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主讲人：王义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19:04:10
什么是好老师？好老师的概念五花八门。我做过学生，当过研究生，当过教师，当过研究生导师，我现在还是一个科研人员，有具体研究项目，又长期从事教学、科研管理，从我这样一个身份来看，好老师并没有严格标准。教师这个职业，确实是世界上最光荣的职业。因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我们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怎样使人成为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与此同时，我们又从事着一个非常艰苦的事业，我们面对的人是最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心灵，各种各样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对同一事情的看法不一。我们需要把非常不同的人教育成有用之才，因此教育既复杂也极具挑战性。但是我觉得做教师也非常幸运，我今年75岁了，依然不觉得自己老。活在年轻人堆里就有一点自己跟大家一样的感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科学发展十分迅速，我现在除了一些基本概念外，绝大多数知识都是通过学习科学文献获得的。我刚刚出了一本书，600多页，是关于我们那方面专业的书。我写后记、跋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永远写不完。因为当我写到后面的时候，发现前面几章的内容就要修改，有些地方已经不准确了，需要更正；有些事实需要用新的事实来补充。这样，就会不断地写下去，永远 不能结束。这种日日新的感觉也使人年青。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需要永远保持他的学术生命力。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当研究生，看到苏联的报纸上有关于教学和科研是否矛盾的讨论。当时许多学术泰斗发表了文章，他们说，一个科学家如果仅仅做研究，不搞教学，学术生命就会很快停止；但因为我们从事着教学，使得我们的学术生命力可以不断延续。科学不断的发展，作为一个老师能跟上科学不断发展的步伐，就是因为我有学生，学生在不断推动着我。一个人哪怕他天天看科学文献，他的思路也很有限的；只有年轻人不断向他挑战，不断提出新问题，他才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自己比较年轻就是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考虑问题，我觉得考虑这些问题就是给自己提出挑战。思想是活跃的，思想是年轻的，整个身体就年轻。
我1954年毕业以后，头一年当了俄文翻译。55年就开始当助教、带实验，然后讲课，讲我老师的那门课-《应用光学》。上课时我经常感到困惑，我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看参考书，尽可能地希望把我知道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为我们是物理课程，经常需要推导公式：学生说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就希望让学生不要有那么多问题，能够在课堂上都弄懂。那时我一礼拜讲四节课，我把全部一礼拜的时间都花进去备课了。一个钟头的课我备二十多个钟头。一堂课下来以后，因为比较紧张，想起有两段内容次序颠倒了，就非常懊恼；如果还有一段话没讲，就觉得学生缺了这段知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所谓备课、所谓当教师是一点概念没有。我当时所谓当教师，就是怎么当好一个字典，我实际上起这个作用。这个字、这段话应该怎么解释，为什么等等，非常严格地解释完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我当时完全把教学看作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培养人。
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就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我想，这就是要学会做人做事。我最欣赏康德关于教育的一句话：教育就是把人培养成为人。这个人，当然是一个大写的人，社会的人，这个人在社会上能够生存，能够发展。我想如果从定义上来看，教育就是上一代人帮助下一代人，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生存、延续，不断延续发展下去，下一代人应该比上一代人活得更美好。人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人，一定要会做事，能为社会做出一定的有意义的贡献。他做事就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每种职业有自己的方法，这样就需要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从法律上讲，他要能够享受权利并尽义务，才能够做人。在教育上，我所教的是面对一个人，这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有按照自己性格发展的权利，教育要让他获得能够自由发展的能力和意志。
教育环境与中国社会的创新
