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蒙的真面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30 22:03:00
作者：胡胜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11-30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30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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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德国举办的第26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一百五十多位中国作家倾巢出动、组团前往。其中有两名王姓作家，互相辉映，尤其引人瞠目：一个是以写“纵做鬼，也幸福”词出名的王兆山;另一个是王蒙。王蒙在演讲时，向外国人忽悠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这番话传回中国，饱受讥评。后来王蒙见状，乃辩解说，他所谓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云。
对于王蒙的这个“补充说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一文，有这样的批评：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最好’。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这从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正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从上面的评论看，显然肖先生认为王蒙是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了。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看到肖先生全文如此铺张，我觉得他实在有点枉抛心力。因为在“王蒙为何乐做‘唱盛党’?”的问题上，我们只要翻点历史资料，便可以求得答案、便可以轻而易举得出结论。试看一九九五年一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月泥泞》一书，其中收有王蒙《本命年?》一文，这样写到：
“王蒙老矣，尚能饭也酒也，能吟咏也，能哭能笑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乃是我的写照。至于发愤忘食，没有我的事情。第一、不愤，改革开放，歌舞升平，能写能走，不惧跳梁，何愤之有哉?第二、忘食更是没有的事。民以食为天，吃都没有兴趣，这人的世界观还有救吗?”(页九十二)
看到了吧?王蒙根本就是一“歌德派”、根本就是一个“唱盛党”。他认为改革开放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所以一点愤都没有，不但一点愤都没有，且要对“歌舞升平”加以“吟咏”，并且“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这才是他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王蒙骨子里就是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倡优式的“文学侍从”，所以，他的任何“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的言行、他的将“浮肿”当作“肥胖”的论调，实在均无足怪，——不论他所谓的“最好”究竟指什么，也不论他发言的时间是A、还是B。今之问王蒙何以是“唱盛党”者，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位作家了。因此，我特别翻出这段历史资料，以泄其底，大家千万别看错了人!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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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王蒙：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么？
2009-10-20 香港文汇报 宕子
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十八日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19日)
作为文学的“铁杆粉丝”，笔者自然也希望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不断地涌现出足以生成世界性影响的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然而，就当下中国文学的现状来说，笔者却无法像王蒙那样乐观。甚至，笔者认为与王蒙所说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学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差的时期。
王蒙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所依据的却是两条滑稽可笑的非文学的标准：其一是文学刊物或文学出版物的数量之多，换言之，也是就中国作家每年所发表的文学作品之多；其二是像胡适等以前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成了“香饽饽”。遗憾的是，二者仅仅只是对当下中国文学市场特征的描绘，最多也只不过可以得出中国的文学市场处在最好时期的结论。可文学市场的繁荣却并不等于文学本身的繁荣。
要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不但必须将中国当下的文学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文学进行纵向比较，而且必须将之与当下世界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学进行横向比较。中国文学有过辉煌灿烂的过去，就作质量量而言，且不说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近十年来的作品与改革开放初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相比，恐怕都远远不及；而横向地比较，中国当下的文学也乏善可陈。难道仅仅凭数量之多就能界定某一时期或某一作家的文学成就么？俗话说，“牛屎多了不肥田”，既然如此，王蒙凭什么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呢？当然，王蒙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是，只要稍有一点文学常识、自知之明与羞耻之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绝伦的结论的。
与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文学是人类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及批判性地介入世界的努力或方式之一种。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一定程度上，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每一位作家，不管他或她对过去的事件或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好，还是其文学创作也好，都是为了应对和诠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对他和他的时代有意义的世界。中国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之不成器，恰恰即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维度，并且与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严重脱节。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衰落即表现在“意义的缺失”，或作家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能力的缺失或被剥夺，而其在“量”上的繁荣其实是一种替代性的、遮蔽世界之本真的、伪造的、虚假的“伪意义”的繁荣，而正是这种“文学的稗草”侵占和压缩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国当下的文学界异化成了一个众声喧哗却又万马齐喑的“文学的地狱”。
或许，王蒙并非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之所在，只是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一员，爱屋及乌，甚至敝帚自珍，不忍以任何负面的言词加之于其上。然而，作为一个有见识、有担当的作家，不顾事实且没有原则地对中国当下的文学予以如此之高的评价，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成就比较高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尤是如此见识，如此眼界，如此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也就难怪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成器了。
