就有可能翻一番。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么快，又进一步排斥了劳动力。过去工厂里十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因为机械化程度和自动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一方面城市和工厂的科学技术进步在排斥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村的恶劣生存环境在驱逐劳动力，这样就造成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状况，这就是造成廉价劳动力必然长期存在的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长期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为这些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障？第一，看病的保障；第二，养老的保障。廉价劳动力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工资很低，只能解决吃饭问题，连买房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进城打工的农民十年都买不起房子，二十年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但是，按照现在中国的制度规定，你买不起房子就不能变成城里人，最终还得回到农村去。
针对中国将长期存在廉价劳动力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加快建立涵盖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果我们的政府还是只为少数人、部分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服务，而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不公正的，这是违背共产党人闹革命打天下的初始承诺的。共产党闹革命时喝的是农民的乳汁，是农民冲锋陷阵，帮助你打下的天下，你共产党许的愿就是要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现在农民的要求很低，就是要你给一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政府应该做到。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确实是无颜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其实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翻翻他们的家谱，基本上都是农民。共产党的将军，共产党的书记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城市人很少。共产党的官员们千万不能忘本啊！
（未完待续）
十、工会有没有活力，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十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J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现在有很多农民进城打工，目前国家提倡在这些务工人员中组建工会，各级工会都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宣传加入工会的好处，宣传工会对于他们维权的作用，鼓励他们进入到工会中来，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王在安：
你提得这个问题很好。
工会的力量和顾主老板的力量也是一对矛盾。实际上近二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也处于衰落的过程中，工会的会员人数大量的减少，工会的作用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发生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对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的保障不仅成为国家意识，而且成为许多雇主老板的基本意识，大多数企业雇主对工人利益的保障已经使得大部分工人感到比较满意了，感到无需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工会保障自己的权益了。
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劳动者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经过几十年来劳动者和雇主老板的斗争博弈，也使资本家老板们普遍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或者是这样一个真理已经变成他们的常识，这就是“富人的最大利益就在于保障穷人的基本权益”，只有保障了穷人的基本权利，穷人才能拼命帮助富人创造财富，如果你不能保障穷人的基本权利，就会革命，就会罢工，就会搞阶级斗争，富人就会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道理在发达国家它已经成为普通人的一般常识了，已经成为主流意识了。
在富人争取更大的利益和保障穷人的基本权利这两个问题上，孰轻孰重，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保障穷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富人的利益是第二位的。在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当富人的利益和穷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般的来说，投资人、股东、公司、政府，更倾向于首先保障穷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障富人的利益。
这样一种社会意识、社会现象的形成，导致了工会的某些作用和职能衰落、消失，导致了工人对工会的需求减少了。于是工会运动就处于低潮状态。很多工人对工会的依赖性极大地减少了，甚至他们也不再参加工会了，工会的人数也就减少了。
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我们正好处于一个需要加强工会、扩大工会、增强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增加工会会员数量这么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什么我们国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工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程度太低，所以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强大的工会组织，作为工人群众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目前我们的工会地位、作用、功能太弱了，许多工人群众也认为你们工会起不了啥重要作用，靠不住，所以对工会缺乏热情和信任。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人群众的觉悟太低，不能简单地认为因为农民工的觉悟太低而不愿意参加工会。比如说我们要求在民营企业里面建立工会，号召工人参加工会，但实际上工人对此反映很次冷淡。事实上，很多私营企业里的工人都对工会看得很淡，认为工会主席还不是老板自己的人吗？工会主席见了老板还不是照样点头哈腰吗？出了啥事还不是首先代表老板的利益吗？他真的能代表咱的利益吗？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造成工人对工会的热情不高。
说实话，现在的企业工会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去有所作为也不大可能。因为你代表工人利益搞一次斗争，可能事后就把你“开了”，你就没有工资来源了，而工人也不会掏钱养你这个工会主席，让你继续领着我们战斗吧。只要工会在经济上不独立，只要工会主席的钱还是企业老板给你发的，而不是我们工人群众每人“兑份子”发给你的，只要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工会就没有多少活力。
所以我认为中国尽管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会的力量，但是缺乏加强工会力量的机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确实有这种需求，另一方面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机制动力不足。怎么解决？还得靠政治体制改革。慢慢地看吧，干着急也没有用啊！
（未完待续）
十一、屁股决定脑袋，工会主席难当
——在《劳动关系研讨会》上答疑之十一
(王在安 2004-05-19 下午)
K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问：
我是基层工会的，常年在我公司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有3000多人，市工会把我们作为一个试点单位，要求我们把这些农民工吸纳到我们工会里边来。但是作为我们工会人员就处于两难的地位，这3000多人吸纳到我们工会里来，我们很难使他们的权益受到保护。我作为基层工会的人员，我也感到无能为力。将来企业改制了，我作为工会主席，可能会进入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那我必定会站在企业股东的一方。作为企业，对农民工权益的损害，如欠发他们的工资，应当给他们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等，目前都没有给他们办。为什么，这与目前国家的体制有关。所以工会处于两难的地位，既要保障工人的权益，又要站在企业的一方，如欠发工人的工资，工人找到我们工会了，要求我们协调；而公司老板说目前我们公司很难，你要做好工人的工作，让他们理解，不要让他们闹事、罢工。我们工会的人真是左右为难啊！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王在安：
你应该怎么办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实际上你的“屁股”已经决定了你该怎么办。
第一，因为现在是市委组织部决定你的屁股，是集团公司给你发的工资，组织部给你发的官帽子，所以肯定你要代表厂方的意见做去工人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这个工会主席的位置都保不住。
第二，在这么一种前提条件下，你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向你们的总经理、董事长和高管人员宣讲保护工人正当权益的政策、法律，而且要让他们在这方面尽可能地做得完善一些，做的好一点，这是公司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个道理你们还是要反复给他们讲的。你的工作重点不是做工人的工作，而是做领导的工作，因为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这就是我的意见。因为说老实话，工人懂得法律和政策越多，“闹事”的积极性就越高，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认识的越深刻，工人肯定就越要起来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你把法律和政策给工人讲透了，工人们就会团结起来闹得更厉害了。就是这一次工人胜利了，可能你也该下台了。
所以你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做好老板和领导们的工作，让他们主动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保障工人权益的重要性，让他们在对待工人权益问题上尽可能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主动地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实在因为工程款没有到，给工人发不了工资，需要给工人做好解释工作时，也要让老板和领导们出面解释，你不要出面代替老板解释。你一出面替老板说话，工人就会骂你是工贼。你一定要让公司老板们去给工人说。该他们说的话他们不说，让你去说，工人就对你不满意，就会说你是工会主席啊还是老板的秘书啊？你咋光会替老板说话呢？
你们的工作艰难啊，确实艰难！我真的是感到你们的工作太艰难了！
主持人：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