现在大家都讲国家如何能够创新。我有一种想法，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中国社会要创新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每一个人的潜在能力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发挥出来，这个社会必然是个很有创新能力的社会。我在想，现在社会上老怪高等学校培养不出创新的人才，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这都是一种非常肤浅，而且不大科学的说法。我觉得我们学校给人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我们培养的人才到了美国，大部分学生，他们在科研上表现出来很有创造性，并不比美国人差多少。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乏相应的环境，这也是与美国最大的差距所在。我们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不是科学的前端问题，而是后面的、技术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环境决定的，我们的整个环境更需要让你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前面的问题是提不出来的。
在学术界，我们非常缺少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举个例子，有一个新的现代物理领域叫做激光冷却原子。80年代初，当时这个领域刚刚开始开发，我们中国一位科学家提出一种看法，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我要证明他不对很不容易，两三年里，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后来我请研究生研究了半年，从数学上证明这个问题，证明出来证实了我的意见。物理上面按照这个想法达到不了原子冷却的目的。我跟这个研究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并投了所有中国的科学刊物，但是都被拒刊登。理由是这篇文章有牵涉到你和别人的争论，你们这些问题是不是私了，不要登载在刊物上。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有不同意见，怎么是私了呢？不是公了私了的问题。科学确实这样：只有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大家所有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新思想、创新的想法才能出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不仅仅是学术剽窃的问题，没有一种自由的学术环境，创新就永远成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五四时期郭沫若、鲁迅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出来？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环境，那时鲁迅骂人骂多了，有人要反驳，骂人要反驳实际是争论，只要这里面不牵涉到人身攻击，都是思想的碰撞，这种思想的碰撞就能产生火花。我们北大有这个作风，蔡元培做校长时，黄侃是主张古文的，而且对古文考证非常有成就；但钱玄同是个非常激烈的左派，提倡白话文，把古文说得一塌糊涂。黄侃上课，在课堂上面大骂钱玄同；钱玄同在课堂上面也大骂黄凯。我觉得这很好，学术上完全对立但不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气氛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中国大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那个短暂的十几二十年中，有过一个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我们现在所谓大师级的人物，大部分就产生于那个时期，在这样的气氛里面使得人能够充分自由的发展。
我们教育实际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做人，另外一个则具有工具性，就是做事。现在当老师，主要就是教学工作，包括课堂、实习......一个学校存在很重要的是依靠这样的教学环境。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和教育，绝对不仅仅是靠学校，而是靠整个社会环境。我就特别强调学校整体环境的作用。1988年，我在意大利参加一个我的专业的国际会议。那年是意大利Bologna大学成立900周年， Bologna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该校召开庆祝大会，在中国请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北京大学，它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另外一所就是1987年刚成立的一所新大学，广东的五邑大学，它是中国当时最新的大学。我就代表北大参加了，那会议开得很隆重，还签订了大学宣言。我代表北京大学在上面签了字，当时我还非常有顾虑，为什么非常有顾虑呢？这个大学宣言第二条说：大学一定要独立于政府。我们中国大学是服务于政治的。那个Bologna大学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大家来学。这大学是一个大家共同来学习研讨，自由交流思想，交流学问的场所。
我记得90年代后期，我们北大学生（特别是一些信息学院的学生），提出无校园的大学，就是网络大学或虚拟大学。我说，大学不可能没有校园。如果没有校园，没有这些人团聚在一起并互相交流，光从网上得到一些知识是不可能激发你的思想的，这个思想就是靠互相碰撞导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前院长叫做Rosovsky，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哈佛大学学生从互相之间学到的知识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说他并不为这句话脸红，因为这句话并不是说哈佛大学的教授水平不高，而是哈佛大学有一群非常好学的学子，他们在一起互相学习。
