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遗”闹剧:食品泛滥 神话传说成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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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遗”闹剧:食品泛滥 神话传说成迷信
2009年12月08日 14:34南方周末【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条

萨满也在“敏感”之列

浙江畲族的“祖图”(局部),因涉及“宗教迷信”,没有被纳入“非遗”保护范围,被当作废品流入旧货市场
11月26日,耗资3.7亿元、历时4年的中国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终于宣告“基本结束”。
5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展神速:目前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项目1028个,“非遗”传承人1044位。这次普查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6万多件,“非遗”资源总量近56万项。
与国家级“非遗”数量暴增相对应的,是大量的“非遗”正在消失。文化部部长蔡武11月26日说,“非遗”的传承链条正在中断:六十年间传统剧种损失了三分之一;消失的舞蹈类遗产超过二十多年前时统计总量的三成,其中河北、山西两省近三分之二的传统舞蹈失传。
韩国在40年前就启动了“非遗”的认定和保护工作,迄今不过认定113项国家级“非遗”。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韩国还在与中国争夺端午节的“申遗”。韩国的“启动早、‘非遗’少”曾引发了包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在内的众多专家担忧——中国真有那么多“非遗”吗?
冯骥才指出“非遗申报往往和政绩或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政绩和利益成为驱动力”,食品类“非遗”项目不宜过多,如果都这样搞,“非遗保护名录最后就成食品大全了”。
11月12日,在澳门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遗产论坛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表达了和冯骥才一样的担忧,他还批评“非遗”申报中的造假和逐利行为——
地方官员成了传承人
我国启动“非遗”保护已经5年多了,在评选名录、公布文化传承人、认定文化试验保护区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国内外都有好的反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多的意见,就是“重申报轻保护”,有些项目正在消失。
我问过专家委员会戏剧组的组长王安葵,现在上了名录的地方戏,十年以后会怎么样?他说十年以后得砍掉一半,得消失一半。我觉得他的意见太对了,非物质文化的总的趋势,是逐渐地消失。
有的“非遗”项目存在着争议。比如,北京上了一个酒,这个酒是从山西运过来的,到北京灌瓶后再重新包装,你说这种“非遗”是不是存在水分?再比如,浙江有一个“开洋节”,是渔民出海打鱼的一个活动。类似的活动确实有,但是没有形成节,我们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原来我们没这个节”。但是现在却上了名录了,这不就错了吗?类似的情况相当多。我感觉他们有点把非物质文化搞成政绩的趋势。
还有传承人的问题。有特殊的技能的“非遗”项目是有传承人的,而且关键是得有活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是拔尖的、有威信的、公认的。贵州丹寨造纸文化传承人的称号本应该给一位老造纸能手,但却让一位商家弄去了。内蒙古报了一个“勒勒车”,当地真正会做这个车的老人没上,结果地方官员自己成了传承人了。北京有一个鹤年堂,是很有名的中药店。要它报传承人,本来有几个制药的工人应该上的,但是这个鹤年堂包给私人了,董事长非要上不可,当地的政府还不错,就不给他上。要知道,对“非遗”传承人,国家一年给8000块钱。传承人得是真正的传承人,另外同行要服你。我问澳门申报醉龙的,我说你有传承人吗?他说有啊。我说你报谁啊?他说我报一个11岁的。我说可能吗?
比如凉茶,讨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项,连名字都没有,可结果还是上了名录了。上了你就慎重点,可他不,他还要求谁要做凉茶,先交给他60万,这就形成垄断了。你看后遗症多大,太可怕了。有媒体报道说,某个凉茶上了“非遗”名录之后,利润增长了一百倍。你说有用没有用?企业的门口如果挂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子,马上日子就好过了。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黑暗传》有政治问题?
