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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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
2009年09月27日 14:39《世界博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老问题又出现了
所有人都在专心赚钱,贪污腐败也开始蔓延。经济丑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焦点。官方的统计表明30%国有企业,60%的合资企业和80%的个体商业都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银行的工作人员挪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基金,这些钱都流往了海外。据说一些官员通过自己的亲属在好莱坞贝弗利山庄购买豪宅。当年的革命者们肯定无法想象今天有如此多的官员和党员身陷贪污腐败犯罪之中,政府官方刊物《半月谈》1993年7月称,在当年的头三个月里,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贪污受贿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中受贿最多的高达600万元。沈太福利用自己创立的长城公司短短数月间非法集资近十亿元,其中有数百万属于国有基金,据说也有官员牵涉其中。
腐败造成了社会政治和道德危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无产阶级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一些党员和官员认为自己不用再作为道德表率,他们把经济领域中可钻的空子看成是自己必须抓住的机会。一些人担心经济发展不能长久,于是拼命地想在短时间内聚敛财富。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已经被有些人换成了“权力不用,过期作废”。
最近,中国政府发起了新一轮的反腐败运动,我的一位朋友却对效果表示怀疑,他说,从80年代开始,这已经是第15次反腐败运动了,但是他看到的总是小贪被抓,大贪依然逍遥法外。还有几个朋友认为,既然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彻底清查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样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甚至可能威胁到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事实上,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善于钻空子甚至成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的第二职业收入要超过本职工作,这些不用缴税的收入成为他们证明自己能力、衡量自己社会地位的砝码。或许正因为无数人都牵涉其中,中国国内对腐败的态度远没我想象得那般激烈。许多人甚至认为贪污受贿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在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后,也开始这么想。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在课堂上对自己的学生说:“12亿人口10亿贪。”我的一个好朋友说:“只要我还能赚到钱,社会依然在发展,那贪污腐败就是可以忍受的。不论如何,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自由又繁荣的腐败社会,而不愿意回到那个纯净但却沉闷、停滞的年代。”
农民的愤怒和无奈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对那些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权力的人来说,腐败无法容忍。我的一个亲戚是退休工人,去年他做了一次手术,尽管手术费用可以报销,但给医生和护士的红包几乎相当于治疗费用,等于他两个月的养老金。外国游客也是这种不良风气的受害者,好几家酒店和饭馆就多收了我的钱。在我的老家,我还被一个出租车司机骗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打破了过去的权力和财富传统,创造了新的分配财富的方式--按计划分配,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社会,当经济繁荣再次出现时,这些老问题也一一找上门来了。人们重新以传统的观点看待权力和财富,贫富差距又一次拉大。腐败和收入鸿沟又导致了新问题:农村的贫困。
许多农民认为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导致了他们不能获得财富,但城市有些官员一样贪婪,城市里的贪污腐败更多。或许农产品价格过低才是主要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的城乡差距也是一个老问题,但现在的关键是农村居民知道城市居民,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他们也想过得更好。不满和嫉妒导致了仇富情绪。1993年8月,深圳清水河油库发生爆炸,造成1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他们活该,”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恨恨地说:“这些坏蛋从我们身上赚走了太多的钱。”中国曾经由来自农村或在农村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人们来领导,包括毛泽东,而现在,管理中国的人里有多少来自农村?作为来自城市的知识精英,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农民们的不满。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歧视也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所有来自农村的民工都是“潜在的罪犯”。在我的老家,来自安徽农村的乞丐们就躺在路边,但没有人注意他们。当我向朋友们提起此事时,他们的态度普遍是漠不关心,他们总是耸耸肩,然后回答:“那又能怎么样?”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一些内陆地区的农民生活贫困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经营自己的生活,浪费金钱,并认为是因为缺乏效率把本来勤奋的农民们都变成了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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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