他们当时提出两个口号都被我反对掉，另一个口号是：把我们培养成为百科全书类的人物。我就跟学生说，百科全书类的人是最没有用的人，到哪里人家都不要。为什么呢？我说现在是网络社会，百科全书就在面前，我按几个按键，我不知道的东西都知道，要你干吗？你是活的人，活的人就能够提出问题，能解决问题，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解决。
素质教育再论
我们教学活动要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现在我们在提倡素质教育，这是教育部提倡的。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能不能教育，我有点怀疑。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他有什么素质啊？素质本来就建立在知识能力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误会，很多人谈到的所谓素质，实际不是素质，而是人的行为背后的一种动因，是一种道德，或是一种态度。我记得1995年我们受美国的美中教育交流协会的邀请，一个是我，一个闵书记（当时是我的助手），另外一位是史守旭，就是现在深圳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我们三个到美国去考察。所谓考察就是讨论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什么地方？与美国人讨论。他们说，20世纪我们强调的是知识和能力，而下一步我们应该非常强调“attitude”，即“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就会有一种团队精神。美国人还表扬中国学生有团队精神，说美国学生比较自由散漫，没有责任心，缺乏团队精神。他们说中国学生数学学得特别好，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用团队来学数学。他们说，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出一道题，让学生回去自己做。中国学生一看，往往三五个人都留下来讨论讨论。你有这个办法，我有那个办法，一讨论以后，原来解答这题有三四种办法，所以思想比较开阔，中国人就比较聪明。相反美国学生就比较笨，一个人吭哧吭哧地想。有些还做不出来，第二天交白卷。他们说，我们现在推广你们中国人学数学的方法，就是团队学习方法。但是团队学习就要互相尊重，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态度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所谓的素质的问题实际是态度问题。
我记得有位很有名的科学家王大珩先生曾经说过：态度是决定一切的。你有好态度你就能够好好地去学习。这个态度是无形的，而知识能力这些东西是有形的，这些有形的东西变成了内在的无形东西，就是所谓素质，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首先是要有健全的身体，然后要有好的态度。好的态度反映了健全的心理和对人的尊重、对事业的尊重。我记得在当教务长及当副校长这段时间，我曾经非常努力想构建学校的交叉学科体系，比如信息科学中心、管理科学中心、石油天然气中心等等。在这个中心里面，怎么能把不同学科的老师组织起来，相互尊重是关键所在。在搞石油天然气中心的时候，有学地质的，也有学物理的，学地质的人用一种显微镜，一直叫偏光显微镜，学物理的人认为光是不可能偏的，应该叫偏振显微镜，认为人家基本概念模糊，于是相互看不起。这就是对不同学科的人没有尊重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交叉学科就很难建立起来。
包容精神是交叉学科能交叉起来的前提，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做不出来，就是缺乏这种合作的态度。人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大家我和你都是一样的，我有这个优点你也有这个优点，我有这个缺点你也有这个缺点，那我们两个何必要合作呢，合作的功效就是互补嘛，我有这个优点我也有那个方面缺点，你呢，没有我这方面优点，但是有另外方面的优点，所以两个人的优点由此互补，这是要合作最基本的原因。这话谁都懂，但具体做的时候，你要放下这个架子来就非常不容易。我两次碰到出租汽车司机，到校门口就说，现在大学生素质最低。北京什么地方交通最不好呢，清华门口、北大门口、师大门口、人大门口，这些地方，交通没有好的。这可是北京的四大名校，但我想这反映一个问题，大学生动道理，但素质不一定很好，不会尊重人，不遵守规矩。我们需要将道理内化为素质，所谓“融化在血液中”。
教无定法
下面我就讲讲“教无定法”。北大名师有很多形象，下面列举若干：
以动听的语言、动人的故事和情节引人入胜； 以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而吸引学生； 以深入浅出、对学生体贴入微而使人信服； 以诙谐的词语、洒脱的风度使学生倾倒； 以严密的逻辑、确凿的实证而令人神往； 以博采众长、深刻见地，使学生回味无穷； 与学生会心交流，在问答争论中使他们掌握课程； 以朦胧的意境、疑惑的口吻给学生留有充分的探索空间； 以其高屋建瓴、天马行空的气概让学生领略科学之无涯； 当场使学生似在云里雾里，课后阅读资料，大彻大悟。
北大的好老师的教学风格确实是五花八门。我记得我刚当教务长的时候，第一个请教朱德熙先生（前北大副校长，语言学家）关于教学的问题。朱先生说，大学的教师只要有学问就能讲好课，用不着讲教学方法。后来的例子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我刚当教务长时，和中文系老师谈到他们的教学大纲。有老师说哪有什么教学大纲，解放前好多老师讲课就是一盒香烟，香烟盒上面就是他的教学大纲。他还举例说一位讲唐诗最好的老师，一个学期就讲一两位诗人的几首诗，讲的头头是道。他把这诗人的时代背景，他的生活，诗的意境、用词，如何做诗，如何欣赏诗词歌令等等通通讲出来了。