宕子曰：当代文学最繁荣，文坛花开处处红。可惜画虎皆类犬，雕龙不成是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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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德国举办的第26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一百五十多位中国作家倾巢出动、组团前往。其中有两名王姓作家，互相辉映，尤其引人瞠目：一个是以写“纵做鬼，也幸福”词出名的王兆山;另一个是王蒙。王蒙在演讲时，向外国人忽悠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这番话传回中国，饱受讥评。后来王蒙见状，乃辩解说，他所谓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云。
对于王蒙的这个“补充说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一文，有这样的批评：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最好’。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这从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正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从上面的评论看，显然肖先生认为王蒙是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了。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看到肖先生全文如此铺张，我觉得他实在有点枉抛心力。因为在“王蒙为何乐做‘唱盛党’?”的问题上，我们只要翻点历史资料，便可以求得答案、便可以轻而易举得出结论。试看一九九五年一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月泥泞》一书，其中收有王蒙《本命年?》一文，这样写到：
“王蒙老矣，尚能饭也酒也，能吟咏也，能哭能笑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乃是我的写照。至于发愤忘食，没有我的事情。第一、不愤，改革开放，歌舞升平，能写能走，不惧跳梁，何愤之有哉?第二、忘食更是没有的事。民以食为天，吃都没有兴趣，这人的世界观还有救吗?”(页九十二)
看到了吧?王蒙根本就是一“歌德派”、根本就是一个“唱盛党”。他认为改革开放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所以一点愤都没有，不但一点愤都没有，且要对“歌舞升平”加以“吟咏”，并且“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这才是他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王蒙骨子里就是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倡优式的“文学侍从”，所以，他的任何“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的言行、他的将“浮肿”当作“肥胖”的论调，实在均无足怪，——不论他所谓的“最好”究竟指什么，也不论他发言的时间是A、还是B。今之问王蒙何以是“唱盛党”者，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位作家了。因此，我特别翻出这段历史资料，以泄其底，大家千万别看错了人!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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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王蒙：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么？
2009-10-20 香港文汇报 宕子
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十八日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19日)
作为文学的“铁杆粉丝”，笔者自然也希望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不断地涌现出足以生成世界性影响的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然而，就当下中国文学的现状来说，笔者却无法像王蒙那样乐观。甚至，笔者认为与王蒙所说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学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差的时期。
王蒙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所依据的却是两条滑稽可笑的非文学的标准：其一是文学刊物或文学出版物的数量之多，换言之，也是就中国作家每年所发表的文学作品之多；其二是像胡适等以前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成了“香饽饽”。遗憾的是，二者仅仅只是对当下中国文学市场特征的描绘，最多也只不过可以得出中国的文学市场处在最好时期的结论。可文学市场的繁荣却并不等于文学本身的繁荣。
要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不但必须将中国当下的文学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文学进行纵向比较，而且必须将之与当下世界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学进行横向比较。中国文学有过辉煌灿烂的过去，就作质量量而言，且不说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近十年来的作品与改革开放初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相比，恐怕都远远不及；而横向地比较，中国当下的文学也乏善可陈。难道仅仅凭数量之多就能界定某一时期或某一作家的文学成就么？俗话说，“牛屎多了不肥田”，既然如此，王蒙凭什么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呢？当然，王蒙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是，只要稍有一点文学常识、自知之明与羞耻之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绝伦的结论的。
与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文学是人类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及批判性地介入世界的努力或方式之一种。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一定程度上，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每一位作家，不管他或她对过去的事件或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好，还是其文学创作也好，都是为了应对和诠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对他和他的时代有意义的世界。中国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之不成器，恰恰即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维度，并且与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严重脱节。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衰落即表现在“意义的缺失”，或作家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能力的缺失或被剥夺，而其在“量”上的繁荣其实是一种替代性的、遮蔽世界之本真的、伪造的、虚假的“伪意义”的繁荣，而正是这种“文学的稗草”侵占和压缩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国当下的文学界异化成了一个众声喧哗却又万马齐喑的“文学的地狱”。
或许，王蒙并非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之所在，只是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一员，爱屋及乌，甚至敝帚自珍，不忍以任何负面的言词加之于其上。然而，作为一个有见识、有担当的作家，不顾事实且没有原则地对中国当下的文学予以如此之高的评价，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成就比较高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尤是如此见识，如此眼界，如此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也就难怪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成器了。
宕子曰：当代文学最繁荣，文坛花开处处红。可惜画虎皆类犬，雕龙不成是雕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