行政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对“非遗”保护的干预很严重。专家们讨论完了,要由部里的领导们定,这个定的过程就会存在一定的不透明性。有的项目其实不符合条件,但照样上了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文化部下属负责“非遗”保护的一个机构。有一次我们到浙江象山县考察一个项目,包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丙安在内,还有文化部非遗司的负责人、浙江省管非遗的领导,同去的专家都认可了,但是有人就是说不行,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人重新考察。
我们的“非遗”保护有禁区。宗教信仰领域就是个禁区,比如说庙会。我国民间信仰极其丰富,为世界各国之最。如汉族的风水、石敢当、民间神衹祇、各民族的巫师、北方的萨满及其宗教活动。一提及这些民间信仰,就涉及“宗教迷信”,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敬而远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纳入保护范围,缺乏科学的保护措施,但是民间文化总是与民间信仰交结在一起的。民族文字,多数为巫师所掌握,畲族的“祖图”是杰出的民族文物,至于汉族家庭供奉的祖先影像也是家庭瑰宝,现在却当废品推向旧货市场。
再比如湖北的《黑暗传》,是民间诗歌唱本,被称为“汉族首部创世史诗”,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专家组都同意把它列入名录。但是个别部门的个别人不同意,他们对文化部的领导咬耳朵,说《黑暗传》有政治问题,宣扬迷信。远古的传说能有什么政治问题?能有什么迷信?跟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祖先画、皮影成批往外国运
按照规定,“非遗”的传承人一年可以得到8000元补助,有的地方就没有落实这个资金,把钱挪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的地方克扣传承人的钱,自己截留一部分。有的地方真的很穷,能扣一点是一点。
老百姓呢,和自己有关系的就有兴趣。甘肃的皮影很有名,上了名录之后,当地经济马上就活跃起来了。还有比如荷包,上了名录之后发现可以卖钱,生活因此改善了。但是多数地方老百姓还没有感觉到“非遗”跟自己的利益怎么相关,所以不是很积极。
当然,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社会变化更大,“非遗”的破坏比咱们也要快一点。中国的农村不发达,社会相对落后,“非遗”反而相对保存得多一点。但是,正因为咱们比较落后,在这方面的认识还跟不上。你看欧洲的小国家,哪个乡村没有博物馆?!
中国的“非遗”正有外流的危险,所以我一直呼吁要有“非物质文化保护法”。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高碑店三大市场,那里的家具都是用集装箱往外国运,全是外国人买走的。祖先画、皮影,也都是成批地往外国运。有个韩国人说,将来你们中国人要研究这个得到我们国家去,他就有这么狂!但事实也真是这样。在中国谁买呢?没人。县里没有钱,省里不重视,中央没这机构。成都博物院去年买了两批东西,第一批是25万件皮影,花了1000万,马上要建一个皮影博物馆;第二批11000张庙画,花了800万。他们也没有钱,但他们可以想办法要到钱。
5年前,我见到一个人卖北京老字号“六必居”的文书、账本和地契,我让他送到“六必居”公司去。结果这个公司怎么对待他?他们说:“我奖励你一千块钱,再给你十瓶酱菜,东西我一件都不要。”就这样打发走了。我让他把东西留在我这里,过了半年,我又让我的一个学生把这些送到“六必居”去,结果又让人给崩回来了。他们说:“你这个骗子来哄我们钱,滚蛋。”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过了3年,“六必居”的经理换了,这是个明白人,他找到我,向我道歉,说要那些东西,也搞个博物馆。我后来全给他了,他高兴死了。
现在能上“非遗”名录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以及不能传承的,如票号、文面、文身、马帮、锔匠等等,往往处于非物质文化名录之外,没有成为保护的内容,但是却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要保护那些即将消失的。主要是文字记录、拍摄录像和搜集实物,做好“记录工程”。像同仁堂、全聚德这样的,无论你保护还是不保护,它照样活得很好,但是有些就不行。
“非遗”这种事能“以后再说”吗?民族语言文字本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但除水书外,其它民族文字没被列入保护范围之内,比较公认的有藏文、蒙古文、满文、傣文、维文、哈萨克族文,比较罕见的有东巴文、摩梭文、耳苏文、纳木依文、普米文、女书等,它们多数是象形文字系统,与氐羌后裔民族有关,是中国汉字传统范围,几千年至今未断,说明上述民族文字很重要,该不该保护?有的人认为这些文字“比较难,等等看”。五年前对东巴教还可以记录,因为老东巴还在,现在老东巴已驾鹤西去,今天你只能记录变态的东巴教了,这是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