当老师首先不是教（当然要让学生听懂），而是让学生发问，让学生自己来弄懂。1993年，化学系63级毕业的学生回校。在庆祝他们毕业30周年的饭局上，我就问：你们在学校6年（因为当时北大理科是6年制），离开学校30年，你们现在回忆感觉哪个老师课上得最好？记得最牢的是哪一门课？他们就互相交头接耳一下，说是黄子卿先生。我说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他们哈哈一笑，我说你们笑什么？他们说，我们上他的《物理化学》，从来没有听懂过他的课。原来黄先生虽然是中科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化学家，学问很好，书写得很好，讲义也很清楚，但口才不好，讲课条理性不好，听他课比较吃力。大家基本都听不懂，所以都看他的讲义和书，把这些概念通过自己脑子自学，自己构建起来，结果学得非常牢。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这是建立在学生好学的基础上的。教案写得完美无缺，学生听完没有问题，教学效果不一定就好。好的老师要想办法让学生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再比如杨振宁到美国留学，一开始跟着一个搞实验物理的导师Tailor。Tailor每天给学生提问，但是他十个问题九个是错的。科学家如果每天能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来就非常了不起，这个问题的解决能使科学大大向前推动。我记得前几天听说我们北大有一位老师，他就把自己做不出来的题目统统交给研究生，就是作为研究生的习题，他从这里得到很多东西，他做不出来研究生也做不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他觉得这样很坦然。
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常重要
我是学物理的，一定要把概念弄得非常严格、准确。现在，一些青年教师不太抠概念，一些年轻人做学术报告，用概念的时候也不够严密、准确，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讲讲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清华物理系，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一大批教师学生一块从清华转到北大，合并到北大。我们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都是中学的尖子生，所以到清华学物理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当时系主任是王竹溪先生，他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的。他要给我们这些中学生来个下马威。学普通物理这门课，一个多月就来个考试，我觉得考试题目很容易啊，结果得了37分，我还是比较高，有人得了20几分，最高的得了六七十分。他考的题目看起来非常容易，一个人绕着操场跑了一圈400米，最后花了多少时间，算平均速度多少，我说这很容易啊，四百米除上几十秒，每秒多少米，后来全错，因为速度是个矢量，转一圈回到起点，平均速度是零。老师就告诉我们那些概念非常重要，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样的环境用都不能错。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叫王义遒(qiu)。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王义you，把我的“遒”读成“you”，我也一直这样念。后来我到清华，系主任王竹溪先生见我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王义you。王先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物理学家，而且文字功底非常好，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编过字典-汉语字典。他说你那字不念“you”,我说是啊，是不念“you”念“qiu”。他要我改过来，让大家都叫我王义遒（qiu），我觉得这是小事一桩，没有照他的意见办，也很难办，大家都习惯了。后来1961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到北大当教师，王先生当时是北大副校长，分管理科。他说我在苏联的工作做得不错，要我把论文给他看一看。我就把论文给他，他说你现在怎么还叫王义you啊？我说王义you就王义you吧，他说不行，当大学老师名字都念错了，要改正过来。他就让我们系主任乘一次开全系教师大会时把这件事提出来，这以后，大家才把我的名字叫对了。西南联大几千人，那么艰苦的条件，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数不清的大师级人物，与那个时候的人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
物理教学大部分都带有工具性，但我们人需要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这就是说任何时候，人文不是外加的东西，而是课程的内涵所在。教学工作一定要对学生有感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你做科学研究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做技术性东西，激发这种创造性的根源正是人文精神。两弹一星时代的科学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诚，他们抱有坚定的信念：中国一定要有原子弹、氢弹！这种动力恰恰是人文精神所在。
是不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也是人文因素。现在那么多假冒伪劣品、剽窃，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搞这个？就是一些人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希望获得社会地位、名誉。这些都属于人文方面的问题。还有现在大家讲科研与教学互相冲突的问题，为什么冲突呢，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科研是单纯技术的，是一个任务或项目，开发性质的。真正的科研有人文精神因素，与教学绝对是互相促进的，你要把问题讲好，讲到学生能够很有体会，你必须自己对这个问题有全方位的非常透彻的理解才能做到。这里也有人文精神。
今天就讲这么多，我希望大家安心在教师岗位，做个出色的老师，谢谢大家了！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需要永远保持他的学术生命力。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当研究生，看到苏联的报纸上有关于教学和科研是否矛盾的讨论。当时许多学术泰斗发表了文章，他们说，一个科学家如果仅仅做研究，不搞教学，学术生命就会很快停止；但因为我们从事着教学，使得我们的学术生命力可以不断延续。科学不断的发展，作为一个老师能跟上科学不断发展的步伐，就是因为我有学生，学生在不断推动着我。一个人哪怕他天天看科学文献，他的思路也很有限的；只有年轻人不断向他挑战，不断提出新问题，他才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自己比较年轻就是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考虑问题，我觉得考虑这些问题就是给自己提出挑战。思想是活跃的，思想是年轻的，整个身体就年轻。
我1954年毕业以后，头一年当了俄文翻译。55年就开始当助教、带实验，然后讲课，讲我老师的那门课-《应用光学》。上课时我经常感到困惑，我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看参考书，尽可能地希望把我知道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为我们是物理课程，经常需要推导公式：学生说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就希望让学生不要有那么多问题，能够在课堂上都弄懂。那时我一礼拜讲四节课，我把全部一礼拜的时间都花进去备课了。一个钟头的课我备二十多个钟头。一堂课下来以后，因为比较紧张，想起有两段内容次序颠倒了，就非常懊恼；如果还有一段话没讲，就觉得学生缺了这段知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所谓备课、所谓当教师是一点概念没有。我当时所谓当教师，就是怎么当好一个字典，我实际上起这个作用。这个字、这段话应该怎么解释，为什么等等，非常严格地解释完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我当时完全把教学看作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培养人。
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就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我想，这就是要学会做人做事。我最欣赏康德关于教育的一句话：教育就是把人培养成为人。这个人，当然是一个大写的人，社会的人，这个人在社会上能够生存，能够发展。我想如果从定义上来看，教育就是上一代人帮助下一代人，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生存、延续，不断延续发展下去，下一代人应该比上一代人活得更美好。人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人，一定要会做事，能为社会做出一定的有意义的贡献。他做事就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每种职业有自己的方法，这样就需要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从法律上讲，他要能够享受权利并尽义务，才能够做人。在教育上，我所教的是面对一个人，这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有按照自己性格发展的权利，教育要让他获得能够自由发展的能力和意志。
教育环境与中国社会的创新
现在大家都讲国家如何能够创新。我有一种想法，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中国社会要创新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每一个人的潜在能力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发挥出来，这个社会必然是个很有创新能力的社会。我在想，现在社会上老怪高等学校培养不出创新的人才，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这都是一种非常肤浅，而且不大科学的说法。我觉得我们学校给人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我们培养的人才到了美国，大部分学生，他们在科研上表现出来很有创造性，并不比美国人差多少。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乏相应的环境，这也是与美国最大的差距所在。我们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不是科学的前端问题，而是后面的、技术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环境决定的，我们的整个环境更需要让你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前面的问题是提不出来的。
在学术界，我们非常缺少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举个例子，有一个新的现代物理领域叫做激光冷却原子。80年代初，当时这个领域刚刚开始开发，我们中国一位科学家提出一种看法，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我要证明他不对很不容易，两三年里，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后来我请研究生研究了半年，从数学上证明这个问题，证明出来证实了我的意见。物理上面按照这个想法达到不了原子冷却的目的。我跟这个研究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并投了所有中国的科学刊物，但是都被拒刊登。理由是这篇文章有牵涉到你和别人的争论，你们这些问题是不是私了，不要登载在刊物上。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有不同意见，怎么是私了呢？不是公了私了的问题。科学确实这样：只有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大家所有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新思想、创新的想法才能出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不仅仅是学术剽窃的问题，没有一种自由的学术环境，创新就永远成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五四时期郭沫若、鲁迅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出来？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环境，那时鲁迅骂人骂多了，有人要反驳，骂人要反驳实际是争论，只要这里面不牵涉到人身攻击，都是思想的碰撞，这种思想的碰撞就能产生火花。我们北大有这个作风，蔡元培做校长时，黄侃是主张古文的，而且对古文考证非常有成就；但钱玄同是个非常激烈的左派，提倡白话文，把古文说得一塌糊涂。黄侃上课，在课堂上面大骂钱玄同；钱玄同在课堂上面也大骂黄凯。我觉得这很好，学术上完全对立但不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气氛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中国大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那个短暂的十几二十年中，有过一个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我们现在所谓大师级的人物，大部分就产生于那个时期，在这样的气氛里面使得人能够充分自由的发展。
我们教育实际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做人，另外一个则具有工具性，就是做事。现在当老师，主要就是教学工作，包括课堂、实习......一个学校存在很重要的是依靠这样的教学环境。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和教育，绝对不仅仅是靠学校，而是靠整个社会环境。我就特别强调学校整体环境的作用。1988年，我在意大利参加一个我的专业的国际会议。那年是意大利Bologna大学成立900周年， Bologna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该校召开庆祝大会，在中国请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北京大学，它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另外一所就是1987年刚成立的一所新大学，广东的五邑大学，它是中国当时最新的大学。我就代表北大参加了，那会议开得很隆重，还签订了大学宣言。我代表北京大学在上面签了字，当时我还非常有顾虑，为什么非常有顾虑呢？这个大学宣言第二条说：大学一定要独立于政府。我们中国大学是服务于政治的。那个Bologna大学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大家来学。这大学是一个大家共同来学习研讨，自由交流思想，交流学问的场所。
我记得90年代后期，我们北大学生（特别是一些信息学院的学生），提出无校园的大学，就是网络大学或虚拟大学。我说，大学不可能没有校园。如果没有校园，没有这些人团聚在一起并互相交流，光从网上得到一些知识是不可能激发你的思想的，这个思想就是靠互相碰撞导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前院长叫做Rosovsky，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哈佛大学学生从互相之间学到的知识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说他并不为这句话脸红，因为这句话并不是说哈佛大学的教授水平不高，而是哈佛大学有一群非常好学的学子，他们在一起互相学习。
他们当时提出两个口号都被我反对掉，另一个口号是：把我们培养成为百科全书类的人物。我就跟学生说，百科全书类的人是最没有用的人，到哪里人家都不要。为什么呢？我说现在是网络社会，百科全书就在面前，我按几个按键，我不知道的东西都知道，要你干吗？你是活的人，活的人就能够提出问题，能解决问题，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解决。
素质教育再论
我们教学活动要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现在我们在提倡素质教育，这是教育部提倡的。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能不能教育，我有点怀疑。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他有什么素质啊？素质本来就建立在知识能力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误会，很多人谈到的所谓素质，实际不是素质，而是人的行为背后的一种动因，是一种道德，或是一种态度。我记得1995年我们受美国的美中教育交流协会的邀请，一个是我，一个闵书记（当时是我的助手），另外一位是史守旭，就是现在深圳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我们三个到美国去考察。所谓考察就是讨论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什么地方？与美国人讨论。他们说，20世纪我们强调的是知识和能力，而下一步我们应该非常强调“attitude”，即“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就会有一种团队精神。美国人还表扬中国学生有团队精神，说美国学生比较自由散漫，没有责任心，缺乏团队精神。他们说中国学生数学学得特别好，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用团队来学数学。他们说，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出一道题，让学生回去自己做。中国学生一看，往往三五个人都留下来讨论讨论。你有这个办法，我有那个办法，一讨论以后，原来解答这题有三四种办法，所以思想比较开阔，中国人就比较聪明。相反美国学生就比较笨，一个人吭哧吭哧地想。有些还做不出来，第二天交白卷。他们说，我们现在推广你们中国人学数学的方法，就是团队学习方法。但是团队学习就要互相尊重，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态度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所谓的素质的问题实际是态度问题。
我记得有位很有名的科学家王大珩先生曾经说过：态度是决定一切的。你有好态度你就能够好好地去学习。这个态度是无形的，而知识能力这些东西是有形的，这些有形的东西变成了内在的无形东西，就是所谓素质，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首先是要有健全的身体，然后要有好的态度。好的态度反映了健全的心理和对人的尊重、对事业的尊重。我记得在当教务长及当副校长这段时间，我曾经非常努力想构建学校的交叉学科体系，比如信息科学中心、管理科学中心、石油天然气中心等等。在这个中心里面，怎么能把不同学科的老师组织起来，相互尊重是关键所在。在搞石油天然气中心的时候，有学地质的，也有学物理的，学地质的人用一种显微镜，一直叫偏光显微镜，学物理的人认为光是不可能偏的，应该叫偏振显微镜，认为人家基本概念模糊，于是相互看不起。这就是对不同学科的人没有尊重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交叉学科就很难建立起来。
包容精神是交叉学科能交叉起来的前提，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做不出来，就是缺乏这种合作的态度。人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大家我和你都是一样的，我有这个优点你也有这个优点，我有这个缺点你也有这个缺点，那我们两个何必要合作呢，合作的功效就是互补嘛，我有这个优点我也有那个方面缺点，你呢，没有我这方面优点，但是有另外方面的优点，所以两个人的优点由此互补，这是要合作最基本的原因。这话谁都懂，但具体做的时候，你要放下这个架子来就非常不容易。我两次碰到出租汽车司机，到校门口就说，现在大学生素质最低。北京什么地方交通最不好呢，清华门口、北大门口、师大门口、人大门口，这些地方，交通没有好的。这可是北京的四大名校，但我想这反映一个问题，大学生动道理，但素质不一定很好，不会尊重人，不遵守规矩。我们需要将道理内化为素质，所谓“融化在血液中”。
教无定法
下面我就讲讲“教无定法”。北大名师有很多形象，下面列举若干：
以动听的语言、动人的故事和情节引人入胜； 以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而吸引学生； 以深入浅出、对学生体贴入微而使人信服； 以诙谐的词语、洒脱的风度使学生倾倒； 以严密的逻辑、确凿的实证而令人神往； 以博采众长、深刻见地，使学生回味无穷； 与学生会心交流，在问答争论中使他们掌握课程； 以朦胧的意境、疑惑的口吻给学生留有充分的探索空间； 以其高屋建瓴、天马行空的气概让学生领略科学之无涯； 当场使学生似在云里雾里，课后阅读资料，大彻大悟。
北大的好老师的教学风格确实是五花八门。我记得我刚当教务长的时候，第一个请教朱德熙先生（前北大副校长，语言学家）关于教学的问题。朱先生说，大学的教师只要有学问就能讲好课，用不着讲教学方法。后来的例子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我刚当教务长时，和中文系老师谈到他们的教学大纲。有老师说哪有什么教学大纲，解放前好多老师讲课就是一盒香烟，香烟盒上面就是他的教学大纲。他还举例说一位讲唐诗最好的老师，一个学期就讲一两位诗人的几首诗，讲的头头是道。他把这诗人的时代背景，他的生活，诗的意境、用词，如何做诗，如何欣赏诗词歌令等等通通讲出来了。
当老师首先不是教（当然要让学生听懂），而是让学生发问，让学生自己来弄懂。1993年，化学系63级毕业的学生回校。在庆祝他们毕业30周年的饭局上，我就问：你们在学校6年（因为当时北大理科是6年制），离开学校30年，你们现在回忆感觉哪个老师课上得最好？记得最牢的是哪一门课？他们就互相交头接耳一下，说是黄子卿先生。我说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他们哈哈一笑，我说你们笑什么？他们说，我们上他的《物理化学》，从来没有听懂过他的课。原来黄先生虽然是中科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化学家，学问很好，书写得很好，讲义也很清楚，但口才不好，讲课条理性不好，听他课比较吃力。大家基本都听不懂，所以都看他的讲义和书，把这些概念通过自己脑子自学，自己构建起来，结果学得非常牢。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这是建立在学生好学的基础上的。教案写得完美无缺，学生听完没有问题，教学效果不一定就好。好的老师要想办法让学生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再比如杨振宁到美国留学，一开始跟着一个搞实验物理的导师Tailor。Tailor每天给学生提问，但是他十个问题九个是错的。科学家如果每天能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来就非常了不起，这个问题的解决能使科学大大向前推动。我记得前几天听说我们北大有一位老师，他就把自己做不出来的题目统统交给研究生，就是作为研究生的习题，他从这里得到很多东西，他做不出来研究生也做不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他觉得这样很坦然。
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常重要
我是学物理的，一定要把概念弄得非常严格、准确。现在，一些青年教师不太抠概念，一些年轻人做学术报告，用概念的时候也不够严密、准确，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讲讲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清华物理系，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一大批教师学生一块从清华转到北大，合并到北大。我们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都是中学的尖子生，所以到清华学物理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当时系主任是王竹溪先生，他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的。他要给我们这些中学生来个下马威。学普通物理这门课，一个多月就来个考试，我觉得考试题目很容易啊，结果得了37分，我还是比较高，有人得了20几分，最高的得了六七十分。他考的题目看起来非常容易，一个人绕着操场跑了一圈400米，最后花了多少时间，算平均速度多少，我说这很容易啊，四百米除上几十秒，每秒多少米，后来全错，因为速度是个矢量，转一圈回到起点，平均速度是零。老师就告诉我们那些概念非常重要，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样的环境用都不能错。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叫王义遒(qiu)。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王义you，把我的“遒”读成“you”，我也一直这样念。后来我到清华，系主任王竹溪先生见我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王义you。王先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物理学家，而且文字功底非常好，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编过字典-汉语字典。他说你那字不念“you”,我说是啊，是不念“you”念“qiu”。他要我改过来，让大家都叫我王义遒（qiu），我觉得这是小事一桩，没有照他的意见办，也很难办，大家都习惯了。后来1961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到北大当教师，王先生当时是北大副校长，分管理科。他说我在苏联的工作做得不错，要我把论文给他看一看。我就把论文给他，他说你现在怎么还叫王义you啊？我说王义you就王义you吧，他说不行，当大学老师名字都念错了，要改正过来。他就让我们系主任乘一次开全系教师大会时把这件事提出来，这以后，大家才把我的名字叫对了。西南联大几千人，那么艰苦的条件，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数不清的大师级人物，与那个时候的人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
物理教学大部分都带有工具性，但我们人需要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这就是说任何时候，人文不是外加的东西，而是课程的内涵所在。教学工作一定要对学生有感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你做科学研究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做技术性东西，激发这种创造性的根源正是人文精神。两弹一星时代的科学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诚，他们抱有坚定的信念：中国一定要有原子弹、氢弹！这种动力恰恰是人文精神所在。
是不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也是人文因素。现在那么多假冒伪劣品、剽窃，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搞这个？就是一些人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希望获得社会地位、名誉。这些都属于人文方面的问题。还有现在大家讲科研与教学互相冲突的问题，为什么冲突呢，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科研是单纯技术的，是一个任务或项目，开发性质的。真正的科研有人文精神因素，与教学绝对是互相促进的，你要把问题讲好，讲到学生能够很有体会，你必须自己对这个问题有全方位的非常透彻的理解才能做到。这里也有人文精神。
今天就讲这么多，我希望大家安心在教师岗位，做个出色的老师，谢谢大家了！